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琴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从先锋小说到新历史主义写作，再到面向现实的创作，与苏童几经变化的创作题材相比，语言风格似乎是相对不变的那一部分——无论是颓败的家族寓言，还是愤怒的少年怒火，这些故事的字里行间，依然可见那种柔软似水、典雅如诗的语调，这也是许多研究者以“诗性言说方式”“意象化叙事”等为关键词切入苏童小说研究的原因。苏童小说的诗性特征，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方面。以《黄雀记》为例，在叙事上，苏童既注重吸纳诗歌的叙事技艺，也在小说叙事建构的过程中填入个人化的理解，使叙事成为融通诗歌与小说的媒介，也让其成为作家哲思的重要载体。本文意从《黄雀记》的诗性叙事出发，由此观察小说与诗歌在叙事上的渗透与融合，分析《黄雀记》的美学意蕴与苏童的叙事匠心。

一、视角：季节更迭的悬念

《黄雀记》设置了多重叙事者。保润、柳生、仙女三位主角分别担任自己章节的主要叙事者，并在不同的视角里重复细节，颇似诗经里的重章叠句之法。重章叠句本是诗歌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原指诗歌的各章句法基本相同，仅对少数语句加以变换，在反复吟唱中渲染感情、烘托意境以及深化主题。苏童创造性地将这一诗法用于小说叙事，以视角的变化推进悬念的繁衍，并在视角的切换中提炼生活的诗意与诗味。

从上部《保润的春天》到中部《柳生的秋天》，故事的叙事者突然由保润切换为柳生，读者在上部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就此束之高阁：保润蒙冤入狱，在监狱中的十年如何度过？水塔风波后，仙女一家去往何处？叙事者柳生同样对这两个问题感到迷茫。在柳生的视角里，他无从得知高墙内的保润的现状，也不知道仙女与老花匠离开井亭医院之后去往何方。柳生多次设想过与保润相遇的场景，独独没有设想过会与仙女再次相见。在读者降低了对柳生与仙女重逢之景的期待时，这个女孩又突然以公关小姐的身份现身于井亭医院。一个悬浮于空中、面目模糊的悬念突然揭开谜底，成为叙事者情感爆发的刺激点与故事情节的转折点。直至仙女回到井亭医院，中部《柳生的秋天》才正式拉开帷幕，从这往后的故事，又是关于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故事，不再是柳生一人的独角戏。随着视角的切换，三个主要人物一直在作为故事叙事者的自我与作为故事参与者的自我中来回切换，打乱了故事的叙事时序，将读者欲知之事遮掩起来，因而在故事真相揭晓之时，令停滞的情节喷薄而出，在调整叙事节奏的同时强化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多重叙事者的设置，同样为小说增添了许多细节之处的悬念。例如，保润的家在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视角中都曾反复出现。保润与柳生生长于香椿树街，在他们的视角中，苏童直接呈现了保润家的面貌：一楼一分为二，祖父的房间租给了马师母一家，只给保润留下了一条狭小的过道。穿过这条走道后是客堂，再往后是天井，墙边摆着保润的旧自行车。柳生在仙女写下遗书之时给了她生的希望，在香椿树街上给她租了个房子让她安心待产。仙女进门之前，先是遇见了隔壁药店的老板娘，进门后又见到了客堂里散发着霉味的八仙桌。她透过窗户看天井，天井里满是青苔，一辆老式的26 寸自行车倚着墙。如此之多的巧合，不动声色地将悬念置于读者之前：地理位置相似，屋内摆设也相似，仙女住的地方，会是保润的家吗？第二天，马师母上门拜访仙女，也大方地向读者坦白：没错，这就是保润的家。这一细节性悬念揭开了谜底，却又为另一情节性悬念埋下了伏笔。仙女未在香椿树街上生活过，也从未到访过保润的家，她对苏童留下的线索一无所知。叙事者的切换所造成的信息差又给读者设置了另一悬念：仙女若是知道柳生给她租的是保润的房子，会作何反应？二人要是在此重逢，又是怎样的场景？果不其然，向来恃美傲物、不可一世的仙女，在房间里撞见保润以后失声惊叫，不啻撞见一个鬼魂，为命运的反复无常、扑朔迷离惶惶不安。

在《黄雀记》的视角切换中，可见苏童在小说中对重章叠句诗歌技法的化用。苏童有意在不同的视角中重复必要的细节，讲述相同的情节，又借用多重视角形成的所知差异营造悬念，在同与不同的回环往复之间，逐步将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也引领读者就命运、人生等重大命题进行深入思考。最后，苏童借叙事视角的变换，实现了在悬念形式上的创新设置。在《黄雀记》中，既有影响情节的悬念，亦有藏于细节之处的悬念。它们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二者环环相扣，情节因细节变得更加真实，细节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二者共同把控着叙事的节奏，并让文本熠熠生辉。

二、人物：照亮小说的灯盏

在《黄雀记》中，苏童化用了古典诗歌托物起兴的写作技法，先言他物而后引起所咏之事。苏童描绘某个人物的特质，并不直接对人物进行描述，而是先从其他的事件起笔，在侧面描述之中营造氛围，而后再顺其自然讲述关键事件。苏童小说的托物起兴，其过程流转可归纳为“他物——中转点——关键事件”。苏童写保润对捆绑的痴迷，从保润的青春期起笔。受到母亲的嘱托，保润不得不长期在井亭医院监视祖父。这是一种相当矛盾的托付，母亲为了使家庭避免遭受额外的经济损失，要求保润限制祖父的人身自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影响了保润看人的眼神，“由于长期监视祖父，他的目光很像两只探照灯，视野开阔，光源很亮，是一束冷光。他打量任何人，都是咄咄逼人的，其眼神富含威吓的意味，老实一点，给我老实一点！”①香椿树街上的女孩子也对保润的目光深感不适，“女孩子们对保润的目光作了个性化的描述，有人说像特务间谍，有人说像法官，有人说像变态流氓，有人说像一头狼，其中王德基的女儿秋红的描绘最为独特，她把保润的目光形容为一卷绳子。”②

从叙事者的客观描述到秋红的主观感受，苏童将保润眼神的凌厉冷冽、咄咄逼人描绘得栩栩如生，秋红陌生的形容方式更是将保润眼光给人的感受、保润与祖父的背后故事串联在一起。苏童终于完成了托物起兴的前两个步骤，到达了中转点：秋红信誓旦旦地告诉众人，柳生妈妈亲口承认，保润在井亭医院用绳索“伺候”他的祖父。苏童借秋红之口，引出其后骇人听闻、颠倒伦理的关键事件——保润的捆绑。然而，长期生活在监视中的祖父，眼神也发生了变化，祖父的眼神变得偏执且焦虑。失去了神智的祖父，看似回归了孩童的天真，却也经常哭泣。保润的父母，包括保润自己，从未想过真正去治疗祖父的精神疾病。在族谱上，祖父显得过于多余——他既是先人的罪人，又是后人的累赘。寻找祖先的遗骨是祖父丢魂的起因，也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执念。因此，祖父的目光变得非常焦虑，他知道一切努力终究都是徒劳。

祖父是保润最好的试验品。在井亭医院这个近乎人人不正常的地方，一些原本不合情理的事情，也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在祖父身上，保润的试验大获成功，他研制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绳结，也因此成了井亭医院的大名人。这种快乐让他逐渐晕眩，逐渐放下了心里的不安。保润研究绳结，并不是为减轻祖父与其他病人的痛苦，而是以一种炫技的姿态疏泄自己的不满与愤怒。在捆绑他人之时，保润获得了无数隐秘的快乐。他对绳索作了保润式的解读——绳索意味着天赋，意味着征服，意味着认可。保润最后在水塔用废弃狗链捆住仙女，也与他的这种心态有关。对于保润来说，在井亭医院，捆绑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作为井亭医院极为少数的正常人，他习惯了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再将有罪者捆起来。滞留在井亭医院的保润最终被其同化，他长期活在一方狭窄的天地，丢掉了人伦道德，也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人物在小说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苏童认为：“一部优秀小说里的主人公应该是一盏灯，不仅照亮自己的面目，也要起到路灯的作用，给别的人物做向导，指引他们的来路，也要起到探照灯的作用，给整部小说提供空间照明。”③苏童在小说中化用诗歌托物起兴的手法，从秋红对保润眼神的描述起笔，再由柳生妈妈出场，转述保润祖父的遭遇，最后才进入保润的视角，告知读者他对捆绑的迷恋由何而来。在抵达中转点的过程中，秋红、柳生母亲等次要人物的形象得以丰满，也留给了读者充足的时间去消化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这样一来，在切入关键事件时，读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保润的心理历程。如此一来，人物真正成了小说的灯盏，在照亮自己的特征的同时，人物之间也实现了互相映照，人物特性也在对照之中愈加清晰。

三、空间：香椿树街的新景

苏童在《黄雀记》中构建了一个三角支撑关系，顺着香椿树街这个起点向外延伸，在城市的一端连接着鸿雁照相馆，在郊区的一端连接着井亭医院。鸿雁照相馆与井亭医院象征着虚构的、充满戏剧化的舞台，香椿树街代表着现实的、日常化的生活。苏童构建起新的空间关系，让现实与虚构交相辉映，由此扩大小说诗性想象的空间。

《黄雀记》开篇推出了一个新的空间——鸿雁照相馆。每逢春日，保润的祖父都会前往鸿雁照相馆拍照，只为能留下最满意的遗照。鸿雁照相馆位于市中心，与香椿树街相隔甚远，年迈的祖父难以步行前往照相馆，需搭乘一段公交车才能抵达目的地。祖父花这么大力气跑到市中心去拍照，又从另一角度说明，照相馆并未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充分普及，许多人都要从自己生活的地方跑到市中心才能拍照。因此，无论是豆蔻年华的少女，还是垂垂老矣的老人，都有汇集于鸿雁照相馆的理由。一次意外，照相馆将祖父与少女的照片意外混淆，少女的照片被保润还了回去，祖父的照片却不知所踪。鸿雁照相馆是一连串意外的开端，也是一对连环扣的交缠点，保润站在这个交缠点之上，预判了仙女与祖父将要发生的位置互换，“垂垂老矣的祖父变换成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这样的变换，说不清是一次祝福，还是一个诅咒。”④没过多久，祖父就因为丢魂离开香椿树街，住进了专治精神疾病的井亭医院；仙女也因为水塔风波暂时离开井亭医院，再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入驻香椿树街。鸿雁照相馆为仙女与保润的相识埋下了必要的引子，也预见了二人之后纷繁复杂的纠葛。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鸿雁照相馆便悄然离场，在小说里销声匿迹。

“井亭医院”的出现，让保润、柳生、仙女齐聚一堂，为情节的继续推进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空间。在香椿树街上，柳生一家本沐浴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然而柳生姐姐的怪病却使柳生一家蒙羞。柳家人将柳娟送往井亭医院治疗，柳生也不得不向保润求助，请求保润将自己的姐姐绑起来。保润对柳生的示好无动于衷，柳生想到了新的交换筹码——帮助保润追求仙女。在井亭医院，保润、柳生、仙女三人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在水塔，故事情节完成了首尾呼应。井亭医院的水塔一直注视着三个少年，看着他们在这里犯下罪责，也看着他们多年之后在这里重逢。分不清爱与欲的少年柳生在这里侵犯了仙女，又因为畏惧承担罪责，将好友保润送进了枫林监狱；数年后，成年柳生为了弥补自己对保润的愧疚，强行将仙女再次带到水塔，让保润与仙女跳完那只小拉。井亭医院也是一面灵魂之镜，折射着苏童关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原本精神正常的仙女、保润、柳生，因为长期生活在井亭医院，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他们逐渐被病态的井亭医院同化。虚在的井亭医院也是一份实在的人生问卷。在人生道路上，人人皆会遇见井亭医院，它不可言状、不可捉摸，却会让人在欲望与本心的拉扯之间备受煎熬。

《黄雀记》将小说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根据现实描绘的世界，一边是借助想象绘制的世界。于是，香椿树街、鸿雁照相馆、井亭医院，三者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角支撑关系。香椿树街上有我们熟悉的拥挤不堪的街道、嘴碎又惹人心烦的街坊邻居，有着苏童对故乡一如既往的厌恶，是苏童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鸿雁照相馆与井亭医院则是苏童在虚构中开辟的陌生空间，它们是读者从未到达的衍生世界，也是苏童内心世界的映照，它们犹如一台缝纫机，保润、柳生与仙女就像是缝纫机上排列的丝线，面对缝纫机的操控，他们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抵抗。苏童一直以香椿树街为起点，扩展南方世界的疆界。虽然苏童对南方世界本身抱有敌意，对南方世界的存在抱有怀疑，但文学的南方，不应只充斥着琐碎的日常。鸿雁照相馆、井亭医院是对南方世界的一种补充。它们是充满戏剧性的舞台，在舞台之上，一切瞬息万变，一切合情合理，一切富有深意。

诗意之光照耀到小说叙事之上，会为小说叙事染上何种色彩？首先，小说可以吸纳诗歌的叙事手法。苏童注重向诗歌取法，将古典诗歌重章叠句、托物起兴的写作手法融入小说叙事之中。苏童实现了古代诗歌技法的重新激活，用传统叙事技艺表达他在当下生活中的思考，从而加深了诗与生活的关系，拓宽了诗介入现实的能力。除此之外，诗歌也可以在思维上影响小说叙事。苏童在读者熟悉的香椿树街之外，设置了鸿雁照相馆和井亭医院这两个虚构的特殊空间，在小说中搭建了一个戏剧化的舞台，让小说人物在这些地点相识，深入接触，也为一些原本不合情理事件的发生提供合理场所。“井亭医院”不仅是一个路标，也是一份人生问卷。“井亭医院”的存在，也在不停拷问每位经过的读者。《黄雀记》在熔铸诗歌技法的过程中拥有了诗歌的典雅气质，亦体现了苏童关于虚构与现实的知性思考。苏童融诗法与诗思于一炉，从而使小说叙事萦回曲折又耐人寻味。

①②④ 苏童：《黄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第34页，第7页。

③苏童：《王琦瑶的光芒——谈王安忆《长恨歌》的人物形象》，《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