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梅　王秦怡

2017年7月9日，伊拉克摩苏尔，被连年战乱破坏的老城。

生活的彻底失控是从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开始的。2008年， 伊拉克人哈默德对他的中国东北妻子徐凡（化名）说：“你去看一部电影吧，《巴比伦之子》。”

那时两人在迪拜，生性乐观、说话爽朗的徐凡跟哈默德开玩笑，说他是“胆小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个高高大大的伊拉克男人明明很想念自己出生、成长的巴比伦省，也敢周游世界，在英国、荷兰、阿联酋到处求学工作，却唯独不敢回自己的故乡。于是哈默德让她去看这部电影。看着看着，徐凡发现，丈夫几乎全程在流泪。

电影讲的是伊拉克战争下的普通人：灰黄的天，向天边无限延伸的黄沙，最鲜亮的色彩可能是堆叠的尸体下的污血。男人无望地吟唱着：“库尔德斯坦啊，你是我的家乡，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得上它！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残害伊拉克人，万千阿拉伯人受苦难，还有更多更多的可怜人……”

主人公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神不容置疑，一切都是人祸。”

电影《巴比伦之子》剧照。

居住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商人迪亚尔·萨迪克·哈比卜今年41岁，布满下颌的络腮胡已泛出明显的花白色。20年过去了，在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年时，他好似在说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事，一切历历在目。

2003年3月20日5时35分，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下达的最后通牒期限到期1小时35分钟后，美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在巴格达上方爆炸，伊拉克战争正式开始。成排的美军战斗机升空，它们的目标是轰炸巴格达和其他重点地区。“美军战斗机疯狂地朝我的家乡发射炮弹，伊拉克的房屋不是很高，轰鸣的战斗机直接降到仅有两层楼的住宅上方，仿佛就贴着我们房屋的正上方盤旋，我们害怕极了。”

面对美军的战火，平民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在美军传出“伊拉克即将使用化学武器”的经典谣言后，巴格达民众开启了一场大逃亡。哈比卜一家也认为应该尽快离开巴格达，“但逃去哪呢？巴格达附近都是无人居住的农业区，我们一家老小能活下来吗？”犹豫之际，要逃已经来不及了，又一波密集的轰炸来了。他和5名家人只能躲进浴室里，把门死死地关着，除了向真主祈祷，再做不了任何事。

数辆坦克轧过路面，外面的世界很快被滚滚黑烟吞没，哈比卜时常分不清眼下是白天还是黑夜。当炮弹的轰隆声响起，他们就赶紧远离窗户。十多天的时间里，除了炮火声，他们再也无法辨认任何其他的声音。

“美国人还对平民使用了杀伤性武器。”哈比卜回忆，他的邻居在自家屋顶上发现了一个像药丸一样的小物件。当邻居不小心用脚碰到时，“药丸”突然爆炸，邻居的一条腿当即被炸飞。“我赶紧飞奔过去把他抱起来，一路跑到医院。我的衣服上沾满了血，他因为失血过多而痛苦地尖叫着，晕了过去。”20年过去了，那个尖叫声还清晰地刻在哈比卜的脑海里：“那是一种接近死亡的声音，不仅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死亡，死亡包围着整个伊拉克。”

对儿童来说，“死亡”原本应该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词，却在那一年变得很具象。尽管当时只有5岁，但穆罕默德·克马尼依稀记得战争爆发的那个夜晚。“我和父母相拥着躲在家里的地窖，是一个堆满干粮、豆子和油的狭小空间，沉闷而且窒息。坦克开炮、火药爆炸的‘砰砰’声，还有急促紧密的枪声，整夜响起。”克马尼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5岁的他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有一颗炮弹径直落在他家的花园里，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

躲了整整10天，直到炮火声远去，克马尼和家人才敢离开那个又冷又黑的地窖。他试着走出家门，闻到一股浓烈的硝烟味，还有像烤焦的肉的气味，抬眼望去，马路上凌乱地躺着很多尸体的残块，有些甚至被烧毁了，只剩一团焦黑。“我很害怕，觉得整个伊拉克都被摧毁了。”

由于军事实力过于悬殊，从入侵到占领，美军没花多长时间。2003年4月15日美军宣布“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全境”，美军死亡人数仅262人。但是战火远远没有结束。伊拉克放射性污染专家苏瓦德·纳吉·阿扎维曾指出，为了维持对伊拉克的占领，2003年至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多地使用了18.1万枚贫铀弹，2004年在费卢杰尤为频繁，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造成灾难性破坏。这些弹药含有有毒的铅和汞，导致那些年伊拉克新生儿畸形增多。

澳大利亚反核运动推动者海伦·寇蒂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美军发动过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费卢杰，医生们见到了大量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大约25%的新生儿严重畸形，从出生时有两个头的女孩到下肢瘫痪的婴孩。患癌症人数也远远超过两次费卢杰战役之前记录的数量。

2004年9月18日，一名患白血病的伊拉克儿童躺在巴格达儿童医院。

2003年3月29日，伊拉克巴士拉，一些伊拉克人从入口大桥上的坦克旁走过。萨达姆的支持者正死守着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克马尼就见过两个因患病而畸形的伊拉克幼儿。“他们的头就像被挤压过一样怪异，这让我心里特别难过。为什么要让他们为侵略者的行为承担后果？”

哈比卜最担忧的也是战时儿童的健康问题，包括身体与心理方面。“不仅仅是疾病和癌症，精神摧残也在伊拉克儿童中蔓延。他们在战前出生，战争开始时只有几岁大，很多人被恐惧笼罩着童年，因为飞机的轰鸣声而患上精神疾病，当听到相似的声音时就会惊慌失措，浑身无法动弹。”

2011年，美国宣布在12月31日前撤回全部驻伊美军。对美国来说，战争结束了。但对伊拉克来说，它带来的伤害与威胁仍在不断显现。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2003年至2021年，约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约有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大约每25名伊拉克人中就有1人流离失所。

2007年，在荷兰街头，哈默德看到一本摄影集。集子不算厚，约1厘米，20美元，是美国记者拍摄的伊拉克战争现场，他没有犹豫就买了下来。每翻一页，他都感到心碎：在伊拉克平坦的土地上，一排排新坟包快速隆起，坟包边上，草草地插着一个纸牌，算作墓碑；人的身体被炸成各自独立的部位，拥挤在铺着冰块的巴格达停尸房里，像菜市场上失去了生命的冻鱼……

那几年正是伊拉克国内安全形势严峻的时候，原因是教派冲突。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由来已久，在萨达姆时代的强权压制下一直保持着微妙平衡。美军入侵后，只顾着推翻萨达姆政权，却不管背后的隐忧。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美军的战火将伊拉克变成了一个沸腾的高压锅，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变成一锅恐怖主义乱炖。克马尼告诉记者，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极端主义在2006年到2007年迅速增长，教派流血冲突此起彼伏，这都是“美国入侵的后果”。

2004年，一名伊拉克男子背着母亲，被迫远离即将成为战场的家园。

2008年1月18日，伊拉克巴格达，两名美国士兵在巡逻时走过一块涂有伊拉克国旗的混凝土块。

身处异乡的哈默德那时也在纠结要不要回国。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虽然辗转多个国家生活，但他一直保留着这本影集。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表情严肃，眉头微皱，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一句话：“因为我是伊拉克人。”

在教派冲突中活下来的伊拉克人依然没有等来和平与安宁。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仓促撤军。而美国人按照自己的“民主”美梦强行打造的伊拉克新政治格局，对国内安全局势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此机会在伊拉克崛起。

就是在这个时候，哈默德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努力克服心理创伤，于2012年带着徐凡回到伊拉克开诊所。对徐凡来说，从《巴比伦之子》那部电影开始，她真正理解了她的伊拉克丈夫，也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灾难和悲剧。他们从此见证了那些不止不休的流血与冲突。

哈默德夫妇给记者展示了旧手机里一直珍藏的视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穿着不一，武器各异，排着长长的队伍，走过诊所门口，旁边是老年人在奏乐，送别这些勇敢的年轻人。那是2014年，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被“伊斯兰国”占领，渴望夺回家园的人们自发结成民兵组织，从南部城市纳杰夫出发，一路经过巴比伦、巴格达等省份，沿途不断有普通人加入队伍。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把生命留在了战场上。

2017年6月5日，在摩苏尔与埃尔比勒之间的某座难民营里，住着许多流离失所的伊拉克儿童。

“听返乡的年轻人说，从纳杰夫出发的至少有5000人，但从战场上回来的不到1000人。”哈默德夫妇伤感地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这些苦难——诊所周围，枪声可能在任何时间响起，“參军的家庭大部分都死过人”；走进诊所的人，有一张张麻木的脸，其中又以女性居多，因为男人已经战死或者逃难。同为女性，徐凡轻声询问她们：“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往往没聊几句，她们就开始情绪失控，哭诉战争是如何摧毁了自己，偏头痛是如何纠缠着自己，像魔鬼一样。

哈默德夫妇在巴比伦生活几年后，又搬到了伊拉克南部。那是一个什叶派心目中的信仰之地，相比其他地方，所遭受的苦难要少一些。有时候，哈默德会觉得那里和他1996年离开伊拉克时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变”。可在面对前来就诊的人们时，他们知道，一切都变了。

纳杰夫的一位女性告诉徐凡，丈夫和儿子都加入了赴摩苏尔的民兵组织，几天后传来消息，两人在同一天阵亡。她接受不了，一个月掉了20多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子长了，头一直抽痛。还有一名巴格达的女性说，只要丈夫和儿子出门，她就陷入无止境的恐惧和剧烈的头疼，哪怕战争已经结束。“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精神障碍。战乱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了，没有一点征兆和铺垫，所以她们才害怕，害怕人出去了就回不来。”徐凡说。

哈默德还接诊过一个8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坐着轮椅，腿部怎么检查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会走路。数次询问小女孩的亲人后，哈默德慢慢了解到，她原来会走路，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睡觉，突然某个不知名的武装分子闯进家里，当着她的面，开枪打死了她的父母。从此以后，小女孩就不会走路了，只“愿意”在地上爬。

哈默德夫妇也面临过生命危险。徐凡有一次去换桶装水，出了店没几分钟，店里就爆炸了。“伊拉克人有喝早茶的习惯，有人把定时炸弹放在茶摊下面，死了十几个人。”看着身后的火光和浓烟，她感到一阵阵后怕。另一次在上班路上，只听到一声巨响，路中间的中巴车爆炸了，死了很多学生，“人体瞬间焦化”。还有恐怖分子利用人的同情心理，搞自杀式爆炸袭击，“伊拉克人斋月期间白天不吃饭，有恐怖分子就假装低血糖晕过去了，等人围得越来越多，他才引爆装置”。

2017年7月5日，伊拉克政府军持续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名伊拉克妇女抱着婴儿从摩苏尔老城逃离。

来自人们生活中的变化是最直观的。战争摧毁了伊拉克大量的基础设施。只顾着兜售民主承诺的美国，从未想过要修复这里的电力、住房、学校等基础设施保障。多个城市的采访对象和《环球人物》记者提起，伊拉克电力严重缺乏，“每天停电十几次”，“2012年一天只有2-4小时的供电，这两年，电也还是不够用”，“手机充不了电，干着急”。其他季节还好，到了夏季，伊拉克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60多摄氏度，电力根本无法保障空调的正常运行。一种能加水的电风扇成为当地人的首选，费电少，扇叶转动时可以将水箱里的水转换成喷雾，勉强降温。

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户人家都有财力使用电风扇。在哈默德夫妇生活的纳杰夫，每一条或两条街道上的七八十户人家，共享两三个柴油发电机，作为供电不足时的补充。发电机上的线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一起，另一面墙上有一排排家庭电表，闪烁着他们购买的发电机发电量。徐凡和哈默德，家里就两口人，夏季每月需要购买6安培的电力，每安培为1.5万伊拉克第纳尔（约合78元人民币），每月总花费不到500元人民币，这算是用电很少的了。而伊拉克普通家庭的月平均收入只有三四千元人民币。

说到这儿，徐凡低声叹息：“伊拉克的电力总是不够，水也不好，自来水只能用来洗车，喷出来的都是水草，所以，很多患者的心态很复杂、很微妙。”这些患者甚至感慨：原以为萨达姆时期不好，起码一直有电，现在说是“民主”了、“自由”了，夏天热得要命却没水没电，而且动不动就发生爆炸。

这些不安定因素统统影响着下一代人对伊拉克的信心。20年，正是一个孩童在心智与身体上都成长为青壮年的时间段。克马尼如今也长成一个25岁、身高180厘米的大高个儿了。按照原有的轨迹，他应当像父辈一样接受正常的教育，培养兴趣与梦想，再选择自己的人生。不幸的是，这条轨迹彻底被战争改变了。满目疮痍的城市与几近凋敝的生活，难以安放年轻的灵魂。他们最直接的失落，就是与上一代人的巨大割裂。

“生于和平年代，尤其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拉克辉煌时期的老一辈人明显会更爱国，也更勤奋、认真。”在克马尼看来，这都是因为他们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克马尼的父亲是测量工程师，母亲是教师。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在克马尼父母求学的年代，一个课堂上最多只有20名学生；到克马尼上学时，一个简陋的小教室就要容纳80-100名学生。改变显然是从2003年开始的。战火摧毁了伊拉克各地的学校，在那之后，“政府无力修复，也无力新建更多的学校”。

来自中资企业的李睿（化名）印证了这种现象。他告诉记者，团队目前正在伊拉克进行一项学校建设项目，按照和伊拉克政府的合作计划，要在伊拉克12个省份建设679所学校。“战争之后，伊拉克的学校、教室都严重短缺，学校缺口大约有7000所。很多学校都设在简易板房或集装箱里，有些学校甚至是分年级分批上课，几个年级上午上课，另外几个年级下午上课。”

除此之外，留下来的教师终日担忧安全与温饱问题，有时顾不上授课，学生也变得不想上学。“在学校根本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克马尼和许多同学一样，选择逃离那个看不到未来的拥挤教室。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学生通常会去上私人辅导班，而家境贫困的学生只能选择在家自学，或直接放弃学业。克马尼为此感到担忧，“没有教育，就无法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

2008年5月，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一群伊拉克男孩在因爆炸导致的水池里游泳。

2023年3月10日，伊拉克巴士拉，居民在沼泽地里生活。

能顺利完成学业、考入大学的伊拉克年轻人，绝对算得上是努力又幸运的一批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拥有安稳的上升通道，反之，一个困境很快来临——毕业即失业。《纽约时报》引述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称，伊拉克年轻人目前失业率高达1/3以上。数据显示，2003年之后，伊拉克的人均收入水平再也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这正如美国学者尤塞夫·贝克指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伊拉克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此，美国及其代理人在伊战后主导了伊拉克经济，将伊拉克锚定在全球“中心—边缘经济体系”中的边缘位置。

克马尼说，在伊拉克，只有学一种专业是例外，既能快速找到工作又不容易失业，就是医学，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当地公立或私立医院就业。“所以大家挤破头都想考入当地的医学院，但这个难度很大，相当于在中国考上清华、北大一样，只有少数人能做到。”

克马尼十分喜爱中国文化。

要想摆脱这种僵局，还有一条路，就是离开伊拉克。“战争破坏了伊拉克年轻人内心的归属感。除了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我们还要过着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停电的日子，生活在糟糕的基础设施和恐怖主义环境里，这迫使伊拉克年轻人都梦想着逃离伊拉克，去另一个国家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感受更多的尊重和尊严。”克马尼叹息：“我爱伊拉克，可是这里的生活太难了。”去留的天平之间，包含着这些年轻人对现实与情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割裂。

离开就一定会变好吗？克马尼也说不准。半个多月前，他终于如愿抵达中国。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伊拉克上了一年多的网课。他自认和中国有段特别的缘分：他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一个象征着新气象、新开始的好日子。他反复强调自己对中国的热爱：从小爱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有很多中国朋友、决定来中国前就已经自学了中文……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穆之言”。“对我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是伊拉克真正的朋友，在最艰难的时刻帮了我们很多。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努力在任何环境中崛起，还有充满智慧的人民和他们对祖国的爱。”

在与克马尼交谈时，记者能强烈感受到他身上具备着鲜明的年轻一代的特征。他精通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活跃在多个社交媒体中，还因为积极推广中国文化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他性情开朗，乐于接受新事物，能熟练运用网络语言，不时给记者发来表情包，比如一个掩面哭泣的简笔画小人，配文写着“伊拉克的男人绝不轻易认输”。只是，当“穆之言”满怀期待地在中国开启新的生活时，来自“克马尼”的不安全感从未消散。

在中国，他依然选择了在伊拉克热门的医学专业，如今就读于大连的一所医科大学。“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来，我担心如果不能找到别的工作，日后就还是回伊拉克当医生。”“我应该会将以后的薪水存放在另一个国家，大多数伊拉克人都不信任当地银行。”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没有发生伊拉克战争，他肯定不会读医学，这不是他感兴趣的。

尼日利亚法学家丘库迪夫·奥普塔曾说过一句话：就帝国对他国的干预而言，无形领域比有形领域伤害性更大。

克马尼生活在伊拉克南部穆萨纳省省会塞马沃，它位于伊拉克的母亲河之一幼发拉底河河畔，距巴格达约280公里。这里的人为他们深厚的历史引以为豪：乌鲁克古城遗址就在此处，有研究认为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在克马尼记忆里，他的老乡热情友善，一如汩汩流淌的幼发拉底河般包容而富有生命力。

但战争使得伊拉克的文化脉络和幼发拉底河一样，被鲜血染红了。克马尼说，乌鲁克的多数文物“要么被毁了，要么被偷走了”。一并被偷走的，还有伊拉克人的民族自豪感。伊战期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不久，拥有大量珍贵藏品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到疯狂抢掠和破坏，短短几天，1.5万件文物流失，举世震惊。

为了美化入侵罪行，美国还想主导伊拉克的历史书写和主流叙事，试图通过重塑伊拉克民众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心性，破坏伊拉克民众的民族情感。克马尼对此深恶痛绝：“美国还将伊拉克人都刻画成恐怖分子和未受过教育的中东移民。”

与此同时，伊拉克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下降严重，其中的突出问题就是腐败盛行。

克马尼感受最深的是教育系统的腐败。“考试试卷被政府部门卖掉和泄露，据我了解是300到1000美元（1美元约合6.87元人民币）一次。因此，家里有钱的学生可以在考试中肆无忌惮地作弊，有些学生甚至连考试都不用参加，就可以拿到和全年努力学习的学生一样的成绩。这些乱象统统发生在2003年之后。”自然有不服气的家长与学生，为此，他们每年都去政府大楼门前示威游行，舉牌抗议，但是“通常什么都不会改变”。后来，伊拉克人也就逐渐习惯了这一幕。

2022年8月29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的支持者聚集在“绿区”入口处。

腐败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伊拉克的各级官僚系统中，没有人能免受其害。埋下这一恶果的依然是美国。美国宣称要把伊拉克打造成中东的“民主样板”，建立起一套基于配额制的政治分权体系，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统职位，什叶派人士和逊尼派人士分别担任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

在美军的占领和操盘下，2004年伊拉克通过新宪法。当年6月3日，伊拉克临时过渡政府和总统委员会成立典礼仪式举行，新临时政府总统是逊尼派舒马尔部落领导人、伊临管会轮值主席亚瓦尔。彼时，美英媒体高唱赞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说，新临时政府组成是伊拉克朝着拥有代表性政府和全部权力国家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这一步显然没有迈出。美国设计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宗派和民族分立的基础上，最终带给伊拉克无穷的混乱。美式民主选举成了政治利益分配大会，一旦分配失衡，政党往往会煽动街头示威，甚至以武装冲突相威胁。

李睿回忆，2022年8月29日，下午1点多，离下午下班时间还早，一名伊拉克司机突然告诉他，要立刻赶回家：“伊拉克选举选了几个月都没选出来，为了抗议这种僵局，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发了一条推特，说要退出政坛，他的支持者跑去抗议，把路都堵了。按照现在的骚乱程度，我估计政府会实行宵禁，现在不走我就回不了家了。”

李睿的寓所离那次骚乱的中心约11公里，他听到远处的枪炮声没消停过，直到8月30日才渐渐沉寂下去。站在阳台上，他觉得地似乎都在抖。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当地的“民主”乱象。

后来，司机告诉他，乱象已持续多年。“从2005年美国操办了伊拉克首次多党民主选举算起，伊拉克组织过5次大选，没一次能顺利组阁。2010年那次组阁花了289天，现在这次组阁危机又持续了300多天，还有2020年10个星期换了3次总理的事。总之，这些所谓的‘选举’让伊拉克一次次陷入动荡，就像恶性循环。”徐凡也说，伊拉克普通人并不关心谁当选，“因为谁当选都一样”。

“美国应该正式向伊拉克道歉！”每当谈起这些，年轻的克马尼都感到满腔愤怒：“他们应该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措施，为伊拉克的重建出力并修复被他们摧毁的设施。而这一切他们都没有做。这表明他们有多糟糕。”

（孙维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