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文

（兰州工商学院外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101)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翻译继续肩负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光荣使命。翻译在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愈加重要，其内涵不断扩大，翻译已摆脱了以语言为中心单一功能的束缚，而被赋予更为宽泛的研究维度，如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历史等因素也会影响翻译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不对等意识形态和跨文化的再现和重构。国家形象是特定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国家行为与活动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心目中形成的印象和评价[1]。积极主动地塑造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国家形象定义看，勒菲弗尔(Lefevere)和巴斯奈特(Bassnett)等提出的操纵论是和国家形象建构翻译最具相关性的翻译理论。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并且“改写”就是一种“操纵”[2]。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1]。因此，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翻译操纵无处不在。

一、翻译与中国国家形象

（一）中国国家形象。近年来，国家形象研究已成为研究的焦点话题和方向。国际上，中国国家形象经历多个历史演变阶段，而翻译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且独特的角色，西方游记、传记、诗歌中的中国被描述成富饶优雅的国度，所以，早期历史上的中国家形象，由于东方主义的审美观在中国国家形象中的放大，中国国家形象是文明的形象，而非民族国家的形象，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定义。中国对西方呈现出来国家印象是碎片化的认知，是一种复杂、多元、繁华的社会镜像，这主要基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者是西方的哲学家、政治家、财富拥有者，此时的中国形象不具备大众化的概念。进入近现代，中国国家形象进入“自塑”和“他塑”的双重模式，而“自塑”和“他塑”之间存在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偏差，主要原因是不同受众、不同文化心理、不同政治心理，不同经济诉求和利益以及自身困境造成的。这种偏差背后的文化冲突被历史文本，特别是一些异域文本所描述，曾经带有东方神秘色彩、政治开明、经济富庶的国家形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封闭、陈旧、对西方极端不尊重的负面形象。

（二）“他塑”。长久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受制于西方强势话语，经常面临“有话讲”“说不出”和“说话没人信”的尴尬局面，中国“他塑”和“被描述”的国家形象往往失真。西方主流媒体利用其话语霸权在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夹杂自身的政治观念和偏见，不断污化，抹黑中国，对中国进行诋毁和抨击，给中国在海外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污名化从未停止，从18 世纪的“黄祸论”，到19 世纪的“东亚病夫”，再至现在的“红祸”，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再到当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形象已经被动地沦为西方中心论话语的工具，污化中国已成为国际话语体系的“主角”。

（三）“自塑”。扭转中国国家形象被动“他塑”的局面需要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变“他塑”为“自塑”。正如吴赟和王宁教授所指，中国的国家形象“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主动地建构”[3][4]。翻译作为人类跨越宗教、文化障碍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媒介，对于建构和发展国家和民族形象，促进不同文化互动交流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展示、塑造形象的话语建构行为，源语，源语文化在译入语，译入语文化中的形象变迁与翻译的关系息息相关。“自塑”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文化翻译和对外传播中存在的若干深层次问题，扎实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支撑，认真研究国外文化的话语体系、文化载体、文化符号，分析译介行为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理，切实厘清文化翻译中的种种影响因素，搞清楚国家形象在异质文化中的建构机制以及文化翻译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

长久以来，中国文化推介主要以“守势”为主，文化推介形式单一，所以中国国家的形象在西方民众的眼里一直停留在过去，而不是当代中国的形象。虽然自上世纪以来，中国通过翻译译介来建构国家形象，20 世纪80 年代，以《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为代表的政府组织的翻译活动，成为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但这些翻译作品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很小。20 世纪90 年代，西方有选择性地主动译介中国文学，但在意识形态壁垒依存的情况下，仍是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政治性和观光性阅读，西方译介通常选择符合或可能符合译者意识形态，偏爱批判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中国国家形象“他塑”和“自塑”的过程中发现，翻译确实发挥了狭义上语言转码和广义上文化再现和重构的双重作用。当翻译所涉及的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翻译常常会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实现意识形态赋予国家形象塑造的使命，这鲜明地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翻译活动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然而然会出现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删减、改写，这就是一种无形但真实存在的操纵，进而影响原作传达的真实意图和译本的可接受性。根据操纵论，翻译研究只单向分析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5]翻译活动必然会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因此，从翻译对国家形象建构所起的作用来看，不仅要看如何翻译，还要考量翻译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二、国家形象建构翻译策略

（一）“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变通翻译策略。异化策略在外译中的使用较为普遍，由于意识形态壁垒的存在，这种翻译策略会使用相应于作者所使用源语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内容，这个过程难免出现扭曲或误读原文内容的情况，进而损害作为国家利益的中国国家形象。同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还存在使外文减少“翻译味儿”的挑战，译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理解壁垒的存在，要注意对原文进行变通取舍，使译文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既要忠实原文，又要贴近英文表达方式，两者之间保持一定平衡。因此，外译中国特色话语须立足自我与他者的双重需求，既能传播自我话语又能满足他者文化的翻译行为，才能与他者文化进行合作互动，也是西方媒体歪曲和污名化中国的大环境下，纠正西方公众对华偏见的一种方式。

（二）与时俱进的翻译策略。核心理念的翻译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于一些过时、不准确、引起负面影响的翻译要进行改进，甚至摈弃。国家政治话语中常出现“科学”这个词，它一般被直译成“science”(英文中“科学”的名词)或是“scientific”(英文中“科学”的形容词)。但在英文中，“science”这个词是指自然科学，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科学”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大调整，是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型到一个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协同发展战略，但若译作“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就难以精准表达这一战略的真正含义。因此，国家形象建构翻译不仅要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而且还要考虑翻译活动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也就是译文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问题。

（三）俗语翻译在不同语境下出现语义转换，避免硬译产生歧义甚至负面含义。如，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外媒的翻译如下：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 are equal to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南华早报》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as good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纽约时报》

可以看出，外媒的译法均保留了中文里“比喻”的修辞手法，源语中“绿”和“青”没有在目标语中得以等值语义转换，而且外媒的翻译都是维系自我意识形态的地位。中国官方的翻译是“ We must realize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assets”，而青山绿水用“lucidwatersandlushmountains”更能凸显“绿”和“青”的含义。

2.“搭便车”“搭顺风车”。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重要演讲，提到“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后来在不同的涉外演讲中用过好几次类似说法，如“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这里有个背景，奥巴马政府曾说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搭了顺风车”，管中国人叫“free-rider”。而此处习近平总书记是用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的顺风车来反驳他，欢迎发展中国家借助中国发展的势头实现自己的发展。但在翻译中，不能把“搭便车”“搭顺风车”翻译成free ride，可以翻译为“We welcome other countries to get aboard the fast train of China’s development”。以上两例充分体现了源语意识形态在目标语意识形态中的改造和再创作，以及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四）考虑受众接受程度。十九大报告中有一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核心的翻译在于这个“富”字如何理解，是机械地理解为“有钱了、成为富人了”，还是理解为“繁荣了、富强了”？第一种是一种悖论，因为中国发展了，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美国千方百计搞掉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地位，认为中国是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但我们不承认这种说法，因为我们中国还有十亿低收入人口。所以改用prosperous，意思是“繁荣了”，growing strength，外界更容易接受。

（五）英语典故多使用形象比喻，增加受众共鸣。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美国第16 任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到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国外文局借鉴了该结构并翻译为“Development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这句话的翻译借用西方典故和话语模式传达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塑造了中国在异质文化中的形象，译语文本真实、有效地传达了原作的意图，语后传播效果对于国家形象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不良意识形态也有所改变，这也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双向互动的关键所在。

从上述案例看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力，而翻译就是不同形式意识形态共同作用和操纵的产物，翻译中的各种编译，删减，变通、改写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源语中的意识形态在目的语意识形态中得以融合，但同时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翻译活动，生产新的意识形态以此来达到改变原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充分说明翻译活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结语

国家形象塑造的对外翻译常常要受到赞助人，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复合叠加的影响，即意识形态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操纵和支配翻译活动的进行。但同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因为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话语的双向互动，故翻译活动也会反作用于意识形态的，会产生促进提升或破坏国家形象的效果，这种新意识形态的生成对国家形象建构产生的影响力也是必须要反思和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