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娱玉

一直以来，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存在，语言被看作纯洁而透明的符号体系，它忠实于要表现的世界，然而，到20世纪语言转向之后，语言的附属地位被逐渐翻转。我们身处于语言堆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除了语言，别无他物。“语言与思想和与符号的关系，恰如代数与几何的关系：语言用一种秩序取代了各个部分（或量值）的同时性比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切割，而是在空间中深远地确立起秩序”[1][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86页。，语言将丰富的思想与世界按照规则压缩在符号的平面图上，不是思想制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思想，甚至建构了世界，可以说，话语具有一种强大的形构功能，它通过排列、运作、穿梭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有机系统。而社会文化、规范律法内化为无意识的结构体现在语言中，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正如话语无处不在，权力也如影随形。正是话语与权力编制成的巨大网络如同全景敞视监狱一般将世界包裹得密不透风，在这里，我们被塑造、规训，却不自知，甚至遵循预设的秩序进行自我治理、自我运作，最终被构建成同一的、扁平的、讲求效率的、理性至上的人。

那么，如何才能从身陷囹圄的境遇中逃逸出来？福柯认为要非常警惕任何“未经反思的连续性”[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9页。，而制造断裂的正是现代主义的文学语言，这是一种模糊、散乱、非理性的喃喃自语，也正因为它的发散与无序，它无法被权力捕获，因而也具有先锋性、颠覆性与无限潜能，在福柯那里，文学语言成为了突出重围的一片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