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雯婷，张大为

青少年校园足球是从教育源头培养足球后备人才、提升我国竞技足球水平的基础性工程，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全面的工作成效，尤其是在各类基础设施与体系、 机制建设以及足球运动的推广普及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 在校园足球从“无”到“有”的基础建设基本完备的情况下， 必然需要迈入从“有”到“强”的新时代[1]。 目前我国足球人才培养体系仍有待完善， 高水平足球精英后备人才的缺乏成为了阻碍我国足球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2]。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在《2022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要点》[3]中明确指出要“系统谋划，加强精英培养”。 可以说，青少年足球精英的发展是校园足球未来工作的核心问题， 切实关系着足球改革目标的全面实现。

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校园足球精英培养的制度建设， 本文提出从行动者的视角来看校园足球精英人才的发展， 认为其问题突出表现为后备人才在分流、 升学的关键阶段选择了退出足球运动而转向升学等其他发展路径， 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人才流失影响了校园足球竞技人才选培目标的实现。为了深入了解这种人才流失产生的原因，本文分析了后备精英或其家庭作为行动主体作出此类决策的内在机制。

从本质上讲， 这种选择是面向未来生涯发展的职业决策；从运作上讲，涉及不同的结构要素在职业决策中的比较分析。 因此本文基于经典的择业动机理论，发展了职业决策公式，以此为分析工具，通过内在效价、市场效价、社会效价、体制效价、职业期望值和付出成本等六个要素， 揭示了校园足球后备精英及其家庭作为行动主体在面对不同发展路径时的决策过程， 论证了非经济要素分配在这一过程及其所致结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1 从制度到主体： 行动视角下的校园足球后备精英发展问题

随着上述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问题的转向，近年来讨论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培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已有的研究大多数主要涉及后备精英培养模式、体系机制及相关制度的分析[4-8]，并且依据相关规划尤为关注青训体系的现实困境与构建思路[9-10]，例如通过各项体制、制度的调整与完善达成校园足球运动与职业足球青训的有机衔接和深度融合[11-12]，或是谋求建立职业足球俱乐部青训与足球特色学校合作共生的常态化与深度化[13-14]。 这类“怎么办” 的政策分析路径较为注重对标足球强国竞技体育人才的选培模式， 希望通过有意识地借鉴相关经验为我国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供参考[15-24]。

校园足球后备精英的发展问题是不同于面向全体推广普及的新的系统工程， 以上这些研究相当专业、 细致地梳理了涉及的体制机制建设的各方面问题，对于建立、健全高效科学的制度支持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参考。

1.1 “谁来参加”：校园足球人才培养的主体性问题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校园足球精英人才的选拔培养还存在着一个有关“谁来参加”的行动者主体性问题， 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后备精英愿意选择并且一直坚持接受足球教育、训练、竞赛、培养，相应制度才能运行并产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或者说有效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应当预先考虑这类行动者主体意愿的问题[25]或以此为目标[26]。

从之前应然性的制度研究转向这种实然性的主体行动的分析， 就会发现校园足球精英人才选培的经验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部分学生在分流、 升学的关键阶段选择了退出足球运动而转向了升学等其他发展路径，或者说对足球有兴趣、有天赋的后备精英没有选择职业足球发展的路径， 这种结构性的人才流失影响了校园足球竞技人才选培目标的实现。

从宏观制度结构上来讲，这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多项制度、多套机制的建立与完善[26]，尤其是各层级教育招生政策的改变所导致的校园足球运动员升学通道的变窄和学训矛盾的增大； 而从行动的视角来讲， 核心就聚焦于后备精英或其家庭作为行动主体为何会作出这种退出决策的因果机制的中观分析，也就是说这种决策实际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运作，对这一实际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相关制度、体系的建设围绕着该核心而有的放矢地展开， 以最终达到畅通校园足球优秀苗子成长通道的目的。

1.2 问题的核心：关键时期后备精英职业决策的机制运作

这种决策所导致的人才流失常常发生在后备精英初升高或高中阶段， 面临的是训练与升学之间的选择， 也就是选择继续参加面向未来职业足球的培养还是一般的学业发展路径， 可以看出这种行动的实质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职业决策。

这一点与在校园足球推广普及层面的行动者决策性质上截然不同。在足球运动的普及方面，广大少年儿童之所以愿意（或者说其父母之所以愿意让其）积极地参与校园足球的活动中， 常常是基于职业发展以外的考量， 主要包括对足球的兴趣或是考虑到体育锻炼对少年儿童身心发育及社会化发展的助益，例如提高身体素质、促进大脑发育、培养意志力与合作精神等， 这与新时代体教融合关于促进青少年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两者的一致契合最终形成了校园足球推广普及的良好成效。 而造成后备人才流失的决策则更聚焦于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考量， 如面对日益增加的学业压力， 坚持足球运动训练相当于决定继续走向职业足球的道路， 而退出训练转向学业则是决定寻求和普通学生一样的成才路径， 也正是许多运动员最终选择了升学， 个人选择与校园足球精英发展的目标诉求不一致、不契合，导致了精英培养面向上的相对欠缺。

事实上这一职业决策发生的阶段或早或晚，不仅限于上述升学期， 例如对于那些因为热爱体育或是希望通过升学以外的途径实现阶层跃升的家庭而言， 可能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就要决定是否选择职业足球（或升学、其他特殊路径、其他体育项目等）的发展路径。因此要想尽可能地吸引、留住竞技足球的后备精英， 就要认真考察这种行动者主体必然要进行的关键决策的过程，这一决策的结果决定了“谁来参加”校园足球精英选培的关键问题，是竞技足球人才培养一系列制度设置的前提。

目前虽然有关校园足球的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对经验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的社科研究[27]，其中一些也同时引入了对行动者主体因素的考察，主要包括满意度[28]、参训动机与积极性[29]、兴趣与社会支持等[30]，但未涉及上述行动视角下的职业决策所导致的人才流失问题， 本文将采用结构机制的分析框架详细探讨该职业决策的运作机制及过程， 以对校园足球后备精英发展问题提供更多理解。

2 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2.1 择业动机理论：职业决策的一般过程

竞技足球的精英运动员需要从人数足够的后备人才池中选拔、培养出来，而后备精英在各个阶段由于升学等各种原因陆续选择退出足球运动势必导致优秀人才备选基数的不断萎缩， 因而会从根本上影响足球强国目标的实现。

后备精英及其家庭在面临多种发展路径的选项时是否选择足球， 如上文所述从学理上这是行动主体职业决策的过程。 目前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都对职业决策的相关因素进行过研究， 但对决策过程机制运作的理论建构相对较少， 其中较为经典的是美国管理学家、心理学家弗鲁姆[31]所提出的择业动机理论，并且基于该理论的简洁性，相对会更容易在其基础上发展适合分析校园足球后备精英职业决策的具体模型。

择业动机理论是期望理论在个体择业行为上的具体发展，通过效价（V）和期望值（E）两个因子解释了个人进行职业选择、激发职业动机（F）的过程。 其中效价（V）是指活动结果所能取得的效果价值的大小，在决策上即个体对目标的意义与价值的评估，期望值（E）代表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评估，也就是目标实现大小的概率， 两者均与个体对某个职业选择意向产生趋向性动机激发的职业动机（F）的强度成正比，用公式表示即职业动机= 职业效价×职业期望值（F=V·E）。 该理论的扩展公式又将职业效价（V）细分为职业价值观与职业要素评估，如经济收入、职业声望、职业兴趣、劳动条件等，职业期望值（E）又包括了职业供需的各类要素，如职业需求量、供给竞争等[32]。

从这一公式中可以看出， 仅借鉴并设立校园足球精英培养的各种设施和制度是不够的， 因为这种管理视角的操作往往只能帮助提高目标实现可能性的E 值，但没有从行动者视角上考虑职业效价（V）。如果与其他职业路径相比， 职业足球的效价吸引力不足， 那么即使成为职业足球精英的目标是可以甚至容易实现的， 校园足球的后备精英也不会产生足够的追逐此目标的动机， 人才向其他领域的流失也就成了必然。

此外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个体成就动机取向下职业决策的内容， 但带有较强的市场机制下的经济理性人假设， 而效价所涉及的价值意义评估常常具有社会差异性， 尤其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成就动机不同于西方理论的个体取向， 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33]，个人对重要目标的价值评判需要参照甚至契合群体的标准[34]，并且强调对关系、集体的认同与贡献[35]。 中国社会职业体育的分配结构也并非完全市场性的， 体制机制所供给的要素是需要考察的重要部分， 而且在性质或数量上都与市场机制所分配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

2.2 本土的体育职业决策模型

为了结合校园足球后备精英所面临的职业抉择的实际情形与现实考量，本文在上述基本公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因素的细分和新因素的引入，本部分将依据经验和理论的推论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并给出实际分析后备人才及其家庭进行职业决策的具体公式。

2.2.1 效价评估的文化属性及其细分

后备精英或其家庭作为职业决策的行动主体，在决策时不会直接考虑上述社会文化与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嵌入择业公式的价值、收益、概率和成本等因素中的。 具体来讲，期望值（E）是有关职业供需的经济理性考量，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而效价（V）则涉及职业价值的主观评估，因而具有相对鲜明的社会文化属性， 并且如上所述职业要素也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 需要考虑职业领域的具体国情。

现有理论对效价（V）的考虑一方面主要涉及择业个体内在兴趣、价值、能力的满足与实现，另一方面指向市场机制（体育运动类消费）可以为职业运动员提供的收入分配、职业声望、劳动条件等，这两类效价在任何社会的职业决策中都是需要考虑的，这里将其分别称作内在效价或心理效价（V1）和市场效价（V2）。 原理论所根植的西方社会是基于个体文化和市场机制而运作的， 因而主要考量了这两个效价的因素之间的匹配， 也较能说明体育市场较为发达的足球强国的制度逻辑及实际状况。

而中国社会则有较强的家庭、集体的文化传统，并且体制机制在职业体育或其他职业领域都有较大比例的路径设置。 一个需要增加考虑的面向主要包括名声评价、社会地位等职业要素，这些要素尤为中国社会的择业决策所关注， 而另一个则主要涉及职业的体制路径能为择业者提供的要素， 主要包括为国争光的榜样荣誉、制度奖励，以及体制所提供的生活保障、 训练条件和职业稳定、 晋升甚至转岗途径等， 可以按其性质将上述两个效价分别命名为社会效价（V3）与体制效价（V4），可以看到基于本土考量所细分的这两类效价都具有很强的非经济要素分配的特性。

对于校园足球后备精英的职业决策来说， 职业足球、普通升学、其他文体项目等可备选项在上述四个效价因子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决定了效价（V）这个总因子的比较情况，进而影响了最终的职业选择。

2.2.2 付出成本指数的引入

原理论的择业公式只考虑了职业效价（V）的大小和实现可能性的问题， 其背后的理论假设是不同职业目标选项之间不存在付出成本的差异。 针对职业体育和其他路径的比较而言这种假设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例如丁俊晖的家庭为将其培养成职业斯诺克选手付出了长期且高昂的各项成本。因此，考虑到不同职业路径之间大相径庭的付出成本， 此处需要引入一个对体育运动员而言相当重要的新因子，即达成目标所需要付出的各项成本的大小， 其中既包括后备人才自身的身心努力， 还包括其家庭或家庭成员投入的金钱、时间等，此处将其统称为付出成本（C）， 其中后备精英自身所需的付出为C1， 其家庭（或家庭成员）所需提供的付出为C2。

如果付出成本C1过高，即后备精英本人所需付出的身心代价过大， 那么条件相对优渥的家庭或许会因为担心孩子“吃苦”而放弃将孩子的体育才能变现，而如果付出成本C2过高，即精英人才的家庭需要付出额外或高昂的成本， 则相对贫困的家庭又会对培养子女的未来职业发展之路望而却步，因此，总的来讲付出成本（C）与职业动机（F）的激发成反比，预计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 目标职业动机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小。

综上所述， 具体针对校园足球后备精英职业决策的理论公式， 经原有因素的重新划分和新因素的引入后，职业动机（F）的决定要素可以调整为内在效价（V1）、市场效价（V2）、社会效价（V3）、体制效价（V4）、期望值（E）和付出成本（C）等六个因子，以公式 表 达 为F=V1·V2·V3·V4·E/（C1·C2）。

3 校园足球后备精英的职业决策过程

择业动机理论的第二个过程是行动者主体对其面临的可供选择的几种职业目标或职业发展路径进行上述因子的比较性评估， 最终确定职业目标或路径的发展方向。 一般而言实际的职业决策过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先分别为每个目标或路径赋值，然后再根据总分数值的高低进行比较、选择；另一种则是直接比较几种目标或路径在同一因子上的相对优劣，最后依据定性方式作出取舍。 在现实中，前一种的做法由于偏学理化而较为少见， 后者往往更加符合职业决策的实际过程，并且决策者还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形和自身条件为不同的因子赋予不同的权重。

下文将依据后一种更为实际的定性比较的分析方式，对校园足球的精英人才（或其家庭）在面临选择未来的职业足球发展方向还是升学等其他可能路径时的职业决策进行详细分析， 以说明在目前的结构环境中行动者理性的职业决策如何造成校园足球后备精英的人才流失， 并指出其中的核心逻辑以便后文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为了较为全面地说明问题，具体比较了职业足球发展路径、一般升学路径、其他体育项目路径以及其他特殊路径，并加入了当前出现的一些热门方向， 如被认为是体育项目且市场日益扩大的电竞等。

3.1 职业效价（V）分析

上文发展的职业决策公式当中， 对职业目标的效价分析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具体涉及内在效价（V1）、市场效价（V2）、社会效价（V3）和体制效价（V4）四个方面， 以下对不同职业发展路径在四个效价因子上的比较进行分析。

3.1.1 职业足球发展路径的效价分析

对于职业足球而言， 在经历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以后， 职业足球运动员可以参与较为充分的体育市场的分配中，并且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较大，可供开发的足球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 这些都为较为突出的市场效价（V2）提供了条件。此外，对于热爱足球并有良好的天赋条件的后备精英来说， 涉及内在兴趣、价值和能力等自我实现的内在效价（V1）也是相对更高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按照择业动机理论的原公式进行机械套用， 即仅考量这些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优势因素， 校园足球的后备精英应当会有极大的概率选择继续参加职业足球训练。

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 根据学术研究的相关结论， 需要在此价值评估的部分加入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本土性考量。 尤其作为备受瞩目的三大球运动之一，（男子） 足球运动的成绩比绝大多数体育项目或是其他行业更承载着为国争光等荣誉期待，而其发展并取得成绩又是一个需要缓慢成长、 提高的过程， 这就导致当下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在社会效价（V3）的获得上相对较低甚至是负值。

这种对社会效价（V3）的考虑常常是行动者主体决策中的优势考量， 例如某位演员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国足球进行辩护时， 深切地忧虑网络上对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跟风嘲讽会根本性地伤害到未来优秀苗子对足球运动的选择。 他说：“你要是有孩子， 有天赋，有条件，你会送他去踢足球吗？ 当这个行业成为全民笑柄和嘲讽对象时， 我并不觉得有很多人愿意去搏一把，虽然我相信还会有有志之士，相信自己能救男足于水火……”社会效价（V3）得失的核心常常“关乎国人的期待和脸面”， 但是他认为为了中国足球长远的发展“如果你像我一样不懂，或者不看，不随意宣泄愤怒，保持沉默，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份支持……”换言之，足球关乎争光、争脸、争气的这些核心性的社会价值期待[36-37]——这也是另一位喜剧演员将足球与丢脸联系起来引发争议性话题的原因——因而其表现会格外地引起其社会效价（V3）的波动， 而对脸面的考虑反过来又会让决策者尤为看重社会效价（V3）而不敢选择职业足球的发展路径。

不仅如此， 由于上文提及的中国社会看重集体价值大于个体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文化传统， 即社会效价（V3）的权重更大，当职业足球被社会群体认为缺乏社会效价（V3）时，即既不能“争光”还很“丢脸”时，其市场效价（V2）也会随之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用通俗的话讲也就是“不配”拿高薪。这种情况往往会使得足球项目难以吸引并培养、 发展更多的消费人群， 因而职业足球路径选项可预期的市场效价（V2）可能会因此不断萎缩。 哔哩哔哩的校园足球账号分享过一个相当直观的例子， 一位8 岁的小孩不愿再去踢球，原因正是被班级同学调侃“吃海参”，由此可见由社会效价（V3）的缺失所导致的职业足球市场效价（V2）在合法性上的丢失是如何直接导致了足球运动后备人才的流失。

此外， 职业足球的市场化改革也会使得职业足球运动员难以获得体制效价（V4），而会面临市场竞争、降薪、裁员等风险。 对于目前普遍追求职业稳定的社会价值观而言，同样也是说体制效价（V4）的权重更大，体制效价（V4）的低下会极大地降低职业目标的吸引力。

3.1.2 其他体育项目与升学路径的效价比较

对于其他可供行动主体选择的体育项目来说，即便难以充分参与市场效价（V2）的分配，但在权重更大的社会效价（V3）和体制效价（V4）上的优势更为明显，甚至很多运动项目无论是否取得成绩，都会被认为其存在本身就满足了为国争光的榜样要求，不仅能够获得体制所保障的各种条件， 而且拥有更高的社会名声和社会地位。 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后备人才对体育兴趣和体育天赋的实现 （内在效价V1）， 如果该项目又恰好在国内或国外拥有较好的体育市场， 还是有机会成为体育明星而获得市场效价（V2）的。 国内市场的例子如乒乓球或羽毛球的球星， 广为流传的某运动员的父亲庆幸儿子从足球转向乒乓球就是此类人才流失的一个典型个案，国外市场的例子类似举重项目的吕小军的 “墙内开花墙外香”。

至于一般的升学选择， 未来可以面向的职业发展则囊括多种可能性， 既可以走体制内的路径获得较高的社会效价（V3）与体制效价（V4），也可以走市场的路径获得较好的市场效价（V2）和一般程度的社会效价（V3）。对于后备精英本人而言，个人的兴趣与才能难以获得职业途径的实现会导致这条路径较低的内在效价（V1），但考虑到可以将足球作为学习或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 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效价的不足。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效价的比较上升学路径和其他体育项目都比选择足球更符合行动者主体的利益，此外考虑到文娱、电竞等市场的快速发展，这些特殊路径的职业目标虽然在社会效价 （V3）、体制效价（V4）方面也不高，但在市场效价（V2）的可能发展上或许会取得优于职业足球发展路径的相对地位（而且相对来讲，竞技体育的职业生涯更短），这就使得坚持足球训练的道路对后备精英及其家庭而言变得愈发失去吸引力， 因而校园足球人才流失的概率就会变得更高。

3.2 期望值（E）比较

接受学历教育作为大多数青少年普遍选择的一般性发展路径，其本身的可能性和未来面向各种职业的发展可能性都是相对较高的。 相对来讲，将任何一种竞技体育作为职业，要想获得成功，即获得前述较高的市场效价（V2）、社会效价（V3）或体制效价（V4），往往需要成为高水平运动员，其所面临的淘汰、竞争是相当残酷的。 并且，虽然由于人口众多、体育市场的潜力巨大，但就目前来看转化率是不够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养成爱好体育、欣赏体育、参加体育运动并进行体育消费的习惯， 这是我国体育发展中一直面临着的并需要长期努力才可能改变的文化样态，而这种状况在当下会极大地降低职业体育路径选项的职业期望值（E）。

这也是为什么校园足球的运动员选择退出足球训练常常发生在学训矛盾增加的情况下， 这种对未来发展路径是否畅通的考量是相当现实的。 相比之下，艺术、电竞等特殊路径虽然也不同于一般升学，但由于近年来市场加速扩张，职业期望值（E）也呈相对上升趋势， 使得个体或家庭有了更多选择并坚持的理由。

3.3 付出成本（C）比较

对付出成本（C）的比较同样主要发生在一般升学路径和职业体育路径之间， 职业决策的行动者对付出成本（C）方面的考量常常会因其特殊的权重而产生一票否决的可能。

竞技体育常常被认为是很辛苦的行业， 成为顶尖的职业运动员虽然回报丰厚， 但其身心付出之艰巨广为人知。 对于是否认同子女选择职业体育路径这一问题，在付出成本（C）的考量上职业运动员的想法颇具代表性。 有不少职业生涯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不想甚至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走职业体育的道路，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切身地体验到想要成为顶尖的职业选手的期望值（E）之小和付出成本C1之大，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是普遍所谓的艰辛。 例如（以下案例参见电视节目《中国体育英雄联盟》），林丹在接受邓亚萍采访时，面对是否会让儿子成为羽毛球运动员的问题时，他直言“别打”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还没打就被人研究透了”，另一个是“打球太苦了”。因此他们的期待往往也就止步于希望将体育作为孩子的兴趣爱好， 以此助益身心潜能的开发，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各种参与运动普及的动机。

还有一个需要特别考虑的地方在于， 如果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由于竞技体育的高风险性，其间出现任何问题导致职业生涯不能继续的话， 加之没有接受足够的学历教育，在体育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转型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很少， 就有可能出现个人乃至家庭的阶层滑落。为了避免这一点，就需要将接受学历教育作为首要的考虑， 因此相较普通升学路径需要付出的一般成本而言， 校园足球的运动员往往一方面不能落下学业， 另一方面还要参加越来越高水平的训练。 更不要提体育、 艺术等职业路径的铺就， 常常需要家庭所提供的大量额外的经济与人力的付出（C2），这些都是后备精英及其家庭在进行面向未来的职业决策时所需的成本考虑。

3.4 职业决策结果分析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校园足球后备精英及其家庭的职业决策而言， 一般的学业发展路径既是最稳妥也是在择业公式各个因子综合表现上最优的选择，因而在面对学训矛盾、升学压力时选择这一路径往往是理性的最优解。 即便是选择其他体育项目或其他特殊路径， 在未来可能的职业效价（V）上都被认为会优于职业足球的路径。

选择并坚持足球的训练、活动和竞赛，最终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C），面对更小的期望值（E），更重要的是难以获得本土社会文化更为看重的社会效价（V3）和体制效价（V4），仅凭参考、借鉴个人兴趣（V1）和职业市场（V2）匹配足球强国“个体主义—市场机制”发展模式下的种种制度， 事实上很难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竞技足球人才流失的问题， 因而需要纳入更多本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性的考量。

4 讨论：进一步打通校园足球人才成长路径

本文表明，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由于较低的期望值（E）和较高的职业成本（C）会降低职业足球路径决策预期， 因此通过设置相关机制降低职业风险和成本， 有效提升职业动机 （F）， 避免后备人才的流失。应当围绕职业期望（E）和职业成本（C）这两个因素的改善进行全方位的规划， 例如完善各学段校园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升学机制、 制定特色足球学校学生的贯通培养办法、 选拔有潜质的后备精英到国外接受全面系统的培训和学习、 推动足球奖学金或赛事奖金的建立、 完善体育意外伤害的综合保险机制等，夯实足球人才职业发展路径的保障基础。

进一步从本土社会的文化及制度结构的特殊性上讲， 本文又表明经济要素的分配逻辑并不足以解释和解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流失问题， 并且其所具有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非经济要素的分配之上。 因此校园足球乃至职业足球的发展不能简单借鉴和照搬西方足球发达国家在“个人兴趣—职业市场”经济逻辑下的各项制度，并且这种逻辑支配下的“金元足球”也一直为社会所诟病。

因此破解单一的“个人素质—足球市场”的匹配模式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核心关照， 即在继续普及足球文化和培育足球市场[38]的同时，校园足球的发展工作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机制，打造学校教育、体育产业、体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对接和协调，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建立学校、社会和体育领域相衔接的人才输送机制， 例如保障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之间的流动和反哺， 拓展社会具有相关特长的人员从事校园足球教育的渠道。换言之，打通校园足球人才的成长路径， 也就是扩展其参与各类资源分配的制度路径。

对于校园足球精英培养的问题来说， 的确有很多相关设施、制度、体制、机制的建设亟待解决，但只有规划与实施这些建设时， 认真考虑治理对象作为行动主体的实际诉求， 才能形成治理者的制度建设与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之间的恰当匹配， 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理成效。另外，要调控名声评价、社会地位、职业认同、 榜样荣誉等非经济要素对足球后备人才职业决策的影响， 打通校园足球人才向职业足球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依然要落实在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上。 因此未来对该领域和该问题的研究应当是“嵌入式”的，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对足球发达国家相关制度的考察、学习、引进，而应该充分考虑到本土文化下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所可能引发的制度运行的真实情况，以期更为有效地推动制度建设，使得校园足球精英能够走向职业足球的发展， 从而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撑。

5 结论

5.1 行动者视角下的校园足球问题

本文从行动者视角微观地检视了校园足球精英人才的发展问题， 聚焦于后备精英在关键期作出的职业决策所带来的“谁来参与”的主体性问题。 通过决策有足够多的后备精英愿意选择并且坚持职业足球的发展路径， 相应的精英选培制度才能运行良好并最终达到培养竞技足球优秀人才的长远目标。 但现实中却有相当多的后备人才在升学、 分流或学训矛盾的关口时选择了退出足球训练， 走向升学等其他路径。

5.2 本土的体育职业决策模型及其分析

本文基于择业动机理论定性地分析了导致人才流失的职业决策的内容与过程，发现经典的择业动机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后备精英对职业路径的决策机制， 嵌入了有关本土文化和分配结构的考虑，发展了能具体解释校园足球后备精英职业决策及行动逻辑的模型，包括内在效价（V1）、市场效价（V2）、社会效价（V3）、体制效价（V4）、职业期望值（E）和付出成本（C）等六个要素的比较分析。 修正后的动机模型考虑了非经济要素在本社会结构与文化样态中的更大权重。

5.3 非经济要素的分配与校园足球的精英培养

涉及非经济要素分配的社会效价（V3）和体制效价（V4）在职业决策中具有关键作用，是行动者主体在职业决策的路径选择上的核心考量， 决定着精英群体的职业流向。 因此本文认为校园足球精英培养制度建设的核心逻辑需要考虑增强非经济性要素的再分配，实际提升足球运动发展路径的社会效价（V3）和体制效价（V4），这将涉及名声评价、社会地位、职业认同、榜样荣誉、表彰奖励、职业保障、晋升转岗等一系列职业要素的注入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