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常说“安居乐业”，有一所房子、一份工作，是古往今来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愿望，但未必容易实现。唐朝诗人顾况以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其实，香港百物贵，居也“大不易”。

在我有限的孩提记忆中，来到香港后，我们便租住在西环士美菲路的一所房子里。它原来是幼儿园的校舍，后來改建成民居。印象中，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露台，祖父栽种了很多不同的花儿，我小时候总爱往那里跑。那年头，生活并不容易，因为言语不通，又无一技之长，妈妈只好当起流动小贩，售卖卤水鹅。于是，有一段时间，露台也变成了饲养鹅的苑囿。

幸好，这些日子只过了4年左右，我6岁那年，我们被分配到位于新界荃湾的公共屋邨（音同村）。虽然那也是政府租给我们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公共屋邨是香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署《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被强行割让给英国，深水埗成为清朝与英属香港的边界线。从此有了一条叫做“界限街”的街道，从西至东横亘在九龙半岛上。为了更方便在半岛南部的码头、船坞找到一份工作谋生，不少人聚集到这里来。于是，深水埗一带便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杂乱而零碎的小寮屋区。

这些寮屋只是由木板和铁皮临时搭建而成，而且大多建在非法占据的土地上，所以租金十分便宜，吸引了大量贫苦大众搬入。一些工厂见那里租金便宜，人口又稠密，离香港市区也不远，于是也在此地建起一间又一间工厂。鳞次栉比，熙来攘往，固然是繁荣的象征，但也是火神“祝融”最爱看到的状况。

翻开当年的报纸，寮屋区火灾几乎每周可见。1950年12月8日《工商日报》报道，深水埗青山道李郑屋邨寮屋区大火，有逾2000名灾民无家可归。1954年10月2日《工商晚报》报道，10月1日晚李郑屋邨又发生大火，大火燃烧了两小时，登记灾民人数为4600余人。

这期间，1953年12月25日晚深水埗区的一场大火，把公共屋邨推到了历史舞台上。这场火灾，香港史书称为“石硖尾大火”。那天晚上，石硖尾白田村发生火警，波及白田上村、白田下村、窝仔上村、窝仔下村、石硖尾村和大埔村等多个寮屋区，5万多名居民丧失家园，无处容身。

1969年12月2日，九龙仔大坑西邨发生火灾，此图现存于香港公共图书馆。

经历了五十寒暑，大坑西邨已老态龙钟。

公共屋邨中少见的骑楼设计。骑楼是一种“上楼下廊式”的临街建筑，在中国岭南地区和东南亚等地较为普遍。

原本，随着南来的人口越来越多，房屋问题就已成为港英政府的一座“大山”。石硖尾大火成了压倒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晚以后，港英政府没有理由再袖手旁观。于是，香港公共屋邨的故事翻开了序章。

港英政府在灾区附近兴建了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其中包括率先动工的两层高的包宁平房。包宁平房以时任工务局局长包宁的名字命名，临时安置大批灾民。1954年，政府又在附近兴建多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这成为石硖尾邨的前身。1955年，与石硖尾邨隔山相望，李郑屋邨的徒置大厦也落成了。该期徒置大厦兴建计划共计12座，可容纳5万—6万人口居住。

几乎可以说，徙置区是当时香港灾民的唯一容身之所。根据1955年4月20日《华侨日报》统计，香港岛、九龙、新界徒置区安顿的人口达12.4万多人。但相比当时香港的住房刚需，这仍然是杯水车薪——环境恶劣的寮屋区还是遍布香港，大小火灾频仍，住屋问题并没有因为徒置大厦的建成而解决。

随后，港英政府除了自建自营徙置大厦外，还以“特惠地价”的形式邀请私人公司参与兴建公营房屋。

1961年，港英政府以特惠地价给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民屋宇）批地，请其兴建大坑西邨。平民屋宇由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出资，是一个非牟利团体。早在此前，平民屋宇就尝试在蝴蝶谷兴建了一小批平房——蝴蝶谷新邨，安置石硖尾大火的灾民。1961年，政府在批出大坑西邨用地时，在土地契约上规定：该平民屋宇须在该址提供至少1600个单位，出租给低收入人士居住。大坑西邨作为一个私营出租屋邨，由平民屋宇作为承批人，而不是由政府或房委会兴建和管理。

大坑西邨由“兴、强、顺、利、康、乐、安、泰”八座楼宇组成。1965年，民兴楼、民强楼、民顺楼等7座楼宇落成，到了1980年，第八座楼宇民泰楼也宣告落成。

大坑西邨是香港公共屋邨历史的一个小插曲和特殊存在，港英政府在应付了这一拨急需房屋的灾民需求，缓过气之后，马上就收紧了这类计划。时至今日，保留完好的私人营运的公共屋邨，只余下北角模范邨和石硖尾大坑西邨。但模范邨也在1979年因营运问题由港英政府接管，大坑西邨顺理成章地成为全港唯一一处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低于市值租金的私营出租屋邨。

可以想见，港英政府发展公共屋邨时，一开始只是抱着安置灾民的心态，但求提供一个“有瓦遮头”的居所，所以并没有很在意市民的生活需要。

像在李政屋邨的第一型徙置大厦（第一型为该大厦名称），它的单位面积大部分只有120平方尺（1平方米为9平方尺）。如果换算成人均居住面积，每名成年人可以分配到24平方尺的空间。但当时，香港法律规定每人最小的生活空间其实是35平方尺，所以，这个面积仍然低于法定标准。

按照港英政府的构想，住户完全可以在工作单位内煮食，解决吃饭问题，因此，港英政府在建设公营房屋时，没有考虑留出厨房的空间。很多住户不得不把厨房搬到走廊，原本就窄小的走廊在塞满了瓶瓶罐罐与各家厨具后，更加拥挤不堪，也带来大量的卫生与安全隐患。

比如，为了利于通风，港英政府原本用设有蜂窝形状的“窗花”隔开两家邻近的住户。但因为住户把厨房搬到了走廊，煮食的气味和声音恰好通过“窗花”传开。这使原来的良好设计，反倒成了缺陷——很多居民宁愿把“窗花”堵住，空气因此越发难以流通。

到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终于下定决心，用更长远的目光规划公营房屋。1971年，首个规划成自足小区式的公共屋邨——华富邨落成了。除了每间房屋都拥有独立厨房、浴室和露台外，屋邨更设有商场、学校、巴士总站，以及其他小区配套设施。所以，华富邨又被人们称为“平民豪宅”。

我就是在这类新型公共屋邨长大的，小小的公共屋邨，挤着我们一家7口人。那里有一个小商场，设有菜市场、小商店、银行、诊所、学校和游乐场。实际上，我父母没有什么报读名校的概念，只是因为荃湾信义学校是邨内唯一的一所小学。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家很平民的学校，老师不会花费太多精力培养学生。这倒让我的童年过得很快乐，没有太多补习。放学，我就用短跑般的速度，在3分钟之内跑回家看电视。看累了，我才开始做功课，一做完功课，又立马打电话给其他同学，三五一伙，在邨内的游乐场里玩儿。基本上，我可以一整月都不离开屋邨，因为它真的实现了“自给自足”。

叶德平童年时期的住所，方寸之间，有厨房、厕所、浴室和露台。（本文图片均由叶德平拍摄和提供）

自给自足式邨内配有简易的游乐设施。

公共屋邨设有商场，可以自给自足。

那年头，公共屋邨的居民都是一些年轻的基层家庭。大家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但氛围融洽，邻居间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互相喊一声就行。有时，爸妈没空照顾我们三兄妹，就会托邻居帮忙照顾一下。有时，邻居“拜神”回来，也会把拜祭时的潮州糖果分给我们吃。

邨内没有超级市场，也没有连锁商店，只有一间间温暖的小店。香港人管这些小店叫“士多”，是英语“Store”的音译。小店老板一般都住在店内，从早到晚开工，购物很方便。小店老板的记性还都很好。30多年后的今天，我偶尔回到童年居住的地方，他们依然能认出我来，亲切地跟我话家常。这大概就是公共屋邨独有的温情。

我在公共屋邨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我的记忆中，自搬到这里后，家庭的生活環境改善许多。我想，像我这样的公共屋邨故事在香港应该比比皆是。这短短几十年里，公共屋邨仍在香港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很多人长大后的所思与所念，也是很多人现实中的烦恼与逼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