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根民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广州 510665）

晚近以来的中国百年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建与再估时期，西学烛照促使国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价值， 不少民族文化经典得以重新阐释与评价，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所蕴含的内省自新机制又适时强化国人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力度，千年文化根脉从未消歇。 文人著述作为一类文化景观，承载着不同视域下文人政治理性与庞杂的文化情怀，陈寅恪作为晚近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壁立千仞的人格高度与不趋时俗的行为悖论素为常研常新的话题。 1951 年冬创作而发表于1954 年《历史研究》第2 期的《论韩愈》一文奠定了现代韩愈研究的基本版图，该文因为用语之考究、论断之精警，其文本接受往往是赞誉之声多于批判之音， 景仰者如孙昌武《读陈寅恪〈论韩愈〉》一文认为该文已是韩愈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其学术意义远超论题本身；王永兴《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之作的重大意义》一文称许陈文“是研究中国中世纪史的划时代的文章”。［1］汪荣祖认为：“这篇《论韩愈》，虽然篇幅不多，但韩愈的中心思想已纲举目张，跃于纸上，而且迭有新见。 ”［2］持批判意见者以黄云眉《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为代表，该文就陈作称许韩愈文化地位的六门逐一驳斥， 进而断论陈作因为没有很好结合韩愈所处的历史条件， 忽略了韩愈的时代局限性， 高估了韩愈及其在唐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道丧”的中唐孜孜振兴儒学， 以廓清佛老思想与重建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文为诗，开一代文学创作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