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学既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任彦/ 摄）

世界上的大学多数坐落于城市，印度的国际大学却藏身于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国际大学建成之前，这个小镇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印象中，一个小村庄和一所大学之间会隔着千山万水，但在这里二者的距离竟如此之近！如果我不是亲自去过，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从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乘火车向西北行进，沿途是一望无垠的农田，小小村落点缀其间。旅途中，我不时看到农民赶着水牛耕田的场景，还有身穿纱丽、头顶瓦罐走在乡间小道上的妇女。车窗外的田园风光虽然很美，但我心里还是有点五味杂陈。在21世纪的今天，印度农民似乎还生活在“耕田靠牛、搬运靠走”的自然经济时代。火车很慢，160公里的距离用了近3个小时。

在波尔普尔火车站下车之后，又搭乘一辆电动三轮车，在红色的土路上行驶了十多分鐘，终于到了国际大学所在的小镇——圣地尼克坦。一路上很少看到汽车，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和自行车。小镇特别安静，像睡着了一样。许多房屋的墙面因风雨侵蚀而斑驳，在老榕树的掩映下更显沧桑。牛羊慵懒地卧在绿色的草地上，我的耳边不时传来啾啾的鸟鸣声。

圣地尼克坦并非什么“圣地”，只是当地语言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和平的居所”。张大千、叶浅予等文人将此地名意译为“寂乡”，现在通常译为“和平乡”。

“和平乡”原本并不存在，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拉那特·泰戈尔一手建起的。1862年，戴宾德拉那特乘船游历时，偶然发现了一处特别的地方。他被红色的土地和苍翠的榕树所吸引，内心一下子变得宁静淡然。

戴宾德拉那特性喜简朴，生活很简单，喜欢静坐冥思，或在山林寻道。他觉得自己发现的这块地方，既有乡村的静谧安宁，也有林地的荒野气息，是冥想静修的理想场所，于是买下这里的一大片土地，盖了一栋小房子，并在房子周围栽种了许多树。他给房子取了一个名字——圣地尼克坦，以此作为自己家族和宗教、种姓各异的人们的冥想场所。

随着这个地方成为当地重要的精神文化中心，周围的乡村干脆弃用原来的村名，改为圣地尼克坦。“和平的居所”变成了“和平乡”。

国际大学学生在榕树下上课。

人力三轮车在和平乡随处可见。（任彦 / 摄）

泰戈尔反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殖民教育制度，反对那种“人为”的、完全服从的、死记硬背的、不与大自然接触的学校。他希望创办一种森林学院式的教育机构，把印度古代的教育理想和现代社会的环境结合起来。根据这种教育思想，1901年12月，他在和平乡创办了一所露天实验学校。学校首次开学，只有5名学生、5名老师。随着他的不断努力，学校由最初的只开设小学课程发展为中小学一贯制。

泰戈尔1920年至1921年在欧洲访问期间，目睹欧洲“一战”后的凋敝、苍凉，痛感世界和平的紧迫性，于是萌生了建立一所以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大学的想法。1921年12月23日，国际大学在和平乡宣告成立。在当地语言中，“国际大学”字面意思是“使世界聚会的鸟巢”，取自印度《吠陀经》里的一句格言：“全世界在一个鸟巢中相会。”

按照泰戈尔的设想，国际大学应该是一个文化中心，是与各国沟通和交流的文化、思想殿堂。在这所大学里，应该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之间消除隔阂，更好地相互理解，并通过跨文化、跨种族的交流开拓眼界。为办好这所大学，泰戈尔捐出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还把家族在和平乡的土地、房屋以及其他财产都捐献了出来。

历经百年传承和发展，国际大学如今已是闻名遐迩。这所大学为印度培养出许多一流人才，譬如著名舞蹈家李·哥特曼、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现在，该大学有9000多名学生、700多名老师、2000多名工作人员。

国际大学既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学生拿着书本在乡间小道上穿行，当地居民在校园里做着各式生意。这种学校布局在印度极为罕见，充分彰显了泰戈尔开放包容的思想。漫步在校园里的红土路上，处处都能感受到泰戈尔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大学里的“露天教室”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一棵枝叶婆娑的大榕树下，修建了几排水泥座椅，这就是国际大学的“露天教室”。泰戈尔反对四面有墙壁的教室，认为那会禁锢学生的精神。只要不下雨，他就到露天教室给学生上课。他说，这种学习方式加上校园内载歌载舞的气氛，能让下一代身体健康、心境开朗、精神潇洒、志气磅礴、性格和谐。

据说，国际大学上课的传统是，老师坐在一棵树下不动，学生们围着这个老师听完课后，换一棵树再去听其他老师讲课，此时又有另一批学生跑到这棵树下听课。所有的学习都在一棵棵不同的树下完成。直至今天还有一些老师保持着泰戈尔的作风，坚持在大树下面授课。

我专程造访和平乡，不仅仅是因为泰戈尔，还因为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经过一番寻找，我终于看到一座雄伟的米黄色建筑。“中国学院”四个遒劲有力的黑色大字镶嵌在主楼正面墙上，格外引人注目。主楼旁边有几座配楼，楼群前面有一片空地，均被低矮的院墙环抱，整个布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格调淡雅庄重。

“中国学院的诞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晶。” 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特·班纳吉告诉我。泰戈尔一直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重新架起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他多年的梦想。为了同一个梦想，应泰戈尔之邀到国际大学任教的华侨学者谭云山主动请缨，多次奔走往来于中印之间，最终于1937年4月14日建立了沟通中印文化的中国学院。

“我父亲是中国学院的设计师，他要把中国学院建成一座永久性的大厦，一座中印世代友好的丰碑，所以他要求工人把中国学院的墙壁垒得比普通印度房屋厚一倍。” 谭云山之子、印度华裔知名汉学家谭中教授说，当年中国学院的成立，翻开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掀起了中印两国互相研究彼此文化的热潮。谭云山是中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为学院拟定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泰戈尔与国际大学学生在一起。

在离开和平乡的火车上，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和平乡，脑海里回响着泰戈尔对世界和平的呼吁。1937年，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式上致辞：“是合作与爱心、互助互信创造了文明的力量。新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应该继续发展，使人类吸收科學的成就，管制他们的武器和机器。不然的话，武器和机器就会统治与奴役人类。”

和平是泰戈尔一生的梦想，他用毕生心血为世界谋求和平。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答奖辞中说：“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与其他族类、其他的个体进行战斗，而是借由他的工作，以实现世界的和解与和平，重建友谊与爱的纽带。”和平乡为泰戈尔实现理想提供了自然环境，泰戈尔又通过创办国际大学为和平乡注入和平的灵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促进。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驻印度使馆门前的大路叫“和平大道”；在北京，也有为纪念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命名的“和平里”社区。人类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是共通的，也是永恒的。然而在当今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正在遭受冲击，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阴魂不散。

人类将何去何从？此时此刻，我深刻认识到泰戈尔的国际主义与和平理念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更加理解“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世界的不二之选。愿世界如泰戈尔诗句所云：“云朵飘进我的生活，不再引来狂风暴雨，却只为我暮晚的天空增色。”没有暴力，长存美好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