李国华

在鲁迅的文学表达中，凝视是重要的现象，它不仅表现为《野草》中出现的具体语词“凝视”，而且表现为具体的句法、章法和修辞；尤其在杂文中，凝视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可以称为“凝视的政治”的存在。而句法、章法和修辞层面的表现更为内在地指向鲁迅的思维形态和杂文形式的关系，故而从此出发将更好地分析作为启蒙者、国民性论者或革命者的鲁迅是如何思考的，进而也可以更为精确地把握鲁迅的杂文写作及形式。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鲁迅杂文中频繁出现的“也”字句的语法语义出发，逐步剖析“凝视的政治”的具体内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鲁迅杂文的研究。

一

关于鲁迅杂文的句法、章法和修辞的理解，较有影响的相关观点有两种，一种以唐弢为代表，注重鲁迅杂文形式的多样性；一种以李长之为代表，注重鲁迅杂文句法章法的规律性，但二者未注意到“也”字句在鲁迅的杂文写作中的频繁出现。唐弢1938年认为鲁迅杂文形式“没有一篇是重复的”，“句法和章法，都显得多样性，随时变动”，1唐弢：《鲁迅的杂文》，《鲁迅风》第1期，1939年10月11日。该文后收入唐弢《鲁迅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有删改。并在1956年写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中做了一些展开，部分地讨论了章法问题，但并未讨论句法问题。2参见唐弢《鲁迅论集》，第238～260页。与唐弢的观点刚好相反，李长之1935年在《鲁迅批判》中分析了鲁迅杂文中频繁出现的“然而”“但是”“总之”等具有结构篇章作用的虚词，强调“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3李长之：《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版，第166页。。相比之下，李长之的看法无疑更加有启发性。鲁迅杂文的确常见由“然而”等虚词领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规律重复的句法和章法，并达成李长之所谓“特殊的风格”这样的修辞结果。而且，值得进一步申言的是，鲁迅对这样的句法、章法和修辞有相当明确的自觉意识，他曾经在1935年10月发表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中写“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4隼（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文学》第5卷第4号，1935年10月1日。，这样的表达既传达了对“文人相轻”的战场所涉及的旁观者或读者的洞察，又将自我置于被嘲讽的位置，增添了幽默风趣的文气。这就是说，鲁迅深知虚词“然而”带来的僵化之感，但自己并非陷在故作深刻的陷阱里，为“然而”而“然而”。他1926年在《学界的三魂》中的说法，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5鲁迅：《学界的三魂》，《语丝》第64期，1926年2月1日。

鲁迅明知“且夫”“然则”之类的虚词与清代八股取士的关系，并视之为“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如果不是确乎另有所见，他断不至于如此频繁使用与“且夫”“然则”含义一致的“然而”“虽然”“究竟”等虚词。因此，当他在杂文写作过程中不得不写下“然而”这样的虚词以领起句子和段落时，他有意使用了“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这样的表达来自嘲。

对于上述和虚词的使用相关联的句法、章法和修辞面貌背后的思维形态，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有一个描述性的朴素解释，“鲁迅之所以能够用那些转折的字者，是因为他思路过于多”1李长之：《鲁迅批判》，第168页。。的确，虚词所关联的句法、章法和修辞并不难模仿，但鲁迅“思路过于多”这一点却是学不来的。这种朴素的解释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有很多鲁迅风的杂文，却几乎不见与鲁迅杂文同一量级的杂文。但何谓“思路过于多”？李长之只是笼统言之，并没有深入分析。徐懋庸针对性地辩驳说“鲁迅用的是‘剥笋’式”写法，根源是鲁迅合乎辩证法的思想方法，2徐懋庸：《鲁迅的杂文》，《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93～794页。这便清晰地呈现了鲁迅这样的写作者试图寻找真相的写作意图，李长之所看到的修辞效果反而是伴随着写作意图发生的附属现象。鲁迅的思想方法是否合于辩证法，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3关于鲁迅的杂文写作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杂文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能够使用辩证法进行思考的写作者就能写出与鲁迅杂文同一量级的文章，“鲁迅的思想方法”本身仍然是更值得深入的议题。按照徐懋庸的提示，是鲁迅的思想方法产生了相应的人所共见的句法、章法和修辞，那么思考的方向就要发生逆转，先讨论什么是鲁迅的思想方法。

关于思想方法的问题，鲁迅自己其实有诸多描述。但在进入鲁迅关于思想方法的自我描述之前，有必要先行说明的是，除了与“然而”等虚词相关联的句法、章法和修辞面貌，还有与“也”“都”等并不一定表示转折关系的副词所关联的句法、章法和修辞面貌，在鲁迅的写作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其重要性至少不弱于“然而”等虚词关联的句法、章法和修辞。试举一例：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1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莽原》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10日。引文中的下划线系笔者添加。

这两段文字出自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其中有“虽然”“但是”等转折词，也有林万菁特别关注的“却虽然”这样的虚词叠加现象，2相关分析参见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新加坡万里书局1986年版，第158～171页。这些都是过去容易为人注目的，而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的是这两段文字中与“也”字相关的句法、章法和修辞。据杨亦鸣的研究，“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副词，过去一般都认为“也”表示相同、同样、类同等意义，但类同的真正原因是“也”字的语义造成的，仅靠相同部分不能构成类同的感觉，“也”的基本语义是任意的类同追加，且有指向性或曰流动性。3杨亦鸣：《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杨文目的是研究“也”字句的歧义，马真《包含副词“也”的并列复句句式及其他》（见《世界汉语教学》2014年第1期）则专门研究了如何准确理解和使用“也”字句的问题，可供参考。以此分析鲁迅这两段文字中的“也”字句，首先可以说明的是，“这也是一种国光”所表达的“国光”与叭儿狗之间的类同关系是由鲁迅通过“也”字任意追加的，不是叭儿狗事实上成了“一种国光”，而是被写作者通过“也”字句的使用任意追加成了“一种国光”。其背后的写作意图就是所谓“指向性或曰流动性”，鲁迅并不在乎叭儿狗事实上是不是“一种国光”，他在乎的是某种关于“国光”的话语，并以此任意追加的类同关系来讽刺叭儿狗和某种关于“国光”的话语。类似的语例是鲁迅在《藤野先生》开头写下的：“东京也无非是这样。”1鲁迅：《藤野先生——旧事重提之九》，《莽原》第1卷第23期，1926年12月10日。东京和南京，留学生在国内和在日本，肯定是有差别的，但鲁迅在乎的不是差别，而是类同关系，从而表达自己讽刺的指向性，而整篇《藤野先生》也因此笼罩在开头的“也”字句所生发的讽刺氛围中。可以说，开头的“也”字句是整篇文章的灵魂所在。上引两段文字更为复杂的句法现象是“也”字与“因此”“如果”“然而”等连词的叠用。如“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句，去掉副词“也就”，前后的因果关系也能成立，但有了“也就”，就在因果关系的逻辑判断中负载了写作者的情感态度，鲁迅对叭儿狗和阔人、太监、太太、小姐的鄙夷不屑于焉显现。“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句，从语法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委婉或让步的句法，但实际上传递的是写作者剪除差异性，强调无论条件发生什么变化，都必须打叭儿狗的写作意图。这也就是说，鲁迅虽然愿意曲谅人情，但绝不愿意因为人情而姑息叭儿狗。紧接着的下一句“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便清晰地显现了这一点，鲁迅曲谅“狗情”，实际上就是认为别的狗要打，叭儿狗更要打。在这些逻辑和情感层次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出现了，即鲁迅通过“然而”等虚词表达了自己对差异性、多样性的体察，即人和人不同，狗和狗不一，同时又通过副词“也”表达了对差异性、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共性的追求和体认，尤其是“然而也”这样的虚词和副词的叠加使用，表现的是鲁迅从众相中寻找共相，从差异多样中寻找同一、甚至单一的思维形态，即无论如何都必须痛打落水狗。而关于这一点，鲁迅在《坟》的后记中可谓痛切言之：

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2鲁迅：《写在〈坟〉后面》，《语丝》第108期，1926年12月4日。

因此，不管“然而”等虚词所关联的句法、章法和修辞多么具体地表现了鲁迅“思路过于多”的面貌，其背后都是由“然而也”这样的虚词和副词叠加使用的句法、章法和修辞所表现的鲁迅对于统一性和共性的追求。鲁迅的句法、章法和修辞虽然是变化的、多样的，但在形式上并非没有重复，尤其是句法、章法和修辞背后蕴含的思想方法，其实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正是因为有此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因为鲁迅总是从差异和多样中寻找统一性和共性，鲁迅对自己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概括才不是偶然言之，而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二

鲁迅关于“砭锢弊常取类型”的夫子自道出现在1933年写的《伪自由书·前记》中：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1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这是研究鲁迅杂文时通常都要引用的段落之一，而且往往都走向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论述。这也是合理的思路，因为这段文字的逻辑与鲁迅关于自己写作小说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及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杂取全国各地人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527页。的叙述完全一致。这也意味着，从小说到杂文，鲁迅写作的思维形态是一致的，即都是努力从差异和多样中寻找统一性和共性，他的论叭儿狗和写阿Q实在是出于相同的思维形态。也是部分取证于此，张历君认为鲁迅杂文中存在着一种“解剖学凝视”，“鲁迅的国民性解剖图正是在这种写作形式中孕育成形”，并进而言之，认为狂（melancholia）与魔（satanic）的忧愤力量孕育了鲁迅的“忧郁的凝视”，“将过去的时间片断凝结成‘主与奴’、‘人肉的筵宴’、砍头示众、‘虐杀’、‘吃人’、‘造化的把戏’、‘轮回’、‘人肉酱缸’、‘无物之阵’、‘铁屋子’、‘黄金世界’、‘鬼打墙’等一系列‘辩证形象’”。1参见张历君《时间的政治——论鲁迅杂文中的“技术化观视”及其“教导姿态”》，见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311页。这样的列举未免有些随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反复出现的“凝视”这一概念，它蕴藏着鲁迅是如何获得从差异和多样中寻找统一性和共性的思维形态的信息。“解剖学凝视”可从鲁迅的医学背景和关于杂文写作的夫子自道中求得理解，“忧郁的凝视”所关联的狂与魔的力量，则需要有一些更为深入的探求。

先从最为笼统的两处说起。第一处见《狂人日记》：“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期，1918年5月15日。第二处见《阿Q正传》：“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3巴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和“我”、“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不止一两年”要传阿Q，这两个行为都可以视为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凝视，如果不便由此推论鲁迅善于凝视的话，至少可以说明，鲁迅对于凝视是相当了解的，他既知晓凝视行为的发生可能源于某种狂与魔，也知晓凝视行为所可能发生的作用，即发现历史的真相。不过，狂人的凝视只是将“仁义道德”翻转为“吃人”，“我”也只是将阿Q死去的鬼魂复活为人，仅仅是一种逆向推理的思维形态，尚未展开鲁迅杂文所关联的凝视的全部内容。虽然在1933年写作的《推背图》一文中，鲁迅明确表示“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4何家干：《推背图》，《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6日。，这承续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关联的逆向推理的思维形态，但鲁迅在杂文中做得更多的并不是逆向推理，仅仅靠逆向推理是无法实现“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一写作形态的。这也就意味着，逆向推理不但只是鲁迅进行凝视时的一种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式。

接着说这最重要的方式，它跟“我横竖睡不着”及“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有关，即鲁迅需要通过凝视才能解决的不是逆向推理这一理性逻辑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理性逻辑之外难以说清道明的情绪、情感和经验问题，因此才有所谓忧郁的凝视，带有不可理解的病态特点。这样的凝视行为正是鲁迅写在《好的故事》中的凝视行为：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骤然一惊，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看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1鲁迅：《好的故事——野草之十》，《语丝》第13期，1925年2月9日。

在“我”的凝视发生之前，一切所见已然清楚，“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因此“我”企图通过凝视留住一切都清楚的这一瞬。但与凝视行为同时发生的是“骤然一惊”，“我”无法真正进行凝视，“开眼”的结果是看见已然清楚的一切被“撕成片片”，“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在这里，鲁迅深刻地写出了梦中的一切如梦幻泡影般瞬时即逝、不可把捉的特点，凸显了凝视的悲哀、无奈，从而生发出一种努力挽回那无可挽回的一切的忧郁姿态。而凝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一一看见，一一知道”的诱引，凝视之所以徒劳，是因为凝视一旦发生，剩下的就只有“几点虹霓色的碎影”，不可能实现“一一看见，一一知道”的愿景。但“我”的倔强在于“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并且要用笔写下来。如此一来，进行徒劳无功的凝视和倔强地对凝视进行书写就构成了鲁迅写作的极为内在的思维形态，虽然凝视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但也只有通过书写凝视，才能从剩下的“几点霓虹色的碎影”中通往或建构凝视发生之前“一一看见，一一知道”的图景。这一图景既是真实的，也是整体的，因而也就诱引着鲁迅不断地进行书写。

从思维形态上来说，整个《野草》都是在书写忧郁的凝视，鲁迅一直在努力捕捉那些难以定型的瞬间状态，诸如影、死火、无物之阵、死后之类，皆是如此。从忧郁的凝视作为一种思维形态的层面来说，《夜颂》是《好的故事》的进化版。文章循例使用逆向推理法，认为白天繁华的一切都不过是黑暗的装饰，并进而写出了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凝视行为。在钱理群看来，《夜颂》写出了“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而且鲁迅作为“爱夜的人”与摩登女郎、阿金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1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下篇），《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这种都市体验中的连带感的发现非常重要，彰显了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夜颂》的社会关怀维度。进而言之，鲁迅的凝视行为并非脱离社会关联的抽象行为。从句法、章法和修辞上来看，《夜颂》也是“也”字句所领起的，所谓“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意指“孤独者……”固然是“爱夜的人”，而“爱夜的人”也包括“孤独者……”的反面，委婉地显现了鲁迅以合群者、生产者、战斗者、爱光明者自居的意识。而作为爱夜的合群者、生产者、战斗者、爱光明者，鲁迅认为能看出夜的明暗，分辨夜色的不同层次。这是“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而最终“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2游光：《夜颂》，《申报·自由谈》1933年6月10日。与《好的故事》一样，“爱夜的人”在进行忧郁的凝视，而不同的是，《好的故事》中“我”的凝视面对的是徒劳无功的结局，而“爱夜的人”却不仅能够“看一切暗”，分辨夜的明暗和层次，而且能够看穿光明的伪饰，得到确定性的结果，即“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凝视黑夜的结果是找到“夜所给与的光明”，这种确定性和方向感使得鲁迅的凝视在不脱离忧郁的底色的同时获得了上升的维度，从而使鲁迅的思维形态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虚妄、绝望之类情绪的羁縻，肯定自己作为合群者、生产者、战斗者、爱光明者的价值和意义。其时鲁迅与合群者、生产者、战斗者、爱光明者相适应的社会行为，除了参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左翼文化实践，主要即是写杂文。因此，在《夜颂》写作前后写杂文的鲁迅，其凝视的行为不仅关联着从差异和多样中寻找统一性和共性的思维形态，而且关联着从统一性和共性之上寻找真相和光明的思维形态。在鲁迅的拟想中，那种真实的、整体的图景，乃是生产者和战斗者的光明和未来。鲁迅似乎借此厘清了原来那些理性逻辑之外难以说清道明的情绪、情感和经验问题，从而将忧郁的凝视转化为一种凝视的政治，并在实际的社会语境中，而非启蒙主义式的同情中，与摩登女郎、阿金们形成了社会联带，“共同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最后，正像鲁迅从忧郁的凝视走向凝视的政治所提示的那样，鲁迅厘清情绪、情感和经验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以清明的理性著称的话，其后主要发表在《语丝》杂志上的与陈源论战的文章就以抒发个人的郁积为主，再往后，《语丝》上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的文章，《莽原》上的社会批评，则具有冷静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情感和经验的质地，到了《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则几乎熔炼了个人的情绪、情感、经验和理性，具有社会科学论文的特点了。不过，这种概览式的描述虽然大致不差，但与思维形态和杂文写作相关联的形式问题并不在此。在此，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仍然是鲁迅的凝视在杂文写作中的具体表现，并在句法、章法和修辞的基础上，展开鲁迅凝视的社会内容。

三

从鲁迅所凝视的社会内容的层面上来说，可以认为鲁迅的所有写作都事关国民性，从而建构一种叙述，即鲁迅一生的写作都是以国民性为归依的。但这一认知有时不免过于抽象，无法应对鲁迅写作的具体社会内容，有时甚至形成国民性论述与革命诉求之间的枘凿，似乎鲁迅首先不是一个革命者似的。即使有时并不容易在鲁迅的各类写作中读出鲁迅革命者的身影，但就鲁迅杂文中所凝视的具体社会内容而言，他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是并不排斥启蒙的，这一点需要重点强调一下。

因为凝视的关系，鲁迅杂文对具体社会内容的书写构成了聚焦效应，其中有三个话题比较突出，可以进行深入分析，它们分别是碰壁、变戏法和文人相轻。变戏法这一话题留待另文，此处专门讨论碰壁和文人相轻。

先讨论碰壁。鲁迅关于碰壁的聚焦式书写集中在1925年到1926年，相关的文章有《“碰壁之后”》《“碰壁”之余》《华盖集后记》《死后》《无常》等，另在1932年的《二心集·序言》中就碰壁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回眸。《“碰壁之后”》是开启端绪之作，鲁迅从“也不很细听”而听到的两句话中发现“感到苦痛”的原因，一个“也”字句用得甚是微妙，仿佛是不经意间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但鲁迅实际上并未等闲视之，不但事后“回忆到碰壁的学说”，而且即刻跳跃性议论道：“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1鲁迅：《“碰壁之后”》，《语丝》第29期，1925年6月1日。因此，结合鲁迅此篇文章写的即是“碰壁之后”，可知他对于“也不很细听”而听到的两句话是非常在意的，整篇文章乃是对于那两句话的凝视，并在凝视的基础上踵事增华，生发滔滔议论。就论理的逻辑而言，从“杨家的壁”到“中国各处是壁”已是过度引申，而到“看见教育家在酒杯间谋害学生……”更是比喻式的设想，未见得实有其事了。这意味着鲁迅行文的逻辑并不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以情绪、情感带动修辞，从而加速度地得出一些具有结论性的判断。陈源作为鲁迅的论敌，自然不会同情鲁迅的情绪和情感，故而反唇相讥时会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2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见陈漱瑜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18页。。陈源下笔也并无分寸可言，和事佬胡适写信给论战中的鲁迅、周作人、陈源就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感情；由这笔锋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3胡适：《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见陈漱瑜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29页。且不管胡适劝架的艺术如何，就动机的猜疑、笔锋的感情、误解三点而言，的确切中了鲁迅文章的要害。如果执着于具体细节的真实与否，鲁迅大约也只能以相骂无好口作为回应。但鲁迅行文有意思的地方恰在于随时逾越了具体事实的边界，过度引申到一些整体性判断的结论中，从而引发读者的同情。对于鲁迅和陈源之间的是非，普通读者未必有多大兴趣，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之类的表达无疑将唤起读者的个体经验，生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情。这也就是说，鲁迅在回眸式的凝视书写中固然执着于自己与陈源之间的私人恩怨，同时却也即小见大，论及现代中国广阔的社会人生，二者之间相互映照，使得鲁迅的凝视能够被读者感应和理解，从而形成相应的凝视，并反转过来在普遍共情的意义上审视鲁迅和陈源之间的纷争，最终同情鲁迅的遭遇。从修辞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高明的，故而也难怪陈源反唇相讥时显得气急败坏，且颇为委屈。

不过，《“碰壁之后”》仍然是鲁迅盛气之下的写作，其笔锋的感情和论理的跳跃都使人不敢轻信。相比之下，《死后》关于碰壁的书写会更容易入耳入心。《死后》的写作时间与《“碰壁之余”》相隔一月余，其中的“六面碰壁，外加钉子”自然关联着“杨家的壁”，但“六面碰壁，外加钉子”又完全是写实的，故而“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的感叹完全是情理之中的延伸，读者很难产生怀疑的情绪。因此，关于“死后”关联的刀鞘声、巡警、棺材、钉子及其他各类社会因素，也都顺理成章地进入读者的思维程式中，产生一种荒诞感受。1鲁迅：《死后》，《语丝》第36期，1925年7月20日。这些差异可能源于文体，《“碰壁之后”》是杂文而《死后》是散文诗，也可能源于写作时心境不一。但不管如何，鲁迅凝视的思维形态和情绪表达是相当一致的，都是对于“中国各处是壁”的表达。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鲁迅的确可以说自己的杂文都为的是公仇，虽然并非没有私怨。2鲁迅在1934年写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见鲁迅《340522 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左转之后的鲁迅重新书写碰壁时，却在《二心集·序言》写出了充满自反意味的表达。其中所涉及的《壁下译丛》、“东壁下”等传记性因素可以不说，必须说的是，鲁迅所谓“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既以“也”字句说明了自身无可更改的阶级身份，又暗示了自己要挣脱阶级身份带来的局限的困窘，故而他对于自己过去“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是颇为不满的，连带着对于其中蕴含的一种启蒙主义的普遍性，也颇为怀疑，认为自己过去其实是佯装“替大众受罪”而并未获得启蒙理论所承诺的普遍性。在这里，鲁迅以“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普遍性历史想象取代了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从而把过去书写碰壁时产生的普遍意义的想象理解为“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消解了自己过去说“中国各处是壁”的真实性。3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195页。因此，过去那种“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的忧郁凝视，在鲁迅左转之后就被扬弃了，而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的回眸就转化成一种凝视的政治，目的是不惜自我溃灭，也要助力新兴的无产者。

再讨论文人相轻。从1935年5月1日到10月1日，鲁迅在《文学》月刊的“文学论坛”栏目上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人相轻的文章，都署名隼。与书写碰壁的情况不同，鲁迅书写文人相轻时几乎完全没有将自己作为凝视对象，从而形成一种极为明显的对于他者的凝视。这种对于他者的凝视在行文上表现为，叙事说理的人称基本上都是“我们”，或者干脆匿去了人称，只有《再论“文人相轻”》一篇出现了鲁迅惯用的“在我这里”1隼：《再论“文人相轻”》，《文学》第4卷第6号，1935年6月1日。这样的接近“我以为”的表达，从而使文章呈现出明显的客观说理的面貌。当然，在客观说理的面貌下仍然有写作者的情绪，如《“文人相轻”》中的“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的时候”和“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等，2隼：《“文人相轻”》，《文学》第4卷第5号，1935年5月1日。很显然是影射施蛰存。这种表达虽然增添了文章滑稽幽默的趣味，但不能不说鲁迅也借机抒发了情绪。此种细故尚多，正是鲁迅“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鲁迅：《死》，《中流》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的秉性所在，不再一一列举。就客观说理的层面而言，鲁迅在京海之争的语境下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具体内容：

《“文人相轻”》指出“文人相轻”不过是当时文坛出现的一种新口号，而文人“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不应该“轻蔑”“文人相轻”。4隼：《“文人相轻”》，《文学》第4卷第5号，1935年5月1日。

《再论“文人相轻”》指出有的人是“以其所短，轻人所长”，借“轻”而为“文人”，并重申“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5隼：《再论“文人相轻”》，《文学》第4卷第6号，1935年6月1日。

《三论“文人相轻”》以魏金枝为主要论敌，认为他的是非论走到了“无是非”，而且事实上不是论是非，而是讲“朋友”交情。至于自居手无寸铁的小民，更是到了“末路”。在行文中，鲁迅又一次强调了热烈的爱憎。6隼：《三论“文人相轻”》，《文学》第5卷第2号，1935年8月1日。

《四论“文人相轻”》也以魏金枝为主要论敌，延续《三论“文人相轻”》讲“朋友”交情的话题，进一步强调无是非的“朋友”论不过是以利相合的乌合，毫无道义可言。7隼：《四论“文人相轻”》，《文学》第5卷第3号，1935年9月1日。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主要揭发无是非者“轻”人的三种套路，即自卑、自高和匿名谩骂，并以最大的篇幅批判匿名谩骂者缺乏骂人的才能，所起恶名如“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等“不切贴”，无法流传下去。1隼：《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文学》第5卷第3号，1935年9月1日。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主要揭发“倚老卖老”和“以少卖俏”的丑恶风习，并且认为“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结论是“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2隼：《六论“文人相轻”——二卖》，《文学》第5卷第4号，1935年10月1日。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接着《六论“文人相轻”——二卖》的结论写起，如果文人相轻而致两伤怎么办？就有沈从文学前清知县，不问是非，“各打屁股完事”。最后，鲁迅说“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回到了文人必须有热烈的爱憎的主题。3隼：《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文学》第5卷第4号，1935年10月1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鲁迅写作的焦点始终是文人必须有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并以此批判文坛上无是非好恶的种种表现，最终揭出自己对“现在这‘可怜’的时代”的判断，亮明底牌。由此可见，在七篇相互关联的文章中，鲁迅始终凝视着时代的“可怜”和文人的是非好恶，未曾须臾松懈，而所谓“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的看法就是一种虽然依赖但却大大超越了个人情绪、情感和经验的凝视的政治。

因此，鲁迅杂文写作背后凝视的思维形态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但随着个人和时代互动的变化，同样的思维形态所承载的情绪、情感和经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相应的意识形态表达、身份意识和批判意识也有变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许可以解释为鲁迅的思维形态具有强大的兼容能力，但也许也可以寻找其他解释，这里先存而不论吧。

四

目前需要讨论的是，鲁迅为何要在杂文中进行凝视？凝视的行为对他本人的主体意识构成了什么？应当如何评估鲁迅的杂文写作与凝视的思维形态之间的关系？

先讨论鲁迅为何要在杂文中进行凝视。讨论的路径多种多样，诸如个人的习惯、性情甚至疾病都有一定的解释力，此处试图从结果出发，追溯前因。鲁迅杂文集的序跋是理解和研究鲁迅杂文写作的重要切口，学界也多有抉发。1可参考李雅娟《鲁迅杂文集序跋中的“杂文”形象》，《文艺研究》2020年第7期。从凝视的政治的意义上来说，给自编的杂文集写序跋是一种回眸凝视的行为，鲁迅在整理和建构自己的杂文的形象的同时，也在整理和建构自身的形象，其中的顾影自怜也是无可讳言的。2参见拙文《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一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此处要展开讨论的是，鲁迅1930年代关于杂文和杂文集写出了“或一形象的全体”3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02～403、423页。，反映了“中国的大众的灵魂”4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02～403、423页。，是有着时代眉目的诗史5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等或直接或委婉的说法。这些说法首先是一种逆向立论，对应着当时的社会对鲁迅杂文的批评、否定和压抑，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论争气质，或者说争议性，唯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其表达的针对性，才能更好地究明鲁迅的真实想法。论客试图从否定杂文而达到否定鲁迅和鲁迅关联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目的是潜在的，鲁迅也不便在序跋中明言，因而只能就文论文，不再像《热风·题记》那样说什么“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6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反而强调自己的杂文和杂文集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从而潜在地澄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所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鲁迅的回眸凝视就像一束来自未来的追光，照亮了杂文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时弊续存问题彰显杂文的透辟，而是现实必须改变和未来本有可能反衬出杂文的形象史、心灵史、诗史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束来自未来的追光甚至可以说从鲁迅进入文学事业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是比单纯地揭出病苦、指摘时弊更为重要的，它真正构成了鲁迅写作的伟大动机。因此，在反击同时代的论客以及相信未来的意义上，鲁迅剖白了自身写作杂文的动机，确立了写杂文就是写伟大著作的价值。那么，用杂文写作来进行凝视就是极为正当的选择了。

同时，在鲁迅看来，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如此匆忙7鲁迅：《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34页。，时代如此切迫8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短篇小说和杂文写作是必然的，这也就从文类选择的意义上论证了用杂文写作进行凝视的合法性。时代的切迫与前引《好的故事》对水中倒影的描述，恰成对照，即眼前的观看对象都是生动变化甚至瞬息万变的，因而难以“一一看见，一一知道”，但又必须立刻给出反应，于是，一种相似的凝视状态就出现了。只不过在《好的故事》中，凝视事关记忆和梦，而在杂文中，尤其是上海时期所写的杂文中，鲁迅以为凝视事关的是现在和未来，事关群体的未来，而非个体的“鸿篇巨制”名留青史的未来。

而选择了凝视，笼统地说，鲁迅就是选择了自反，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细致分梳起来，凝视的政治对于鲁迅的主体意识造成了巨大挑战，从而有一种明显的主体焦虑。在《野草》中观察鲁迅主体意识崩毁和重建的过程是学界的老生常谈，在杂文写作中，其实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轨迹，甚至可以说《夜颂》中“爱夜的人”自在暗中的选择正是《希望》中“我”“肉薄”“空虚中的暗夜”1鲁迅：《希望——野草之七》，《语丝》第10期，1925年1月19日。的选择，也正是以杂文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而应对“现在”的选择。因此，如果《希望》反映了写作者的主体焦虑，那么，杂文写作也同样反映了写作者的主体焦虑。鲁迅对杂文写作中的凝视带来的主体焦虑是有自觉的，并且有以下关于焦虑的极为明显的表达：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2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第1卷第2期，1926年1月25日。

这段文字写成于1925年12月31日，是《华盖集》题记的一部分，其时鲁迅正处于觉得“中国各处是壁”的心境中，觉得写与人论战的杂文是耗费生命在无聊的东西中，徒然获得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回眸凝视的时候，鲁迅又不想过于否定自我，故而转言“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一个“也”字写下，多少是有些无奈的吧，一个“而且”写下，则更是“硬唱凯歌”。3鲁迅：《书信·250311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3卷，第462页。在这种焦虑和试图缓解焦虑的情绪中，鲁迅乃希求“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读者的共情，从他者身上获得慰藉。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杂文集序跋中，鲁迅主要表达的不再是主体的焦虑不安，而是对杂文价值和意义的确认。这意味着自己笔下的杂文作为一个客体，不仅使鲁迅产生了焦虑，而且使鲁迅产生了为缓解或解决焦虑才有的文类意识，从而在主体意识上获得了自足，不再表现出或书写明显的焦虑不安。对于《华盖集》中的文章，鲁迅其实可以像乃弟周作人那样，或删或存，保持绅士的体面，但鲁迅反而干脆撕破绅士的体面。这意味着对鲁迅来说，杂文写作变成了凝视写作者的他者，使得作者不得不投出回眸凝视的目光，是杂文写作对鲁迅的凝视，而不是鲁迅对杂文写作的凝视，使得鲁迅在被凝视的焦虑中产生了新的主体意识。1此处关于凝视与被凝视问题的分析借鉴了美国学者亨利·克里普斯讨论琼·寇普耶克的电影理论时的基本思路。（参见亨利·克里普斯《凝视的政治：福柯、拉康与齐泽克》，于琦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作为成名的小说家和被承认的“思想界权威”，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鲁迅面对自己的杂文写作或许也有某种羞耻感或负罪感，但这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故存而不论。

那么，应当如何评估鲁迅的杂文写作与凝视的思维形态之间的关系呢？就鲁迅自己留下的言议来说，可以分两个方面展开。当鲁迅说自己偏偏遇到了那些小事而自己又偏偏有执着于小事的脾气时，可以展开的是近些年较有影响的论述方向，即所谓杂文“自觉”的问题，鲁迅创造了现代杂文并通过杂文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主体。2参见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2期。而当鲁迅说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文章3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并可以远从唐代皮日休的《皮子文薮》和陆龟蒙的《笠泽丛书》说起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时，可以展开的是一种文章的起伏流变及作家的作用等话题。就杂文“自觉”的方面而论，鲁迅很重要，其凝视的思维形态带来了新的文章形态，改变了现代文学文类的基本秩序，是创造性的伟大存在。就文章起伏流变的方面而论，鲁迅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他只不过是历史河流中一朵大一些的浪花，并未改变文章和文类的河道。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述都是重要的，而且都很值得学界继续投入精力和热情，尤其是文章的起伏流变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而做一个微观评估的话，从鲁迅凝视的思维形态出发，把握鲁迅从差异和多样中寻找统一性和共性的思维特点，以及鲁迅从忧郁的凝视向凝视的政治的转换，大概对深入理解鲁迅杂文写作的句法、章法和修辞，对把握和分析鲁迅杂文的形式，是不无裨益的吧。

而由于鲁迅所谓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判断是绝不可能被忽略的，鲁迅杂文的形式因之必须从解剖学凝视、忧郁的凝视这样具有较为明显的启蒙色彩和个人主义色彩的理解转向从凝视的政治这样具有明显的革命色彩和集体行动色彩的理解。虽然不能否认将世界苦恼萃于一身的写作者献祭的热情仍是充满个人性的，但鲁迅杂文作为一种凝视的政治的承载之物，已然是合群者、生产者、战斗者、爱光明者的集体生产，鲁迅在编杂文集时也已经不那么在乎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秩序，可以编进瞿秋白写的文章，也可以编进自己翻译的文章，更可以按年编排，完全不顾一个集子之内的文章性质也许是完全相反的。而无论于一己有意义的存念，还是于旧弊的见证有意义的存照，恐怕也都让位于那事关未来的诗史想象，一束来自未来的光照亮了鲁迅杂文的形式，也部分照亮了鲁迅晦暗的心灵。“我”消匿在“我们”中，鲁迅杂文的形式从一把个人主义的解剖刀变成了时代的匕首和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