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晔

2023年3月，张福锁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这是我的第252册学术记录本。”张福锁翻开本子展示给《环球人物》记者看，密密麻麻的笔记，有的是黑字，有的是红字——红字记录的是重要的事，提醒他一定要再关注。

作为一位“农民院士”，张福锁的工作非常繁忙，或许今天在这个村的科技小院，明天就到了另一个村的田间地头。但不管多忙，他都一直保持着做笔记的习惯，最多时，一年要用完十几个本子。

除了学术记录本，他还有个巴掌大的日记本。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感触，甚至吐槽的话，他都随时记在这个小小的日记本上。“我最近想做的事也在这上面写着呢，就是这句：‘读书、读人、读事，忧人、忧心、忧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1986年，张福锁远赴德国读博，临行带的衣物里，最贵的是母亲为他买的一条价值8元的“的确良”裤子。

到了国外，他大受震撼，不只因为实验室里先进的设备，也因为茶歇桌上每天更新的环保宣传单。当时，德国正兴起环保运动，不少人提出减少生产、保护环境。“我在国内时研究的是怎么从土壤里、从矿物里找到养分，让作物能够增产，结果人家这儿养分竟然多得成污染物了。”

他心想，中国可千万别像欧洲一样，等过头了，已经污染了，再去治理。4年后学成回国，他立即着手相关调研，然而还是晚了一步——他去北京郊区做冬小麦的施肥调查，结果发现当地60%的农田都施肥过量。

青年时期的张福锁（右）和李晓林在实验室工作。

2018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授予张福锁荣誉博士学位。

我国大量使用化肥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因为农民发现化肥增产效果好，于是大量使用，甚至导致化肥一度成为“一袋难求”的紧缺农资。后来，化肥生产供应量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上来了，可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水体富营养化，出现蓝藻；氨排放超标，污染大气，雾霾的形成其实就与氨气有关。

转型迫在眉睫，但西方环保主义者那一套在中国可不灵。“他们觉得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污染，粮食不够的话，进口粮食就行了。但咱们人口多，粮食需求量大，粮食安全是个极其重要的事情。中国走不了他们的路子。不光中国人走不了，印度走得了吗？非洲还吃不饱，再让他们减少生产，不就是要命？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从科技上破解这道难题，既增加产量、发展经济，又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张福锁说。

通过研究，张福锁发现，因为化肥的过量使用，土壤、空气、灌溉水里富含养分，这些养分占到作物需要量的近1/4，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把这些养分都利用起来，就可以大幅减少化肥的使用，不仅粮食产量不会降低，还省钱。

1994年，张福锁提出“养分资源”这个概念，之后又发展了养分资源综合管理理论。这使他在当时遭遇不少质疑，有几位专家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道：“这也是资源？人家有土地资源、水资源，你这养分也成个资源？”

但事实证明张福锁是对的。2005年，农业部启动了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行动，组织技术人员去村里测土壤中的养分含量，把这部分扣除后，再给农民发放施肥建议卡，相当于给农作物定“食谱”。张福锁的理论有了用武之地，在全国应用的结果是节肥20%、增产8%，有效提高了肥料利用率，为环境保护、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绿色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2008年，张福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福锁用“幸运”形容后来的故事。“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在绿色发展理念还没提出时，国家实际上就已经非常重视绿色发展。”

2010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过量使用氮肥造成了土壤酸化。一般来说，在自然的情况下，土壤的pH值（指酸碱度数值，pH<7呈酸性，pH>7呈碱性）要经历上千年才可能变化一个单位。但我国由于过去不合理使用氮肥，导致短短几十年间，土壤的pH值就平均降低了0.5个单位，这会影响我们的农作物品质，甚至影响粮食安全。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更影响了政府后续决策。

2013年，张福锁受邀为《自然》杂志写了篇文章。他写的主题是“怎么实现增产增效”，没想到编辑给改成了“Chinese agriculture：an experiment for the Word”。“谦虚一点翻译就是‘中国农业：全世界的一個试验’，不谦虚的话就是‘中国农业：全世界的榜样’。”

在张福锁看来，2015年是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农业部组织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明确要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第二年，我国农用化肥用量比上年减少38万吨——这是我国农用化肥用量自1974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之后，张福锁又积极推动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我国畜牧业发展非常快，有机肥越来越多。过去的农民舍不得扔动物粪便，都是肥料，我小时候在农村还要去捡粪。但现在不少粪便流到废水里，成污染环境的东西了。把有机资源用好，还能进一步减少化肥使用。”

一系列行动下来，转变的除了农业发展方式，还有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张福锁记得多年前去调研，问农民施肥会不会造成污染，没一个人回答有污染，都说没污染，“施肥不就是增加粮食产量嘛”。现在再问农民，答案已经变成“千万不能施太多肥，会污染环境的”。

“想改变一个观念，没有几十年还真不行。不是说我从德国看到了问题，回来一提醒，大家就能立马进入一个新状态。”近些年的变化让张福锁感到欣喜。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一项便是“绿色发展”理念。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中国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如果说站在全球科学前沿引领潮流是“顶天”，那么去农村生产一线做应用研究就是“立地”。

2008年，张福锁团队20多人，全年能发100多篇英文文章，已经“顶天”，该考虑“立地”。他问团队成员：“咱们发这么多文章，老乡们不看也用不上，能不能抽些力量，去农村试试，这些科学技术创新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

大家不太积极，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从农村奋斗到北京，不想再回农村。张福锁的师兄李晓林主动请缨带队，师生驻扎到河北曲周的实验站。当时，他们每天早上8点上班，兴冲冲骑着车去村里，结果地里总是没人。当地农民说，太阳没出来他们就下地了，太阳一高就回家了。

时间对不上怎么办？张福锁说那干脆住到村里去。他们从实验站搬到村里一处闲置房，跟农民实现了零距离、零时差，农民有问题随時就能找到他们。一位农民的麦子被虫子咬了，一大早就把叶子拿过来，喊还在被窝里的农业高材生起来看看是啥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往他们院子里跑，有的是来问农业生产问题，有的是请他们帮忙辅导孙子学习，还有的就是来这里聊天。

2009年，张福锁在河北曲周白寨科技小院外和当地农民合影。

2022年，云南古生村，张福锁和师生查看试验田水稻长势情况。

农民对他们说，你们是搞科技的，把科技带到我们农家小院来了，这是个科技小院。张福锁一听，觉得这名字好，接地气也体现特色。科技小院的名字就这么定下了。“科技小院给我们提供了科技创新的实战场景。之前在学校里，大家在文献里找问题来研究，放了一枪，子弹飞去哪里都不知道。但在这里，我们要打硬仗，看实际生产中存在什么问题，找到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办法，然后应用试试，农民增产增收了，才证明创新真正成功了。”

张福锁的学生在科技小院里学会的第一课是知农、爱农，他讲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学生李星发现村民大叔清早坐在小院里看书，便好奇询问他看的什么书。“我家养了几只羊，想找本书看看怎么养，但把全村找遍了，只找到一本养鸡的书，我就看这本养鸡的书了。”大叔的话让李星很受触动。他之前学了四年动物科学，一度觉得学的东西没用。这一刻，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学到的技术对农民有用！

另一个是学生郭孟楚去指导农民施肥时，被农民辨别化肥真假的方法吓到——他们用舌头尝！如果有个万一，舌头可就保不住了。但农民说：“我没别的办法，只有尝一下，烧舌头的就是真化肥，不烧舌头的就是假化肥。”郭孟楚想，自己在大学学了那么多知识，为什么从没想过要给农民提供一个简单的化肥检验方法呢？

农民的苦与累，听说不如亲见。学生们看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立志担起强农、兴农的使命。

科技小院也给乡村风貌带来了巨大改变。村子里的路修得更好了，房子弄得更漂亮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状态变了。有位不识字的农民，本来只会写自己的姓，为了向他们学习新的生产技术，硬是花两年学会了写字，甚至会写实验记录。有个村的妇女们还一起学起了跳舞，后来又专门成立了秧歌队。张福锁的一位德国朋友有次去那个小院参观，跟着农民们一起跳舞。“他特别高兴，说你们应该测测科技小院对当地百姓幸福指数的影响。结果我们一测发现，小院所在村子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别的村。”

但张福锁更相信另一套评价标准：第一，村里农民多久才请小院的人吃第一顿饭；第二，农民什么时候才开始把好吃的送到小院；第三，小院的人离开时，农民的状态如何。“如果农民很快就请你吃饭、给你塞好吃的、你离开时抱着你哭，那说明他们信任你、喜欢你，你的工作到位了。反之，如果都没人搭理你，那就完蛋了。”

科技小院在全国遍地开花，经历了从1.0版本的一对一帮助农户，到2.0版本的技术支撑产业发展。但张福锁并不满足于此，他想做3.0版本的科技小院，助力乡村振兴。

这个故事要从一杯茶说起。

2021年国庆假期，张福锁前往大理度假，住在古生村附近的一处民宿客栈。10月2日上午，他和亲友在客栈大堂喝茶时，一位骑行客进来问有没有咖啡卖。当时前台只有客栈老板的女儿在，小女孩说不会磨咖啡，张福锁的夫人便热情解围，邀他一起喝杯茶。这位骑行客一看到张福锁就说：“我看你面熟，咱们是不是认识？”张福锁笃定彼此并非旧识。结果第二天早上，他收到这位骑行客发来的短信，称昨晚他和大理州委书记杨国宗聊天时，突然记起了张福锁是谁，还留过联系方式。他请张福锁务必同杨国宗见个面，谈下洱海污染治理的事。

张福锁以为这是客套话，没放心上，出门逛到上午10点才回客栈，看见这位骑行客在等他。“我怕你们今天走，早上6点起床，骑了20公里车赶过来，请张院士一定赏脸。”张福锁被感动了。见到杨国宗，张福锁才了解到当地此前为保护洱海做了不少努力：严格奶牛养殖，数量从原来的十几万头降至两万多头；不准种用水用肥多的大蒜，哪怕它每年的产值有几十亿元。可洱海的污染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杨国宗希望他能牵头帮忙解决。

张福锁没有立马答应，回京后请了40位专家到洱海开研讨会，仔细调研后才点头。这年年底，洱海科技小院成立。

“我们的前辈石元春院士、辛德惠院士当年搞黄淮海科技大会战，为粮食增产作出巨大贡献，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把‘南粮北用’变为‘北粮南用’，其成果被称为农业科技战线上的‘两弹一星’。我们接过接力棒后，开辟新战场，也要搞洱海科技大会战。”张福锁说。

张福锁介绍，洱海科技大会战有“三大战役”：一是水质保卫战，就是把洱海保护好；二是绿色高值农业攻坚战，“这应该是中国农业未来的方向，即大部分农民去种绿色高价值的作物，提高收入，小部分农民在国家支持下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三是乡村振兴阵地战，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都融入到科技小院的发展中。

如今，全国已有1048个科技小院，洱海科技小院是其中综合性最强的代表之一。“这里既有挑战，也有建立起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的发展机遇。”张福锁说。

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张福锁被称为“农民院士”。“其实‘农民院士’一直是朱有勇的标签，他是脱贫攻坚楷模，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张福锁对《环球人物》记者谦虚道。但他也不知道该给自己贴上一个什么标签，想了想又说，“叫我‘农民院士’也没错，我们都是‘农民院士’嘛”。

张福锁出生在黄土高原，上大学之前就没吃饱过。父亲是赤脚医生，病人到了饭点常在他家吃饭。张福锁因此习惯了热闹，至今也不喜欢一个人干活。那时，他的梦想是未来让大家都吃饱饭。

2023年2月，张福锁在云南大理田间向学生传授油菜高值种植技术。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没日没夜学习，高烧时说胡话都是功课内容。他如愿考上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秋季入学的大学生。村里人都很羡慕，但不理解他怎么去学土壤肥料這个专业，在村里不就是跟这打交道？

不管别人怎么说，张福锁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一节农业化学课上，老师讲“人粪尿”，他听完很有感触：“原来司空见惯的东西里，还有科学大道理！”他对这门学科萌生了浓厚的兴趣，更加努力学习。

这些年里，张福锁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与初心。“我来自农村，知道农民的不容易，也永远去不掉农民情结，所以工作要扎根在农村，去年在洱海的古生村待了240多天。”他和农民是朋友，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全国给他祝贺最多的就是各地农民和土肥站站长。

“现在很多年轻人焦虑、迷茫，这也正常，但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选择要走的路，选定后就坚持自己的追求，绝不放弃。”张福锁的座右铭是“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就”，当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后，他把这句话的德文贴在办公室里。他总推荐学生读《居里夫人传》，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上大学时读了17遍。居里夫人的勤奋与坚韧，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始终激励着他前行。“我们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人传承延续。道不远人，我们要持续努力，把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优异答卷写在祖国大地上。”

植物营养专家，1960年出生于陕西凤翔，博士毕业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年两会，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