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定法的解释准则
2023-03-13刘翀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5期
刘 翀
(中共芜湖市委党校,安徽 芜湖 241000)
制定法的解释理论须关注解释准则问题,因为解释准则是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司法实践联结起来的桥梁。制定法的解释准则是指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所运用到的具体的操作性准则,属于解释方法的构成要素。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并未严格区分解释准则和解释方法,对解释准则的探讨经常是在解释方法这一概念之下来进行的。英美法系国家对制定法的解释准则颇为重视,特别是在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Llewellyn关于解释准则的著名“檄文”[1]发表后,有关解释准则的讨论一直是美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极为关心的话题,新近的成果则致力于解释准则的类型化和体系化研究。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制定法的解释准则也有许多有益的探讨。陈金钊[2]认为中国法律解释学已经初步完成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进入对解释规则的细化研究阶段。因应这样一种转型的需要,学界出现了不少研究解释准则的理论成果,但相关成果在解释准则与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解释准则的性质定位以及解释准则的适用模式等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仍存在有待商榷之处,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解释准则等于解释方法吗
制定法解释在英语文献中一般被称为“statutory interpretation”,有时也使用“statutory construction”一词来指称。有学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Popkin[3]69认为“construction”是超越文本意义的解释,而“interpretation”是在文本意义范围内的解释。但当下的大多数英语文献均未对这两个词进行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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