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予菲

2023年3月，诺扬在上海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陈昊 / 摄）

上海陆家嘴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身着黑唐装的诺扬·罗拿跟《环球人物》记者热络地打招呼：“欢迎你们来上海！”刚见面，他就跟几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话起了家常：“你们住在哪儿？过来方便吗？打算待几天？南京路步行街逛过没有？有空我带你们去逛逛！”

这间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十分用心。“上海市优秀人民建议获奖者”“长宁区世博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荣誉市民”等诸多“接地气”的奖状奖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他为记者讲述这些荣誉背后的故事：“用北京话说，我就是‘事儿妈’，专给社区工作‘挑刺儿’。”

诺扬已在中国生活40年。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土耳其第一批公派来华的留学生。初到上海，在偌大的城市里，方言听不懂，食物吃不惯，诺扬心里满是忐忑。在上海待得久了，他逐渐融入其中。现在，工作日的他出入陆家嘴的办公室，休息日的他则换上志愿者的小马甲走街串巷。“我对中国比对土耳其要熟悉多了。”诺扬笑着说。

记者采访诺扬时，恰逢今年全国两会闭幕，久居中国的诺扬描述了他对中国两会的观察。

“我觉得今年两会有这么几个特点。”诺扬总结，“今年两会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以来的第一个两会，意义当然重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表决通过，这个改革方案我也一直在关注。今年还是‘十四五’发展总体规划的第二年，可见这个年份十分关键。”

关注两会早已成为“上海市民”诺扬的习惯。每年两会前夕，诺扬都会与几位上海市人大代表“碰头”，“出发去北京之前，他们都会说说自己的提议”。

每逢3月的“两会时间”，诺揚所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社区也跟着热闹起来。虹桥街道是中国首个涉外居民区，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在这里相邻而处。2015年，虹桥街道办事处成为全国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诺扬担任立法联系点信息员。在他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外籍居民开始关心社区发展，为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格”出谋划策。

在虹桥街道办事处的议事厅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来自全球各地的洋居民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热切讨论。大家七嘴八舌地讲，诺扬一条一条地记。

正是在这间议事厅，诺扬提出了将“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改为“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比较妥当的建议。

2018年，全国人大就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开展意见征询。诺扬发现了“关于外国人纳税的法律漏洞”。“原来相关法律的规定是，外籍居民在中国居住超过183天，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183天指的是连续居住时间，但如果有人在第182天出境，过段时间再回来，那就不用交税了。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做法（避税）很普遍，这不公平，我必须得提出来。”

诺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场的议事员边听边点头。“大家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我们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不知道在法律层面这条立法建议是否可行。”那天在街道办事处讨论完，诺扬心里也没底。

没过多久，长宁区相关部门讨论该立法建议时，诺扬到了现场。后来，上海市相关部门再一次找到诺扬，邀请他参与新一轮立法评议。诺扬说：“我记不清现场具体都有谁，也不知道内部程序是怎样，但这些环节我都参与了。在中国，每个立法环节都能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

2019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诺扬的建议被采纳并纳入法条。一则来自基层的建议，就这样落地了。那段时间，诺扬逢人就说：“真没想到，我一个外国人也能参与中国立法。”

在虹桥街道办事处，诺扬参加民主议事。（纪录片《民主之光》视频截图）

这两年，诺扬忙着为另一条立法建议收集更广泛的意见。“越来越多的上海居民开始养宠物，一些小区出现了不文明现象。宠物到底谁来管？怎样管？居民和社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提出相关立法建议后，议事员纷纷走上街头，走进小区，收集居民的意见，一条条记录总结，再坐下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继续完善。”

“中国式民主是‘广泛的民主’，本来大家觉得立法高大上，现在立法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门口。中国式民主是‘管用的民主’，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关切，真正将民意落到实处。”诺扬一边总结，一边打开电脑为记者展示一组数据：虹桥街道办事处基层立法联系点至今已经完成78部法律的意见征集，征集建议2252条，其中163条被采纳。他指着数据说：“中国式民主的关键词是参与，能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

虹桥街道办事处基层立法联系点也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市虹桥街道考察，充分肯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接地气、聚民智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丰富民主形式”。

在虹桥基层立法联系点，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生动诠释和肯定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中国通”诺扬还没有来中国之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学习。

他是土耳其第一批学中文的大学生。那个年代，“学中文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诺扬选择汉学系，朋友们都笑他，说“你干吗学这个？一点都不热门”。

诺扬不听劝，入学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英文系一年后，非要跳到汉学系。“我当时算国家公务员，边上班边读书，没有找不到工作的顾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中国历史与土耳其历史紧密交织，我一直想去探索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

诺扬刚转到汉学系，整个系里一共有17个学生，毕业时却只剩下3个，“有的人考试不及格，有的人早早辍学去做生意了”。

那是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中土两国签署了一个关于文化交流的协议。诺扬从顺利毕业的3人中脱颖而出，拿到公派留学中国的唯一名额。1983年，他一个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2009 年，上海市民巡访团团员诺扬（右）参加巡访活动。

毕业多年后，诺扬回到武汉大学，在校门处留影。

刚到中国，诺扬的第一印象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到处都灰突突的，我既害怕又陌生”。“那个时候，一到下午5点北京所有的饭馆就关门了，马路上光秃秃的，一个人没有。不像现在的北京，是座热闹的不夜城。”

诺扬先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中文，第二个学期转入武汉大学，学中国古代史。毕业那年，他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盆地待了一个多月，每天研究出土文物，最后交出了一份4万字的手写硕士论文。30多年后，这本泛黄的论文被诺扬珍藏在办公室的一个带锁的柜子里。他说：“学历史的人都念旧，都爱回忆。”

毕业后，诺扬成为土耳其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多次为访华的土耳其领导人担任翻译。他回忆：“使馆就在北京三里屯边上，我在那里生活了八九年。”

1996年诺扬来到上海，参与土耳其驻上海总领馆的筹备工作。1999年，诺扬辞职，成为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用一句中文总结，我‘下海’了。”

到上海的第一年，诺扬就住在长宁。因为一块“五好家庭”的荣誉奖牌，他第一次来到虹桥街道办事处。

“刚搬过去，我看到邻居家门上都挂着‘五好家庭’。我逮着邻居就问‘是从哪儿买来的奖牌？’他说‘是政府发的’。我再问‘政府哪个部门？’他回答‘街道办事处’。我迫不及待一路找到办事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五好家庭’的‘五好’指的是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我一听，我们家够得着标准啊，就立马填了申请书。一两个月后，街道办事处送来了铜牌，我也喜滋滋地在家门口挂上了‘五好家庭’。”

自这一次与街道办事处打交道后，“中文讲得很溜”的诺扬成了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我还常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喝茶聊天”。在虹桥街道住得久了，诺扬与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爱管“闲事”的诺扬，“把外籍居民的声音更好地传递到了街道办事处，同时将街道办事处的声音更好地传递到每一户外籍居民的家中”。

诺扬说：“虹桥街道办事处最初成立时不涉及立法工作，我们的建言献策也到不了法律的层面。”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2015年，虹桥街道办事处成为全国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这里“一头连着立法机关，一头连着基层群众”，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

诺扬一直感慨：“在中国的40年，我有幸投身一段突飞猛进的历史，目睹十几亿人生存环境日新月异。在上海的20多年，我见证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发展全过程民主中应运而生、蓬勃发展。”

“都问我为什么坚定地选择在中国工作生活，这就是我留下的原因。”诺扬说。

这些年亲历中国基层民主，诺扬颇有感触。他最近正在编写一本关于“中国基层民主40年”的书，试图以一个“外国社区工作者”的视角书写“中国街道办事处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式民主能解决人民的关切，切实为人民服务，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民主。”

简单点说，民主就是“一个人以上”，就是互相尊重与互相理解。民主还有一个浪漫的说法，为人民造福祉。

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丰富多彩。从这个维度看，民主是一个平台、一个“体育场”。在“体育场”里，中国可以打排球，美国可以打高尔夫球。但規矩由我自己定。我按照国家的背景、国家的历史、人民的性格，自己来定“体育场”的规矩。

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大、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好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新时代实践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写照。

中国式民主做到了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相统一，这一点西方民主做不到。据我观察，西方民主更注重“投票权”而不是“决定权”。

在近几年西方国家的大选中，投票率越来越低，有些西方国家的投票率甚至降至30%。西方民主正在失去民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政客说一套做一套，竞选时做出的承诺成了骗选票的工具。老百姓们抱着“谁来也改变不了我们，谁管事我们的境况都好不到哪去”的想法，失去了改变现状的欲望和动力。

中国人非常善于商量，每一件事情都商量。哪怕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大家都愿意一起讨论。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特点。

中国式民主是政治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活动。正是有了表达民意、收集民意、吸纳民意的平台，在群众对某件事的不满意程度还不是很高的时候，就有人帮你解决了困难。所以我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和谐社会，我看到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有事好商量”“和谐共发展”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骨子里的意识。商量带来和平，和平带来安宁，安宁带来稳定，稳定才有发展。

1983年来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古代史。毕业后成为土耳其驻华外交官，1999年任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至今。积极参与社区工作，获“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