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手创建的北洋集团是他登上权力顶点的重要支柱，但也成了他身败名裂的重要因素。

北洋集团的致命伤

  北洋集团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清朝1861年设立的“南北通商大臣”，在这个职位上，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在任北洋大臣时，李鸿章培育了一个“淮军集团”。到袁世凯继任时，因其与淮军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继承了部分淮系资源，并用心打造了一个“北洋集团”。这个军事政治集团泛指袁世觊在甲午战争后的“小站练兵”中一手带出的军人和政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廷“御林军”基本全军覆没，从而给了袁世凯扩充军事实力的机会。1902年6月21日，袁世凯以“庶务殷繁，难并立一心专顾军务”为由，请求成立以练兵为主的机构“军政司”。有了“正式编制”后，袁世凯任命亲信担任军政司的各个要职，比如，军政司长官是袁世凯自己，下面的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的主官则分别由“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被誉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分任。

  随后几年，袁世凯循序渐进，将北洋军编练成六镇（一个镇有1.2万官兵）。同时，任命亲信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携北洋军第三镇进入东北，形成了后来奉系军阀的前身。很多旧部，如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等人，跟着袁世凯势力的扩大“鸡犬升天”，日后都成了各省督军或巡阅使。

  从表面上看，清末民初的北洋系是一个实力庞大的政治集团。他们掌握了当时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重要的财政大权。但是，在风光的表面下，北洋系潜在的危机若隐若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北洋系是一个毫无“主义”的政治集团，这些人更像是一个因不同利益聚到一起的帮派团伙。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因素无疑是袁世凯本人。北洋军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巨大问题，这些人虽是武人集团，但基本没怎么打过仗。北洋军与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完全不一样，后两者毕竟有并肩作战的经历，可以将一个军事集团紧密融合在一起。北洋军对袁世凯的忠诚并非来自共同战斗的经历，因此力度有限；另一方面，北洋系武人集团间，本质上是因利益黏合在一起的；况且，袁世凯本人也主要依靠权谋手段上位，这对其威信是一个致命伤。如此一来，袁世凯的手下大员们一旦“翅膀硬了”，后面发生什么就很难说了。

左膀右臂成政敌

清帝逊位后，北洋集团风光无限，成为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又掌握了主要的财政大权。袁世凯被野心冲昏了头脑，北洋集团内部平衡开始岌岌可危。

袁世凯曾放出风声，问询北洋系内部的高官大员对其称帝看法。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们要么虚与委蛇，要么左顾右盼。袁世凯最倚重的老臣徐世昌，态度十分消极，以辞职抗议；“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更是直言反对，请辞陆军总长一职后避居不出；冯国璋态度则更加暖昧，甚至在暗中与大清的复辟势力暗通款曲。

反对袁世凯走向帝制的北洋系大员们虽然动机各有不同，但有一条是共识——袁世凯这一行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袁世凯在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处在一个比较“飘”的状态中，他大权在握、兵力雄厚，外国人对他十分“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实际上，这一系列“改革”目标便是冲着老部下的既得利益去的。究其原因，根子出在晚清，彼时的袁世凯还是清朝大臣，大家同朝为臣，理论上是平等的。虽然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但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他被开缺回籍；在他赋闲时期，他的老部下则继续当官，甚至升官。如果清朝再苟延残喘十年，袁世凯将和历朝历代的退休大臣一样，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但风云际会，他又回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此时，虽然北洋系大臣支持他当了“大总统”，但他们希望的是袁世凯继续扩大大家的利益。但袁世凯已经和在晚清时代当臣子的心态不一样了，现在他是“大总统”，放眼一看，北洋兄弟已经有拥兵自重的趋势，比如，在南京的冯国璋简直就是“藩镇”，常年当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势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此二人自然成了袁世凯打压的对象。

冯国璋、段祺瑞对此十分不满。徐世昌曾说：“段祺瑞被猜忌，权力遭到削弱，心生不满。冯国璋以为，倘袁正位，自己首领且不保。”因此，袁世凯的左膀右臂逐渐成了政敌。

钱不够分了

  除了核心人员的反叛外，袁世凯还要面对另一个巨大难题——财政困难。

  清帝逊位，民国继承了大量前清债务，财政状况异常艰难。当时入款之大宗，主要靠奉、直、齐、晋等省之盐税，“部辖之常税、杂款，尚不敷政费之需”。南方各省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下，在袁世凯武力未达之前，不仅解款无望，连中央专款也被截留。是年，应付之赔款仍未照偿，各省应还之外债，积欠累累。巨大的财政亏空，靠常规方法已经无力回天，只能采取搜刮地方和大借外债两途来解决。比如，仅“田赋改征银元”一项规定，袁世觊榨取的田赋就比清朝政府增加一倍以上。为了增加税收，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盐税为国家税收，各省不得截留。此举一出，立刻遭到各省反对，各省靠盐税吃饭，如果被中央收走，各省财政状况将严重恶化。虽然各省都督坚决反对，但袁世凯仍然通过了盐税决议。除了盐税外，袁世凯还通过巧立名目等方式，大量收取地方税务，同时严禁各省单独借债。这让全国各省对袁世凯产生了离心倾向，尤其是对北洋系的忠诚打击极大，原本被袁世凯“封”到各省的北洋系官员经此一事均认为，现在的“大哥”有了卸磨杀驴之意，遂对袁世凯不再抱有希望。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方得罪完了，袁世凯又开始找列强借款。比如“善后大借款”，总数2500万英镑，实收2100万英镑，袁世凯几乎全用在养兵和内战当中。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花费了大量军费。据《财政年鉴》记载，袁世凯因穷兵黩武导致的财务亏空在4亿元以上。至此，全国上下已对袁世觊怨声载道。

  袁世凯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虽然全国民愤极大，北洋系内部核心人员离心离德，但只要不出什么事，袁世凯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现状的。但袁世凯被野心迷住了双眼，一心只想当皇帝。他不知道的是，整个北洋系已经作好了抛弃他的准备，缺少的只是一个具有足够政治分量的理由。当袁世凯倒行逆施时，冯国璋、段祺瑞、唐绍仪等均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态度，坐观成败，还说风凉话。在看清了袁世凯“纸老虎”的本质后，蔡锷在云南打响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一枪。袁世凯听闻后大惊，急忙调兵遣将，结果，北洋各部消极怠工——他调不动军队了！

  危机如滚雪球般扩大，更多人明白了袁世凯已经失去了力量，虚弱不堪。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如广西陸荣廷原本还表示效忠袁世凯，袁世凯电令陆荣廷出兵攻打蔡锷。看到袁世凯众叛亲离，陆荣廷转身发表了“讨袁檄文通电”……贵州、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脱离历史轨道的一意孤行，最终将自己埋进了历史的耻辱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郭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