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在一份关于“反美扶日”运动的总结材料中曾明确指出，“美帝扶日最先最直接受到威胁的要算工商业界”，因为“美帝扶日”首先就是开放日本对外贸易，扶植日本战后经济复兴，这势必会对脆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造成严重威胁。为保护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工商界率先在经济领域发起了一场反对开放对日贸易、抵制日货在华倾销的爱国自救运动。

反对开放对日贸易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的两年期间，中日两国并没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仅有一些由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经手的易货交易，当时从中国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工业用盐、原料和粮食，从日本运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人造丝、呢绒等“不急之物”。这种受到严格控制的易货交易数额有限，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威胁并不大，但全面开放日本私人对外贸易就不同了，势必会对中国民族工商业造成严重冲击。

不过，这并不是美国政府所关心的问题。为了扶植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决定改变此前的易货交易方式，自1947年8月15日起全面开放日本私人对外贸易。麦克阿瑟宣布开放日本私人对外贸易后，国民党政府迅速跟进，准备开放对日贸易，这引起中国工商界的强烈反对。上海工商界人士皆认为：“政府在未有明确妥善对策前，遽尔开放对日贸易，实有百弊而无一利，故盼暂缓开放，以从长检讨，审慎拟定对策。”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外交部称：“对日和约未签，赔偿未定，我国对日重开贸易威胁最重，我政府应纳民意，中止考虑对日开放贸易问题。”

  面对中国工商界的强烈反对之声，国民党政府仍于1947年8月1日决定开放对日贸易。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亦撰文指出，开放日本私人对外贸易，“此乃驻日盟国总部所决定的。我国主管对外贸易当局则以此事已至具体阶段，无可挽救，不再检讨基本政策，只在技术上加紧筹备而已”。在已无法改变开放对日贸易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工商界转而谋求国民党政府能从“技术”上加以补救。1947年8月6日，上海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五团体请愿代表到南京请愿，向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五点要求：一、本国已有物品，不需再从日本输入；二、对于日本工业保留程度，政府应采纳厂商意见；三、商务团团员之职权须确定，不得为私人牟利；四、政府应协助厂商，在南洋推销生产品；五、政府应防止将来日货之走私。

然而，此前国民党政府一味追随美国，未能拒绝开放对日贸易，事后也注定无力进行妥筹“补救”。据上海《申报》1948年5月8日报道：日本货品正以突击方式大举进入我国市场，其猖狂情势与战前无异。以穗市而论，吾人试浏览街头商品，随便即可列举日货数百种，其种类至为广泛，包括五金制品、布匹、丝呢、日用品、玩具、胶制品、海产、工业原料、文房物品等，举凡衣食住行，几无不具备。此种日货多冒充英美制品，而为一般人所乐用。由于日货之大量倾销，国产已大受打击，战后工业基础几已尽毁，其严重实较战前为甚也。

  中国开放对日贸易后，发现比日货的“合法”进口更为严重的是日货的非法走私。据天津《益世报》1948年5月16日报道，日本货已有一部分入侵海南岛，货品多为印花布、牙粉、纽扣及搪瓷用具，来源均系香港走私进口，散布于路旁地摊，售价甚廉。大量的走私日货涌入中国市场，进一步加剧了日货在中国的廉价倾销，导致国货销售日渐困难，市场急剧萎缩，陷入濒临破产境地。

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面对日货的大量倾销和走私，中国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发出了抵制日货在华倾销、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呼声。

  1948年5月11日，《华商报》刊发《广州工商界响应反日货倾销》一文，其中写到，各地工商界不约而同发出呼声，请求制止日货推销。其中，广州工商界人士对各地反对美国扶日经济复兴及日货倾销对策，极表同情，认为如无办法以善其后，不采取严格限制，则重陷经济侵略覆辙，再见于当前，若无果断行动，实为助长日本之经济军事侵略，将招致更悲惨之后果。为此，广州工商界人士准备扩大抵制日货运动，希望广大群众严格约束自己，不为利己害人之买卖。

上海厂商联合会公开通电呼吁制止日货走私倾销，通电称：“近来走私日货大量倾销华南、华北，我喘息图存之国货厂商已受严重威胁，兹特由中华国货厂商联合会分电各地有关当局暨各法团，吁请严予制止，并鼓励国人一致服用国货，以维国本。”杭州市商会致电广州市商会：“请贵会一致响应，反对日货倾销，藉遏祸源。”广州市商会接电后，“决电有关方面响应，并决定策动反对日货倾销活动，以维持我国内工商业”。当时，广州作为日货在华南的倾销中心，备受中国工商界关注。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广州的反对日货倾销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除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外，中国工商界人士还呼吁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工业水准，遏制其经济侵略。1948年7月23日，《大公报》刊文《反对复兴日纺织业》，文中报道：苏、浙、皖、京、沪区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致电行政院暨工商部，坚决主张对日本纺织工业应予限制，以免挟其过剩之生产力，遂其发展侵略之行径。为此，还明确提出：日本纺锭设备之保留绝不能超过其人民衣着必需之限度，尤不能高于亚洲各被侵略国家人民生活之水准。依此原则，则日本纺锭至多维持300万枚，其所有超过此限之棉毛纺织机械及制造棉毛纺织机械之工作机均应优先拆迁我国，作为赔偿。

  但有求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违背美国意志对日本纺锭进行限制。与国民党政府对待民族工商業的冷漠态度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对工商界的抵制日货运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而且对相关错误论调进行了有力驳斥。1948年6月18日，《华商报》发表社评《反美扶日才是自救》，指出：反美扶日，抵抗日货，提倡国货的做法和反对“过分扶日”，减低成本以便与日货竞争的做法，是不同的做法。前一条是光荣的民族正气之路，工商界自救之路；后一条则不啻承认美国政策是对的，试图在无法竞争之下自救，结果是救了日本救不了自己。6月20日，《华商报》再次发表社评《正视反对美帝扶日运动》，指出：有人认为美帝扶日可以不管，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要靠自己努力，减低成本，改良品质与日本竞争。我们认为，自己努力减低成本，改良品质是必须的，但民族工业及香港华侨工业不论历史、资本、技术都不如人，还是一种新生的嫩芽，如果不先加保护，而先任外力摧残，哪有不覆灭之理！故持此说者，完全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个道理，只有使民族工商业在“自我努力”的外衣之下，被日货摧残殆尽罢了！

  国共两党对中国工商界反对开放对日贸易和抵制日货在华倾销的不同态度，使中国工商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利益的真正维护者，从而在政治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此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绝大多数留在了祖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炎黄春秋》秦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