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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坐在南京这张“凳子”上写南京

2023-04-04陈娟

环球人物 2023年7期
关键词:叶兆言凳子南京

叶兆言

6年前,作家叶兆言搬到南京下关的长江边居住。他家住35楼,从阳台上望出去,浩瀚长江突然拐了一个弯,由西转向南,浩浩荡荡而下。按照自己的作息,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写作,写字台正对着窗户,随着天光转换,晨雾中的长江渐渐清晰起来,江边行人来来回回。有段时间,江上突然飞来上百只鸟,有白鹭,也有鸬鹚,成群结队捉鱼吃。他还专门买来一台观鸟望远镜架在窗台上,幸运的话能看到江豚。

“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种沧桑感。从早写到晚,有时月圆,有时月缺,江流有声。日复一日,在重复的场景里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想法,‘逝者如斯夫’,历史像江水一样瞬息而过,又似曾相识。”叶兆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正值夜幕降临,外面下着细雨,隔窗望去,天幕是蓝色的,江面氤氲,隔江灯火通明。

距离这里不到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城门仪凤门,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咽喉要道。“作为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它见证了南京城乃至一个民族在攻和守、开拓和封闭、凋敝和繁荣之间的沧桑变幻。”叶兆言说。正是在江边居住的日子,他完成了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故事的背景就是仪凤门,并以此为中心,讲了一个南京走入现代的故事。

“我想写一个过去历史中的现代化故事,这是我最初的动机。”叶兆言说。

从叶兆言家阳台看长江。(本刊记者 陈娟 / 摄)

叶兆言的著作《仪凤之门》和《南京传》。

未动笔前,他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上海,计划讲一个黑帮老大的故事。搬到下关后,日日面对长江,又因写《南京传》对仪凤门有了了解,就改了主意,“每部小说都应有个‘药引子’,仪凤门正是南京现代化转型的‘药引子’”。

仪凤门,南京的北大门,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取有凤来仪之意。自古以来,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它历经沧桑,或被封,或据以守城,或炸毁,或复建,见证朝代更迭、历史兴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修好此前被太平军炸毁的仪凤门,并在门下铺设了南京第一条近代马路,为下关开埠做准备……《仪凤之门》的故事就开始于仪凤门修复完工的12年后,也就是1907年。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不只是革命党人要推翻清朝,所有人都在想世界要变了。”叶兆言说。这一年,清政府已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10月,历史上中国第一条城市铁路——“宁省铁路”开始动工,1909年1月通车。从此,自上海坐火车抵达南京,可以在下关转乘小火车,呼啸着进入市区。再后来,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目的是“开风气而劝工商”。

南洋劝业会规模恢宏,盛况空前,历时半年多,共有中外30多万人参观,时人称之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叶兆言的祖父叶圣陶,以及茅盾、鲁迅都去过。“鲁迅是带了自己的一批学生去,想让他们到那里接受现代化教育;我祖父在念中学,当时老师觉得要让孩子拓展眼光。”

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之交的节点上,主人公杨逵登上舞台。他和兄弟冯一雄、水根,拉着黄包车,到下关码头去寻生意,自此展开一段传奇人生。杨逵先是稀里糊涂地加入反抗清廷的革命党,又稳稳抓住了下关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成为商界名流。传奇结束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势如破竹,杨逵的妻子却不幸殒命于英美军舰的炮火,他的商业帝国也轰然倾覆,人生归于平淡。

1910年的南京仪凤门

現在的仪凤门。

“透过杨逵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时代和人的关系。时代很重要,没有时代就没有杨逵;英雄本身也很重要,英雄的创造也会影响时代。”叶兆言说。

比如,1922年,时任江苏省长韩国钧准备在仪凤门旁新增一座城门,密切城外城内联系,杨逵闻风而动,大量购置土地,成立“房地产公司”,自己扩张商业版图的同时,也促进了下关一带的繁荣;杨逵参与兴建的这座城门,原名海陵门,后改为挹江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正是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

关于南京的书写,叶兆言早已轻车熟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这些故事里,以民国时期的故事最为知名,比如他的“秦淮三部曲”:《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也因此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叶兆言擅长写南京的故事和民国时期的故事。“其实,我也有很多讲述现代人生活的作品。”他说,他最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

在《仪凤之门》中,他摸索着历史与现实的边界,书写着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除主角外,光复会、年轻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外交官、军阀、帮会团伙、洋行经理……各色人等一一登场,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乱世之中,有人乘着时代飓风扶摇直上成了新贵,有人跌入泥潭仰人鼻息。命运变幻,只有南京城依旧巍然屹立。而借着小说中的故事,他也表达出自己对城墙的一种看法:它把城市围了起来。围在里面看似安全,真遭遇了乱世,恰恰是让你无处可逃。

如今的仪凤门,早已焕然一新。漫步城头,时见老人在上面吹笛、练琴,也有年轻人举起手机,俯拍今日下关盛景。虽然家离得不远,叶兆言倒很少去,“我有足够的想象力”。

“好的作家绝对有极强的想象力。”叶兆言又重复了一遍。在他看来,想象的生活也是生活,虚构的生活也是生活。

想象和真实感的结合,是叶兆言写作时极为重视的部分。他的作品时常可见历史人物登场,无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战乱时的南京,还是《夜泊秦淮》中的乱世家族,细致到连街道店铺和房间摆设都像实景再现——他将“真实”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小说是在一个特别好的风景里,建了一个亭子,让你坐在这里面看风景”。

叶兆言出身于文学世家。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曾任文学期刊《雨花》主编。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书为伴,中国的、外国的,通通都读。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读雨果的《九三年》,一面流眼泪,一面抄写,“现在做梦,还会梦到那个辉煌的最后场面,郭文高傲的头颅被按在断头台上,痛苦不堪的西穆尔登拔出手枪,用一粒子弹打穿了自己的心脏”。长大后,阅读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随时随地都在读。

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谈起文学的启蒙,我堂兄三午对我的影响要远大于父亲,更大于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诗人,和芒克、多多等是朋友,这些人后来都在诗坛名震一时。作家阿城曾写过一篇文章《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里面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郭路生(食指),还有一位便是三午。

1974年初夏,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为爷爷当了一年“秘书”。也是那一时期,他和三午常常“混”在一起。有一阵子,他整天缠着三午给他讲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会讲故事,每每讲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停下,然后让他买烟,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钱。“但这种卖关子说故事的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

在三午的影响下,他很早就知道并熟悉那批朦胧派诗人,读过、抄过他们的诗。“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奇特的句式,惊世骇俗的字眼,都成为我文学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叶兆言说,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他的文学观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俗与不俗,后来成为叶兆言写作时的重要标准,一直到现在。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叶兆言进入工厂做钳工。1978年,他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没有一句祝贺,只是感叹了一声:“没办法,又要弄文了。”

在南京大学,叶兆言遇到了正在中文系任教的陈瘦竹。陈瘦竹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与创建人之一,与叶至诚相熟,对叶兆言也格外关照。有一次,他把叶兆言叫过去,说:“兆言,不管将来从事什么,都应该一个月写一篇小说,每个礼拜写篇散文,这是主要的。此外,每天两个小时外语,两个小时古文,也是必须的。”

少年葉兆言和祖父叶圣陶。

上世纪90年代的叶兆言。(肖全 /摄)

当时的叶兆言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不准备当作家,写那么多干什么”。但还是听了陈先生的话,开始坚持写日记、学外语、读古文,也写散文、小说,但都是练笔,依然没有作家梦——他认为写作是一种能力。直到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写的东西开始多了,他才慢慢地走上文学之路。

叶兆言真正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先后发表,引起文坛轰动。那个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小说家、诗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时期,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叶兆言和他们一起被冠上“先锋作家”的称号。

“先锋成名之日,就是先锋消亡之时。但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回望80年代,叶兆言有诸多感慨——毕竟那里有他这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华,但也并不留恋。

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叶兆言都试图与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写怀旧神话,在《古老话题》中讲犯罪故事,在《刻骨铭心》中讲述两个现代故事——一个与无性之痛有关,一个与失去语言之痛有关。到了《仪凤之门》,他则写一个草莽英雄成长奋斗的心灵史。

2023年3月,叶兆言在南京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陈娟 / 摄)

和以前的写作没什么两样,叶兆言写《仪凤之门》,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较劲”。比如写杨逵与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一个是传统的大家闺秀芷歆;一个是现代女性仪菊。后者是前者的姑姑。

“写杨逵与仪菊的‘不伦之恋’时,怎么也想不出两人如何走到一起。”叶兆言回忆,那几天自己很焦虑,直到有一天,茅塞顿开:怎么写都是俗,干脆不写了,留白!“我把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变成‘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成故事。这也是现代阅读的一种高明之处。”

“我每次写作都小心翼翼。别看天天写,其实很悲观,常常会想:能有多少人看我的书呢?但还是努力去写,抱着一种拯救复活的心理去写作——也许这本写好了,读者被吸引了,会去看我以前的作品。”叶兆言说,坦率而真诚。

40多年下来,叶兆言已出版一百六七十本书,装满了整整一个书柜,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最有恒心和耐力的马拉松选手”。他说自己近两年写得更“疯狂”,每天能写10多个小时,每日多则数千字,少则几百字,没什么可写时反而会焦虑烦躁,乃至痛苦不安。

“支撑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记者问。

“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乐趣,我喜欢写作,没有写作我的人生将会很糟糕;一个是信念——珍惜每一次与读者偶遇的机会。”叶兆言说。

写作这件事足以让他自娱自乐。闲余时间,他很少参加饭局,最大的爱好是游泳,每日午后游半个小时,“一个作家光有内在的生命力是不够的,诗歌流的是血,小说流的是汗,要有一个好身体,才可承受长期伏案写作的考验”。他不看电视剧,只看NBA比赛,会为喜欢的球队输球而愤慨。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也不闲着,背唐诗宋词,“现在我马上能把《赤壁赋》全文给你背出来”。

“所以我这个人,往好了说是个用功的人,往不好了说就是个特别无聊的人。”叶兆言说,自己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而写作正好可以“把缺点都藏住了”。

去年10月,他受邀参加文学纪录片《我在岛屿读书》的拍摄,和苏童、余华、西川等作家、诗人一起,在海边读书,聊属于他们的年代以及文学。有一个镜头,余华和苏童妙语连珠地斗嘴,叶兆言在旁边笑着,偶尔回答几句提问。看到炭火,他想到清朝诗人徐宗干的《咏炭》,随口吟诵:“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因性情温和又知识渊博,他在年轻人中圈粉不少。节目结束后,更多人对他的作品产生好奇,但他依然担心,担心观众看到他,会认为“一个作家不好好写东西,跑去岛上搞什么名堂”。

“叶兆言内心的散淡令人钦佩,他的散淡,是生成骨、長成肉、是溶于血液的。”同居住在南京、相交多年的好友毕飞宇说。另一个好友苏童也评价过,叶兆言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老派文人的气息。

有人曾说,文人叶兆言用文字占有了一座城。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他,并不喜欢将自己和南京绑在一起,但也在写作中认清了现实。“就像福克纳说的,写作总是需要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要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就好像我坐在凳子上和你说话,这是哪张凳子不重要,但是总得有张凳子。我的这张‘凳子’就是南京。”

日复一日,叶兆言坐在那张“凳子”上,观察世情,回顾历史,书写成长、情爱、家庭、忠诚、背叛、伤痛……“其实,这些放在什么背景下都可以写,关键是如何去写,如何与当代人的生活建构一种精神关联。”

接下来,他将写一部1949年之后的“南京传”,想看看南京这棵“秣陵的小树苗”(秦朝时南京名为秣陵。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南京,改秣陵为建业,南京从此崛起),在新的时代旋律里,将生长出怎样的风景。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南京传》,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刻骨铭心》等,散文集《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等。新近出版《仪凤之门》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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