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 王宇航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新形态。现代化的新征程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世界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自然灾害、健康危机和技术变革等多个领域的风险对个人、组织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22年1月17日第2版。。同时,风险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不断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中,进一步加深了不同风险因素之间以及风险和不同情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交互叠加性,风险的“蝴蝶效应”(2)Ian Goldin and Mike Mariathasan, 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9-35.和“社会放大效应”(3)[英]克里姆斯基、[英]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99页。日益加剧。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危机、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要始终保持风险意识。发展和安全在短期看呈现内在矛盾性,这是因为它们涉及不同的目标和优先级。经济社会发展通常追求的是增长和繁荣,以提高生活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然而,这种追求可能导致与公共卫生、集体安全和社会公平有关的一系列危机。与此同时,安全是个多维度的概念,依赖于风险治理来识别、评估和减轻各种风险源的影响,以维护人类健康、政治稳定和环境可持续性。风险治理往往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预防和管控措施,这可能会限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这种内在矛盾性在短期内会变得尤为显著,政府和社会常常面临需在促进经济和管控风险之间做出权衡的困境。但风险治理和经济发展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概念。有效的风险治理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可持续的基础,减少潜在的损失和不确定性;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来应对风险。因此,风险领域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并非要营造一个完全规避风险的内外环境,而是要在功能上不断增强抵御能力和发展能力,将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以发展为安全提供保障,构建具备风险韧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

有关韧性的文献较早见于Holling对生态系统中不确定性、突变和更新周期进行的动态观察。(4)Crawford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in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Vol.4,No.1(1973), pp.1-23.此后,Berkes和Ross指出,韧性治理指的是在灾后推动社会系统恢复或还原到冲击前的态势。(5)Fikret Berkes and Helen Ross,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in Society &Natural Resources, Vol. 26(2013), pp.5-20.这种理念与经济学中以自我恢复为核心的均衡理论密切相关,强调系统通过分析新兴趋势中的关键风险以适应变化并迅速在灾难后恢复和进化的能力。(6)Ron Martin and Peter Sunley,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15,No.1(2015), pp.1-42.此外,Kendra等提出,韧性治理的关键在于做好灾害后的抗逆测试,确保经济社会体系维持运转。(7)James Kendra,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 a Framework for an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Model of Disaster,” in Natural Hazards Review, Vol.22,No.4(2021), Article 04021049.以上有关恢复力、适应力和抗逆力的观点构成了韧性的基本要素,但这些分析都假设风险冲击在前、韧性作用在后,从时序上将风险与韧性进行了分离。这是因为传统韧性框架专注于在冲击发生后的抵御、适应、恢复,是损失之后寻求复苏的被动反应。然而,复杂嬗变的现代风险正从事源性冲击向过程性冲击转向(8)Trenton Williams,et al.,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 Fus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Research Streams,”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11,No.2(2017), pp.733-769.。过程性风险的周期性和持续性都很强,很难用传统的二分法对风险治理和经济韧性进行分别分析。例如,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现代风险的典型代表,基于传统二分框架的风险治理和韧性构建无法解决经济发展和健康安全的内在矛盾性,进而造成危机应对中政策判断的困境:一方面,不能为了风险治理而选择社会长期“暂停”、等待疫情从世界上彻底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风险治理疫情暴发有可能导致资源挤兑,风险冲击将不断摧毁来之不易的短暂复苏,难以持续有效地建立有韧性的社会。

因此,推动实现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相耦合、加快构建面向现代化的风险韧性,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行动指南。但在现有文献中,对于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耦合性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对细分经济要素市场的异质性分析仍有不足。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准确研判风险与经济的耦合实质,更能够从实践上总结应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科学经验,为风险韧性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亚欧非等多个大陆,是世界经济互联互通的关键区域,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之间具有较强的多样性,面对疫情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模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将为不同类型国家的政策实践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风险韧性的研究框架,以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风险分析的代表对象,通过耦合分析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从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会情境的四象限模型,识别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关联,以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为全球韧性治理拓展新视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从“非典”危机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公共卫生事件构成了全球风险分析视域中的典型案例。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间,伴随着对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冲击,新冠疫情对韧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了重大考验。接触密集的经济活动和感染病例的持续攀升有可能呈现关联效应,公共政策的左右摇摆会加剧就业、金融市场、公共债务甚至经济社会系统崩溃的风险。流动性(mobility)被视为疫情背景下桥连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关键中介。(9)Angkana Lekagul,et al.,“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andemic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Achievement,” in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Vol.18,No.1(2022), pp.1-10.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流动性一直以来深刻改变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10)[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35页。,塑造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轮廓,奠定了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核心动力。但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的流动性与病毒的传播途径密切相关,是风险治理的首要干预点(11)Akihiro Nishi,et al., “Network Interventions for Manag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ustaining Economy,”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 Vol.117,No.48(2020), pp.30285-30294.。因此,流动性的桥连作用构成了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耦合风险治理和经济韧性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具体来说,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以居家隔离、流行病学调查、禁止聚集为代表的非药物干预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可以迅速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减少和延迟病毒扩散。然而,这些举措在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对人的流动性带来了巨大限制。失去有生产和消费能力的人的流动性对经济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在需求侧,居民消费的断崖式下跌造成了经济的下滑压力,下游购买力的缺失将对经济全局产生结构性冲击(12)陈诗一、郭俊杰:《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分析:长期视角与短期应对》,《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年第8期。;在供给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企业运营成本高企、营业收入减少、物流保障丧失等问题将引致制造业萎靡,产能缺口和投资萎缩可能引起生产链阶段性休克(13)张鹏杨、唐宜红:《新冠疫情、国内供应链冲击与省域经济发展》,《财经论丛》2022年第9期。。面对持续的经济压力,重新开放(reopening)是政策制定者、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必然选择(14)David Baqaee,et al., “Reopening Scenarios,” i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0), Working Paper 27244.。然而,迫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的重新开放在带来流动性复苏的同时又激活了病毒的传播途径。如果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卫生健康举措作为支撑,经济恢复增长往往会伴随着感染人数的持续增加(15)Maria Nicola,et al., “Th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OVID-19): A Review,”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gery (London, England), Vol.78(2020), pp.185-193.。因此,经济的增长和危机的扩散具有较强的理论相关性和数据同步性。

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相耦合是破解流动性桥连中危机扩散与经济增长同步效应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同时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双重目标。当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无法实现有效耦合时,公共政策就会陷入两难:如果应对风险的举措带来了难以接受的经济社会成本,重新开放就会成为政策制定的必然选择;如果重新开放导致的重症和死亡人数显著增加,以流动性限制为核心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又会在政策议程中重新占据重要地位(16)Florian Dorn,et al.,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Health Protection and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Scenario Calculations of COVID-19 Containment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24,No.1(2022), pp.67-74.。耦合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健康和经济复苏的双重目标,难以耦合往往伴随着政策反复和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群体恐慌、决策偏差与制度失灵。不同于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冲击,公共卫生事件的直接作用客体是人类行动者,无法耦合带来的经济风险将首先体现在对以人为核心的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上(17)蔡昉、张丹丹、刘雅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在经济要素部门中,劳动力市场构成了新冠疫情的首要风险吸收系统(18)Ortwin Renn, Risk Governance: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in a Complex World, London: Earthscan,2008, p.69.。感染患病、居家隔离等任一因素都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直接且显著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是:

H1:疫情背景下的流动性困境逼促经济系统和风险系统产生同步关联,自然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危机持续扩散,严格管控风险又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的后果。

H2:风险治理和经济韧性难以耦合的国家不得不在以疫情扩散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牺牲经济增长的疫情严控模式之间不断调整。

H3:劳动力市场是耦合风险治理和经济韧性的先行要素,危机与复苏有可能会首先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中。

(二)研究样本

根据地理位置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南欧、大洋洲和非洲等九大“地理—经济带”。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每个“地理—经济带”中选取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国家,组成了20个样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发达经济体有8个,分别为韩国(Republic of Korea, ROK)、葡萄牙(Portugal)、塞浦路斯(Cyprus)、土耳其(Türkiye)、希腊(Greece)、新加坡(Singapore)、新西兰(New Zealand)和意大利(Italy);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有12个,分别为阿塞拜疆(Azerbaijan)、俄罗斯(Russia)、格鲁吉亚(Georgia)、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罗马尼亚(Romania)、南非(South Africa)、塞尔维亚(Serbia)、乌克兰(Ukraine)、匈牙利(Hungary)、印度(India)、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和中国(China)。

(三)研究方法

为了比较和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本研究对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GPCA)。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需要首先构建时序全局数据表,该表是一组按时间过程排放的面板数据表,用公式表示为:

K={X_t∈R_(n×p),t=1,2,3,…,T}

(1)

GPCA既能够像主成分分析一样在降维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原始信息,还能够通过寻求统一的简化子空间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公共因子,并提取立体表的核心信息,以实现系统分析的整体性和可比性(19)乔峰、姚俭:《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在经济发展动态描绘中的应用》,《数理统计与管理》2003年第2期。。通过对样本国家四个季度标准化后的经济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同时观察相关性矩阵是否有共同因素存在,以判断是否适合进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进一步按照特征值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提取主成分构建经济尺度的指标。作为常用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特征值大于1和特征值碎石图拐点分别被用于进行总体分析和要素市场分析。在总体分析中,将两个主成分加权计算综合得分,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指数。在要素市场分析中,以劳动力要素复苏指数和资本要素复苏指数作为耦合模型的主要关注对象。

其后,通过耦合分析(coupling analysis)将风险治理和经济韧性整合到同一研究框架中,风险治理和经济韧性的解耦或耦合关系以给定时间段内的经济复苏速度和风险治理效度的比来表示,其公式为:

D=ΔERI/ΔNC

(2)

其中,ΔERI(Δeconomic recovery index)为经济复苏指数,代表经济复苏速度(正相关),ΔNC(Δnewly-reported cases)为相对新增病例数,用以表征风险治理效度(负相关)。根据经济复苏速度和风险治理效度的正负性可以得到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正耦合(经济复苏速度>0、风险治理效度>0)、正解耦(经济复苏速度>0、风险治理效度<0)、负解耦(经济复苏速度<0、风险治理效度>0)、负耦合(经济复苏速度<0、风险治理效度<0)四种逻辑关系(20)Petri Tapio,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in Transport Policy, Vol.12,No.2(2005), pp.137-151.,分别代表引领情境、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的二维四象限。引领情境是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高度耦合的社会情境,这种情境下公共卫生应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和管理体系高效运转,推动国家经济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实现有韧性的复苏。惯性情境和停滞情境是两种解耦情境,是疫情治理与经济复苏中的次优选择。惯性情境意味着极力弱化由疫情引起的限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虽然经济保有一定的增量,却引起了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行;停滞情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疫情大流行下全力扑灭疫情燃点,但是为之所采取的社会政策却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平衡和发展。作为负耦合关系的失衡情境代表了风险治理与韧性构建的双重失败,在这种情境下危机的扩散和经济的停滞会同时出现。

(四)研究数据

作为一个回顾性的研究,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新冠疫情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考虑到病毒的超强破坏力和巨大冲击力,疫情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采取行动的首要外部环境和关键着眼点。2020年,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具有相对同质性的疫情初次冲击,各国政府陆续采取了大规模政策和干预措施,研究人员也能够获取较为全面和一致的数据集,这种相似性提供了更合理的跨国可比性。而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国家的数据收集方法和标准可能发生变化,所面临的不同毒株的病毒传播能力也不尽相同,导致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降低。因此,本文基于2020年的经济与疫情数据,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构建经济复苏指数,并利用耦合分析构建四分类模型,基于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耦合性进行实证检验。

在经济尺度上,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劳动参与率、采购经理人指数、失业率等九个核心经济指标,对数据同比增长率进行GPCA分析构建经济复苏指数。这些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数据基期相同。在风险尺度上,相对新增病例数指的是不同国家每百万人新增确诊病例人数和全球每百万人新增人数的差值,这是一种可被用于进行跨国比较的疫情指标(21)Zohar Barnett-Itzhaki and Adi Levi, “Effects of Chronic Exposure to Ambient Air Pollutants on COVID-19 Morbidity and Mortality-A Lesson from OECD Countries,” 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Vol.195(2021), Article 110723.,数据来自WHO数据库。

三、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耦合关联及其时序演变的实证检验

本文对样本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得到KMO值为0.739,同时观察到相关性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GPCA。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本文首先提取了经济指标的两个主成分。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67.66%,能够解释所使用的指标的大部分数据信息。综合得分表明,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一季度经济复苏指数排前三名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塞尔维亚,分别为208.45、142.32、134.75;第二季度排前三名的国家是新西兰、韩国、中国,分别为6.93、3.39、-0.17;第三季度排前三名的国家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中国,分别为103.23、72.42、69.65;第四季度排前三名的国家是土耳其、中国、韩国,分别为101.25、99.43、56.40。

总的来看,东北亚、东南亚“地理—经济带”表现出显著的复苏潜力,而西亚、中东欧和非洲“地理—经济带”的复苏较为疲弱。尽管很多国家努力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但复苏的速度和持续性差别很大。东北亚和东南亚“地理—经济带”现行体制和社会基础设施更有利于通过动员体系实现跨部门协同、维护多种政策工具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经济的增长更有可能迅速得以实现并保持稳健。但是在某些部门协同成本较高的治理体系中,政府将面临更高的门槛来防控疫情和拉动经济。如罗马尼亚、阿塞拜疆等国要求卫生和经济系统对未来的挫折做好准备,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国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政策剧烈波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反弹都缺少稳定性。此外,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在地理区位上相对独立的国家,在疫情早期具有隔离全球疫情扩散的天然优势,更易于实现区域经济复苏。

以经济复苏指数为横坐标、以相对新增病例数(每百万人)为纵坐标,耦合分析结果呈现的四分类模型如图1所示。图中a—d分别代表了“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在当年第1—4季度的社会情境,图中气泡大小体现了样本国家在该季度新增病例的绝对人数。根据样本国家在四个季度的风险治理与经济复苏的耦合情况,可以分为耦合型和非耦合型两类。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类型学分析

研究发现,第一,耦合型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北亚、东南亚“地理—经济带”的国家在当年最早受到风险冲击,但能较快进入引领情境。在第一季度,韩国、新加坡等国步入了惯性情境;面临着疫情防控巨大压力,中国也跌入了停滞情境。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和疫情扩散程度最早显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同步性。在第二季度,全球疫情大流行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印度、乌克兰、希腊等国进入了停滞情境,经济社会面临“停摆”的危险;罗马尼亚、意大利、南非等国的情况更加严峻,跌入了经济负增长且疫情迅速蔓延的失衡情境。第三季度的结果显示复苏正在进行。但仍处于失衡情境的印度、罗马尼亚、南非等国反映出风险治理与韧性构建的耦合度依然较低、经济增速和疫情扩散的同步性依然非常明显。第四季度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处于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失衡情境的国家数量居高不下。这些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即流动性困境逼促经济系统和疫情系统呈现出同步性。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维持住了引领情境,他们具有较强的跨部门组织能力,善于积极转换发展模式,以公共意志设定决策目标,在较短时间内调动起政府和社会的集体行动力量,促进风险治理与韧性构建高效耦合,进而实现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

第二,非耦合型国家囊括了匈牙利、塞浦路斯、俄罗斯等中亚、西亚、中东欧、非洲“地理—经济带”的大部分国家,他们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长期处于惯性情境或停滞情境,如土耳其在当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高达5.9%,而伴随着的是新增确诊人数突破100万人;匈牙利和塞浦路斯为防控疫情而实施的封锁政策使得GDP长期停滞在-5%以下,进出口的表现更不乐观。这些国家的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程度低,当无法实现风险治理和经济复苏的双重目标时,他们只能在单一维度做出有效努力,如土耳其通过延期纳税和补贴贷款向企业提供大量直接支持,还出台了流动资金补贴贷款政策向贫困家庭和受影响的个人提供财政支持,而匈牙利在第一季度、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多次出台法令,不断收紧防疫举措,对商业经营、文化娱乐及民众出行等进行限制,全力避免疫情持续蔓延。值得注意的是,失衡情境代表的是由于疫情更加严重而引致的经济社会“停摆”现象,如印度经济在第三季度依然负增长的同时,新增确诊病例人数已高达567万例。这种情境的产生在逻辑上也是以经济增长和疫情蔓延的同步性为基础,当以疫情传播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或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疫情严控模式不可持续时,就会造成失衡情境的严重后果。

第三,根据疫情扩散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形势,非耦合型国家往往会在惯性情境和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之间频繁转变。在病毒极具破坏力的早期阶段,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健康风险或经济停滞的严重威胁,极少有国家能够一直维持放任疫情不断扩散的惯性情境或者经济长期“停摆”的停滞情境。不同的情境模式可能是由于遵从了相异的疫情治理策略。一种模式强调的是以疫情抑制(pandemic suppression)策略为指导(22)Patrick Walker, et al, “The Impact of COVID-19 and Strategies for Mitigation and Suppression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 Science, Vol.369,No.6502(2020), pp.413-422.,通过积极发现并管理病例、追踪和隔离密切接触者、严格口罩佩戴要求、控制人口流动,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阻断病毒传播和扩散;另一种模式遵从的是疫情缓解(pandemic mitigation)策略的指导,重在对重症病例的发现、隔离和治疗,采取有条件的隔离和护理政策,以期降低、推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峰值(23)雷晓康、汪静:《基于社会动员的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体系构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很多国家在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间的迁移能够更明显地体现出所遵从的模式策略的变化。葡萄牙从惯性情境跌入失衡情境难以反弹,GDP增长率一度跌破-5%、进出口增长率跌破-10%;塞浦路斯经历了从惯性情境到停滞情境、再到失衡情境的变动;希腊在惯性情境和停滞情境间摇摆;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情况也表明,引领情境并非一蹴而就且长期稳定。防疫和复苏的二元悖逆使得经济和健康政策陷入困境。来自公众的压力让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只顾健康或只顾经济指标,接踵而至的阶段性“封城”、“解封”、再“封城”的政策亦是对上述悖逆的显著例证。这验证了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即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难以耦合的国家无法保持长期稳态。

四、要素市场的异质性分析

以GPCA特征值拐点为标准,本文在研究风险治理与细分经济要素的耦合性时进一步提取了主成分。分析表明,第一主成分是一个总体性的经济指标,能够反映总体的宏观经济复苏情况,因此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总量复苏指数(aggregate recovery index, ARI);第二主成分主要体现了以劳动参与率、失业率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情况,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劳动力要素复苏指数(labor recovery index, LRI);第三主成分主要体现了以资本形成总额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经济情况,因此将第三主成分命名为资本要素复苏指数(capital recovery index, CRI)(24)刘晓星等:《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测度——基于系统性风险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劳动力和资本是关键的经济要素,因此在要素市场分析中,本文以劳动力要素复苏指数和资本要素复苏指数作为耦合模型的关注对象,图2呈现了相关结果,a1—d1、a2—d2分别代表了“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在2020年第1—4季度劳动力复苏和资本复苏分别与风险治理的耦合情况。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分析

结果表明,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先导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危机的前端风险,有70%的国家在第一季度就坠入了劳动力市场的惯性情境、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在疫情暴发之初,土耳其、新加坡等国,其经济尚能维持正增长,但冲击已经深刻影响到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中。新冠疫情所引致的经济危机首先作用到人口上,因此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更为迅速。例如,在第一季度,格鲁吉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国在总量经济上看仍处于引领情境,但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已经跌入停滞情境。相对于更为综合的经济全局来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反应体现了一定的预示作用。劳动力与疫情扩散的同步性将蔓延到其他消费、资本、外贸等经济部门,对宏观经济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先导性复苏是实现风险治理与韧性构建耦合的重要支撑,76%的国家在经济复苏指数转正前就实现了劳动力要素指数的复苏,如希腊和格鲁吉亚等国的劳动力市场于第二季度就步入了引领情境,劳动力市场的率先复苏对经济产生提振作用,并推动宏观经济在第三季度整体走向引领情境。还有部分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塞浦路斯等,他们在总体上处于失衡情境或停滞情境,但依然维持劳动力的惯性情境或引领情境。劳动力指标与民生紧密相关,劳动力的引领情境既是经济复苏的引擎又是抵御大萧条的底线。上述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是由于各国积极采取灵活用工、提高失业保险待遇等政策,优先把劳动力市场作为风险韧性治理的重要对象。先导性危机和先导性复苏共同说明了大流行下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地位,劳动力市场是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高度耦合的重要预测因子。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总量指标在当年第二季度已经迈向了引领情境,但其劳动力市场还停留在停滞情境。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密度大、疫情发生早,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冲击更为持久,因此短期内一时难以恢复。也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25)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故不能在复杂系统内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总量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

第三,资本对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具有协同作用。由于全球疫情的加剧会对国内经济产生“倒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是否能够带动经济全面复苏还取决于多方面因素。耦合度较高国家的总量和要素复苏指数显示,经济的全面复苏还依赖于资本的投入,如希腊在第三季度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在10%以上。在更具体的分析中,研究发现投资中的数字经济比重明显提升,数字治理格局进一步优化(26)张蕴洁等:《中美欧国际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及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10期。。数字流动性在疫情背景下形成了对人的流动性的有益补充,是经济复苏的关键牵引。数字经济产业链条明晰、物理空间相对分离,有益于在复工复产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许多国家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健全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经济结构,为经济复苏注入了驱动力。综合上述结论,可以对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进行补充:劳动力市场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具有先导性,稳定和恢复劳动力市场往往是大流行下的优先政策取向,数字经济的提振作用对耦合性的实现具有协同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方略,在学界讨论中居于重要位置。本文提出了一个风险韧性的评估框架,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测算经济复苏指数,并构建耦合分析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回顾性的实证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被归为引领情境、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四种类型,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相耦合是破解疫情扩散与经济增长同步性问题的治理方式。类型学分析表明,以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耦合型国家最早受到风险冲击,但能快速通过转换发展模式促进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高效耦合,统筹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匈牙利、塞浦路斯、俄罗斯等为代表的非耦合型国家难以长期维持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仅能满足疫情防控或经济复苏的单一目标,政策反复进一步导致了惯性情境、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的动荡变化。要素市场分析发现,劳动力复苏指数构成了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耦合性的先行指标,兼具先导性危机和先导性复苏的特征,资本投入对增强耦合性具有协同作用。由此,明确风险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权衡两者的动态平衡,在防范健康风险的同时减少经济损失,推动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双重目标。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治理体系,深化部门协作,健全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机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机制是推动社会发展回归正常轨道、实现发展与安全双重目标的重要路径。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当根据病毒的危害性设定清晰和稳健的政策目标,在公共健康和经济复苏之间取得平衡;建立健全议事协调机构,制定实施跨部门政策,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互嵌体系,以制度优势增强协同能力;推广信息共享和协作平台,破除“数据孤岛”和“信息烟囱”,确保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畅传递;加强健康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健全疫情监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凝聚全社会合力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社会政策,在做好风险治理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复苏;不断总结来之不易的重要经验,常态化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第二,坚持就业优先,拓宽就业渠道,激活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动能。复苏劳动力市场、保持就业稳定是实现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相耦合的切入点,调控政策应当把劳动力市场作为首要发力点。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以劳动力市场的稳定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防范经济危机向其他要素部门延展和传播;综合采取多维举措激活劳动力市场,实施灵活用工政策、开展工资保障计划、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促进劳动力市场稳中有进、先行复苏;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链管理,打通用工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复工达产,畅通经济循环;加强对重点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短期帮扶,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贫困地区劳动力和收入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通过转移支付、就业扶助等政策手段提高其福利水平和获得感。

第三,发挥数字优势,加强宏观对冲,强化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效果。面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流动性困境,应当着力激活数字流动性,促进普惠性与精准性经济举措协同,增强经济韧性。要健全数字基础设施,营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依托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社会;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耦合的效果释放到全要素市场,努力化危为机、实现疫后跨越发展;加强跨周期调节,平抑短期经济波动,有效应对不确定因素,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强国际合作,实现线上线下业务融合,搭建“一带一路”商贸物流的绿色通道,为全球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第四,总结多元经验,传播治理共识,为破解世界性难题提供兼容并蓄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全球化4.0时代的国际合作新平台,辐射了当今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贡献了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治理范式、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偏好的国家合作走出疫情困境的新奇迹。要凝聚有关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相耦合、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过程中的共识经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推广宣传抗疫斗争的重要成果,讲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健康故事,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研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建构的短期策略及长期路径,提供有益于全球治理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

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模式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双重目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研究有待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因果分析,为疫情大流行下的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构建提供启示。未来的研究可以构建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并选取代表性国家和多种风险情境作更加细致的案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