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衍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官员自劾，顾名思义为官员自己弹劾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自首方式”[1]。中国古代官员自劾现象可追溯到汉朝。《汉书·韦贤传》记载，玄成因失仪连累数人削爵而引咎作诗自劾，“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玄成自伤贬黜父爵，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诗自劾责”[2]。两汉之后，关于官员自劾现象的记载屡见不鲜。宋代官员自劾现象更为普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中有关官员自劾的记载就有近百处。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不够深入，只是在宋代政治斗争①宋代政治斗争研究中涉及官员自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君臣冲突，一般表现为大臣以自劾的方式来劝谏皇帝。如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荀扣《北宋台谏与党争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王禾《庆元党禁与文人命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二是大臣之间彼此斗争，在此类语境中自劾成为宋代官员远离政治纷争，明哲保身的重要途径。如蒋启俊《元祐党争中的台谏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刘延豪《宋代谏官制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司法②宋代司法研究中涉及官员自劾,主要强调自劾是官员违反司法条例时，争取朝廷宽大处理的重要方式，如赵晶《〈宋刑统〉研究与中国监狱史学——以薛梅卿先生的著述为基点的拓展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亚梅、秦宇涛《浅析宋代风闻监察与诬告的法律界限》（《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监察制度③宋代监察研究中涉及官员自劾，指出官员常因在监察中犯错被监察官员弹劾而引咎自劾。如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任便便《司马光奏议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侯尚鹏《宋代地方监察制度研究》（长春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研究中有所涉及，并未将其视为具体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文拟从宋代官员自劾的类型、宋廷对官员自劾的处置、宋代官员自劾的特点及其政治内涵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了解宋代政治面貌。

一、宋代官员自劾的类型

（一）因失职而自劾

宋代官员因失职而自劾，失职又包含诸多方面。其一，官员因擅自行动而自劾。太平兴国六年（981），太宗任命许仲宣为广南陆转运使，率领宋朝军队讨伐交趾国。当地气候炎热，多毒瘴之气，将士水土不服，军队因此损失近十分之三的士兵，“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3]9268。许仲宣上奏太宗请求罢兵，但是不待朝廷回复，他便命令部队驻扎各州并打开钱库犒赏将士，还起草檄书交给交趾，晓谕朝廷恩信。后许仲宣因未待朝廷回复，擅自行动而“上章待罪”[3]9269。其二，官员因荐举失当而自劾。高宗绍兴年间，王十朋推荐张浚为北伐将领，后因军队内乱致战事节节败退，“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3]11584。王十朋以荐举失当而自劾。其三，官员因军事失误而自劾。庆历元年（1041），宋与西夏在好水川发生激战，韩琦命令军队绕道敌后再进攻，但最终西夏以少胜多，宋方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坐镇此次战役的大将韩琦因军事失误向朝廷自劾请罪。其四，官员因违反律令而自劾。景德三年（1006），大臣侍其曙与谢德权掌管京城粮仓和草场，侍其曙借用职务之便在草场放牛羊，谢德权将其检举，侍其曙因违反朝廷相关法令而上书自劾。其五，官员因失仪而自劾。景定二年（1261），朝廷举行元旦朝会，刘克庄在朝会时因失足滑倒有失体面而自劾，“然忝缀从班，于大朝会间，失恭谨如此，罪不可贷，谨自劾以闻”[4]。

（二）因规劝皇帝而自劾

因规劝统治者加强边防建设而自劾。元祐六年（1091），大臣范纯仁上书哲宗，自陈西夏虽是小国但不容小觑，稍不注意便兵戎相见，为了边境安稳需整顿边境将士好大喜功的风气，“边将惯得厚赏，乐于生事邀功，多是先自引惹，却称西人侵犯，造起边患，朝廷不知，致使夷狄之情无由通达。此风不除，难得安静。伏望朝廷常加审察”。后来范纯仁多次上奏陈述观点，皆不上报，“即引罪自劾，乞赐遣黜”[5]11117。因规劝统治者勤于纳谏、体恤大臣而自劾。孝宗与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谈论国家政事，两人争论不休，刘珙忤逆孝宗旨意，孝宗怒而将其贬谪，“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进对，争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诏除珙端明殿学士，奉外祠”[3]11787。陈俊卿得知后，上书自劾并劝谏皇帝要深明大义、善于纳谏、礼贤下士。也有因规劝统治者采取新法，摒弃旧法而自劾。孝宗年间，盗贼肆虐，旧法令与现实已不相适应。刑部尚书汪大猷上书孝宗，建议采取新六项法，孝宗虽同意此策但并未完全支持，地方官员仍以旧法行事。汪大猷便上书自劾求去，孝宗因此彻底实行六项法，“还朝自劾求去，上闻之，复行六项法”[3]12145。

（三）因反对朝廷有关措施而自劾

熙宁三年（1070），时值青苗法在地方推行，山阴县县令陈舜俞认为青苗法不仅不能减轻百姓负担，反而使百姓身陷囹圄，由此上书自劾以反对青苗法，“坐违诏旨，不散常平钱自劾也”[5]5150。元祐元年（1086），许州长葛县令乐京、唐州湖阳县令刘蒙二人因反对朝廷推行的免役法而自劾待罪，“许州长葛县事乐京、知唐州湖阳县事刘蒙，各因入州会议役法，遂自劾待罪”[5]9163。元祐三年（1088），苏轼因反对朝廷安排王安石配享太庙而自劾，他认为配享太庙之人应属德高望重之臣，而王安石非人心所归，不应享受如此殊荣，“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臣，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最后以自劾待罪，请求皇帝能重新决策以服大众，“谨自劾以待罪，伏望圣慈特敕有司议臣妄举之罪，重赐责降，以儆在位”[5]10139。光宗年间，朱熹在漳州境内推行经界法，因各方势力阻扰而导致宋廷下令中止，朱熹为此“以言不用自劾”[3]12763。

（四）因灾异而自劾

有宋一代灾异频发，“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各类自然灾害发生1 113次，南宋发生825次”[6]。官员因灾异自劾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因自然灾害而自劾又可细分为因火灾、旱灾、水灾、雪灾、地震、雷震等而自劾。如南宋时期，泸州城内及临安府发生火灾且殃及百姓民居，泸州县令李焘、临安府府事张枃因此上奏自劾。建炎三年（1129）六月，久雨不至，天下大旱，宰辅张浚、吕颐皓纷纷自劾求去。乾道三年（1167），尚书左仆射叶颙、右仆射魏杞、参知政事蒋芾以及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陈俊卿等以“霖雨待罪”[7]2653。咸平四年（1001）三月，天降暴雪，宰相李沆以“暮雪风变”[7]2628上表自劾求罢。绍兴六年（1136），南宋境内发生地震，宰相赵鼎因此上书自劾，“皆臣等辅佐无状”[7]2668。咸平四年，黄州境内两虎相斗，群鸡夜里鸣叫，整月不停，冬雷大作。王禹偁遂上疏自劾，“知州王禹偁手疏言之，引洪范陈戒，且自劾”[8]。宋代官员因天象异常而自劾，多数集中于因彗星出现而自劾。如绍兴二年（1132），日出彗星，大臣吕颐皓、权邦彦再三上书自劾请罪，“皆臣等失职，致亏于理”[7]2625。绍兴二十六年（1156），天降彗星，沈该等大臣上书自劾，“星变异象，臣等便合引咎待罪”[7]2626。此外，也有因多灾并发而自劾。如天圣五年（1027），灾害频频，先后发生旱灾、蝗灾、水灾。宰辅因此而自劾，“辅臣列章引灾异自劾，乞从罢请”[5]2444。隆兴元年（1163），飞蝗在野，宰执陈康伯“以旱灾、蝗灾、星变，抗章自劾”[7]2672。

（五）因其他原因而自劾

宋代官员除了以上自劾类型之外，还有其他类型。因家庭琐碎之事而自劾。嘉祐二年（1057）兖国公主徽柔下嫁驸马都尉李玮，但是公主与驸马一家关系不和。嘉祐五年（1060）某天夜晚，公主与李玮母亲吵闹，李母忤逆公主意思，公主一气之下夜入禁中控诉李玮一家罪行，李玮惶恐不安赶忙上书自劾，“公主夜开皇城门入诉禁中，玮惶恐自劾”[5]4646。因被弹劾而自劾。建炎四年（1130），金兵进攻吉州并分兵追赶太后。此时，太和县境内卫兵已全部逃散，刘珏为保护太后决定退保虔州。监察御史张延寿因此上奏弹劾刘珏护驾不周，为此刘珏亦上书自劾，“监察御史张延寿论珏罪，珏亦上书自劾”[3]11668。因年老致仕而自劾。庆元四年（1198），朱熹以年近七十，无法正常处理事务而自劾请求致仕，“（庆元）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3]12767。因政治斗争而自劾。南宋理宗年间,大臣杜范上书理宗，告诫其应当整顿台谏，肃清吏治。宰相郑清之得知后，诬蔑杜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杜范因此而自劾求去，“谓范顺承风旨，粉饰挤陷。范遂自劾”[3]12280。

二、宋廷对官员自劾的处置及官员反应

宋代官员出于不同原因向朝廷自劾，宋廷对其处置也不是一概而论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根据其处罚的力度来看，可分为不作处罚和作处罚两种方式，而官员对朝廷处置亦有不同反应。

（一）不作处罚

其一为直接奖赏。如太平兴国六年，许仲宣因擅自行动而自劾请罪，皇帝“诏书嘉纳之”[5]491；治平二年（1064），郭逵因违背诏令向朝廷自劾，皇帝“手诏褒答”[3]9724。其二为升迁职位。如庆历八年（1048），富弼因擅自下达命令而自劾，朝廷不仅夸奖其应变能力强，还为其升职；建炎元年（1127），卫肤敏也因未请示朝廷擅自行动而自劾，高宗对其“嘉赏，迁卫尉少卿”[3]11662。其三为劝慰。如咸平年间，侍其曙因徇私而上书自劾，真宗不仅原谅了他，还对其进行劝励。陈俊卿因委任失当自劾，孝宗百般挽留，“上手札留之，且曰：‘卿虽百请，朕必不从’”[3]11788。其四为不予究责。如真宗年间，任布因过自劾，朝廷不予追究；孝宗年间，赵汝愚因过自劾，孝宗亦“不加罪”[3]11982。其五为不许，意为不同意官员自劾。如咸淳七年（1271），李庭芝“数自劾请代，不允”[3]12601。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上表自劾，朝廷不准其自劾，“乞入朝，不许”[3]12538。

（二）作处罚

处罚分为贬谪、罢黜、夺俸、连坐几种形式。贬谪又分为降职及流放。如前文所提山阴县县令陈舜俞因反对青苗法而自劾，神宗将其贬为南康军监酒税，“坐谪监南康军监酒税”[3]4286。如熙宁年间，荣州防御使刘仲武因轻敌战败而自劾，徽宗将其流放岭南。罢黜指罢免自劾官员职位。如熙宁七年（1074），知礼院官员宋充国因鞭打府上女婢而自劾，朝廷将其解职。又如绍兴年间，陕西节置使王庶因军队失利自劾被罢官，“以失律自劾得罢”[3]11546。夺俸，意为罚俸，是宋代惩罚自劾官员的重要方式。如嘉祐五年，和州防御使李玮因与公主不和而自劾，朝廷念其身份从轻发落，“免降官，止罚铜三十斤，留京师”[5]4646。另外，还有一种惩罚方式为连坐，指与被罚官员有关系的人同样受罚。如淳熙初，参知政事钱师魏因荐举失当自劾，吏部受其举荐的官员皆被降职，“会其所举者以贿败，上疏自劾，诏特镌三官。吏部因以他举官名闻，皆坐降秩”[9]。

（三）其他处置

宋廷对官员自劾还有其他处置方式。一种为不报，即对官员自劾请求不作处置。如皇祐三年（1051），大臣张尧佐被任命为宣徽使的同时兼任河阳知府，殿中侍御史唐介因此与之争论不休，后唐介上书自劾，朝廷“亦不报”[10]。绍熙四年（1193），宰辅因劝谏皇帝勤于政事而自劾，皆“不上报”[3]707。一种为复用，指朝廷重新起用因自劾被贬谪或是免官的官员。如淳熙元年（1174），泸州知县李焘因火灾自劾被降职一秩，后被朝廷重新起用，“除江西运副，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权礼部侍郎，赐金紫”[5]14。

（四）官员对处置的反应

一为上书感谢。如神宗年间，蔡肇上书《明州谢到任表》感谢朝廷不罚之恩，“失职之诛，尚容自劾；非常之宠，更以曲加。弗获固辞，具严名训；叨尘特甚，感涕难胜”[11]1030。另如绍熙元年（1190），焕章阁学士杨万里以撰述日历序篇不称职而自劾，孝宗没有怪罪，杨万里因此上奏以示感谢，“臣近以撰述日历序篇不称职，具奏自劾。今月初五日巳时，伏准御封，退还奏状，仰见陛下眷怜之隆，赦其罪而不谕。臣衔感之极，至于涕零”[12]。二为固不受赏。如富弼因违反律令而自劾，面对朝廷奖赏，富弼恳辞不受，“再除礼部侍郎，公又恳辞不受”[11]2063。侍御史王十朋因“寻以边兵失律，廷议不咸，上疏自劾”。朝廷不罚反将其升迁至吏部侍郎，王十朋“不拜，乃去”[13]。三为留恋官场。如前文所提陈舜俞因反对青苗法而上书自劾，朝廷将其贬谪为南康军监酒税。陈舜俞弃官而归,但随后反悔，为复出做官转而称赞青苗法实用。可见其假意辞官，实则对官场依然充满眷恋，“已而不能忍，复出仕进。既谪南康，其后乃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5]5150。四持乐观心态。如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反对新法上书自劾，朝廷借此将其贬到杭州。苏轼虽有遗憾但仍持乐观心态，其在杭州任职期间，一边处理公事，一边寄情山水。

三、宋代官员自劾的特点

通过考察史料，笔者发现宋代官员自劾存在数量多于前朝、北宋官员多于南宋、官员自劾多以“故事”为准、宋廷对官员自劾的处置多从轻处罚等特点，这与宋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一）宋代官员自劾数量多于前朝

论其缘由，其一为宋代监察制度较前朝更为严苛。宋代监察制度较前朝，其监察权力更大。天禧年后，宋代监察呈“台谏合一”趋势，御史台和谏院职责不再分明，双方“事权逐渐呈现相互渗透的倾向，御史兼有言谏之任，谏官可以弹劾百官，宋代监察权由此变得独立而强大”[14]。此外，其监察范围也更广，从朝廷到州县，各级官员皆受其监察，“自朝廷至州县，由宰相及于百官，不守法典，皆合弹奏”[15]。因此官员在被弹劾或失职时会及时向宋廷自劾谢罪。其二为宋代理学的影响。理学在宋代形成和发展，理学家着重强调名节观“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16]。深受名节观影响的宋代官员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向君主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以自劾的方式规劝君主以匡正道；另一方面也严格要求自己，遵纪守法，恪尽职守，“惕惕乾乾，不敢背公徇私”[17]。具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的宋代官员在失职时，通常会以自劾的方式自我反省。

（二）北宋官员自劾数量多于南宋

北宋官员自劾数量多于南宋官员，与两宋言官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较于南宋，政治清明，统治者广开言路，诏求直言。言事官也直言敢谏，尤其是仁宗朝“大抵自仁祖朝优容谏臣，当言职者，必以诋讦而去为贤，习以成风”[18]，甚至不惜以自劾的方式劝谏，北宋官员因规劝皇帝而自劾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南宋偏安一隅，在战时状态的影响下，南宋言官制度受到重创，“言官的力量受到削弱”[19]，“南宋言官始终没有力量”[20]。这就使得南宋官员较少以自劾的方式劝谏，从而在数量上少于北宋官员。再者，与史料保存也有关。两宋史料丰富，浩如烟海。但是“流传至今的史料，北宋详而南宋略，特别是进入理宗朝以后的半个世纪时间，史料最为缺乏”[21]。这便出现南宋官员自劾数量少于北宋的情况。

（三）官员自劾多以“故事”为准

“故事，对于宋朝的官僚大夫来讲，是仅次于祖宗之法的存在”[22]。“按时间维度，可将宋代故事分为前代故事、祖宗故事和先朝故事三类”[23]。考察史料，宋代官员以“故事”为准而自劾的现象较为普遍。如端拱二年（989），彗星显现，宰相赵普因此上章自劾，“因请依前代册免三公故事，明加黜责”[5]686；明道二年（1033），大臣张士逊因蝗灾、旱灾而自劾请罪，“请用汉故事册免”[5]2633；淳熙八年（1181），周必大即曾因秋季旱灾而自劾，“辄援本朝政事，乞先赐贬秩，然后罢黜”[24]；端平二年（1235），参知政事崔与之引“元祐故事”上书自劾辞免诸如此类。论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25]。一方面前朝盛世的治理经验可为后世所借鉴，尤其是汉唐盛世乃中国古代辉煌时期，是宋代士大夫心中治世的典范，“追慕汉唐更是其挥之不去的情节”[26]411。另一方面，前朝衰败的历史教训又被其视为前车之鉴，引“故事”以达“事为之防，曲为之制”[5]382的目的。其二，“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27]。“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宋代士大夫建言献策的舆论工具，通过“故事”引出自劾以达目的。

（四）宋廷对官员自劾多从轻处罚

宋代朝廷对官员自劾的处置虽有罢黜、贬谪等处罚方式，但只是少数，轻罚乃是多数。论其缘由，首先与宋代祖宗之法有关。宋代祖宗之法萌芽于太祖、太宗时期，成形于仁宗朝，后世将其一以贯之，奉为信条。祖宗之法包罗万象，有“限制宗室、外戚、宦官权利，权利的分立与制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26]10，而礼贤下士，不杀士大夫是其重要内容，“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28]。因此宋朝统治者对官员自劾不是一概而论全部责罚，而是以尊重优先，理解为主，不处罚居多。此外大臣的劝导亦是重要原因。大臣若失错较大，君主难免有重罚之时，此时朝中大臣的劝导为减轻官员处罚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庆历元年，韩琦因好水川之战战败而上书自劾，按理应受重罚，夏竦挺身而出，直言此次战役失败乃韩琦手下任福意气用事所致。在夏竦的救助下，韩琦仅被降职，“独夺一官，知秦州”[3]10222。元祐年间，刘挚、苏辙因失职而自劾待罪，签书王岩叟认为二人罪不至此，上书为其请罪，“签书王岩叟以为挚、辙俱正人不可去，上书留之”[29]。绍兴八年（1138），袁州知府赵霈因迎驾不及时而自劾，高宗欲将其罢黜，赵鼎“救而止”[30]。

四、宋代官员自劾的政治内涵

（一）据理力争，约束皇权

960年，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鉴于前朝衰亡之迹，宋代统治者实行一系列措施，将权力归集中央。同时，他们也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如太宗曾下诏“在朝及外任文武官不以名位高卑，自今或闻民间利病，及时政得失，并得到上书直言，无有所隐”[7]211，真宗也曾诏求直言“当思极言，无有所隐。朕将亲览，惟善是从”[7]212。如此局面，前所未有，以至文彦博敢言“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5]5370。这也成为大臣上书纳谏，约束皇权的重要渠道。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1]349，君权依旧至高无上。当君权极度膨胀，出现违背礼制、怠政现象时，普通的上书劝谏作用已微乎其微，自劾便成为宋代官员据理力争、约束皇权的有力方式。如治平二年（1064），英宗欲追封生父濮王为皇考。按照传统礼制，“嗣皇帝是无权力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的”[32]。以司马光、吕诲、吕大防为主的反对派认为这样有失礼制，纷纷上书反对追封濮王为皇考，甚至引经据典，“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法也”[3]10760。但是，英宗在欧阳修、韩琦等大臣的支持下，态度坚定，执意立其生父为皇考。面对如此局面，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及大臣赵鼎、赵瞻、傅尧俞等人纷纷自劾待罪，借此向皇帝施压。更有绍熙四年十月，京师发生地震，急需皇帝主持朝政，下达命令，赈济灾民，光宗却屡次称病不上早朝，怠于朝政。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人多次上疏请求光宗上朝理政，光宗却不予回复。此后，由于光宗再次称疾不上早朝，“丞相以下上疏自劾，乞罢黜”[3]707。如此看来，宋代官员自劾是当君权膨胀时，大臣犯颜极谏，约束皇权的重要方式。

（二）反躬自省，恪尽职守

有宋一代，宋朝官员处于较高地位，“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33]。这主要源于宋代统治者礼贤下士、爱惜人才政策。深受皇恩厚禄的他们不仅看重名节，更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宋代官员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有忠君爱国、爱护百姓等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34]195，其中反躬自省、克己奉公也是宋代官员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表现。以灾异为例，古人对灾异较为警惕，认为灾异是不祥之兆，“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论胥以辅”[31]318-319。西汉时，董仲舒发展“天人感应”思想，将政治与灾异联系在一起，强调灾异是国家政治缺失的不祥之兆，“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35]。后世以此为戒，宋代统治者对灾异尤为警示，屡次颁布罪己诏自责，“占宋代罪己诏总数百分之七十八”[36]。如天圣六年（1028），仁宗颁布《雨灾德音》，认为是自己为政阙失导致洪水泛滥；熙宁元年（1068），神宗颁布《冬旱减降德音》，认为是自己恩泽不够致天下大旱；嘉熙四年（1240），天降彗星，此乃异象，理宗随后颁布罪己诏警示自己。宋代君主因灾异而引咎自责，作为辅佐君主的大臣责无旁贷，自劾则是他们反躬自省、引过自责的重要方式，因此宋代官员因灾异而自劾的现象屡见不鲜。除了因灾异自劾之外，因失职、被弹劾而自劾，这些无一不是宋代官员自我反省、敢作敢当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三）规避党争，明哲保身

宋代科举制度在统治者的重视下进一步发展，“不仅减少投考限制，扩大录取人数，还规范考试管理，保证公平公正”[37]，大批寒门士子“学而优则仕”[38]290，“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39]。但是官场波谲云诡，它既可能出现祥和之景，也可能出现宦海风波。有宋一代，党争贯穿始终，成为其突出特征。变化莫测的政治纷争，官员稍有不慎便会危及自身利益。面对如此局面，宋代官员有各持己见的。如神宗熙宁二年（1069），新旧党争爆发。欧阳修、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强烈反对王安石、吕惠卿等新党提出的变法革新政策，双方各抒己见，剑拔弩张，互不退让。也有远离纷争，明哲保身的。作为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宋代官员要么积极入仕，“兼济天下”；要么退隐于世，“独善其身”。“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很少主动选择后者”[40]，但是当朝廷纷争四起，斗争不断甚至危及性命之时，第二条途径最为适用。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选择放手，自劾便是他们明哲保身的重要方式。如南宋大臣朱熹，“在其位，谋其政”[38]217，为统治者治理天下出谋划策，却于庆元年间不慎卷入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之中。朱熹为此饱受折磨，不仅不被统治者重用，还被人污蔑“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41]。朱熹不堪忍受，多次上书弹劾自己，请求辞官，最后以年老致仕。自劾归家的朱熹远离朝廷纷争后，继续著书立说，完成自己生平学问的总结，终成理学集大成者。由此可见，自劾是宋代官员在政治斗争中独善其身的重要方式，也是官员自适而不自弃、不与人争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