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俗文物是博物馆藏品中常见的藏品类别之一，也是与观众们时代距离、心理距离最近的一类文物，优秀的民俗类陈列展览极易引发观众的观展共鸣。本文选取的婴儿摇篮就属于这类民俗文物，它的使用和收藏年代并不久远，却十分具有代表性。本文重点讲述内蒙古东部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间常用的婴儿摇篮，它凝聚了至少三代人的儿时记忆。摇篮是指用竹、木或者其他材质制作而成的哄婴儿入睡的实物，也称摇车、摇床、睡车，或称“悠车子”，其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使用较为普遍，无论是汉族、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基本都有使用，这也正是各個民族之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摇车又呈现出较为独特的文化特征。有的婴儿摇车造型简单朴素，主要体现了实用功能；而有的摇车在具备基本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融入了不同的制作工艺，兼具审美性。

关键词：民俗文物；婴儿摇篮；文化交融；民族融合

引言

随着博物馆事业不断推进发展，各个博物馆藏品也渐趋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其中，有一类文物被统称为民俗文物，既包括珍贵的古代民俗器物，也包括距今较近的民间使用广泛、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实用器物，这类文物在地市级和旗县级博物馆中收藏更多一些。博物馆是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这个“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时空概念，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变迁、文化交融、城市发展关键节点、具有典型性文化内涵的民俗实物，即便时间还不够久远，也应该被重视和征集到博物馆中来。首先，这类文物在陈列展览中更容易引发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更多的人熟悉它们甚至亲自使用过，如此便减少了观众与展览的距离感；其次，这类实物年代较近、保存难度较小且存世数量相对较大，更易于博物馆进行征集、保管和研究。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婴儿摇车应属于上述系列，笔者主要探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博物馆馆藏婴儿摇车，它们凝聚着至少三代人的儿时记忆。

提及“摇篮”一词，其一是指用竹、木或者其他材质制作而成的哄婴儿入睡的实物，也称摇车、摇床、睡车，或称“悠车子”；其二是指词汇的衍生意义，多指人在青年时代的成长环境或者某一文化、某一运动的发源地。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摇篮》中记载：“今人眠小儿竹篮，名摇篮。郭晟《家塾事亲》曰：‘古人制小儿睡车，曰摇车，以儿摇则睡故也。盖摇车即摇篮。”清代学者、诗人屈大均在《哭殇女悦·其三》中写道“姜酒香难已，方收满月筵。家人将锦剪，邻女把珠穿。囱髻寒难戴，摇篮煖尚悬。无端来诳我，孩笑在堂前。”清代赵翼《舟行》中也提及，“笑比摇篮引儿睡，老夫奇诀得还童。”本文所谈及的摇篮，仅指婴儿摇车实物，各个地区对之称谓不同，但都是指婴儿一两岁内使用的卧睡工具，文字记载中多统称“卧具”。

婴儿摇篮在全国各地都有使用，材质和样式也不尽相同。图1为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九间楼乡保留的一张摇床，已陪伴4个民族的27个婴儿进入梦乡。照片中的海拉提·托依百克在给女儿讲摇床的故事。一张摇篮承载和连接着几个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其从样式上看应属于哈萨克族育儿工具。[1]

笔者一直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它是跨越经度最多的省份，东西部地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异性，摇车这一婴儿卧具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基本看不到，而在东部地区却较为普遍，无论是汉族、蒙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基本都有使用，这也正是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摇车又呈现出较为独特的文化特征。[2]

一、质朴的乡味儿摇篮

笔者小时候常用的摇车一般长约1米、宽约0.5米，摇车底板多用松木、榆木或柳木（谐音“留”）制作而成，整体呈长方形，顶部略宽，且钻有两孔，用以插立车弓（图2）。车弓亦多为木制，弓处可遮盖包布，也称为头衬，置于头部背面，包于车弓处，多为半圆形，作防风保暖之用。比较讲究的家庭做头衬时，还通过刺绣或剪贴等技法绘制吉祥图案或文字，除了美观外，还取吉祥、康乐、平安之意。摇车底板长边的两侧钻孔5对，用于穿带绑绳来固定婴儿。那个时代的老人们大都认为通过摇车绑绳的约束，会使得婴儿的腿部更直，而现在的人们更提倡让婴儿自由伸展。摇车底板的背面有两个高四五厘米的弧形木板，一般顶部的弧形木板高度略高，这样可以使得婴儿躺着的时候头部高度略高于脚部，舒适感更强，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利用弧度可使摇车左右摇摆荡漾，便于婴儿入睡。在摇车底板之上，还垫有三四厘米厚的装有荞麦壳的褥子，随形且清凉，地方俗语称之“炕口袋”。

二、内蒙古东部地区博物馆藏婴儿摇篮

笔者了解到，类似上述的摇篮形态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包括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较为多见，现居住或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对其知之较多，甚至很多人小时候都用过。在这些地区的博物馆里都收藏有实物，它们形态各不相同，制作工艺也有一定差异，多数在炕上或床上摇摆使用，便于看护婴儿和哄其入睡。

图3所示摇篮现收藏于霍林郭勒市博物馆，木质，长100、宽40厘米，整体呈长方形，上宽下窄，头高脚低，周帮较高，周帮两侧各留有三个较大的长方形穿孔，用于穿带绑绳，可能也为了增加摇篮整体的透气性，同时躺在摇篮里的婴儿视野也更为宽阔，所以孔隙较大。摇篮底部上下各有一弧形木板，且头部位的弧形木板略高，这样在摇篮摇摆荡漾时婴儿更为舒适。从整体制作样式看，各个构件的连接方式类似传统的榫卯结构工艺；从使用方式看，应不属于吊起来使用的，而是放置于平面之上使用的。

图4所示摇篮收藏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长104、宽37厘米，两侧高度分别为24、54厘米。木质，摇篮整体涂刷棕色油漆，周帮为双层横梁，其上绘制二方连续菱形套连纹及如意组合图案。摇篮底部上下也各有一高低不同的弧形木板。摇篮顶部装有大红布的半圆形头衬，摇篮内铺棉褥子及绑带，有长方体式的荞麦皮枕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摇篮形式，颇具典型性。

菱形图案应用较为广泛，新石器时代菱形纹彩陶罐是我们如今所见较早的带有菱形图案的器物。经考古发现，早期的丝织物上也多有菱形图案或云雷纹图案，它是我国出现较早且使用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种几何纹图案，它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据专家考证，菱形纹由三角纹衍生而来，也有专家认为起源于甲骨文的“井”字，或者起源于“琮”的横切面。[3]

图5所示摇篮也收藏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长104、宽34、高15厘米。其样式与图4大同小异，只是周帮为单层，没有任何装饰纹样，未见涂刷油漆颜料，也可能是经过长期使用与磨损，导致所刷清油脱落或消失。整体而言，此摇篮制作更为简易，只保留了摇篮最本质的使用属性，这可能代表着最普通的人家最朴素的物件使用风格。

三、达斡尔族摇篮

提及摇篮，尤其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达斡尔族摇篮可圈可点。达斡尔族有着较为久远的摇篮应用历史，2007年，达斡尔族摇篮（民俗）被列入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一带。达斡尔族摇篮最早的使用方式为悬挂式[4]，“摇篮”一词在达斡尔语中称为“达日德”。早期的达斡尔族摇篮多选用轻便耐用的桦树皮制作而成，现存较多的达斡尔族摇篮多由稠李木或柳木制作而成，在摇篮的头部背面也设有头衬，有的还装饰有图案纹饰，象征祥瑞。[5]

图6所示摇篮现收藏于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制作精美。摇篮长约1米，整体呈半躺式，上下两端为U形，周帮高约60厘米，且上下均绘有图案，头部周帮侧面绘有耳朵形状的云卷纹，也称“齐克·依勒嘎”。图案下方两侧挂有两串串珠。摇车顶部也有一弧形柳条车弓，可用于遮盖纱布、防止蚊虫。此外，还配有两个挂钩，也颇具特色，结实而美观，可将摇篮吊起来使用。

达斡尔族摇篮的头衬相当讲究，大致分三种：一是剪刻图案，在头衬鹿皮上剪刻成由下向上升腾的蘑菇状云卷纹，底衬天蓝、深蓝色布，并在蘑菇状云卷纹中镂空几个有规则的三角形、菱形小孔，小孔里衬以红、黄、蓝色布块，醒目美观。二是刺绣图案，将鹿皮中间挖出半圆形洞，使布衬露出，在其上缝绣各种图案。刺绣图案以花草为主，花瓣由下而上由深红渐为桃红、粉红等，呈现層次，富有立体感。三是剪贴图案，用鹿皮或黑、红色大绒布剪出各种图案贴在头衬上。图案中间有“福”“喜”等圆形汉字或“卍”形、蝙蝠的对称圆形图案。这些图案下边两侧，又有底角图案，有的是两只蝙蝠，有的是云卷纹等。[6]

图7所示为达斡尔摇篮较为多见的一种头衬样式，整体图案讲究且美观，中心为卍字纹，底角两侧为蝴蝶对称图案。头衬下方有短鹿皮条穗样装饰，图8为其下方悬挂的大小不一的兽骨，达斡尔语称“卡撇勒金库”，当摇篮摇动时，会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兽骨可能还含有驱邪之意。其中的卍字纹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运用都较为普遍的符号，《辞海》载“卍”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此标志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的历史上均出现过，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吉祥符号，超越原有的宗教意味，多用于表示吉祥如意、万福万寿之意。此纹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中出现过，之后的陶器、青铜器以及织锦上都屡见不鲜。

达斡尔族摇篮里孩子所用的铺垫里包裹的东西也十分讲究。在摇篮的最下层铺垫薄棉褥子，头部枕荞麦皮枕头，薄棉褥子上放用薄桦皮做的类似簸箕的尿垫，达斡尔语称“绰阔其”；上面再铺荞麦皮的布袋褥子，其上放包裹孩子的大方布，达斡尔语称“讷日刻”，用约四寸宽的双层长布包裹孩子的手，用菱形二尺长的方布包裹孩子的腿脚。最后，盖上绣有花鸟图案的长条小棉被，用一根几尺长的鹿皮条穿摇篮底板上的五个皮条套，把孩子捆在摇篮里。[7]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较为传统的婴儿摇篮已渐趋退出人们的视野，还在使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舒适的甚至电动化的婴儿摇车了。但这些传统的摇篮不仅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体现着手工匠人的勤劳智慧，也联通着各个家庭乃至民族间的深情厚谊，更蕴含了中华民族繁荣而多样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精神。摇篮虽小，但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却在现有的摇篮实物中得以体现和传承，这也是文物保护传承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方晓阳，徐伟，詹先旭，陈昌华，唐先良.基于传统育儿民俗的家具研究[J].家具，2018，39（05）：26-30.

[2]杨洪琦.摇篮 生命最初的承载[J].今日辽宁，2009（02）：92-93.

[3]王娟.汉画像石菱形类纹样衍变考释[J].四川文物，2015（03）：60-67+82.

[4]刘玉林，张乘风.儿童家具——“摇篮”的演变分析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9（04）：28-29.

[5]马晴雯，王瑞华.达斡尔族传统摇篮探索与传承[J].收藏与投资，2022，13（02）：174-176.

[6][7]毅松.达斡尔族摇篮的文化特征[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01）：99-102.

作者简介：

吴红波（1985—），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硕士研究生，呼和浩特博物院文博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