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冉 魏云飞

强迫性购买指的是一种不受控制的、强迫性的购物倾向[1]，是当今经济社会中的常见心理问题。强迫性购买一般由压力性事件或负性情绪驱动，但往往会反过来加重个体的情绪问题，如购买后的内疚感和悔恨[2]。不仅如此，长期受困于强迫性购买还会导致个人债务的增加，并因此恶化与家人的关系[3]。伴随着移动在线购物系统及物流运输的快速发展，传统强迫性购买与互联网相结合产生了网络强迫性购买(online compulsive buying,OCB)。由于智能手机在年轻人中基本普及，推动大学生成为网络购物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有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大学生网络购物平台的使用率已接近100%[4]。大学生群体较高的网络购物参与度可能加速了其消费行为的变化，并导致基于移动支付平台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可能比传统线下的强迫性购买产生更大的伤害，因此开展有效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干预已经开始作为高校心理咨询及学术领域关注的重点。

电子商务的特点，如易接近性、快速的库存流通和诱人的在线展示促进了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生[5]，同时也强调了基于网络的强迫性购买和传统线下强迫性购买之间的关键区别。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基于网络的强迫性购买行为关注度逐渐增加。为了了解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现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对其发生率进行了大量研究。2016年一项不区分在线与离线强迫性购买的调查显示，合并样本中强迫性购买的发生率为4.9%，其中大学样本中则高达8.3%[6]。Maccarrone-Eaglen等在2017年针对英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网络强迫性购买的流行率为16.4%[7]。韩国的Ko等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约22.5%的大学生是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受害者[8]。在国内研究中，蔡运记等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具有成瘾倾向的网络购买行为在大学生中的流行率为21.6%[9]，He等人在同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为10.4%[10]。由于调查时间、样本代表性、测量工具的不同等原因，截止到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尚无一致认可的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生率。但一项元分析表明，网络强迫性购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流行率在4%到36%之间[11]。

网络强迫性购买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率范围较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具有年级差异性的特征。如有研究发现，相比较于高年级，低年级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更少[12]。国内石晓妮对大一到大四年级的学生进行横向调查发现，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随着年级的增加而不断恶化[13]。网络强迫性购买的这种年级差异性表明其在大学生群体中有随时间的增加而不断进展的趋势，但目前研究主要基于横断数据对该问题进行考察，尚缺乏基于纵向设计的发展轨迹研究。已经有一些学者在纵向设计中针对传统强迫性购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多数研究者发现个体的传统强迫性购买在大学期间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轨迹[14]，少量研究显示大学生强迫性购买呈缓慢降低或保持不变的趋势[13-16]。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之间发展轨迹的不同可能和强迫性购买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出的异质性有关。如Yi[17]基于成瘾的情感-认知-执行互动模型发现，调查样本的传统强迫性购买行为能够被分离为高强迫-高冲动组、低强迫高冲动组和普通组3个不同组群。相比前两组，普通组的人群占比较大，且随着年龄发展，强迫性购买行为表现的更为稳定。Challet-Bouju等人[18]近期采用潜在类别分析进一步证实，传统强迫性购买在人群中至少存在3个不同的潜在类别，他们在购买动机、冲动性及强迫性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性。这些证据提示，在探讨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轨迹时，不能仅仅关注总体的发展趋势，还应考虑到发展轨迹在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传统强迫性购买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并且具有潜在异质性特征。考虑到网络强迫性购买与传统强迫性购买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可以猜想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可能也存在多种发展轨迹。为此，本研究拟对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进行从大一到大四为期4年的追踪研究。考虑到传统强迫性购买在群体中的异质性表现[17-18]，本研究假设网络强迫性购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发展轨迹可能也存在不同潜在特征，并通过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LGMM)进行建模分析。LGMM可以用来识别研究样本中各个亚群体的独特发展模式，其通过将潜在类别分析及潜在增长模型(LGCM)进行结合，能够准确地分辨不同潜在亚群之间在发展轨迹上的异质性[19]。

由于一些不良的传统文化理念及教养方式，儿童虐待问题在当代中国依然较为严重。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在童年期经历过身体虐待，五分之一经历过情感虐待，五分之二的大学生存在童年时期被父母忽视的经历[20]。作为儿童虐待的重要理论模型，Kellett的认知-行为模型[21]明确指出儿童期虐待经历与环境是个体成年后强迫性购买的重要预测因素，强迫性购买的发生与发展和儿童期虐待存在密切关联。实证研究也表明，儿童期虐待是大学生强迫性购买的一个独立风险因素，那些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强迫性购买行为[22]。同时，童年经历的虐待在决定强迫购物者的冲动特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23]。

尽管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儿童期虐待经历与个体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关系，但鉴于网络强迫性购买和传统强迫性购买之间紧密的联系[24]，可以推测儿童期虐待经历可能同样会对个体成年后的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造成不良影响。不仅如此，根据认知易感理论，儿童期虐待经历会促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负性认知结构，这使得其在成年后表现出情绪调节上的困难[25]。而网络强迫性购买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试图减少负面情绪的不适应行为[26]，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直接受到个体在儿童期虐待经历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推测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轨迹与其儿童期的虐待经历存在关联。

整体来看，现有关于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研究均是采用横断设计来考察其随年级的增长变化，这使得无法准确揭示其可能存在的多种发展轨迹。基于传统强迫性购买在发展轨迹上的多样性，其所具有的群体异质性特征，以及传统强迫性购买与网络强迫性购买之间的高度关联性[24]，本研究预期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可能也存在多种发展轨迹，并且儿童期虐待是这些发展轨迹的重要预测因素。为此，本研究采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基于大一到大四的连续追踪数据，以揭示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在大学期间的多种发展轨迹及儿童期虐待的预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来自南京市2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施测。总共854人参与本追踪研究，其中798人参与了全部批次的追踪调查，35人参与了其中3次调查，29人参与了其中4次调查，7人仅参与首次调查。经非参数检验，数据缺失被试(未完整参与全部批次追踪调查的71人)与数据完整被试(798人)在性别、首次调查时的年龄及4次测试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数据完整的798名被试中，男生230人(28.8%)，女生568人(71.2%)，首次测试年龄为16～23(18.37±0.63)岁。

1.2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追踪设计，数据每学年采集1次，共获取4批次的数据。首次数据采集时间为新生入学后的10月份，追踪测试安排在随后每年的10月份进行。被试在首次测试时会被详细告知测评目的，并知情同意。首次测试时，被试需要填写个人基本资料、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问卷，在随后的3次测试中只需要填写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问卷。

1.2.1 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问卷 采用曾欣红等人针对国内大学生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问卷[27]，共13个条目，包含网购强迫性冲动、网购强迫性行为和网购后的负面情绪3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分别为“1”表示“非常不符”、“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有些符合”、“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网络强迫性购买倾向越强。该量表被国内多项研究用于测量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水平，均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28-29]。对于首次测量的数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7，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问卷的拟合效果较好：χ2/df=2.470,RMSEA=0.044,TLI=0.984,CFI=0.991。

1.2.2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CTQ-SF) 采用赵幸福等人[30]修订的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共28个条目，包含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EA)、躯体虐待(physical abuse,PA)、性虐待(sexual abuse,SA)、情感忽视(emotional neglect,EN)和躯体忽视(physical neglect,PN)5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从1分的“从不”到5分的“总是”，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儿童期虐待水平越高。对于首次测量的数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问卷的拟合效果较好：χ2/df=3.657,RMSEA=0.053,TLI=0.956,CFI=0.974。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4.0和Mplus 8.0进行数据管理及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分两步进行：首先对不同潜在类别模型进行评估，分析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轨迹是否存在不同潜在类别。在LGMM的主要检验指标中，艾凯克信息标准(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BIC)的指数越小，表示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19]；Entropy指数为分类精确率，>0.7为最低标准，当Entropy指数大于0.8时，表示潜在类别的分类精确率大于90%。似然比检验指标(Lo-Mendell-Rubin,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值达到显著水平时(P<0.05)，表明模型K比模型K-1的方差解释率更高，模型的拟合更优[19]。其次通过构建包含儿童期虐待的线性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以考察不同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轨迹的影响。

2 结 果

2.1 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1结果显示，4个时间点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4次测量均值的变化显著(F=12.657,P<0.01)；多重比较显示，第1与第2次测量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P=0.093)，从第2次开始逐年升高且差异显著(P<0.05)，表明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总体呈从大一到大四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儿童期虐待与网络强迫性购买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r)

2.2 混合增长模型分析结果

2.2.1 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潜在类别结果 在LGMM中，对1～5种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轨迹的可能潜在类别分别进行模型拟合，各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2。

表2 不同类别的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模型拟合信息

在模型比较中，随着模型类别的增加，主要信息指标AIC和BIC逐步下降，从3类别模型到4类别模型时下降速度显著变缓。对于分类指标Entropy，虽然5类别模型值最高，但是和3类别模型差异不大。似然比检验指标LMR显示，3类别模型相比较于2类别模型的拟合度显著更优(0.002)，但4类别模型相比较于3类别模型的拟合度则差异不显著(0.223)，5类别模型相比较于4类别模型亦是如此(0.096)。因此，综合考虑主要信息指标及似然比检验指标，可以确定3类别模型为最佳模型。表3呈现了3类别模型3个潜在类别(Cl,C2,C3)的平均归属概率，可知各潜在类别中的样本归属到各类别的平均概率从98.8%到99.9%，表明3类别模型的分类结果是可信的。

表3 各潜在类别样本(行)的平均归属概率(列)

2.2.2 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在各潜在类别的发展轨迹 LGMM的拟合信息指数显示，3类别模型最优，提示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轨迹可以被区分为3个不同的潜在类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网络强迫性购买在3个潜在类别上的发展轨迹特征，并对不同组别分别进行描述性命名。LGMM提供了截距和斜率两个用来描述发展轨迹特征的因子，两者均由均值和方差两个参数进行测量。其中截距因子(I)的均值能够表征对应类别群体的平均初始状态，截距因子(I)的方差则描述了类别内个体间在特定时间点的离散程度；斜率因子(S)的均值描述了该类别在不同测量时间点间的平均变化率，斜率因子(S)的方差则表征了类别内个体间变化率的差异。

从表4可知，在C1组中，首次测试时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平均初始水平为38.666，斜率因子(S)表明网络强迫性购买在4次测试间呈上升趋势，增长速率为7.178；在C2组中，首次测试时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平均初始水平为35.789，斜率因子(S)不显著(P=0.217)，表明网络强迫性购买在4次测试间呈稳定趋势；在C3组中，首次测试时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平均初始水平为49.861，斜率因子(S)表明网络强迫性购买在4次测试间呈上升趋势，增长速率为4.265。综合截距因子(I)均值和斜率因子(I)均值的统计结果可知，3个类别间在初始水平及变化斜率上均有较大差异(见图1)，因此综合各个类别的初始水平及变化速率对其进行描述性命名。具体来讲，C1组和C2组均呈现出相对较低的初始水平，但变化趋势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中C1组呈上升趋势，C2组呈稳定趋势；C3组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初始水平，变化轨迹呈上升趋势。由此，分别将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3个潜在类别组进行命名：C1组为“低强迫-风险组”，样本占比34%，在4个测量时间点上呈现低网络强迫性购买初始水平的持续上升趋势；C2组为“低强迫-稳定组”，样本占比58%，在4个测量时间点上呈现低网络强迫性购买初始水平的持续稳定趋势；C3组为“高强迫-恶化组”，样本占比8%，在4个测量时间点上呈现高网络强迫性购买初始水平的上升趋势。

表4 各潜在类别的截距(I)及斜率(S)因子的均值及方差

图1 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轨迹

2.3 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趋势的预测作用

为了探究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轨迹的预测作用，构建包含儿童期虐待的线性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模型的分析见表5，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可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趋势2个风险亚组(低强迫-风险组和高强迫-恶化组)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可显著正向预测低强迫-稳定组的初始水平，对其发展速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表5 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趋势的预测作用

3 讨 论

3.1 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趋势

通过大学期间的连续4次追踪，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轨迹，这与以往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进行的横断调查结果一致[13]。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总体表现出恶化趋势的原因可能有：首先，从大一到到大四，随着学业及就业压力的增加，个体遭遇的负性情绪也随之增多。根据强迫性购买的认知行为模型[31]，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是触发个体强迫性购买的潜在因素。借助线上平台的便利性，个体更容易形成对在线购物的依赖，以获得情感补偿[32]，并最终进展为网络强迫性购买。其次，研究显示对手机等移动网络平台的问题性使用也是网络强迫性购买的重要风险因素[33]。对新入学的大学生，校园丰富的社团活动等占用了他们的课余时间，并鼓励个体建立积极的线下交流方式。而随着对校园生活的兴趣降低以及核心同伴关系的形成，大学生更倾向与借助手机平台维系朋辈关系或获取朋辈资讯。这使得他们逐渐形成对移动网络的问题性使用[34]，并潜在增加了可能浏览购物网站的机会，推动网络强迫性购买的持续发展。

当前结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示了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具有群体异质性特征。具体来说，根据初始水平以及发展趋势的不同，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发展轨迹可区分为低强迫-风险组、低强迫-稳定组及高强迫-恶化组3个不同亚群，这与在以往传统强迫性购买中发现的群体异质性特征一致[17-18]。低强迫-风险组和高强迫-恶化组均表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在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网络强迫性购买的整体上升趋势主要基于这两组人群推动。但两组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初始水平(即大一入学阶段)有明显的差异性，可能原因是：进入高强迫-恶化组的个体在中学阶段便已形成一定程度的网络强迫性购买习惯，并延续到大学阶段。与该观点一致，元分析研究显示，网络强迫性购买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检出率在5%以上[11]，提示一部分中学生在大学入学时已具有明显的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均在大学期间不断增加，近一半以上个体呈现出低初始水平及维持不变的稳定趋势(占比58%)，说明这部分学生受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影响较小。研究显示，同伴关系的发展是个体强迫性购买的保护性因素[35]。随着对大学生活的熟悉，多数大学生的朋友圈逐渐丰富，由恋人、朋友等构成的优质同伴关系使得这些学生能够借助亲密关系获得情感支持，一定程度的降低了自身负性情绪及压力对网络强迫性购买的推动作用。

上述发展轨迹及其异质性的结果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心理干预有一定的启发。低强迫-风险组和低强迫-稳定组的网络强迫性购买初始水平表现相似，这意味着在早期阶段很难通过横断数据对两组人群进行有效区分。为此高校心理相关机构针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筛查应该基于追踪随访数据，从新生入学阶段测量其网络强迫性购买水平。对于在随后的随访期内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的学生，应及早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宣讲教育或心理干预。此举有助于有效阻断低强迫-风险组学生的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继续进展，防止因线上过度购物而产生疚感和悔恨等不良情绪[2]及个人债务增加[3]等社会问题。对于高强迫-恶化组的学生，由于其在初始水平上与另外两组具有显著差异，因此高校相关机构可以通过入学阶段的心理筛查工作进行检出，并采取多种干预手段帮助其逐渐缓解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

3.2 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轨迹的影响

本追踪研究还考察了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发展轨迹的影响，发现儿童期经历的情感与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及躯体忽视均可正向预测三组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买的初始水平，并能够正向预测低强迫-风险组及高强迫-恶化组的发展速度。这一发现与以往针对传统强迫性购买的研究一致[22-23]。根据儿童虐待的认知-行为模型[20]，促使强迫性购买行为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购买前个体所经历的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紧张、无法控制的冲动。追踪研究表明，儿童期的虐待经历是个体成年后焦虑、抑郁等异常心理问题发展的重要预测因子[36-37]。这导致他们更频繁地承受不良情绪的困扰，并形成网络强迫性购买的不适应行为以试图减少负面情绪[26]。另一方面，儿童期的虐待和忽视会导致个体无法形成安全的依恋方式，这可能会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38]，其通过推动个体异常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等可能包含购物信息的线上平台[39]，潜在地增加了他们接触诱人商品广告的机会，从而引发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持续进展。儿童时期暴露在严重虐待的成长环境中也可借由对脑神经的不良塑造影响成年后的认知与行为模式。相关综述研究显示，儿童期不同类型的虐待经历均与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和眶额皮质的体积异常有关[40]。这些脑区被认为在决策和情绪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结构功能和连接的神经可塑性不良变化会导致个体成年后进行抑制控制、调节冲动行为和情绪的能力下降，进而成为网络强迫性购买行为得以进展的脑神经基础[41]。最后，童年期被忽视的经历也可促使个体在成年后倾向于认为拥有实物可以带来幸福。对于强迫性购买者，实物财产通过发展和维持个体功能失调的认知图式为其提供一种心理安全感[42]，并因此形成持续强迫购物的心理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