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晖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传统人物画较少受到重视，成了当代人比较陌生的领域。在大众的印象里，传统人物画上都是些遥远陌生的形象，不知道代表着什么意思。其实，历代人物画拥有丰富的题材，例如表现文学史上的一些知名典故。

唐诗爱好者都知道“李贺苦吟”的典故，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人物画册页，定名为《寒林策蹇图》，该作品生动地把一则文学典故转化为了图像。

李贺是唐朝中期的浪漫主义诗人，生于公元790年前后，于公元817年前后去世（学者们对于具体生卒年意见不一），只活了大约短短27岁，却在诗坛获得盛名，为后世所尊崇。他属于李唐宗室，但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生活并不富裕。据传，李贺是个神童，7岁时就以富有灵气的诗作轰动京城，到十几岁已创造了不少优秀诗歌。

然而，诗才并没有给李贺带来好运，相反，他有限的岁月里充满坎坷，不仅仕途不畅，而且与他感情和睦的妻子也早亡了。不过，他在诗的道路上却是一帆风顺，生前便得到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韩愈等人的欣赏。去世后，杜牧、李商隐、陆龟蒙等人又为他作序、作传，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李贺能取得高超的文学成就，第一固然是因为具有天赋，第二则是因为刻苦用心，用全部心灵去作诗。李商隐所作《李贺小传》讲述道：

“能苦吟疾书……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唐文粹》卷九十九）

李贺惯于“苦吟”，但那“苦吟”并非为作诗而作诗，因此从不肯接受“主题先行”的拘束。

相反，“苦吟”采用的是一种貌似散漫实际却全身心专注的创作方式。这位被誉为“鬼才”的诗人每天没事的时候，就会骑着驴外出，在山野水畔随意游走，并由小奴仆背负一只旧锦囊跟随在后。漫游当中，一旦心中灵光闪动，便立刻把涌跳出的诗句写下来，扔到囊中。当晚归家之后，家婢端上晚餐，他却不急着吃饭，而是先忙着将那些才情的碎片整理成篇，然后再把整理好的诗篇扔到另外一只囊中，随即就闲置不管了。倒是知己朋友们非常关心，不时前来翻看他放置完整诗作的囊筒，把诗篇抄写下来，欣赏传扬。

李贺不仅采用了独特的创作方式，更可贵的是持之以恒，骑驴“苦吟”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除非喝得大醉，或者遇到必须去亲友家吊丧等不能推却的重要活动，否则，李贺每天都会骑驴外出，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灵感。他甚至多次骑着驴从长安到洛阳，再从洛阳回到长安。在往返的长途旅行中，目睹的社会情况和各种见闻，都催动他才思泉涌，吟咏成章。同时，李贺自我要求严格，一旦觉得作品不太满意，就弃之不顾。

《寒林策蹇图》（局部）。

《寒林策蹇图》这幅画表现的正是李贺的“苦吟”。画中，诗人骑着一头瘦驴，缓行于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小童相随在后，一手提着只长筒，另一手裹着袖头掩在鼻前，显得不胜寒冻。这一描绘恰与《李贺小传》“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的叙述相符。童仆手中所携长筒上有一块方补丁，显然，创作者以这种处理作为对于“古破锦囊”的示意。如此，这一作品显然具有明确的意图，即表现李贺“苦吟”的典故。因此，此画更准确的命名应为《李贺苦吟图》或《李长吉苦吟图》。

值得欣赏的是，画中李贺的衣着乃是唐代士人的标准常服，穿上领袍（即圆领袍），围革带，蹬高靿（音同要）靴。出于御寒之需，他的头上围裹了一条硕大的幅巾（形式接近纶巾）。不过，创作者细致地勾画出李贺在幅巾之下，仍然按照唐时习惯戴着幞头，幞头的冠部与两只后脚将幅巾撑起，轮廓清晰。在这些细节上，宋代画家特有的严谨让人流连玩味。

《步辇图》（局部），吐蕃使者禄东赞腰带上挂着一只长方形皮筒。

南宋画作《春宴图》（局部）。

另外需注意的细节则是小童手中所提长筒。观察宋元作品即可发现，从宋代开始，绘画中，每每在文人身后，都会有仆从提着有索、带盖的长方形或圆形长筒相随。最能说明问题的或许是梁楷《八高僧故事图》中，白居易身后有男仆提着一只长圆筒。这类长筒呈现为大致相同的形式，即一条长索兜底而起，纵贯长筒两侧对称的系列贯耳，最后在筒蓋上方合系成提索。

有趣的是，《步辇图》中，吐蕃使者禄东赞腰带上垂挂着一只带有罩盖的长方形皮筒，从观画人的角度可以看到，筒侧一边设有细管，挂绳从管中穿过。看来，筒身两侧穿系挂绳的形式最初是为适应游牧民族生活习惯而产生。

实际上，初唐时期百官悬挂在腰带上的“算袋”正是这东西。不过，到了宋代，如此形式的筒袋已经演化为文人的诗筒。受唐代诗人如白居易诗筒、李贺古锦囊做法的启发，宋代文人普遍把诗筒列为必备文具之一，诗筒里永远放置着诗笺，一旦诗筒的主人来了灵感，马上就取出一叶诗笺快速记录下来。

同时，随时随地吟成的零散章句、诗文草稿，都顺手塞到诗筒里，待到有时间时加以整理，或者补足成完整的诗文。这种诗筒平时置于书案上，外出游玩或旅行时，一般是由仆人负责提在手中或挂在担头，也可以吊系于马鞦（音同秋）带或乘轿的扶手上。

根据这一现实情况，宋代的绘画创作将诗筒提炼成具有符号性质的图像或说“画样”，一旦涉及士大夫远离庙堂、山林自放的场景，往往就会附上一个提诗筒的仆人。反过来说，只要画中出现诗筒，也就象征着在大自然中陶冶诗思的意义。典型如南宋画作《春宴图》中的一个片段，柳树下，一位文人正在展读手中的书笺，树后有一位小仆松开一只诗筒上的襻索，打开筒盖，从中拿取物品。

《寒林策蹇图》中，小童仆所提长圆筒恰恰由一条长索兜底而起，纵贯两侧。因此，创作这一画面的画家乃是以宋代常见的诗筒加上一块补丁代表史料中提到的“古破锦囊”。这一细节令人感慨，可以说，李贺独特的创作方法被后代文人深加推崇，定型成一种被广泛实践的模式，才促使诗筒自宋代起在文化生活中真正流行起来，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唐代杰出诗人为诗歌付出全部心血的形象，经由未能留名的宋代画家的笔墨，永远地活在了画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