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春龙 张意

［摘要］突发性公共事件越来越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新闻文本作为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书写媒介，通过构建拟态环境，帮助民众参与和了解事件现场。在人们的记忆被新闻形塑的过程中，各媒介也在动态传播过程中形成身份共识。文章重点分析重庆山火报道，探究新闻报道如何在主流媒体、民众和对外媒体中以球曲面、球中心和球外三点模式将突发性公共事件信息向外扩散，形成动态、平衡和立体的媒介共同体范式。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事件；媒介共同体；重庆山火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写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与他们相遇，或者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续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他在此意义上将民族界定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媒介共同体则指在同一场域内，包含受众在内，各媒介主体基于主观和客观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媒介意识形态。

一、共同体与媒介共同体辨析

（一）共同体的由来

共同体一词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首次出现，其主要指具有相同利益和伦理价值的个体聚集之后所形成的共同的生活方式［2］。西塞罗曾经也频繁使用共同体一词，但在使用时并没有对该词给出明确、清晰的界定。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同体的构建依靠个体自身的意志，而不是依赖自然和神学。自18世纪以来，共同体已用来表示社会团体，也可以表示一种关系特质。滕尼斯则用共同体来表示建立在先天的情感纽带之上，排斥外来社会联系和共同生活方式，并基于该种社会联系和共同生活方式所延伸的“生活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共同体引入政治学，并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综上所述，共同体是一个广义的复杂概念，既可以指代实际的群体，也可以指代具有抽象性的关系，其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具有不同的特殊内涵，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学科中应用广泛。

（二）媒介共同体的定义

有学者讨论分析媒介与共同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共同体与传播的关系。雷蔚真、丁步亭提出，在互联网时代，以往印刷技术所主导的“想象的共同体”被赋予了新特性，并以钱云会案件为例，从传统“想象的共同体”到互联网媒介中的“共同体”，分析了基于网络平台的行动者身份和基于行动者的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建构过程与机制［3］。蒋东旭从媒介层面定义共同体，指出共同体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逐渐向全球一体、互联互通的方向发展，超越想象层面，形成现实连接［4］。此外，他也提出在血缘、地域的共同体和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后，元媒介将人们的联系推向新的阶段。在全球互联网语境中，元媒介使超越民族与国家的人类交往形成现实，不仅涉及物质层面，而且逐渐促成全人类共同的心态结构，形成融合的全球文化。

学界对媒介共同体的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和界定，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一般指媒体针对某一事件的报道或为了打造某一舆论场而形成的合作体。此外，学界更多关注和研究媒介如何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来打造媒介共同体。连水兴提出“媒介共同体”概念，将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合作作为一种传媒研究的理论视角，从“文化共同体”“媒介共同体”两个层面探讨了海峡两岸传媒业合作的文化基础及其发展空间［5］。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将共同体意识形态与媒介相关联，但没有过多地讨论共同体与媒介本体两者的融合形态。在以往学界对媒介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解释和界定中，大多数学者也仅将多家传播主体纳入媒介共同体。而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媒介共同体所涵盖的主体除了不同媒介，也应将普通众民纳入其中。

二、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媒介共同体

从概念上讲，突发性公共事件指那些突然发生，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严重社会危害、财产损失以及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除了应急处理队伍踏上前线，媒体往往也会与应急队伍同时奔赴现场，甚至提前抵达。随着媒介竞争不断加剧，在突发性公共事件暴发时，媒介往往开设专题滚动式播出或者进行全过程直播。同时，网络社会、媒介化社会等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媒介对社会结构、社会交往重构的事实。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空间和时间的分离状态逐渐显现，社会体系从原始的地域联系脱离出来，产生“脱域”并在“穿越”不确定的时空之后被重新建构。全新的传播与交往方式以及传播技术的革新、传播生态的变动，都让媒介共同体有了新的定义。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媒介作为中介沟通现场与几百公里甚至几万公里以外的民众。这突破了时间、空间以及现实的限制，实现了关系和要素的超时空延伸以及“共同在场”，此时媒介共同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多家媒介合体。

霍尔认为，当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双方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时，既定的传播目标才会实现。如果只是编码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展传播活动，忽视传受双方的互动，就不仅难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佳化，而且可能造成受众对抗式解码。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主流媒體与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动态与平衡关系，作为传播主体的媒体将民众拉进媒介共同体中。主流媒体在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时，通常会选择特定的议程框架来引导整个舆论场的走向。在2022年重庆山火事件的报道中，主流媒体早期主要致力于山火的最新动态消息，发挥“耳目”的作用。而随着救援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救援，此时，主流媒体转变报道方向，不仅推送实时消息，也将报道主题聚焦于人物，加深议程设置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于是，媒介共同体不再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合体，其范围已扩张到了最大群体民众。

此外，身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心的民众能第一时间感知到事件暴发，相比其他民众仅通过媒介获取信息，其作为大众传播活动的重要一方，成为媒介共同体中重要的参与者。对民众而言，传者与受者发生了转换，两者的传播过程也发生了变化，受众不仅是信息接收者，也变成了再传播者，其不仅传播自身的内容，也传播主流媒体所呈现的新闻。在媒介共同体中，除了主流媒体与民众，作为国家对外发声的媒介，对外媒体的外溢作用也不容忽视，与其他各方在媒介共同体中保持一种动态与平衡关系。

三、动态与平衡：一种新的媒介共同体范式

从起初的印刷术到电报，再到现在的互联网，传播过程和媒介一次次地重构了“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内涵和意义也不断扩大。文章通过分析2022年重庆山火事件中主流媒体、民众和对外媒体的作用，探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媒介共同体内涵及其运作的动态与平衡机制。

（一）主流媒体：沿球曲面构建媒介共同体

主流媒体在媒介共同体范式构建中沿曲面运动，打造了多个同方向的曲面，由此形成一个包围式的球面框架体。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媒介共同体中扮演领航者的角色。在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紧急和严重事态时，主流媒体及时发布信息、澄清谣言、引导舆论，可有效地搭建整个事件的报道框架，为后续的报道提供参考。因此，主流媒体需要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引领更多的传播媒介共同构建媒介共同体。

1.媒介共同体的动态临界

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两家主流媒体对重庆山火的报道，笔者发现两家主流媒体分别在2022年8月24日早上和2022年8月24日晚间发布关于重庆山火的深入报道文章。《人民日报》文章《三次救火的“重庆娃儿”找到了，是大学生！》报道了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余秋朋分别在2022年8月17日晚、8月19日晚在重庆涪陵区进入火场救火，后又在其家乡南川区参与现场救火支援的场景。央视新闻文章《他们的睡姿让人心疼……》向民众展示了奋战一线的消防人员的勇敢和艰辛，其中多组现场救援照片让人动容，一张消防人员在滚烫的地面和山林中和衣而卧的照片冲击了民众的心灵。

此外，通过梳理报道时间线，笔者发现2022年8月24日是主流媒体关注重庆山火事件的分界点。2022年8月24日前，上述两家主流媒体通过各自的常态消息栏目报道重庆山火的情况，报道篇幅200字左右。例如，《人民日报》的《来了！新闻早班车》栏目报道：20日，重庆涪陵和南川4起山火明火被全部扑灭，总过火面积约930亩。央视新闻的《早啊！新闻来了》栏目发出一条资讯：17日，重庆市涪陵区城区周边发生山火。目前，山火仍在扑救过程中，暂无人员伤亡。

然后，《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8月24日的两篇报道开始聚焦个体民众，其对重庆山火的报道转向更细微的个体。从2022年8月24日起，两大主流媒体的报道大多围绕“志愿者和消防人员”“重庆人民团结一致”“逆火英雄”等话题展开。在两大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其他媒体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关注此次重庆山火事件。2022年8月26日，光明网转发@摄影周瑄所拍的现场照片，在照片中，参与救援山火的民众的头灯发出的蓝色光柱与红色火光形成鲜明对比，民众头顶星光直面大火，用血肉铸成了新的防火长城。2022年8月26日，《环球日报》的《重庆山火救援，老外也上了》报道了西南大学副教授Frank救火的场景。他说：“我可能会在这里迎来退休，所以当遇上问题时，我毫无疑问会去当志愿者，北碚是我的家！重庆也是我的家！”在2022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发布聚焦群众视角的新闻报道后，其他主流媒体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重庆山火的微观深入报道。

2.将民众纳入媒体呈现框架

框架一词最早见于G.贝特森1955年发表的《一项关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论》一文，框架是考察人的认知和传播的行为。在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表现，符号则构成新闻事件的意义。本次重庆山火事件受到全国人民广泛关注和传播，这与媒体所使用的新闻框架密不可分。在这次重庆山火报道中，媒体将救火行动放入战争叙事的新闻框架。同时，此次重庆山火报道所使用的英雄主义叙事策略也助推媒介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重庆山火救援中，人们对消防人员、武警官兵报以最大的希望和敬意，因此，各主流媒体抓住此报道热点，连续不断地对消防人员和武警官兵救援进行报道，如《扑灭重庆山火的，是他们！》《扑灭余火，他们每一步都是在负重前行》等文章，让无数民众为之动容，在“重庆雄起”“我们不虚”的呼喊中体现中国人的英雄气。

此外，在此次重庆山火报道中，媒体将新闻亮点浓缩于每个个体身上，在事件中展现平凡个体的不平凡。例如，视频《吴朴慧，你和你的蝴蝶结真美！》记录了骑手救援山火的场景：短暂休息了几个小时后，第二天一早吴朴慧骑着装有货架的越野摩托车再次赶到救援现场，刚学会骑摩托车的男友李有霖被她的精神打动，也跟着她一路上山参与救援。又如，视频《热血男儿，一骑绝尘！这群山城骑士感动了无数人》详细描绘了摩托车骑手的现场救援场景一支支摩托车队在山火中逆行，配合消防人员冲在了救援最前线。他们上山运送救援物资，下山则搭乘换班的救援人员。

主流媒体通过对新闻动态临界点和媒体呈现框架的引导，构建了整个媒介共同体的总逻辑和总框架。近几年，我国经历了河南暴雨、重庆缙云山山火等突发性公共事件，媒体在這些事件中扮演肩负价值观塑造和舆论引导者的责任。在报道中，河南郑州“千年一遇”暴雨中的“因为我们是同胞”，以及重庆山火期间的“微光汇聚‘铸起防火长城”等口号，凝聚了民众的爱国、爱民族之心，增强了民众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民众：扩充媒介共同体内涵

马丁·巴贝罗认为媒介的关键作用是将“大众转变为一国人民，将一国人民转变成一个民族”。若没有大众传媒，民众就无法充分理解民族国家将“群众转变人民，将人民转变为民族，再演变成一个国”的过程［6］。在此次重庆山火事件中，主流媒体通过设置战争叙事框架议程和采用英雄主义叙事策略，将民众纳入媒介共同体。随着报道的深入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主流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效果逐渐凸显。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转变旁观者和同情者的身份，成为事件的主动传播者，并融入媒介共同体，不断扩充媒介共同体的中心内涵。民众的参与让媒介共同体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延伸，使媒介共同体不仅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交流和合体，而且将媒介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地联系起来。

1.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媒介共同体

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当前，媒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媒介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特殊方式。媒介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就是同根同源，前者是后者在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路径。在河南郑州地铁5号线的救援中，大家自觉让小孩和老人先走，重庆山火事件中摩托车骑手们跑出“救援路”等，媒介在这些事件的报道议程设置中所体现的温情和正能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媒介共同体的融合。媒介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作为传播对象的民众，民众作为媒介共同体范式的核心部分，既是媒体建构新闻框架的出发点，又是传播媒介共同体意识的落脚点。

2.民众主动参与媒介共同体

此次重庆山火事件报道将新闻点聚焦草根人物，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展现平凡人的闪耀之处，拉近了新闻报道与民众的距离，激发民众的情感共鸣。主流媒体挖掘草根故事，不仅能提高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的质量，而且能以更加真实的情感打动人心，实现情感传播。例如，文章《我在现场·照片背后的故事｜重庆众志成城灭山火》就对摩托车志愿者的热心支援进行了深入采访和报道，从“摩托车小伙支援”到“志愿者自发捐赠物资”到“防火长城”，再到“带蝴蝶结头盔运送物资的山城女骑士”，详细讲述了重庆山火的救援场景。在主流媒体传播正能量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将民众拉入媒介共同体，民众在其中也主动转变传播身份，从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主动参与者和信息再传播者。

（三）对外媒体：对媒介共同体发挥溢出效应

西德尼·塔罗认为，“情感动员”是个人或群体通过情绪化的表达来激起和改变公众态度、认知的过程。媒介共同体不仅存在于单一的场域，也可能在某一时间点往外围延伸和扩散，而媒介信息在对不同国家的传播过程中，情感输出往往占据主要位置。

1.中国精神的展现

共意性社会运动主要集中在权益保护、民族主义、环境抗争等方面，其容易从现有的机构、制度中吸取动员的资源，不需要成员的大量付出，从而被视为一种理想的动员形式。

在此次重庆山火救援过程中，诸多网友自发通过新媒体进行舆论呼吁和组织动员，如利用微博、微信朋友圈、QQ群或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救援任务、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分工协作。上山道路狭窄，运输车辆无法通行，导致救援物资和部分救援人员无法抵达前线，此时摩托车便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由此，当地志愿者协会在网上发布招募令，短时间内数百名各行各业的摩托车骑手们迅速集结，随时等待安排。即便是没有摩托车的民众，也极尽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加入后勤保障队伍，高效保障后勤工作。

2. 對外媒体的联合发声

突发性公共事件让媒介的表现清晰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在此次重庆山火事件报道中，大规模、有侧重点、多类型的新闻报道展现了媒介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有多家媒体对人民团结救援行动进行了对外宣传。例如，《人民日报》的Facebook官方账号People's Daily，中国国际电视台的Facebook官方账号CGTN，《中国日报》的Facebook官方账号China Daily等纷纷配图发文，宣传重庆人民救援山火的顽强精神。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Facebook个人社交账号上转发重庆山火的救援图片，并转发西南大学外籍教授在现场参与救援的视频，配文“A foreigner，but not an outsider”（外国人，但不是外人）。在主流媒体构建媒介共同体总逻辑和民众扩充媒介共同体内涵的基础上，对外媒体所发挥的溢出效应就进一步增强了媒介共同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此外，iChongqing作为重庆官方在Facebook平台的海外传播账号，对该事件进行了详细、系列的跟进式发帖，让海外网友对重庆山火事件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iChongqing通过发布与事件相关联的图文、视频等，挖掘现场故事并与民众沟通，其关于山火的帖文数量就达41条。在报道内容上，iChongqing重点关注奋战在一线的消防人员、武警官兵、“重庆娃儿”摩托车队以及自发而来的各行各业的民众，通过记录勇敢和团结的普通大众的事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强大凝聚力。

四、结语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突发性、非预测性和非策划性，给全球化的交流背景、公众化的话语表达、多元的文化形态时代语境下的媒介共同体建设带来一定的挑战。文章立足于媒介传播的不同主体和对象，研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以主流媒体为球曲面框架、以民众为中心、以对外媒体为外延点的媒介共同体范式，对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大意义，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谷若涵.雷蒙德·威廉斯“共同体”文化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1.

［3］雷蔚真，丁步亭.从“想象”到“行动”：网络媒介对“共同体”的重构：“钱云会事件”个案研究［J］.当代传播，2012（05）：35-38.

［4］蒋东旭.历史观照与现实反思：共同体理论的媒介维度批判［J］.新闻界，2019（06）：49-53.

［5］连水兴.从“文化共同体”到“媒介共同体”：海峡两岸传媒业合作研究的视角转换［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9-23.

［6］王冬丽，梁越.融媒体视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思考［J］.西藏发展论坛，2020（05）：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