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荣，潘爱红，章新琼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全身性的骨骼系统疾病，已跃居21世纪第五大疾病，其特征是骨量减少和骨组织显微结构退化，导致骨骼脆性增加，骨折风险增高[1]。据统计[2]，OP已经成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重要健康问题，普及OP防治的核心知识与技能，积极倡导居民养成均衡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常晒太阳等健康行为，可以提高全社会对骨骼健康知识的认知,激发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活力。因此，医护人员有必要密切关注并改善OP病人的健康行为水平。本文就OP病人的健康行为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1 健康行为的概念及其发展

健康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Cobb和Kasl两位学者最早指出它是一种预防疾病或疾病发生早期的治疗能力[3]。健康心理专家Rice[4]定义其为个体为了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且提出遵医行为属于积极的健康行为。Pender等[5]进一步丰富了健康行为的概念，认为健康的行为不仅可以维持或促进个体健康，还能实现自我满足。健康的行为方式一直被认为是OP最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6]。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健康行为可以预防和延缓某些行为、心理因素引起的疾病，是实现身心健康、防治疾病的关键。但我国OP病人健康行为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常常模糊地采用某些具体的生活方式作为评价标准，对其定义、内涵及相关理论认知较为片面。今后可以从多角度分析比较上述观点，结合疾病特征明确OP病人健康行为的概念，在充分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去发现和分析我国OP病人的具体行为现状,挖掘健康管理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出准确的操作性定义。

2 健康行为的测量工具

2.1 健康行为的普适性测量工具

2.1.1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Ⅱ,Revise,HPLP-ⅡR) 1988年，护理学家Walker等[7]编制了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HPLP)，在老年人群中确定了5种主要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1999年，Chen[8]对量表进行了修订，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人群的中文版健康促进行为问卷(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Ⅱ Chinese,HPLP-ⅡC)。2016年，曹文君等[9]在原量表的基础上将40个条目分别划分至人际关系、健康责任、压力管理、营养、体育运动、精神成长6个维度，形成了HPLP-ⅡR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得分与健康行为水平呈正相关；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3～0.81，分半信度为0.64～0.78，重测信度为0.69，是适用于中国居民的健康行为普适性量表。

2.1.2 健康习惯量表(Health Habits Scale,HHS) 1972年，Belloc等[10]编制了44个条目的HHS量表，从营养、饮水安全、药物使用、烟草使用、乙醇使用、锻炼和活动、休息和放松、个人保健8个维度评估个体的健康习惯。1991年，Williams等[11]将量表简化为方便填写、信效度良好的1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预防疾病行为和促进健康行为2个维度评估个人的健康习惯和行为水平。

上述普适性量表均是成熟的健康行为测量工具，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已得到验证。HPLP-IIR量表常用于OP及膝骨关节炎等骨科慢性疾病领域的横断面调查，而HHS量表涵盖的内容偏少，没有中文汉化版，更适合骨质疏松性骨折术后及骨牵引治疗病人的康复效果评估。两种量表条目均未涉及钙摄入量、支具佩戴、防跌倒等切合OP疾病特征的内容。此外，我国OP的低筛查率导致研究样本有限、类似工具总体数量较少，欠缺本土化的测评工具。因此，陆续有学者基于国外研究开发了适合OP病人的健康行为测量工具。

2.2 OP病人健康行为的特异性测量工具

2.2.1 原发性OP高危人群自我管理行为量表 1999年，Lorig等[12]编制了21个条目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包括自我管理行为和自我效能2个分量表。其中，自我管理行为量表涉及运动锻炼、认知性症状管理与医生的沟通3个维度。2021年，苟玲等[13]在原量表基础上初步研制了涵盖疾病医学管理、运动管理、角色管理、预防跌倒管理、饮食管理5个维度，共27个条目的原发性OP高危人群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将健康行为水平划分为低、中、高3个等级。量表总体和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折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均大于0.7，可用于测量原发性OP高危人群自我管理的健康行为水平。

2.2.2 OP健康行为问卷 2014年，郑蔚等[14]编制了包含饮食行为、运动行为、摄钙行为3个维度,共18个条目的OP健康行为问卷。问卷采用4级计分法,得分范围为0～54分,33分及格。2017年，李文等[15]保留了原问卷的3个维度，修订了20个条目的OP健康行为调查问卷，得分范围为0～60分,36分及格。修订后问卷的总体和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和折半信度均超过0.7，适用于测量OP病人的健康行为水平。

虽然两种特异性测量工具均有一定的临床实践基础和应用价值，但其开发过程受到地域、文化、经济以及政策的影响，报告的完整性不足，后续的临床应用评价文献较少。未来可以重新整合上述零散的特异性工具，筛选出科学、实用的统一量表。在扩大样本量的基础上采用更佳的抽样方法在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开展研究，将测量工具真正赋能于应用价值的提升，为制订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3 OP病人的健康行为研究现状

3.1 国内外OP病人的健康行为现状

3.1.1 国内OP病人的健康行为现状 我国OP病人的健康行为水平偏低[15]，男性病人普遍存在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行为[16]。赵宗权等[17]调查了苏州市5 432例老年人，结果显示超过50%的OP病人存在饮酒、吸烟、牛奶饮用量少、拒绝补钙、缺乏体育锻炼等不益于健康的行为。何奕等[18]调查了北京市的老年人发现，仅8.26%的受访者完全养成运动、日照充足、补充钙剂、常吃豆制品、少喝碳酸饮料、不吸烟喝酒等健康行为。此外，部分OP病人存在较严重的用药依从性问题[19]。

3.1.2 国外OP病人的健康行为现状 OP病人的自我管理行为较差，超过一半的病人在初次诊断后减少或放弃活动[20-21]。一项涉及7个欧洲国家的研究显示，OP病人虽然对采取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持积极态度，但事实上他们拒绝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6]。国外有学者对400名女性调查显示，51%的OP受访者每天喝数次咖啡，甚至饮用超过两个单位的酒精[22]。除此之外，多数病人选择摄入钙和维生素D，其膳食钙摄入量非常低[23]。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OP病人普遍存在久坐不动、缺乏锻炼、服药依从性差、睡眠紊乱和不合理饮食等与疾病发展密切相关的消极行为[24-26]。良好的健康行为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减少并发症，促进病人康复。当前，国内居民的健康意识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逐步提升，网络健康信息行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医护人员如何基于互联网技术提高健康管理服务能力，鼓励OP病人采取积极、规范的健康行为，对降低骨折的发生率、减轻其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均有重要意义。

3.2 OP病人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

3.2.1 个体因素

3.2.1.1 社会人口学因素 行为改变的方法因人而异，受个人偏好、能力和过去的经验影响[27]。非事业单位人员、经济收入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低、合并癌症、无养老保险等是OP病人形成消极就医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28]。因此，医护人员对OP病人的生活行为方式提供建议时，应该重视个体化差异，关注病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和所在地区经济、宗教、环境、地质条件的多样性。尤其是中老年病人的家人支持程度，充分尊重其自主权益，完善医患共同决策机制。

3.2.1.2 知识水平 科学合理的医疗知识是形成健康信念的基础，也是改变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29]。Sava等[30]对秘鲁郊区的60名女性进行了横断面研究，发现OP知识水平与预防行为间存在关联趋势。周丽娟等[31]认为，强化OP预防知识可以提高居民的认知，改善其行为习惯。然而，OP的隐匿性强，患病人群中老年居多，他们常缺乏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的意识和途径。如何帮助老年OP病人从容迎接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脱离“知识贫困户”，是我国“老龄化+数字化”背景下需要攻克的重大课题。因此，医护人员应及时筛查出病人的知识盲区，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等数字化方式将健康知识嵌入到丰富的生活和医疗场景中，以提升健康教育的触达性，实现护患间的多维互动，提升病人的健康知识水平。

3.2.1.3 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指在健康管理中寻找、理解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32]。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OP病人采取消极的健康行为与其较低的健康素养相关[6]。较低健康素养的人群较少采取预防行为，提高健康素养对OP病人健康行为的形成有积极作用[33-34]。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互联网医院”的不断兴起，网络电子设备已成为病人获取医疗信息的重要来源。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健康素养低下的OP病人，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种形式和途径提升其使用、识别、评价和应用网络健康信息，产生健康行为的能力。

3.2.1.4 健康信念 健康信念是人们选择健康行为、躲避危险的内在动力，可用于预测OP病人的预防行为[30]。王宗颖等[35]指出，唤醒健康信念能够促使老年OP病人养成健康行为。因此，医护人员应鼓励OP病人建立积极的健康信念,强调健康行为的益处,提高其对疾病的易感性认知，分析并清理行为产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阻碍，帮助病人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

3.2.1.5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指个体正确评价和判断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并获得预期的结果。Janiszewska等[36]对151名波兰女性进行调查，提出自我效能水平是健康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高丛丛等[37]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水平较高的OP病人更能坚持各项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因此，医护人员应多维度、多角度评价病人的行为,有计划地组织各类实践活动。引导病人发掘自身的闪光点，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树立培养健康行为的信心与决心。

3.2.2 环境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陆续采取了OP病人医院、社区双向转诊模式。国外的转诊工作经验丰富，但对象局限于骨质疏松性骨折后的病人，缺乏对未骨折的OP病人健康行为的关注。国内的相关工作起步较晚，大部分社区缺乏专科检查设备及完善的各级医院沟通机制[38]，并且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视程度远高于OP[39]。就微观环境而言，OP病人常因年龄、身体或其他原因选择居家康复。家人的支持能提供物质保障、减轻其孤独情绪，对病人的健康行为有着深远影响。医院-社区-家庭“三元”联动管理模式的提出和在OP病人中的成功应用[40]也验证了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从宏观层面出发，社区医院作为社会医疗的重要部分，其环境支持是促进病人健康行为的重要前提。未来我国各级医疗机构应全面推广OP联络员职位，开展多形式的健康科普，完善硬件设备和转诊机制。此外，流动人口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长期背负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如何改善此类人群的医疗环境，满足其健康需求，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骨骼健康”工作面临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

3.3 OP病人健康行为的干预策略 目前，干预策略的制订主要从教育形式的改变、干预工具的革新及心理认知角度出发，不断丰富、完善干预措施和内容。

3.3.1 健康教育干预 健康教育干预是指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帮助个体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认识危害因素，自觉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它能改善病人的疾病认知程度和生活方式，对于OP的综合诊治起到重要作用[28,41-43]。近年来，赋能教育、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管理、同伴教育和强化互动教育等新型健康教育干预模式[44-47]的出现，改革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实现了病人从被动执行向自主管理的过渡，满足了教育供给多样化背景下个体的需求。然而，各种干预策略的评价标准不一，未来需要构建既能反映不同类型OP的疾病特征，又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健康行为客观量化工具作为干预效果的评价指标。

3.3.2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干预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移动医疗服务应运而生，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和干预效果备受关注。Ryan等[48]选取290名女性使用预防OP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通过短信动态瞬时评估其健康行为改变的过程，指出技术媒体可以提高用户培养健康行为所需的技能。当前，国内开发了各类慢性疾病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且初步取得干预效果，基于微信平台的OP病人院外延伸护理也在逐步推广。但疾病的隐匿性、渐进性等特点增加了此类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难度。因此，如何提高中老年OP病人的数字素养，运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综合分析其饮食习惯、体力活动和营养状况等健康相关信息，进一步强化物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是今后精准开展OP病人行为干预的重要方向。

3.3.3 认知行为干预 认知行为干预是指综合运用认知和行为疗法进行干预,干预措施没有统一的模式，但实施过程的结构性强。蔡华清等[49]研究表明，认知行为干预可提升OP病人的服药依从性。肖红叶等[50]将120例OP病人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采用认知行为干预，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护理模式，发现基于循证原则的综合化认知行为干预能有效提高病人的骨折预防行为。此外，中老年OP病人常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下降，医护人员应该将其纳为认知干预的重点人群，及时纠正他们错误的疾病认知，促进健康老龄化。

4 小结与展望

行为方式与骨骼健康密切相关，直接影响OP病人的生命质量、骨折率及预后情况，规范化的健康行为管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对OP病人健康行为的定义尚无统一共识，未来可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认识健康行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构建全国统一适用的OP病人健康行为测评工具提供思路。此外，以全人群策略为导向，借鉴国外经验增设OP联络员职位，构建科学的护理方案，开展社区人群的纵向干预研究是未来OP病人健康管理的重要方向。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