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月亮 张丽丽

《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的陶渊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表现出了人格的三重性：他是纵情田园的孤高隐者，又是心有不甘的落寞儒者，还是洞彻生命的超脱道者。三重人格的背后是陶渊明思想中儒与道的激烈碰撞。

一、纵情田园的孤高隐者

《归去来兮辞（并序）》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时所作，字里行间透露出归隐之乐：有轻舟遥遥、衣袂飘飘的归途之乐，有童稚候门、携幼入室的天伦之乐，有举杯独酌、静默怡颜的安居之乐，有南窗寄傲、涉园成趣的洒脱之乐，有策杖漫步、举首远眺的闲适之乐，有巾车孤舟、寻壑经丘的田园之乐，有树木葱茏、泉水淙淙的山林之乐，有东皋舒啸、清流赋诗的登临之乐……归隐后的陶渊明纵情于山水田园之间，如同一朵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白云，又好比倦飞而归、恬然栖居的鸟，平淡，质朴，有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和淡泊旷远的情怀。

陶渊明的归隐情趣中蕴含着一份孤高。“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这是陶渊明为自己设定的归隐后的生活环境。“三径”化用了蒋诩的典故。西汉末年，兖州刺史蒋诩隐居后，在院中开辟三径，只与求仲、羊仲来往。陶渊明以蒋诩自比，借松菊明志，归隐田园的志向中蕴含着“请息交以绝游”的孤高。

“孤”字在文中直接出现过三次：“抚孤松而盘桓”“或棹孤舟”“怀良辰而孤往”。“孤”除了有孤独、孤寂之意外，更意在表明自己品性的孤高。“抚孤松而盘桓”，一个“抚”字流露出陶渊明对刚正高洁的“松”的无比怜爱之情。“孤松”其实就是陶渊明的化身，寄托了他傲然挺立、抗争世俗的孤愤。文人还常把“舟”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以“舟”之状态写自己之心境。本文开篇陶渊明借“舟遥遥以轻飏”来写自己从官场返家的轻松与惬意；李白用“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写自己在被流放途中收到被赦免的消息的高兴；杜甫以“危樯独夜舟”写自己失去依靠后生活的困窘和落魄……“或棹孤舟”中的“孤舟”同样附着了作者的感情色彩，“孤”既写出了舟之孤单、人之孤独，更写出了灵魂之孤高。“怀良辰以孤往”是陶渊明写自己探求自然美景、追寻游览之乐的场景，“孤往”与“奚惆怅而独悲”中的“独悲”，“引壶觞以自酌”中的“自酌”一样，都是作为隐者的陶渊明在以一种孤高的姿态独自品味生命的意蕴。

二、心有不甘的落寞儒者

陶渊明虽“性本爱丘山”，但他并非天生的隐士。他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以孔子为“先师”，曾感慨“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陶诗中共用《论语》典故37次①，沈德潜曾言“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②。陶渊明的骨子里流淌着儒家的血液，因此，他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少年侠气，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政治抱负，有“大济于苍生”的济世情怀。

可叹的是，时代并没有给陶渊明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他生活的魏晋时期政权频替、动荡不已，小序中“于时风波未静”便是对当时社会环境含蓄的表达。朝廷的腐败堕落、门阀制度的黑暗，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群臣和士大夫则急着趋炎附势，可谓“万族各有托”“众鸟相与飞”。这一切都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刚正纯直的性格势同水火，在经历了精神的煎熬与心灵的创痛后，他最终选择弃官归隐。

辞官后的陶渊明并非一身轻松，他的内心是徘徊的，情感是焦灼的。《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便弥漫着这种情绪，从他三次自我安慰的话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第一处是“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写的是陶渊明辞官的矛盾心理，劝自己不要惆怅、悲伤，正好说明此时的陶渊明是“惆怅”的，是“悲”的，是有牵绊的，是心有不甘的。第二处是“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劝说自己无所求，却恰恰说明了他的放不下，虽然试图以田园之乐宽慰自己，终究无法彻底释然。第三处是“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遑遑”一词化用了“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班固《答宾戏》）的典故，本来是说孔子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奔波、席不暇暖，用在此处说明此时的陶渊明是心神不定的，是犹豫徘徊的，是有所欲求的。因此，鲁迅先生说“那诗文完全超出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出任彭泽令可以说是陶渊明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他选择与官场决绝并不是因为自己没了政治理想，而是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不甘与无奈。这种不甘与无奈，不是因为无官可做，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儒者，胸怀大志却无施展空间。

三、洞彻生命的超脱道者

归隐后的陶渊明有着多重伤痛的生命体悟：政治失意，生命短暂，生不逢时……陶渊明最终都用道家的思想将其一一化解。“觉今是而昨非”一句便奠定了整篇文章的情感走势，该句语出《庄子·则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昨”与“富贵非吾愿”中的“富贵”相对，是“今”而非“昨”，说明陶渊明明白了政治理想、名利富贵不过虚无缥缈之物，终如过眼云烟，并非人生的必然追求，无需栖栖遑遑，苦苦强求。

“帝乡不可期”一句则化用了“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庄子·天地》），与“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意义相同，都表达对生命短暂、生不逢时的悲叹。然而陶渊明并没有囿于这种情绪，仍借老庄的思想为自己打开了一条精神的通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是陶渊明情感的最终落脚点，这两句出自《周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蕴含着道家顺遂自然、乐天安命的自然观和生死观。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有“顺物自然”的说法。陶渊明汲取了老庄思想中的智慧，以超越时空的哲学眼光看待人生困境和生死命题，他登高“舒啸”、临水“赋诗”，寻求自己与自然的交融，追求一种无喜于生、无惧于死、适性适情、“物我两冥”的生命境界，以精神的解放来消弭对外的诉求和内心的忧虑。正如罗宗强所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正是老庄的最高境界……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③。

叶嘉莹说：“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种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转悲苦为新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经历。其间，有仁者的深悲，有智者的妙悟，而归其精神与生活的止泊……”（《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经历了大悲痛、大纠结后的一次大醒悟、大超脱。他挣脱了虚名浮利的羁绊、生命苦短的约束，达到了委运乘化、顺遂自然、乐天安命的超脱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