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略

一

我年轻过，不过时间短暂，然后迅速变老了。吉尔伯特认为“变老是个错误”（《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我感觉他指向的是“变老”这个词，而非“变老”的过程。很早以前，我意识到，人之出生，即变老的开始，这是人的宿命。既堕此道，当率此命。

我老了很久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某些时光因短暂而尤显美妙，因美妙而难以为怀，所以我的诗歌常常呈现一种怀旧的暮气。我喜欢过去的时光，甚至写下过“我们总是怀念过去的日子，无论当时是否喜欢”。我不觉得这是不健康不向上的写作，每个人的心智成长各有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偏爱，而我是极度早熟之人。

在县城，我有一个老朋友，我常常徒步半小时和他聊天。他比我年长五十多岁，以前在旧上海的电台唱评弹，是黄异庵先生的高足，后来返乡，蛰居县城一隅。他寂寞时，会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陪他聊天，我们聊些上海、评弹的旧事。他过世以后，县城再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徒步半小时聊天的人了。现在，我寂寞的时候，就徒步穿过夜晚的县城，走到他小屋门前，站一会儿。他过世十二年了。

我久居小县，熟悉本县乡俗乡风，熟悉每一个地名和掌故，喜欢和死去了千百年的邑中诗人做朋友。我有一个古老的灵魂，适合僻居于这样一个古老的县城，远离任何一个作家或诗人团体。因为性气的原因，我很早开始研读古代经籍，校注乡邑文献，喜欢金石篆刻。所以我有寂寞，而不孤独。寂寞之处，在于前代的诗人都死了，而我还活着。

日常案头闲暇，常在傍晚登小山。小山在城内，山上有四先贤碑亭，有祭忠台，有王阳明讲学的中天阁，有孙忠烈祠，有吾族之孝子祠，也有同样寂寞的、只有猴子和没有梅花的梅花鹿的动物园（总共两只动物）。我觉得小山之上皆故人，我觉得我就是那只孤独的秃毛猴子或落尽梅花的梅花鹿。

上山以后，我会径直登上山巅，在黑暗里坐很长时间，听虫声，听风声，听风中松林和星星颤抖的声音，听它们讲些什么，或者和它们聊些什么。以前翻看家谱，发现有若干先祖落葬此山。而今小山北麓有我族世居祖宅，现在空着，很多年没有住人了。小山是我的归宿，尽管山巅无人而夜晚空寂，却使人踏实。

下山时，我总要在四先贤碑下的亭子小坐片刻，陪陪这些和我一样古老的灵魂。他们偶尔会成为充斥鲜花射灯的大小研讨会主角，而会议过后总是遍地狼藉，仍旧一知半解，印有他们姓名、介绍、画像的海报会揉成一团，归类到“其他垃圾”中。他们不会习惯这些，他们缺少的是寂静陪伴和心灵感应。

在一些遥远的朋友看来，似乎我的生活带有一种隐遁色彩，这其实是误解。我和他人一样以劳作维持生计，牙坏了拔牙，人累了躺平，每日要买菜做饭，像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抛头露面。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如果这也算隐遁，那么世上尽是隐士了。也许我有一些隐遁的心理，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控制我的虚荣（吉尔伯特似乎也讲过类似的话）。

以上种种，构成了我的生活与写作。如果这样讲还不够准确和具体，那么深入一步，是以上种种给我带来的爱和默契，构成了我的生活与写作。我爱他们，而他们给予我默契和回应。今年写过一首《默契》的诗，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晚春的石凳

有点凉

多坐一会儿

就会焐热

它会感觉到

我又来了

然后不会再让我

感觉到凉

这就是我总是

选择这个石凳的原因

五十以后

我只与有默契的

事物打交道

在日常中，我总是带着对县城以及这个世界的爱，在万事万物中寻找默契和回应，这是一种让人沉溺其中的秘密乐趣。如果得不到回应，我就自己给予自己回应，就这点来说，我是我的倾听者，我是我的对话者。

二

三十多年前，我的初恋女友告诉我，我以后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她并没有说清我身上哪里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具体的领域指向。我听完以后，先是愉悦，再是惶恐。我深知自己的平庸，对平庸的世俗生活也不反感。后来我一度以为这个“与众不同”，指的是我奇怪、孤僻、木讷的复杂性格。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没有初恋女友这番话，我也许不会执着地去做某件事，以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我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诗人（吉尔伯特的观点与此有些不同，他说每一个奇怪的、能够享受枯燥的男孩，都有可能成为诗人）。

像所有平庸的人一样，我妄图做一些看上去不平庸的事，来掩饰自己的平庸。诗歌写作对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妄图”。只不过，我做的时间久了些，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时至今日，我并不认为诗歌帮我掩饰了自身的平庸，它也没有改变我的平庸生活。我写了很多年，其时之久，足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而其现状，依然蛰居县城，无人知晓，亦不敢自称诗人。只不过，诗歌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生活伴侣（而非生活本身）。

无论是小县城，还是大都市，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都存在着一种“文学没落”的趋势。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县城的物质生活彻底取代了精神生活。而业余从事写作的人，成了不务实、不正经，带着某些精神方面问题的边缘人物。因为世俗对于诗歌写作（尤其是诗人）的偏见，尽管诗歌是我的重要伴侣，而我常常要掩饰自己的诗人身份。我有时会觉得，在我耳畔谈论写诗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是一种冒犯，尽管他们并不是出自恶意。他们不知道，我非常愿意远离诗人这个特殊群体，生活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散步，讨论天气和蔬菜。

我的一个好友，一个非常优秀的先锋小说家，原先在县城文联工作，因为无法很好地融入到本地群体，最后离职，远走他乡。究其原因，可能是写作者的自由散漫，让他们产生了被冒犯的错觉。我想说的是，文学及写作者本身，并不存在对他人（包括受众）的傲慢。所以，不要误解和伤害一个好的写作者，他是所有正常人的朋友，他是万物的朋友。

经过三十余年的写作，我的理解是，文学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群体；只适合秘密写作，而不适合公开谈论。多年以前，我写过一首《岁月爬上了蔓藤》，与这几十年的写作有关：“蔓藤攀上山墙以后/留下一个完整的/活着的，生长的过程/它在虚空中抓住/自己，然后又缓缓升向虚空。”

文学是我的虚空。我仍会在虚空中攀爬，留下一个活着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