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雪 松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

在古代中国史册纂叙与政教经世的悠长源流中，正史由于历史书写的义例谨严和政治地位的体尊旨正，衍变为兼有史籍和政典双重属性的历史文本类型与政治实践模式。海外学者指出，“‘正史’一般指以《史记》和《汉书》为典范的史学纂述”[1]966，“被称为‘正史’的史书，最终构建了中国各主要朝代完整且权威的‘历史’”[1]12。国内学者主要从史学意识萌发和文化根脉赓续的角度肯定了正史修撰的作用，认为司马迁“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2]58，从而使“民族伟业得以继续保存”[3]111。然而，正史的含义及内容也受到正统观念与正法体例的影响，并在历史发展和政治背景中变迁。早期由学者修作及史臣撰录的史籍中，只有得到官方认定的纪传体史书才有被当时及后世认定成为正史的资格。如若不计曾被北洋政府增列为正史的《新元史》，一般认为的中国传统正史指代上起《史记》并下迄《明史》的官修或私撰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目前传统正史修撰研究成果揭示了与之相关的经学阐释、史学意识、天命传承、正统宣示、政治争议、职官设置等内容，其中历史学者较多探讨官修史书体制的运作和演进、正史典籍编纂反映的史学观念、两汉经学对纪传体国史的影响、汉唐之间国史官修方式及宗旨的历史嬗变、宋清之间正史钦修及刊刻的政治背景。政治学者的相关研究则多集中于经世史学与君权论证的冲突、王朝史观与赞治目标的相斥、春秋史笔与政治干预的矛盾等议题，为历史学者的历史编纂分析和政治语境分析提供了互补性借鉴，但同样没有从宏观结构、长期进程、重大事件等角度，对传统正史修撰的连贯性及变易性、规律性及特异性作出系统梳理和深入阐释。

当下具有传统渊源且方兴未艾的历史政治学，发端于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受到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具有历史取向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注重政治问题的情境脉络和时间进程，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认识事件时序及其作用，探究先行因素与后发事件的可能关联，据此提出解释性概念或论辩性命题”[4]。本文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历史脉络和政治背景的相互联结，并在重新检视传统资源及整合已有观点的基础上，分别辨析正史修撰的相关实践在史学宗旨与政治功能向度的内在张力。

一、历史政治学与中国传统正史修撰

正史是历史编纂的经典文本和政治实践的重要载体，其含义和功能在时间进程和权力格局中既前后承袭又因时而变，但其本源性或本质性却始终深刻蕴含于中国传统的史官文化、史学观念与史政宗旨之中。就史官文化而言，被后世奉为正史的典籍大多继承了先秦时期特别是周代史官的实用性和施政性意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成为天下共主与前代逸豫荒怠导致社稷倾覆的教训，促使史官的文字功能愈加凸显，从而更好发挥资政功用[5]137。因此，官守之学的特点设定了史官著述的政治性和正当性要求。就史学观念而言，东汉训诂家许慎认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6]。这反映了史家在汉晋之际不再从单纯记述的角度理解“史”的作用，而是将属辞比事、铨定材料和评价说明的正确性相结合。从《史记》被视为“含有‘正’史之意”的“实录”也可知悉，汉代史家的正史理念已包含“指事”的确立事实和“论证”的选铨史实两个层面[7]438-439。就史政宗旨而言，史官所述皆为政事，形成了史官直笔和史册实录发挥赞治功能的政教传统。历代正史修撰无论是朝廷钦敕还是私家命笔，形式上均保留了史政相通且不得害礼伤治的原则，“其饰辞曲笔无当于礼者，后史必从而正之”[8]。

由此观之，正史的起源与流变内在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政治环境，而传统正史修撰同样处在史学史和政治史的演进脉络之中，且更加契合“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9]文化历史学派主张。阐释正史修撰的历史政治学维度，既有助于充分把握正史修撰的历史脉络与政治背景，进而在时间维度上拓宽既有研究对“不同书写类型在不同历史时代之间所发生的结构性转换”的理解[10]126，还能够从本土化、个性化的视角对传统中国“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导入特定方向的制度化的意义结构”进行深入观察[11]。

1.正史修撰的历史政治学维度

历史政治学的重要优势在于兼顾历史延续与政治权力的双重逻辑，揭示演变过程所蕴含的一般规律或内在机理，探寻时代背景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因素或深远后果，并对因果关系和意义建构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作出分析[12]。正史修撰的历史政治学维度，主要体现为演变的延续性与变迁性、过程的权力性与参与性、体例的结构性与能动性、功能的承袭性与回顾性。其一，正史修撰演变的延续性与变迁性。正史修撰与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紧密相连，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延续与变迁特征。海外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在肯定正史修撰延续性的同时[1]12，以官修本朝史、王朝断代史及“偶尔亦指编年体的权威史著”为正史[1]966，这既可能忽视了经学传统下正史远为丰富的内涵和演变发展的特征，更与儒家经学典籍曾被视作正史的事实相抵触。其二，正史修撰过程的权力性与参与性。“制度为经史之枢纽，义理的落实与历代治乱兴衰皆系于此。”[13]正史既是史籍又为政典，正史修撰在较多情形下不仅是史家个体行为与主观行动，更易受到政治权力运作逻辑的规约，特别是统治者意志的影响。奉敕私撰或供职官修的史籍作者有时“不得不虑及朝廷的政治需要”而无法支配自己署名的作品[14]507，不仅在政权嬗替之际以精英身份参与历史书写与共识创造，且又作用于话语与文本的传播等社会化过程，更为彻底地“塑造了后代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15]1。其三，正史修撰体例的结构性与能动性。正史修撰体例相对统一、形式尤为固定，诚如近代学者曹伯韩所言，由司马迁开创并经班固继承的正史修撰体例被后世所沿袭，虽稍有更改却具有极其明显的格式化特征，突出体现了汉代正史典范垂示的结构性和路径性功能[16]87。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则指出了历史书写者在叙事结构乃至认知框架中的能动作用[17]273，认为《史记》所开创的史书撰写结构对于历史面貌的重塑和帝国脉络的延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四，正史修撰功能的承袭性与回顾性。正史修撰以记录与叙述事件过程、表征现象与人物言行等为基础，其历史记忆功能常被用于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文化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认为，“改变回想过去事件时所处的情境，会影响‘重新回忆’的过程”[18]。专攻中国中古史的学者何肯(Charles Holcombe)也在近似意义上指出，在帝国处于分裂之时，无论是帝王还是士族阶层都会通过追忆历史盛景以抒发重现帝国气象的渴望[19]。

2.正史修撰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脉络的长程视域分析正史修撰的相关因素，不仅有益于关注历史书写背后的政治社会“样态、结构与功能”，还使官修与私撰、直书与曲笔等基于外在特征的二元对立概念“都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0]前言，2。中国传统正史修撰作为前后相承且绵延不绝的接续性实践，两千余年间牵涉历代主要政权，见证了史官地位的迁移、史学意识的发展、史书质量的变化。其一，作为正史修撰的行为主体，史官的政治地位日趋下降并逐步专门化。在先秦学在王官和史官专掌典籍的传承中，司马迁私人作史并开创了正史的体例范式和书法精神，而后世“史职骤低，史业渐离官学”[3]107，鲜有累世为史官者。例如，班固秉承父志却非以史官身份撰写《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作者也并非史官。两晋南北朝史官撰史情况较多，但“自唐以后，此风一变，设立史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20]18，史官专职与重臣主修相辅相成。其二，作为正史修撰观念支撑的史学意识，渐由自觉萌发转向专精深入。传统史家的使命感和批判性，主要来自官守之学以及与之同源的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著述形式中，“传”“说”的作用是忠实地解说转述经义，而“记”则类似史官记事，对“经”“传”加以补充。基于此种形式逐渐衍生出文明层面的“经学思维方式”[21]，影响了包括正史修撰在内的文化实践活动。在魏晋经学衰微的背景下，以正统论为代表的史学意识愈益强烈。十六国后赵政权与南朝刘宋政权先后设立史学科目，梁陈两代史官制度改革则加深了君权对史学的影响[22]。宋代君臣及学者对史学的高度重视以及清廷强调“史者辅经以垂训”(《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六)，成为官方积极校定正史并刊版印行的重要动力，间接促使宋清两代在汉唐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围绕史家修养、史书体裁、史论优劣深研精思，产生《容斋随笔》《十七史商榷》《廿二史劄记》等关注正史的衍生成果。其三，作为正史修撰结果的史书，其质量评判标准受现实政治与制度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班固撰写的《汉书》被誉为“命代奇作”，但其奉诏与他人修撰的东汉国史则被认为“其文曾不足观”(《史通·核才》)。拘于时代禁忌并惧于政治压力的正史修撰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不仅“失班史之意”，而且“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文史通义·书教下》)。由于程序设计与规则要求等限制，早期正史作者的个人风格在后世官修合撰之史中常常湮没不显，史著“成为绝无生命的粉本”[3]111。这却与政权统治的威吓性和渗透性等历史演变特征渐趋相合，例如“陈寿《三国志》未明言陈泰死因，盖为司马氏讳而已”[23]。

3.正史修撰的政治背景

政治权力塑造的现实语境与正史文本相随始终。政治权力的自我维护、普遍干预、周期更替等特征，影响正史修撰的宗旨功能、策略选择乃至撰述者的个人命运，由此构成了正史修撰的政治背景。在国政递变和君权迁陟的过程中，正史修撰与政权形象的塑造、政事记叙的策略、政局形势的影响密切关联。其一，在政治权力的自我维护中，正史修撰发挥了塑造政权形象的功能。《汉书》的编撰反拨《史记》而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汉书·叙传下》)，因“‘宣扬汉德’，肯定汉代的历史进步”而得到东汉朝廷的支持[24]。官府延集名儒群修国史的做法被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政权继承，史书修撰遂不免从正统意识和角抗态度出发标榜自身，唐初对前朝国史的大规模系统修撰，尤多蕴含宣扬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意味[7]360。其二，在政治权力的普遍干预下，正史修撰表现出尤为明显的政事记叙的策略。史册的基本功能在于记述事件，正史的撰写者身处政治权力网络，在秉笔直书的史学良知和守职遭厄的现实危机下，往往需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撰述策略，使迎合政治需要与留存历史线索保持微妙平衡，这尤其表现为《史记》等正史序文和正文有意形成的特殊张力[25]167。后世正史在记述敌国斗争和权臣篡禅等事件时，往往阙之不言或予以回护粉饰，与“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周书·柳虬传》)的修史宗旨形成鲜明对照。其三，在政治权力的争夺更替时期，政局形势对正史修撰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话语争夺是政治权力竞争的突出表现，作为官方话语表达形式的正史在政权变动与更替之时尤为重要。不仅官修正史的领衔总裁者具有显要政治身份，班固等正史私撰者的个人命运也与政局息息相关。刘宋政权渡过权力交接期之后产生编撰前代史的需求[26]，以及北魏在南朝齐梁两代史学成就的刺激下对史官制度和国史记述加以创草，使正史撰述更多容纳了正统宣示和继统意识。唐太宗“首开其例”御撰《晋书》及《大唐六典》的做法与君主个人因素密切相关[27]，贞观时期偃革兴文的深远抱负和政治势力的消长变化，则为新修《晋书》的“借史发挥”提供了条件[7]558-559。

二、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内在张力的史学宗旨向度

在历史演进与政治权力交织的复杂时空网络中，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展现出鲜明的历史政治学意义。正史修撰既在历史的赓续变迁逻辑中见证了史官地位、史学意识、史书质量的迁移转化，又在政治权力运作逻辑下与政权形象的塑造、政事记叙的策略、政局形势的影响密切关联。基于上述双重逻辑的联结互动，正史修撰的相关实践在史学宗旨与政治功能向度上日益显示出内在张力。从史学宗旨来看，这种张力主要表现为正史修撰逐渐背离中国传统史学所蕴含的史以制君与直书实录、史为经翼与掌书赞治、史持正道与著书通变的宗旨。

1.史以制君、直书实录宗旨与君主干预、饰非护失的冲突

中国传统史学蕴含史以制君、直书实录的宗旨。这为古代史家通过历史书写以制约君权提供了可能，而儒家伦理规范下的君主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促使史以制君成为现实。儒家学说强调统治者的行为乃至过失必须如实载于史册，“礼作为制君的规范，传统士大夫是深有自觉的”[28]，其中史官记述便具有规制君主的作用，“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的目的在于“天子不得为非”(《大戴礼记·保傅》)。先秦著述较能直接反映史官敦促统治者思想言行归于端正的崇高使命和根本职责，因此“史官在记事时就务必做到刚正不阿、秉笔直书，做到‘实录’”[5]137-138。随着君权的加强，君主对“史以制君”的抗拒以及君权和史权的博弈广泛存在于传统正史修撰的历史进程，并形成明显的内在张力。司马迁笔法严谨不苟、记叙求真务实，却被汉代公卿讥刺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班固发扬父志并领受汉明帝意旨撰写《汉书》，在颂扬汉德的初衷下奠定了断代正史的范例，却被西晋参与官修曹魏史书的傅玄批评为“饰主阙而折忠臣”(《史通·书事》)。汉代拘系史官及三国吴政权诛杀史官的前鉴，特别是魏晋之际政治禁忌的严密，促使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在秉承实录原则时坚持“春秋不书”之义，折射了“世道危微、史心恐惧之情势”，但“史实失实，史书不书，诚危害史学根本之最大者”[7]353。东晋十六国及此后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见证了权力斗争对史以制君观念及实践的影响，还为唐初正史官修体制提供了母胎。东晋宰相王导上疏重新设馆修史，提出“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晋书·干宝传》)，冀求从西晋君臣秕政和朝廷倾覆中改辙更张。后赵羯人君主石勒首创官方“史学”制度，反映了十六国政权试图通过修撰国史昭示国威正统，并从典籍实录中探寻治道。南朝君主干预修史甚至亲自撰史，北朝君主刊正国史体例并变革史官制度，宣称“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魏书·高祖纪下》)，诏定起居注制度并推进国史修撰的行政技术化，塑造了唐代官修纪传体国史以及史馆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正史的实践。前代国史实录由此成为后代正史修撰的权威素材，正史私撰的史以制君、直书实录等宗旨愈益不彰。“自中主以下，或饰非护失，见之则史官无以自免，且不敢直笔”(《新唐书·郑朗传》)，唐代以后正史“全采各朝实录”的做法更加普遍，“回护”“失检”“附会”“错漏”(《廿二史劄记》)的情况大幅增加。

2.史为经翼、掌书赞治宗旨与经史分殊、史政相离的矛盾

中国传统史学蕴含史为经翼、掌书赞治的宗旨。六经作为王官之学与史官的记注撰述职责具有相通之处，经学在汉代的兴起与《史记》《汉书》共同奠定的史学萌芽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具有即事言理、经世资治的现实诉求。经学与史学在官守之学的意义上彼此贯通，脱胎于先秦典籍的儒家经典作为政事文策本身便是行政与历史档案。正如王守仁所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传习录上·徐爱录》)，亦如章学诚所指“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司马迁受西汉今文经学影响，将儒家经典的产生、发展和加工整理同孔子联系起来，其所任“太史也是最具史书著述使命感的职官”，“史官除了记录当朝的帝王言行事迹，恐怕整理历代史料、总结经验教训以为资政参考也是其职责之一”[5]149,167。《史记》并非基于抽象的理论说教或固定的行为模板，而是仿效孔子修订《春秋》所遵循的目的，即“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的西汉时代，司马迁尝试通过历史撰述“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2]58,65。作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的《汉书》，在东汉经学国家化和繁琐化的情势下尊奉正经思想并“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汉书·叙传下》)，“后世虽视《汉书》为史书，而《汉书》实以经籍心态编撰，故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俯拾皆是”[29]。宋代曾巩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南齐书·南齐书目录序》)。浸润汉代今文经学传统和经世致用价值的《史记》《汉书》不仅成为传统正史的“双璧”，还为后世正史修撰确立了基本原则，其中兼具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史学宗旨在正史修撰的过程中却遭遇背离。一方面，南北朝及唐代不重经学，当时产生的多部正史也并未全面贯彻儒家经学思想，宋代经学和史学共同取得新发展，但以《新唐书》《新五代史》为代表的官私修撰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另一方面，先秦至汉代史官“掌官书以赞治”(《周礼·天官冢宰·宰夫》)的职责由于东汉以降君主控制国史、宰辅监督史官、史官违心曲意，记注史料更多地直接成为史著撰述，《旧五代史》《宋史》《元史》等草率成书的正史被指斥为“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30]。在古今学术嬗变的背景下，更有持见尖锐者认为“正史虽是整理史料而编写的史书，但从现代观点看，仍不过一堆史料”[16]87-88。

3.史持正道、著书通变宗旨与因循旧制、墨守成规的分歧

中国传统史学蕴含史持正道、著书通变的宗旨。作为首部正史更是私家撰述的《史记》，尤其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以贯通古今的视野“原始察终”，以博通经籍的方式在历史事件中“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持道与通变两个层次探究历史规律，欲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清代《御制重刻二十一史序》所言“史者辅经以垂训”(《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六)，实际上是通过重申经史的紧密关联，强调班马所创正史的正统性和继承性。“《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逐步成为帝制时代王朝制作的典范，成为‘正经’之外又一新的经典形式”[15]1。原则层面上的“史者辅经”，如金元时期名儒郝经所认为的“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陵川集·经史》)。他不仅要求正史修撰应秉持实录精神和经学治道，以史迹反映至理，更促使正史修撰从“经”的本意角度契合持道与通变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经学的‘经’，为‘经常’的‘经’，是万古不变的学问；又为‘经纶’的‘经’，研究经纶天下的大道”[3]118。史持正道、著书通变宗旨在正史撰述当中的贯彻，主要体现在义例和体裁两个方面。就义例而言，正史撰述兼顾史学精神和经学意识的做法在于“从理论与事实稽其道理的应有结果”，使自成一系的学说观点与得势的现实正统理论相错并存[7]203-205。因而理想意义上的正史应该也是“通史”，“所谓通史者，其为物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为法也，参百家之短长，聚公私之记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31]。就体裁而言，正史撰述存在由贯通历代到包举一代的演变，《史记》“创开通史体例，为后代正史所准则”[3]106-107，但在对象上不限于一代而具有通史特征的《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后世正史却无法完全通贯性地呈现社会嬗变及制度沿革。接续《史记》而作的《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史通·六家》)，尽管被宋人批评为“遂失会通之旨”[32]，但多数学者仍肯定《汉书》表志蕴含“纵观古今、旁罗万象”的通史精神及论述特质[33]。正史修撰的禁密化、权威化、国史化，导致后世政权更多从天命承袭和正统论证的抽象层面评价前代，“在新朝不诬已灭之故国，可谓能持直道”[34]，却很难保证从历史哲学思想的高度真正持正通变。相比汉唐之间正史名著对酌定体裁和别识心裁的兼及，“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35]，并如章学诚所揶揄的“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文史通义·书教下》)。

三、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内在张力的政治功能向度

传统正史修撰作为兼具历史书写与政治实践双重属性的历史行为，在传统史学演进与政治权力运作的交织互动中彰显史学宗旨并发挥特定的政治功能。虽然与正史修撰直接相关的现实政治结构并不唯一，但其制度化的意义结构却为政治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稳定基础。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与变迁中，正史修撰不仅逐步背离传统史学所蕴含的史学宗旨而呈现出明显张力，而且伴随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演进，正史修撰还渐趋偏离兴立教化与以立时治、视往鉴来与惩前毖后、褒贬垂训与长治久安的政治功能。

1.兴立教化、以立时治政治功能的日渐弱化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蕴含兴立教化、以立时治的政治功能。儒家思想具有崇仁政、尚德治、重教化的鲜明品格，“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汉书·董仲舒传》)等论说将教化置于极为突出的地位，并作为治国安民之上策。在理性化程度发育不足、专业化分工进展缓慢的传统社会，历史书写作为政治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为社会成员编织意义图景、形成政治认知、塑造价值观念、延续政治文化，并为统治合法性提供一般意义上的心理依据与事实依托。在儒学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中，“三代之治”被视为政治名义上的最高目标、理想境界和价值标准，正史修撰常以历史的追叙和圣王的推崇实现德性教化、实践纠偏与文化接续。“将上古中国和帝国时期的中国区分开的与其说是帝国的到来，还不如说帝国历史文本——具体地说是朝代史——的到来。”[17]273以据古鉴今为特征的历史书写，往往将现实政治放在较长历史周期加以观察，较为理性而公允地审视和突出当代政治实践的宏观特征与实质意义。“司马迁把《禹贡》全文引入《史记》，并且正好出现在接续《五帝本纪》的《夏本纪》里，除了文献留存原因之外，恐怕也很难说完全没有用西汉时代的‘大一统’思想主导历史写作的意图。”[25]31古代至治虽然能够为现实政治提供参照，但其对于社会政治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弱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情境存在差异，受到一般性崇古观念影响的历史书写也相应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旨趣。举例而言，新莽与北周尤为注重“三代”政治特别是宗周王道之原旨，但其政治实践更倾向于仅将“三代”作为政治理想，由此形成“道不变，而朝廷政治可变”的实际效果[36]117。正史修撰兴立教化政治功能的演进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结构调整的影响。正史书写作为“阐释活动是在社会整体中进行的，各要素之间具有平等关系，通过反复的斗争与和解，达成阐释的共识”[37]，而阐释活动的重要制度基础则是正史修撰体制。班固撰写《汉书》以来私修史之风大兴，其在“事件”层面上对官方意识形态发挥维护作用，但在“结构”上开启了君权与精英冲突的又一场域。君主注意到一旦“史官非其人”，便会“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于是发出“朕甚恨之”的感言(《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九》)。君权与官僚精英的张力结构逐渐取代君权与门阀精英的张力结构的过程中，垄断历史书写成为君权消解门阀精英权力的重要方式，隋文帝即“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下》)。在这个意义上，正史修撰的事实性因素是建构性因素实现效果的基础，结构性因素是能动性因素发挥功能的前提，现实需要则是规范作用得以促发的源头。

2.视往鉴来、惩前毖后政治功能的实践异化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蕴含视往鉴来、惩前毖后的政治功能。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为从历史变迁特别是王朝兴亡更替中汲取教示，以此辅助政策制定并规范政治行为。史学的镜鉴功能源远流长，相似观念与论述多见于先秦典籍，如《管子·形势》提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在传统中国历史演进的不同时期，较多统治者与士大夫注重视往鉴来、惩前毖后，不仅有“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三国志·魏书·杨阜传》)之语，亦有“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传习录上·徐爱录》)之论。传统正史修撰的实践，鲜明体现了这一政治功能的显著发挥与持续运用。由于历史记忆的深刻性与政治社会状况的相似性，前代政治的兴亡经验可能成为新朝秩序的某种参照，胜国亳社为后世政权提供不容忽视的殷鉴。《史记》对秦政书写的相对客观和总结秦亡教训的深入反思，彰显出正史撰述的“承敝易变”[38]63功能。“如果有弊不改，反而弊上加弊，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38]64曹魏宗室曹冏亦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唐初官私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南北八部正史，“普遍具有以史为鉴的思想，其中尤以《隋书》的‘以隋为鉴’思想最为突出。”[39]由于政治立场与资治倾向的不断强化，正史修撰也易矫枉过正并出现相对僵化的叙事模式，与视往鉴来的政治功能发生内在冲突。以视往鉴来为重要目的的历史书写，一定程度上成为矫枉过正、“厚诬来世”的孳生之基[38]146。充分汲取前代施政过失和亡国教训是实施新政的可行之举，但是为了极力规避前朝弊端而有意改弦更张，则可能超出所料而适得其反。举例而言，北宋鉴于晚唐五代武人权力失控的教训，采取重文抑武策略以调整文武格局，却引发新的弊病。在视往鉴来的历史意识下，奸佞祸国、女主外戚等格式化的叙述模式演变为宋儒的书写范式。唐代则天女主政治在权力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建设方面具有若干复杂特征，视其为前代教训的《新唐书》与将其大体作为本朝经验的《旧唐书》相比，关于武周代唐的看法则大相径庭[40]。此外，对史论之人文性质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正史修撰为政治实践发出特定警示、提供具体参照的规范功能。

3.褒贬垂训、长治久安政治功能的偏移转化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蕴含褒贬垂训、长治久安的政治功能。褒贬垂训、长治久安体现在“以微言大义垂训后世”[20]313，通过客观事实比附或主观意义图景的累积，为维系政治秩序提供相应助益。这一功能的发挥不仅表现在正史处于相对独立和积极有为的初创阶段，还体现在与政治权力日益紧密关联之时。司马迁开创的正史修撰传统注重总结过去，更力求实现历史指示未来的功能[36]132。此后的史学书写被赋予面向实践的变通性和持中立论的开放性等特征，“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9]。就传统政教相维的基本格局而言，汉儒“以经术饰(饬)吏事”并非单纯以经学依附政治，而是“表明经学已经由先秦时代主要对个体修身及社会人伦的整饬，拓展为对政治实践的整饬”[41]，由此形成了经学与史学共同构成的传统政治理论体系。经学与史学的并存使过去、现在与未来处于连贯、统一、立体的复合网络，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了理论上的基本条件。随着政治权力对正史修撰干预的加深，历史书写日益成为统治者加以重视的统治技术。政治权力依托史学“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42]，这一叙事方式进一步促成权力的弥散化、秩序的普遍化、理性的现实化。翻检史籍可见，五代后晋政权修撰的《旧唐书》在宋代被贬斥为无忠义、容藩镇[14]472，反映了史家除了应当恪守秉笔直书的职业操守外，还受到更多现实道德准则的严格约束，这从根本上有利于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当政治主体感受到深刻的历史焦虑，正史修撰的合法性论述会被放大或扭曲[43]，褒贬垂训的色彩可能愈发浓厚。正如欧阳修所言，“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新唐书·进唐书表》)。在传统社会演进和君权不断强化的进程中，政治权力对包含历史书写在内的思想文化领域高度控制，促使正史修撰逐渐偏离以前代范例提供历史经验并助益长治久安的政治功能。明清两代以君权为中心的统治体系臻于完善，思想钳制在公开禁制之外更导致思想主体的自我禁抑，“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44]，严重制约了正史修撰政治功能的独立发挥。当这一独特结合遭遇外部力量的直接冲击而被迫迈向近代之际，强调长治久安的导向被颠覆为崇尚未来、强调变动的全新倾向，正史似乎也只剩余资料价值。尽管如此，正史修撰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在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架构中得到保留，其褒贬垂训、长治久安功能在时代变局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

综括而言，中国传统正史修撰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还包括政治权力对历史书写的塑造、驯化，以及历史书写本身政治功能的发挥，兼具自身演进脉络的复杂性与权力塑造作用的根本性，因此成为历史政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传统历史演进脉络与政治权力运作逻辑的复杂交织与互动共生中，正史修撰的相关实践逐渐背离传统的史学宗旨并且日渐偏离特定的政治功能，呈现出多维复合的内在张力。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看待传统正史修撰这一相对成熟却又异于现代的话语实践，兼有发掘具体议题与获得方法启示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激活与关注“仍在探索和绘制的”政治行动，细致审视那些被规范政治理论所“排斥的或边缘化的事物”[45]，可以调动与运用历史资源促成政治学研究的新一轮“审美转向”，并有益于发挥本土政治分析的内在潜力与竞争优势，以此为历史政治学的叙事研究积极拓展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