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成，辛美君

(山东大学 a.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b.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谈到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封建专制、专制主义、专制君主、专制政体等带“专制”标签的词汇特别多，某些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著作通读下来，没有上百个甚至更多的“专制”语汇出场，似乎就不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问题。“专制”话语无节制运用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时下各报刊、大中小学教材、通俗读物……甚至社会成员日常交往中的口头表达，谈到中国历史、传统时，总是离不开“专制”的话语。“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屡见于堪称严谨的官方媒体，某些学术大家似乎也不吝惜地使用这种尚无确切定论的话语开其鸿篇巨制。传统中国的“专制”似乎已经盖棺定论，抑或说似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共识”，甚至成为域外势力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抓手。“专制中国”“中国专制”，这一近代西学狂飙突进叠加清末亡国灭种背景下“达成”的“共识”影响深远，使得我们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相关研究，一起主动或被动地戴上了“专制”的有色眼镜，从而丧失了客观、中立、科学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的能力。这种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脉络的扭曲甚至错误认知，首先影响的是后来者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演进规律应有的求实态度，进而影响人们对民族文化甚至本民族辉煌历程的怀疑与否定，无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我独存、世界各种古老文明唯我中华多次实现复兴的铁定史实，最终结果是自我矮化，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

诚然，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探索，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需要长时间的跋涉，毕竟“专制”的标签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头上已经粘贴了百余多年，仿若无辜受了黥刑难以清洗。故而，洗去浮尘，还原真相，自然离不开时间的洗礼，这个过程至少要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中国数千年政治发展史是“专制”的吗？问题本身并没有复杂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从真理发现的角度而言，判断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专制”与否没有太大难度，只要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沿革及其运行机制就可以得出基本判断。难就难在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之间的百余年悲惨历史，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后人往往借助从域外引进的各种当时视为先进的理论进行削足适履的分析。以西方民主理论为丈量标尺，中国古代政治当然不是民主政治，兹无异议。既然不是民主政治，是不是就一定是专制政治呢？是不是非黑就一定是白呢？是不是“非科学”就一定是谬误呢？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按照西方思维惯用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中国古代政治体制除了专制别无他选。借助西方的“手术刀”解剖中国政治史，清朝惨败于列强的根由归之于皇帝集权专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条目。某些学者还习惯于向上追溯，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与清朝后期的历史笼统地等量齐观，视为一体，一概归类于专制。意即清朝的腐败政治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清朝所以搞专制，乃承先朝之制，学汉法之故。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君主们在搞专制，按照黑格尔的理论——“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1]——加以推断，中华大地上自生民以来就是阴霾遍布，愁云惨淡，哪有什么汉唐盛世！恐怕唯有集权专制统治之下瑟瑟发抖的臣民了吧！按照这些人的逻辑，中国根子上如此，到了清朝自然概莫能外。于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就这样被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抛进了循环论证的怪圈。为了说明中国整个文明史是专制的，他们会以明清某几个皇帝为例扩大到整个王朝，继而证明明清政治体制的专制属性，进而涵盖中华上下五千年，得出东方专制自大禹治水就开始的结论。

廓清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他黑与自黑，离不开知识界同仁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本文拟就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问题略作梳理，检讨曾经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如何“被专制”的。

二、专制的本土意涵及其政治实践的君臣共治取向

专制一词由“专”和“制”复合而成。在甲骨文中，“专”写作 ，其下部呈双手之状，上部似缠满丝线的转轮，其构图意蕴可以解释为用双手从事纺纱作业的景象，这也是认定“专”为“转”之本字的因由。也就是说，甲骨文“专”字最初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指用手转动纺锤作业。在甲骨文产生的时代，纺纱作业的原材料多为丝，拉长的丝纤维不仅细长，而且易断，从而决定了小心翼翼是必须秉持的操作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专”这样一个动词可以引申出“注意力集中”之貌的缘故。

《说文解字》又有“专，纺专”之说。纺专何物？“六寸薄，盖笏也”[2]238。这里的纺专显然指收丝之物。也有学者解释为用于镇定纺纱车，防止其摇动的重物，《诗经》称之为“瓦”。“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毛亨解释说：“瓦，纺塼也。”[3]清人王应奎指出：“余见今世纺车之式，下有木一纵一横，往往以塼镇之，或于纵木上，或于横木上，盖防其摇动也。岂即所谓纺塼乎？”[4]王应奎认为纺专是专门用于固定纺车的器物。事实上，无论是收丝之物，还是纺车的镇物，均具有“专有”之意，“专有”则可引申出独自占有、不包容的义项。

甲骨文的“制”写作 ，左树右刀，刀作业于树，表示对树木枝叶进行修剪。金文的字形更为复杂，写作 ，左侧似枝叶繁茂之状，右侧似修剪作业中枝叶纷纷掉落的景象。可见，创制该字的古人明晓，过于繁密的枝叶影响果树结出更多的果子，需要加以修剪。《说文解字》释曰：“制，裁也。从刀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2]182《淮南子》所言“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5]即取此意。对树木枝叶的修剪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而是遵照一定的规则法度行事，于是引申出约束、规定、法规的义项。

专与制结合形成专制概念，指独自占有权力，进而独断专行。在政治实践中较早使用“专制”的案例见于《左传·昭公十九年》：“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6]这里是说晋国的大夫垄断了郑国国政的治理之权，导致了郑国“国而不国”的政治形势，使其令人愤恨。词句背后所隐藏的是对晋国大夫独揽郑国大权的不满。专制的使用让治权被侵夺之后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该词汇传达的负面情绪同样彰显无遗。“专制”无疑不是被鼓励的政治行为，而且其行之者不是君主而是臣子。

《韩非子》一书也出现了“专制”的案例，“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7]116；“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7]117。《韩非子》可称为君主治国权谋的百科全书，不仅对秦王嬴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后世2000余年的中国君主政治实践中，与《商君书》一道成为历代君主的必读宝典，其对中国君主集权政治的深刻嵌入，非他书所能及，故需赘言一二。也正是因为韩非对君主治政表现出的过度热忱，其著作未能获得如《老子》《孟子》这样的殊荣，这也说明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怂恿君主搞集权政治并非积极鼓励，甚至持否定态度。

在《韩非子·亡征》篇中，韩非总结了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48种征兆，提醒君主予以防范，其中2条涉及臣下“专制”的问题，即臣子擅权。与其他46条“亡征”结合起来看，韩非认为国家治理出现重大失误，乃至江山倾覆，根子仍然在君主身上。在韩非眼里，无论后宫、太子、宠臣等各色人物运用何种伎俩，只要君主立法严、执法力、用术当，其阴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得逞的。

作为君主们保姆式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在为君主计方面可谓殚精竭虑，无微不至。虽然他一定注意到了垄断权力、独断专行在臣子手里会威胁国之安定，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反其道行之是否可行呢？亦即，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国家的治理，防范臣下专制，君主将集权政治进行极化，搞专断独行是否可以作为备选项呢？如果韩非出此下策，他也就无异于常人了，其思想也就不可能影响后世弥久了。

韩非是非道德主义者，激烈反对君主建信于臣，“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臣子们所以为君主所用，“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不仅如此，“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7]123。字数虽然不多，但韩非已经把君臣之间利益交换关系描述得令人毛骨悚然。结论是确定的，君主不能信任臣子，否则，不仅是大权旁落、臣行“专制”的问题，丢掉身家性命也可能在所难免。无奈的是，君主治国又不得不发挥臣子的聪明才智，注意下面这段话：(君主)“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7]209。《韩非子》曾经以齐桓公成就霸业为例予以说明。从齐桓公的个人能力看，绝非超凡拔俗的旷世奇才，其所以能够成就霸业，获得管仲的支持是决定性支撑因素——“一手独拍，虽疾无声”[7]223，“必君臣俱有力焉”[7]123。基于此判断，韩非是不可能提出君主行专制之举以治国的下下策。行专制显然如同剪掉君主的羽翼，堵塞君主的耳目，断去君主的股肱，任何有理性的君主都不会作出如此愚蠢的选择。至于构建专制政体，恐怕更是愚不可及，不可能进入韩非为君主计的视野。

晚于韩非近2000年，西方出现一位性恶论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他提出的主张不过是陌生人之间如同狼与狼的关系。韩非与霍布斯都算得上不折不扣的性恶论者，甚至可以说古今中外登峰造极的性恶论者非韩非莫属亦不夸张。在韩非看来，不仅陌生人之间无异于狼，父子兄弟姐妹夫妻亦复如是。即便如此，韩非尚且没有提出建立专制政体的主张——虽然中国人直到近代才有了政体观念，但这并不影响历朝历代具有政权组织形式的实践。因由无他，非智者之选而已，更何况韩非之后再无韩非，尤其是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治国策之后，以人性善为立论前提的儒家治国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奉行的治国原则，其中虽然杂糅了道、法等诸多理念，主流行儒术当无异议。如此则很难想象，一位绝对性恶论者回避抑或不齿的国家机器组织策略能够被“无道桓、文之事”[8]的儒生们收入囊中，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自汉伊始的“君臣共治”政治实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西汉皇帝与中央行政组织的关系可以比较清晰地再现汉王朝君臣共治的政治场景。这一点，钱穆先生已有高论，此处接其绪略述一二。皇帝是王朝的代表，可以视作国家象征。但是，真正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行政权力并不在皇帝手里，而是归于宰相府。刘汉皇帝的办事机构延续了秦王朝的“六尚”设置，除后人熟知的尚书与国家机器运转有所关联外，其他如尚冠、尚食、尚浴、尚席等机构，职责所覆未超出皇帝私人生活范围，与国家政治事务没有直接关涉。与之相对，宰相府职权就复杂全面得多，几乎囊括了国家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以东曹为例，执掌“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9]。如果感觉不够直观，可以了解一下两位曾任东曹掾的人物：毛玠，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10]的天下规划即出于此人的设计；蒋琬，其深得诸葛亮赏识，并作为蜀相接班人予以培养。由此不难想象刘汉宰相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之重，同时可以看出汉王朝国家体制“非专制”选择的基本规划路径。

刘汉之后各王朝基本承袭其体制设计，直到数百年后的唐王朝情况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所谓的“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是国家治权的进一步分而行之，君主与大臣共治天下的典型设计是尽人皆知的唐朝三省六部制。

唐朝国家机器运行最大的变化是中央政府行政权的进一步分化而非集中，主要表现是群相制度的实施。唐朝国家机器的运行主要通过三级会议推动。最高决策会议的最低一级是“八座议事”，就一般性国家事务讨论议决，如存在异议，则需上报第二层级会议再议。第二层级会议是政事堂会议，也就是宰相们参与的群相会。政事堂会议如果仍存在无法议决的问题，则进入最高一级会议讨论，这就是需要皇帝出席的御前会议。对于这种设计，唐太宗评价说：“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11]这种体制设计不仅避免了皇帝独断专行，官员们也很少有机会把持朝政，从而形成臣下为主、君臣共治的开明政治局面。至于宋朝的君臣共治，更是做得有声有色，已有学者专门撰文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诚然，任何政治体制的运行都不可能像制度设计的那样规矩完整，而是具备相当程度的弹性空间。无论是汉唐还是两宋，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皇权侵夺相权、权臣把持朝政以架空君权的情况。然而从总体来看，汉唐、两宋君臣共治局面是稳定高效的，是主流，汉唐盛世以及两宋经济、文化、外交奇迹的出现无疑离不开国家治权的君臣共享，而非行专制之举所能得。

质言之，虽然古代中国语境中的“专制”并非就政体而言，但其所包含的对国家治权的专断独行却与近代作为政体的“专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以肇始于先秦对“专制”的警惕观之，中国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对“专制”的排斥态度是可以想见的。

三、明清政治非制度化运行的“类专制”

如果说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确实存在时人所言的“专制”，那么明清两朝由于某些皇帝的干预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扭曲运行则是具备一定“专制”特征的。存疑的是，个别抑或某些最高统治者的独断专行，是否可以代表这种政治体制，并为其贴上“专制”标签，进而涵盖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呢？以西方为例，大搞权力控制，抛弃罗马共和国民主习惯的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是否可以代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是否可以代表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尼禄荒唐残暴的表现堪称昏君中的极品昏君，是否可以据此将罗马帝国的政治一概称之为“渣人政治”？赵冬梅说：“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12]。是不是只有中国皇帝做昏君是无法阻拦的？恐怕前面提到的罗马皇帝亦复如是吧？按照一把尺子量中西的准则，面对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存在的“个体化专制”嫌疑，自然不能简单群像化处理，作出中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专制史的判断。

当然，这里并非否认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存在以个体形式表现的“类专制”现象，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以列强鱼肉华夏时期为推翻清帝统治寻找“破家亡国之总根原”[13]而被选中的标的物——专制——来概括自秦及清2000余年的政治发展是否合适确是存疑的。这就像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只要推行西方列强奉行的民主制度就能带来国家富强一样简单粗暴。何况，梁启超等人以“专制”一词指摘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的说法，本身就包含着感情色彩。

回望历史，就秦汉及于两宋的历史而言，君臣共治的一个重要枢纽是宰相。外加受惠于汉之察举、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以降之科举制的士人群体，共同构成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人执政集团。在这个以君主为枢机、读书人为骨干的权力体系中，宰相是制衡君权、防止其独断专行的关键点。历史恰恰在这个点上为朱元璋走向独裁从反方向提供了强支点。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度，把国家治理的一应大权收归囊中，在理论上实现了君主独裁。但在实践上，君主独裁又是无法真正落实的。朱元璋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君主独裁的实践操作，为达此目的，他做了很多超常规的事。即如钱穆所言：“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14]144。之所以不以朱元璋的制度建设立言，是因为朱元璋做了一些从政治体制角度看可以称为“专制”的事，但绝不能说他立了“专制”的“制”。

朱棣继承了其父的执政风格，带领明王朝继续沿着君主独裁的路滑行了20余年。必须说明的是，朱元璋父子借助手中的权力，以非常规手段将国家政治体制拖出正轨，算不上政治制度实现了专制化，更谈不上政体的专制化，充其量父子二人推动政权在非制度化轨道上退行了较远距离，并让自己堕落为专制君主罢了。其后200余年，朱家皇帝奇葩辈出，有20年不上朝者，甚至有做木匠的，有修仙问道的，这是否又归于黄老之治而背离了朱元璋父子设计的“专制”呢？

当然不能简单下此断语。任凭朱元璋父子搞了什么样的专制设计(确有高估之嫌)，做了怎样的独裁示范，在这样的继任者面前只能徒叹奈何了。故而，朱元璋父子的独裁操作，可以看作秦及于宋之间贯彻的君臣共治制度的扭曲运行，或者看作君臣共治与君主独裁之间张力的体现。

取朱明天下代之而起的清王朝，其统治者的政治建构智慧远逊于朱元璋父子，这与其所处原始军事民主阶段向奴隶制过渡尚未完成，即一步跨入君主集权政体的特殊发展路径紧密关联。按照社会政治发展走势看，南宋政治已经向着更高水平的君臣共治迈进，可惜被处于部族政治阶段的蒙元以无敌刀锋取而代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上升螺旋就此掉头向下。代明而立的清王朝，其满人族群以较小体量且远逊于蒙古骑兵硬实力的条件入主中原，面对人数远多于本部族的汉人群体，巩固本部族统治权免于旁落、拒绝诸族共有的私心，使得清朝政治“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14]144。终清一朝，令以清帝为代表的满人贵族群体殚精竭虑的是，如何调试接手于朱明王朝的政治体制，使其成为维护本部族政权的法术工具。虽然他们也行科举取士入官，将汉人纳入官僚体系，但王朝的真正治权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清帝是满人贵族群体利益的总代表，满人贵族群体是清帝行独裁的坚强股肱，蒙古贵族则成为拉拢利用的“同盟军”。满蒙贵族对华夏各族特别是汉人的防范，由其所设“禁区”的举措清晰可见。清帝入关后，将山海关以外的广大东北地区、台湾等地划为“禁区”，汉人不得前往生产生活。其目的就是将上述区域留作“后路”，万一退出中原地区尚有本族衣食之地。至于清帝通过军机处之类非制度化设计大搞秘密政治，更是不能称之为制度建设。另外，之前各类直达天听的渠道大多遭到关闭，此举目的只有一个：禁言。从1648年起，各地府县学的明伦堂均设置卧碑，明令禁止生员言事、结社，打破了明代及之前王朝鼓励甚至奖励社会成员言事的传统，其落后程度令人瞠目。

概而言之，清朝“政治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变制度为法术，以保障满蒙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永世传续。即便如此，也没有哪一个君主胆敢如路易十四那样口吐狂言：“朕即国家。”[15]这也说明，一人一事一时的“专制”表现，不能成为判断政治体制专制与否的标准，而是要把这些人和事放在当时的制度体系中考究其历史价值与功效，进而判断这种体制的属性。这种认知的形成本不复杂，只是清政府发展到后半段的极度无能将近代中国置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在充满激情的推翻满清腐朽政体的洪流中，叠加各种清政府必亡的“证据”，提出诸多合适或不合适的主张，成为当时探寻中国出路的前置条件，痛斥清政府专制并向上追溯2000年，将中国自秦及清的政治发展统统归入专制一类的糟粕迅速形成高潮，这无疑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天命变革的重要环节。

四、从欧洲仰慕的“模范”到专制标签的草率“加冕”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期大致对应于中国的战国中期。其降生之年，几乎完全吻合于后世统一六国之秦国走向强大的元年。其间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影响较大的事件是公元前344年作为诸侯国的魏僭越称王，并遭一众诸侯围殴而沦落为二流国家。之前的上古三代，华夏大地存在的政治实体虽有名义上的共主，实际上此类“王朝”更似升级版的部落联盟，行专制几乎处在想都不要想的地步。况且此类信息之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在当时交通、通讯、知识传播条件下根本不存在系统掌握的可能性。故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谈到过的“专制”，与中国距离可谓远之又远，遑论拿中国说事了，某些国人习惯到亚里士多德作品中去对号入座实在显得有悖常理。重述这些常识的目的是廓清古代希腊思想家谈到的亚洲和“东方”并非所指中国，就亚洲空间范围而言，古希腊思想家口中的“东方”包括中东和近东是比较确切的。波斯与希腊的常年战争互动为古希腊人留下了“东方”并不美好的记忆。

一直到法国启蒙运动之前，中国几乎完全处在被西方颂扬的地位。历史上政治制度建树远逊于汉唐宋的元代，经《马可·波罗游记》推介，中国这个“外国的月亮”顿时比欧洲的“月亮”不知要圆了多少倍，中国一时成为西方效法学习的“优等生”。利玛窦根据自己在北京居住长达10年的经历作出如下评述：“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16]。美国经济学教授马弗里克(Lewis Adams Maverick)的《中国：欧洲的模范》(China，A Model for Europe)，系统介绍了17—18世纪中国在欧洲的模范表现。

将中国与“专制”直接关联，“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17]167是孟德斯鸠，他说“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微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18]。这一既非源于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深入探究，也非源于实地调研、生活体验，只是根据道听途说及几本介绍中国的小册子而作出的判断，不仅谈不上科学、客观、公正，甚至谈不上是严肃的结论，竟然“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17]167。孟德斯鸠的言论一出即遭到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大量思想家的批判。作为与专制政体斗争一生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19]。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弗朗斯瓦·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20]但是，后来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继承了“中国专制”说，使“中国专制”成为西方人对遥远且古老又陌生的文明国度的主流认知。

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专制”与否的判断转折发生在西方崛起和清王朝统治日趋没落的关键节点上。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大肆扩张，古老且富庶的中国不仅不能继续扮演“优等生”，相反因其富足的资源要成为西方新兴势力掠夺和打压甚至瓜分灭亡的目标。完成化是为非的转换，话语调整成为一项关键“技术”。掌握话语权就意味着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按照自己的价值理念、政治需要、文化指向赞誉或指斥目标对象，这也是为什么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凭借根本靠不住的素材，借助想象硬生生地把“专制”的帽子摁在中国头上。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化充当了过渡性推手。日本早期使用的“专制”词汇源自中国，其含义与中国古典文献一致。将专制作为一种政体，特别是将其与中国联系起来，则来自日本人何礼之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翻译，其中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照搬了孟氏所论，为日本各界提供了反中理论利器。

“中国专制”的标签贴定还与维新派、留日学生密切关联。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了各界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反思，黄宗羲的思想一时成为主流批判武器。黄宗羲批判君主制的特点是从“君”这个类别“群像”入手，承袭其论的维新派自然也是从总体上批判中国的君主制。这也是谭嗣同“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1]的理论渊源和分析框架的根据。谭嗣同在《仁学》中作出的这一论断，充满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是，对公元前221年之后的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全盘否定，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之为严密论证的可靠结论，发泄不满已经完全覆盖了理性思考。彼时激情澎湃的改良和革命冲动，似乎已经容不下理性思维与心平气和，严复、梁启超等人也纷纷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全盘否定秦王朝及于清代的政治体制迅速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合乎时宜的话语、思潮，甚至是时髦，理性、客观、辩证分析传统政治体制，反而有成为“反革命”的风险，这种话语氛围为坐实“中国专制”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条件。

1899年4月20日，《清议报》发表了梁启超的《各国宪法异同论》，文章前言指出：“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22]352这里，梁启超将君主制分为专制君主制、立宪君主制两类。君临天下的中国有皇帝没有宪法，自然归入专制君主制。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系君主专制政体在梁启超的理论视域中就确凿无疑了。

留日学生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专制”标签形成中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曾经连载《万法精理》，提及“万国政府之形质，可以三大别概括之，曰共和政治，曰立君政治，曰专制政治”，“以一人之喜怒裁决政务，不受法律之节制，而唯所欲为者，专制政治也”[23]35，“东方诸国大抵如斯”[23]41。梁启超的舆论准备叠加“东方诸国大抵如斯”的判断势必造成国人对“东方诸国”一定包含中国的联想。这样，浸淫于日本舆论环境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中国是专制国家”的群体认知。梁启超于1902年刊发于《新民丛报》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和《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的两篇文章又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梁启超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衰败无不因由专制政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在彼十种恶业(贵族专政、女主擅权、嫡庶争位、统绝拥立、宗藩移国、权臣篡弑、军人跋扈、外戚横恣、佥壬朘削、宦寺盗柄)，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防之也。”[22]84“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22]81梁文思路清晰，梳理系统，论说有力，结合当时国力疲弱，外加近乎走投无路的国情背景，知识分子“慨然”接受梁氏论断，并以之作为研判当时中国政治体制属性的立论根据。尤其是孙中山不仅接受了中国专制政体说，而且力倡此论，使得中国专制说迅疾席卷华夏，甚至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康有为等也不得不接受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发展史确实存在专制政体的观点。对这一现象，有人评价说：“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24]

嗣后“专制政体”说的运行轨迹就很清晰了，它似乎已经成为一剂“灵丹妙药”，能够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切“疑难杂症”，不论是相关还是不相关的议题，只要拿出“专制政体”的药方总能让人感觉“有些道理”，也总能让对手顿失反驳的底气。虽然早期手持“药方”的人从听说“专制政体”这剂“良药”到接受也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但他们似乎都很有把握地认为，自己已经把秦及于清2000余年的政治体制演进史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不是有结论在先的嫌疑呢？

结 语

毫无疑问，专制概念是近百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专制、专制政体、封建专制……似乎成为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立论前提，以至于每每谈到这个问题，学者们几乎无法做到心平气和，乃至以此划线站队。如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也不过钱穆一人明确反对中国专制政体说。即便如此，钱穆在“中国专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中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是存在专制的[25]。这也可以成为理解长久以来鲜有学者对“专制”概念使用恰当性提出质疑的原因。重议“中国专制”话题的目的，自然不是简单为“中国专制”平反，而是希望学界去除先入为主、结论在先的桎梏，重新审视百多年前电光石火间定性的中国专制政体理论的科学性。虽然现有的研究几乎立体地给中国专制做了盖棺定论，但“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6]是否值得参考呢？故而，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政治发生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皇帝制度产生之后的政治制度设计、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以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民关系等，才能总结提炼出中国传统政体性质的准确认知。当然，这必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而言，无疑是颇具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