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慧，韩梦蝶，赵 雪，程明慧，高 静，李惠菊

兰州大学护理学院，甘肃 730000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最常见的精神行为障碍之一，其特点为多动、冲动、注意力不集中[1]，全世界发病率约为3.4%，中国青少年发病率约为6.3%[2-3]，60%～80%的患儿疾病症状会持续到成年[4]。ADHD 经常与其他精神障碍共存，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影响。ADHD 伴随其他精神症状时具有隐蔽性，故不易及时被发现。量表通常具有简便、易得、易被使用的特点，临床应用广泛[5]。现对ADHD 相关量表进行综述，以期为社会、家庭及时发现儿童ADHD症状提供良好工具。

1 国外ADHD 诊断量表

1.1 Conners 评估问卷 Conners 评估问卷是Conners于1969 年研制的用于测量3～17 岁儿童行为问题、注意缺陷障碍的精神行为问卷，是目前筛查ADHD 应用最广泛的问卷之一[6]。1978 年，Goytle 等根据第4 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DSM-Ⅳ) 中的ADHD 诊断标准对Conners 评估问卷进行修订，包括家长版和教师版，其中，Conners 家长版问卷包括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冲动-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6 个维度，共48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4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正确/从不正确”到“非常正确/非常频繁”依次计0.0～3.0分，≥1.5 分表示有多动症的可能[7]。苏林雁等[8]应用Conners 家长版问卷对我国20 个城市1 756 名儿童进行测量，建立中国常模并针对ADHD 病人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信效度良好，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2。谭光明等[9]将Conners 家长版问卷应用于儿童多动症筛查，发现其灵敏性高但特异性较低。由于Conners 家长版问卷仅从父母角度评估ADHD 患儿的问题行为，容易受父母主观因素影响，故不能用作诊断ADHD 的工具，但其对ADHD 病人的问题行为敏感性较高，可用作普筛工具[9-10]。Conners 教师版问卷是由教师评价儿童在教室中行为的问卷，包括品行问题、多动、不注意-被动、多动指数4 个维度，共28 个条目[11]，各条目采用4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正确/从不正确”到“非常正确/非常频繁”依次计0～3 分，其评分规则与Conners 家长版问卷相同。儿童行为评定量表全国协作小组[12]应用Conners教师版问卷对我国20个城市1 577 名儿童进行测试，建立中国常模并针对ADHD 病人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信效度良好，且对儿童多动症有较高特异性。宋芳等[13]将教师版问卷应用于3～7 岁儿童，发现教师评价幼儿比父母更为客观。已有研究显示，Conners 家长版问卷和Conners 教师版问卷结合可提高对儿童ADHD 诊断的灵敏性和特异性[14]，对临床医师诊断ADHD 有重要作用。

1.2 ADHD 评定量表-Ⅳ（ADHD RS-Ⅳ） ADHD评定量表是DuPaul 等于1991 年根据美国精神协会第3 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编制的适用于5～18 岁儿童的量表，目前广泛使用的为1994 年根据第4 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再编的ADHD 评定量表-Ⅳ。ADHD 评定量表-Ⅳ包括注意力缺陷和多动-冲动2 个维度，共18 个条目，对应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中ADHD 的诊断标准，包括家长版、教师版、临床医生版。各条目采用4 级评分法，“从不”到“经常”依次计0～3 分，得分越高表示ADHD 相关行为越严重。ADHD 评定量表-Ⅳ最常用的为临床医生版，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医生通过和患儿父母或照顾者交谈进行评估，评估过去1 周或2 周的症状严重程度[15]。临床医生版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试验作为基线评估工具、测量ADHD 病人经过干预后的临床疗效[16]。教师版和家长版均是报告儿童发生ADHD 相关症状的频率，教师版要求教师评估过去6 个月或者自学年开始儿童出现的ADHD 相关症状频率，家长版要求家长评估儿童过去6 个月出现相关症状的频率[17]。Su 等[18]将ADHD评定量表-Ⅳ家长版用于12 个城市1 616 名6～17 岁学生中，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能广泛应用于儿童的ADHD 筛查，可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为提早发现有ADHD 相关症状的儿童，Alexandre 等[19]研制了ADHD 评定量表-Ⅳ的学龄前儿童家长版和教师版，并将其应用于丹麦学龄前儿童父母及教师，结果显示量表信效度较好。但总体来看，学龄前版尚缺乏大量临床验证，较不成熟。

1.3 成人ADHD 自评量表(Adult ADHD Self-Report Scale,ASRS) ASRS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和成人ADHD工作组基于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 版中ADHD的诊断标准联合开发，是针对成人ADHD 筛查的自我报告量表[20]。随着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5 版中关于ADHD 诊断标准的更新，世界卫生组织人员于2017 年对ASRS 进行了更新，形成新版ASRS[21]。新版ASRS 包括18 个条目，分为A、B 两部分，A 部分包括6 个条目，B 部分包括12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5 级评分 法，“没 有”“极 少”“有 时”“经 常”“常 常”依 次 计0 分、1 分、2 分、3 分、4 分[22]，自评版量表要求病人回忆过去6个月出现ADHD 相关症状的频率，若A 部分有4 个以上的条目符合ADHD 症状，则表明病人有极大可能患有ADHD，需要进一步治疗[23]。A 部分6 个条目可组成简易版量表（ASRS-6）[20]，可作为成人ADHD 的广泛筛查工具，应用于完成评估有困难的人群，如无家可归的病人等[24]。有学者翻译并检验了ASRS 在我国的适 用 性，结 果 显 示Cronbach's α 系 数 为0.91[25]，有 研 究者将ASRS 应用于大学生中，探究其不良行为与ADHD症状的相关性[26]。

1.4 斯诺佩评估量表（Swanson, Nolan,and Pelham Rating Scale，SNAP）-Ⅳ SNAP 由Swanson 等 依 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 版编制而成，并随着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的更新进行修订，当前常用版本为1992 年Swanson 等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5 版修订的SNAP-Ⅳ，量表适用于6～18 岁青少年，由家长或教师根据其实际情况填写。原版90 项长版不仅评估了ADHD相关症状，还评估了其他与ADHD症状相重合的精神障碍，广泛使用的为简版，共26 个条目，分为3 个维度，其中，条目1～条目9 为注意力缺陷相关条目，条目10～条目18 为多动-冲动相关条目，条目19～条目26 为对立违抗症状相关条目，各条目采用4 级评分法，从“一点也不”到“非常”依次计0～3 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27]。当前SNAP-Ⅳ已被广泛应用于症状评定、疗效判断、遗传学研究等临床实践[27]。中文版SNAP-Ⅳ父母版由高淑芬等编译，将其应用于6～15 岁儿童中测量信度并将其应用于189 例确诊为ADHD 的患儿中测量效度，结果发现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28]。周晋波等[29]对中文版SNAP-Ⅳ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中文版SNAP-Ⅳ父母版具有良好信效度，但尚未建立中国常模。

为了弥补SNAP 的缺陷，Swanson 等[30]在SNAP基础上又编制了ADHD 症状和正常行为的长处与弱势量表（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DHD Symptoms and Normal-Behaviors，SWAN）。基于SNAP 的评分等级大多依照理论值构建，但理论值的构建涉及的假设得分为正态分布，而精神症状在人群中较罕见，得分多呈偏态分布，因此，采用SNAP 会使诊断ADHD 病人的概率增高，而SWAN 更关注病理而不是某一特定领域的行为表现，评分为-3 (远高于平均值) ～3 分 (远低于平均值)，其更关注细微差别，得分越高表明ADHD相 关 症 状 越 少[31]。与SNAP 相 比，SWAN 对ADHD 某一相关症状并不全用负性条目描述，而是采用与之相反的积极语言，代表症状的反面[30]。目前SWAN 已被翻译为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汉语并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其信效度良好尤其是收敛效度较好[32-33]。SWAN 主要被应用于遗传学研究，其与SNAP-Ⅳ比较具有一定优越性，但应用频率较小，一部分心理学特性尚未完全发掘。

1.5 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

CBCL 是由Achenbach 等于1976 年研制并于1983年重新修订的一个由经验衍生的家长评价儿童行为问题和社会能力的评估量表，共113 个条目，分为社会退缩、躯体主诉、焦虑抑郁、社交问题、思维问题、注意缺陷、违纪、攻击8 个项目。家长评估认知、情绪、行为问题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采用3 级评分法，从“不符合”到“非常/经常符合”依次计0～2 分，总分＞69 分被认为达到临床标准，得分越高代表行为问题越严重[34]。量表包括青少年（4～16 岁）部分和幼儿（2～3 岁）部分，我国学者将其引进并进行文化调试，建立了相应常模，证明其信效度良好，可以在我国广泛应用[35-36]。CBCL 被广泛应用于儿童注意力缺陷、行为障碍、情绪问题等评估，是一个相对全面的精神评估量表。

2 我国ADHD 诊断量表

我国常用的ADHD 诊断量表为国际上已经应用成熟的量表的翻译版本。汤路瀚等[37-38]根据心理测量原理和中医分型原则构建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中医证型评估量表，但由于缺少大样本的临床验证，未能广泛使用。

3 小结

目前广泛使用的量表均是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ADHD 的诊断标准制定，且经过了广泛研究与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这些量表大部分只适合筛查工作，ADHD 的具体诊断还需专业医师结合量表进行全面专业评估。我国对于ADHD 的重视程度不高，构建的量表也缺乏大样本验证，尤其是对成人ADHD 的相关研究缺乏。在以后研究中应编制适合我国文化状况的ADHD 量表，加强对成人ADHD 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