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德，姚 涵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88）

晚清时期，国力衰弱、政治动荡，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所处时代的文化传播效应和民族复兴道路，当时的外国报刊、书籍和文学作品都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大量报刊译文书籍得以表达其思想观念、价值观点和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洋化”时代下的产物，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落后的中国，报刊是开启民智的重要利器，晚清报刊在西学传播和中学传承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近代化启蒙、变革与转型，为我国近现代传媒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晚清时期的主要报刊

（一）传教士刊物

19世纪传教士引进了西方的办报形式，在中国境内创办了中外两种期刊。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了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了最早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它是西方早期学习中国最重要的刊物。“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让各国传教士获得正式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1］沿海到内地诸多城市中随处可见传教士的身影。“教会团体随着外国侵略势力涌入中国，到道光末年，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共有140人，单就1860年至1890年，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期刊就有76种，其中宗教性质的有40种，文化性质的有36种。”［2］其中《万国公报》和《申报》最为出名。

（二）维新派刊物

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人士开始跻身报业行列，该时期维新派积极宣传变法思想，报刊得以面向广大国民传播新知、启蒙民众、主导舆论、针砭时弊。早期维新派著名的办报人王韬创办了大量报刊如知名的《循环日报》，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与制度。1895年维新派创办报刊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动和宣传维新运动，报刊主要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1896年维新运动已达高潮阶段，报刊中心为上海、天津、长沙，报刊主要有《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湘报》等。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名声最盛、影响最大的报纸，标志着维新派报刊时代的开启。

二、晚清报刊译介的特点及策略

（一）晚清报刊的基本特点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将报刊译介定义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以文字、符号或图像为主要载体所传播和流传而形成的一种翻译形式。特点如下：一是翻译效果受刊目和篇幅的限制，使读者对于文字信息的需求大于印刊目的本身；二是翻译范围广泛、内容复杂多样，这充分满足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信息需求与阅读兴趣；三是刊物中文字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及表现形式都能在文章中以文本为载体进行呈现，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

（二）报刊文体的策略倾向

第一，关注报刊的可读性。报刊文体具有纪实性的特点，晚清报刊译者多数做到了以译文可读性为前提，将语言特色及文化背景纳入考虑范畴之内，重视内容和意义之间是否相互对应、连贯衔接，文章表达如何朗顺生动且富有内涵，这一点可以从《申报》中得到体现。《申报》是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基础上产生的，笔者大都为具有秀才或举人功名的江浙文士，思想较之内陆知识分子要开明得多，报刊内容多宽泛民间化且文理不求高深，收获了大量市民读者群。晚清报刊译介中运用了大量的西方文体，例如《大中华》主要是通过了解日本文化并将日本语言风格与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相结合来达到传播知识、传递信息等目的。

第二，重视译文的文学性。“中国文学有自身的审美传统、独特的言说方式和创评系统，尤其语言的洁净典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之一”。［3］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对独特鲜明的语言节奏与古风意蕴钟爱有加，文学性报刊多集中群体审美需求进行调整改版，并附有文学评论及文学理论，译文通常尊重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对文学性强的源语言进行直译和异化处理，以保留原文的风格特点和读者的阅读体验。月刊《瀛寰琐记》为近代第一份通俗性文艺类期刊，篇幅短小、内容精炼，采用传统文化元素写作方式将诗词与文学知识相结合，为中国的近代文学和古代文艺类杂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再从语言美感的角度来看，“汉语结构的连续性强，更讲究平面审美，形成散焦的特点；英语结构的界限性与层次感强，更讲究立体审美，形成聚焦的特点”［4］。例如，外文报刊《中国丛报》内容以介绍中国国情为主，也含有时事报道与评论性文章，译文多连续使用简单句不致行文纠葛，以增强事件叙述层次。

第三，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译者的知识储备与翻译取向、译作的风格与水平等。“一般说来，各类新闻报刊体裁的作品都以提供‘事实’或‘消息’为目的，避免使用带来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5］。晚清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致力于救国图强、振兴中华，涌现大量政论报刊如《知新报》《国闻报》《湘报》和与传教士报刊同名的《万国公报》等，均为实现救世理想、宣传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爱国情怀。这些报刊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晚清社会所特有的印迹，是彼时中国积极探索革故鼎新的缩影。

基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人“思维对象指向自我而非自然，指向主体的内在意识而非客体的外在事物，不求空间之探索、不易接受新事物，促使中国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6］。晚清知识分子翻译时带有强势的我族文化优异心态，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林纾就是典型代表，他推崇古文，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坚持本民族文化立场，以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吸纳并推介西方先进文化的养分。因不懂外语，林纾前期有时的误译、漏译深受学者诟病，他后期谦虚谨慎，用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审视解读中西文化交流。晚清翻译家在翻译西学作品时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纲五常”“四礼”为标杆，力求将这些作品传达出的道德观念与儒家的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相符合。《中国报》是清末至民国的一本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杂志，收录了大量的西方经典作品，译文反映着西方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与儒家思想文化内涵之间的相融相通和相互渗透。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西学引进主要集中在器物与科技层面；甲午战争之后，学者开始思考精神层面的转变，清末的翻译文学就体现了文人趋于主动的文化姿态，在被迫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认识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虽然儒家道德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潮中仍占主流，翻译家在竭力维护传统思想地位之时，也并不排斥吸收外国先进思想，力图在中外两种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之间寻求共鸣。

三、晚清报刊的现代性话语

（一）历史革新化之报刊推动文学创作

近代文学报刊促进了中国文学语言风格的转型，在这种新思潮文化背景下，沈周、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文以载道，行天下”的思想观念，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批判和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小说和现代文体等文学作品的翻译。“晚清以降，文言书面语的坚固堡垒逐渐瓦解，文学由雅转俗的趋向已不可阻挡，为适应阅读对象的市民转向，报刊的语言书写形式也做出相应调整”［7］。本着传播为导向的原则，报刊的变革给文学带来的是文体的变革，翻译就是要为读者架起一个“接受”和“理解”的桥梁，推动传统文学由文言转向白话，使人们对现代性文化有了新的认识，给当时读者带来了新奇的阅读体验。随着报刊流向大众与读者群体日益壮大，读报人的阅读内容更加多元化，改变了儒家典籍影响下的传统思维和价值体系。

文学翻译也将由传统意义中的抽象化和概括性转变为通俗化和具体性，这种转变的影响推动了五四以后的散文写作，成为文学语言在现代语境下得以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因素。“闻言传统士人视为雅言的诗文中，梁启超文体革命的目标是‘革其精神’，看重诗文作品的‘新意境’，而提倡‘新语句’”［8］，新文体诠释了全新的时代主题，是传统文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新的舆论空间与文化张力。

（二）国家权益观之教会报刊传播西学

第一，传教士的办报宗旨。受其政治文化属性的限制，西方传教士这个特殊群体创办的教会报刊具有相应的主观色彩，报刊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有待商榷。尽管传教士有向中国使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倾向，诸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介绍的天文知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的西方近代科学成就，但传教的根本使命是根深蒂固的，教会报刊的政治立场往往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宣传工具。

第二，教会报刊的传播影响。起初，在清朝的闭关锁国和“重文轻武”“以书治学”等政策影响下，教会报刊是学习西学的直接来源。19世纪盛行一时的《万国公报》曾大量篇幅译载有关西方各国政经文化的文章，只是在“夷夏有别”的观念影响下，中国人既不待见西方传教士，也不推崇他们传播的基督教教义和西方文化。总体来说，教会报刊并未发挥想象中的作用，开明派官员和普通士子对传教士思想更为宽容，并通过教会报刊中描绘的西方形象展望对现实的变革。晚清时期外交界报刊通过教会报刊意识到民族认同感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异域文明之间存在着明显对立，而当时清政府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以儒家为主要思想体系并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国家形态，“借助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西方政治理论，积极宣传现代国民主体意识”［9］。这也为我国报刊翻译提出了一个文化互动与平等对话的基本要求和指导方针，尤其是在当今各种传媒工具不断涌入、语言表达形式更为灵活的形势下，我们的对外翻译要弘扬儒学传达的仁义礼智信优秀精神特质，要升华中华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侧重在良性渗透中逐步地掌握文化平等话语权，利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内涵发掘出具有时代特色又能体现自身优势的作品来提高对外译介效果。

（三）民族认同感之英文报刊传播中学

19世纪15种以上的英文报刊涉及中国文学译介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译者不仅有马礼逊、麦都思、艾约瑟等来华传教士，还有德庇时、梅辉立、翟理斯等驻华外交官或商人。与书籍相比，定期出版的报刊能够不断强化所要译介的文学主题内容，而且刊物发行的范围较广，扩大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半径。

第一，文体齐全、数量众多。整体上看，报刊译介的中国文学侧重世俗作品，以小说为主体，同时涉及诗歌、散文、戏剧、民间文学等，既有文言文也有拟话或白话语体。其中对小说的评价和研究较为深入，这不仅提升了小说的地位，也明晰了小说的分类，形成了历史演义、神魔志怪、才子佳人、世情公案等题材划分，促进了清末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

第二，主题集中、方式灵活。报刊因栏目设置灵活、出版周期短、流通性强等特点，栏目设置可以做到因文而设。如《中国评论》在1883—1884年间围绕中国神话连载《中国神话故事选》，将明代神魔小说《四游记》（《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较为完整地译介到英语世界；同时，译者根据需要将《南游记》原文划分成36个小故事并分5次连载，强化了译介主题。

第三，传播快捷、受众广泛。前述英文报刊或以来华西人为读者对象在中国本土出版发行，从而成为“侨居地汉学”期刊，或在英国直接出版发行，但无论出版存续时间是月刊、周刊或季刊，出版周期均保持固定，有相对稳定的编撰发行体制。比如，《教务杂志》创刊初期主要在福州本地发行，随后，由于来华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增多，刊物扩散到香港、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及汉口、南京等长江沿岸城市，刊物还通过香港中转邮发至新加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报刊内容全面、信息容量大、关注社会现实，版面的设计也比较贴近生活，读者群体广泛，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不充分，导致报刊在国内的影响力有限，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报刊翻译才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和社会舆论导向并不断扩大刊面范围，逐步与国际接轨。

四、结语

报刊作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途径，是彰显国家形象与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在不断地“变”与“不变”中守护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近代报刊是特定时代下文化与传媒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历史产物：在文学革新层面，近代报刊的传播性让文学通俗化成为可能，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是文学史上化雅为俗的重大突破，扩大了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和文学创作赏析的平民路向；在爱国意识层面，近代报刊的话语性激发了民族自强意识，维新派的爱国热潮推动着报刊的创立创新，教会报刊激励国人走出一条由外来化向本土化转变的民族道路；在文化推广层面，近代报刊的译介性使中国文化跨越语言文字层面实现有效“输出”，从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的角度颠覆了以往一味输入的刻板印象，推动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尽管晚清报刊翻译仍存在文化壁垒和语言障碍，在新的历史阶段，现代传媒肩负着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广阔平台的历史使命，文化传承力和创新驱动力支撑着报刊这种对外译介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要在躬身实践中办好中国传媒，不断加强中华文明当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全世界听见并听清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