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钰涵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通过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不难看出其唯物史观的达成离不开宗教批判这一重要环节。而这一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从异化角度，将人的本质视为宗教本质的真正归宿，“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1］虽说这一时期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其思想带有一些人本主义的色彩，但这并不能妨碍马克思通过宗教批判而越来越走向唯物史观。尤其是马克思在1843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一文，标志其已经转向了唯物主义视域的批判，而这种转变的产生所具有的重要前提就在于：马克思是在扬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的基础上，科学地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即直捣滋生宗教问题的现实土壤，同时以对宗教双重社会功能的肯定找到了哲学这个担负着改变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而此集中体现在《导言》的第一重意蕴中，显然其相关内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现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已经结束

《导言》开篇就直接宣称“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若想捕捉到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所敷陈的第一条线索且理解其内涵，首先，就必须知道马克思所言：已经结束了的“宗教批判”指的是谁的批判？而这就要追溯到当时德国的历史境状。

还处于16世纪四分五裂的德国，由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内部的腐败和贪婪，其宗教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赎罪卷”的兜售成了马丁·路德发动新教改革的导火索，这场在宗教外衣下，实则为资产阶级高举反抗封建统治和罗马教会大旗的政治运动为德国带来了新的气象。一方面，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宗教成了政治权谋的棋子，政教不分已成定局。另一方面，19世纪20年代的普鲁士政府视黑格尔所述：“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此经典命题为护身符，将黑格尔哲学推上了“国家哲学”的宝座。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实则是高度理性化、逻辑化的上帝。但在黑格尔看来，神学本身并非最高认识，即便基督教是真理的化身，也仅是存在一般表象性地表达而难以言说自身，唯有哲学才能科学地认识上帝。也就是说黑格尔一面实现了对宗教的否定，一面又将哲学纳入神学的范畴，完成了对其非批判性的神秘表达，致使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以理性的面目出现而反过来统治着人类自身。但无论是早在18世纪就由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世界的赫然存在，还是宗教改革之后人们看到新的希望，只要莱茵河彼岸的现代国家形象一经树立，启蒙的种子一旦种下，一切阻碍德国社会变革的因素就会在风雨飘摇中等待着末日的审判。不同于老年黑格尔派对既定现实的保守认定，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然明白现实的并非合理的，从而力图打破黑格尔哲学对现存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支柱基督教的合理化庇护。他们将一切问题的产生都归于宗教问题，继而走上了长达十年的宗教批判道路。因此，就不难得出马克思在文本中所指的就是19世纪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环节。

再者，就是要明白青年黑格尔派为什么会走上宗教批判的道路，尤其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批判道路究竟是怎样的？从而明白马克思为什么会宣称他们的宗教批判已然结束且具有前提性意义。其一，在青年黑格尔派所自持的“哲学高度与时代高度”的视域下，他们看到的是康德的实践哲学所给出的最高原则，即“人是目的”，明白康德所言：人之为人的存在，在于其理性对生命本身与意义的认定，就是说人立世而活对于自身意义和目的的安放并非命定于外部的强制，而是来自自由，来自人的自我立法，同时看到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所述：“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为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4］其“主体即实体”的哲学命题进一步表达出：虽然由于自我立法致使人们走上了理性道路，但它的维系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实体内容的支撑。换言之，就是在现代世界的构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以人为目的高尚的道德关系”要想得到实现，它就需要有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共同支撑。反观眼下的德国是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的，青年黑格尔派为了让黑格尔哲学中的“现代伦理世界”尽快在德国开花结果，便找到了“宗教批判”的道路。且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德国政教不分的局面必须打破，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青年黑格尔派想要在德国推进任何的改革，其宗教都已然成了最大的阻碍。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揭开了宗教“异化”的规定性，人真实的存在必须冲破由宗教意识建构起的生活的藩篱。以一言而避之，青年黑格尔派就是要通过宗教批判，使普鲁士制度之下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哲学意识，从而使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理性的现代国家，且人与人之间普遍理性自由的关系得以建立。其二，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虽然在当时具有唤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始终禁锢在唯心主义的视域中以致无法达到宗教批判的彻底性和现实性。即便费尔巴哈迈出了更为积极的一步，叩响了唯物主义世界的大门（“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5］。）尤在其人本学研究中表明“属神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6］。但费尔巴哈从高度的自然人出发，所指明的那条将人与人的感性互通关系同时纳入对象性世界中的路向，打破的只是彼岸世界的虚幻之境，却未能冲破此岸世界的现实之盾。而马克思懂得：“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2］一个人若经历了此等宗教批判环节，明白了安放本真生活的权利应剥离出上帝之手而复还人本身的道理，“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2］至此则不难看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具有前提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眼下的德国依旧无法化解人与人之间敌对与自私自利的关系，更无法驱散人们生活无从安放的恐惧。所以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批判环节已经不能再为德国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新的助力，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批判注定已经结束了。这样一来便赋予了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史观视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宗教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

放眼19世纪在普鲁士制度之下的德国，马克思深知宗教批判的任务还在，“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批判的胚芽。”［2］虽然接下来并非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环节的扭转和背离，但由于他们批判的不彻底性致使马克思势必要开出一条超越其上的且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得以落实的宗教批判道路，

马克思明白“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2］且表明“宗教是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且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2］。总言之，宗教是上帝与强权对人的本质的剥夺和掩盖。但是马克思更想知道那个产生了宗教的现实世界是怎样的？继而探究到：其一，宗教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实际上是人所在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2］就是说产生了宗教的这个世界就是社会和国家，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是此等颠倒的世界它无法结成有关现实的人达成真正自由的真理。其二，宗教批判任务的彻底化环节必须展开对那个需要宗教支撑起所有人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批判。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一经确立，就是不仅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2］，完成对超感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更“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2］即对那个幻化出上帝、滋长出宗教的现实之境进行批判。其三，对现实批判的目的就是重构这世间荒谬的秩序，建造人之为人的普遍理性自由的家园，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因为“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2］也就是说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批判环节已经将上帝抽离出了人们的生命，而对他们既定生活的安放，现在需要人本身以理性的原则来实现，从而建立起属人的世界，继而采摘来自现实每一寸水土之上的有关人自由和理性结出的累累硕果。

三、宗教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

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特殊意识形态的存在，即便它脱胎于蕴积问题的现实世界，终日携着虚妄性和诳骗性的病症；即便它在众多思想家眼中，已经成为妨害历史滚滚向前的障碍，是导致人非人处境的祸首，但曾几何时以强大的力量给予所有人以生命依据的宗教，其在现实世界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是不能被泯灭的。因为一旦真切地与经历着现实困境的人们共在，就会发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会明白这种所谓的“鸦片”并非纯粹否定意义之上的毒品，其在此被意指为一种“药品”，而此等发挥镇痛药效的宗教，就是使遭受磨难与悲苦的人们，其生活得以继续的一剂良药。

进而言之，宗教化身为真理，以虔诚为筹码支配着他们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运筹信仰的力量支撑起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成就着人们整个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宗教作为“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总根据”［2］，以其神圣的面目的确真实存在过。它的光和热带给人以希望与慰藉，它的冷峻深沉带给人以规范与向导。而马克思接下来想要解得：宗教具有的此等重要作用在现实世界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即《导言》中高度概括到的“辩护”和“抗议”这双重关键词。具体来说：一方面，宗教是人们生活中悲情苦楚的真实写照，人们会通过它反复追问：究竟是什么将他们推下万丈深渊，又是为何使他们遭受万般磨难？而他们也只会在上帝那里将对生活极力的控诉表达得淋漓尽致。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2］而对苦难的抗议同时表达着人们对苦难去除的渴望。另一方面，宗教为现实苦难的存在注入了合理性因子，其让人们制造着自身得以欣然接受既定生活的理由和意志。它是现实中诸般磨难与摧残足以长存的有力辩护，亦是人们生活得以维系下去的最得力的卫士。反过来说，倘若现实中缺少了那个绝对者对人们既定生活的辩白，缺少了此等意识形态的支撑，苦难就会异常肆虐，逐渐吞噬着人们继续这般生活的心志与勇气。所以在宗教与人们曾经共同走过的漫长历史环节，其如此重要的双重社会功能带着历史的诸般记忆是万万不能被否定和忽视的。

四、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哲学的加入

马克思肯定宗教如此重要的双重社会功能，并非单向度地对宗教的客观评价，对青年黑格尔派纯粹宗教批判的有意补充，而是马克思深谙：只有理解了宗教往日担负起的重要责任，才能知道在那个超感性世界被土崩瓦解之后，在感性世界中足以承担起同等重要责任的是什么？从而了解人们究竟该凭借什么来获取或构建有关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认识。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揭露现实世界的苦难与罪恶，“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2］“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就是说力求现实人的本质的实现，其关键就在于哲学的加入。如果说马克思找到了宗教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其现实社会的批判，那此时强调哲学的加入就在于通过肯定哲学内在的批判实质与理性思维，来实现宗教问题于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切实解决，同时推进有关现实问题及其人本身的研究。

具体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其一，虚幻的彼岸世界已经不在，想要在此岸世界建立起有关人真实存在的真理，成就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并打开人类历史的正确道路，内蕴批判精神的哲学就必须一路偕行。其二，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彻底化推进就在于要解决关于人现实生活本身的困境，如此一来面对如此厚重的历史问题和繁杂的社会关系，需要哲学的理性思维，但单靠哲学本身是不足以支撑起这一重担的。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哲学一定是这个批判环节的必备因素且是关乎其胜败的关键步骤。其三，既然当下要开启的是有关真正人的历史篇章，那哲学作为为历史服务的重要作用者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仅对彼岸世界的批判，而是对包含此等彼岸世界的整个现代世界的批判。这个批判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同时是对支撑着现实社会的哲学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批判。

五、结语

以上内容就是《导言》的第一重意蕴，即马克思在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环节的基础上，转而批判那个滋生宗教问题的现实世界，同时以对宗教双重社会功能的肯定而找到哲学这个担负着改变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其构成了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史观视域的重要前提，不仅明确了从思辨领域转向现实世界的正确方向，而且肯定了哲学弃旧立新的历史作用，致使现实问题有了真正得以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