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阳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林语堂的《奇岛》是作家人文哲思的代表,其类似《理想国》的对话体形式暗示了作者存在的一种颠覆态度。这种颠覆也是置于作家一贯的“矛盾”理论中。《奇岛》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其一,小说以一种元乌托邦方式展开——在乌托邦小说中讨论乌托邦——这种形式表现了林语堂与西方经典乌托邦之间存在的距离;其二,作品中的对话与讨论、场景意象,既是对东西方传统的回归,又在具体部分与其相违背,呈现一种再思考的平衡姿态。福柯认为,有关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焦虑问题的原因,更多的是与空间有关,而并非是时间——时间更多是作为被分摊在空间诸元素中的某种可能。《奇岛》的矛盾与焦虑也正是在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在这三重空间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在一种正题反题与合题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而,以空间性来考察《奇岛》与文本背后作家的“矛盾”思想成为一种必要手段。

一、乌托邦:《奇岛》的空间建构

将《奇岛》作为乌托邦的构想来解读是必要和一贯的做法。福柯认为,乌托邦是一个理念的空间,是所谓的“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1]53-54。这表明了乌托邦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它并不在现实空间中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又与生活的真实保持一种高度的同调,是被极端理想化的现实空间。《奇岛》无疑是符合这种特征的,那么它又从乌托邦空间的角度传达出了怎样的文本意义?牛红英将西方乌托邦模式归类为三种类型:“柏拉图式的政治乌托邦是在黄金时代类型的生态乌托邦、毕达哥拉斯式的伦理型乌托邦之后才出现的”[2]2。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奇岛》的叙事和意义。

首先是生态乌托邦空间。这种空间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个体生态美学观念,其核心问题是在具体作品中,作家传达出一种怎样的美学追求。林语堂的生态观念在《奇岛》中并不复杂:一方面是对“重返自然”的再次提倡,一方面是对人文与科学和谐发展的追求。作为小岛的精神领袖和小说的核心人物,劳思曾表示卢梭的观念虽然听上去已经过时,但仍有不可否定的巨大意义。重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观念从小说伊始就得到了展现。试看小说开头的一段关于外在海景和内在感受的体验的描述:“如此安详和宁静,没有任何动静。整个景象,静止得像艺术家在瞬间捕捉的画面,成为永恒的静止”[3]3。小说原著是林语堂用英文所写,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诸如“calm”(静)、“placid”(平静)、“immobile eternity”(不变的永恒)等词语进行修饰。不难发现“静”是林语堂发掘的自然之美的核心属性;静的自然构成了林语堂生态思想的底色。

作为从闽南宁静的山村走出的作家,成长环境闭塞的另一面,就意味着与自然的亲近,以及对“静”的独特感受[4]29。作品中劳思引用了《庄子·大宗师》中的话语来表现这个乌托邦世界的哲学家对自然的看法:“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供我以老,息我以死。”林语堂深受道家老庄影响,而《大宗师》开篇就指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认识到自然运化的道理和人自身的行为,这就可以说是达到认识的极致了。这种认识目的是服务于找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定位。林语堂在《奇岛》中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与状态,他对自然称得上狂热,但并不持有一种绝对的唯自然论观点,他将自然和与之相应的人的体验,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甚至前者服从和服务于后者。只是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偏差后,林语堂更着重地呼吁人要尊重和热爱自然,正如作品中劳思想要纠正的那样:“人和自然分了家,他想要把自然吞下去……总是人对自然,而不是人与自然”[3]128。

林语堂对科技的态度也同样如此,他并不因为追求自然就对前者过度地厌恶。劳思说:“我们不拒绝进步,只想在进步的溪流中停下来,找出我们的方向……在二十世纪的急速进展中,思考是不可能的,人动得太快了。……这些改变发生得太快了,人只好被拖着走”[3]103-104。以劳思为代表的岛上居民对待高速发展的科技,表现出的更多是无可奈何的不适应情绪,急速的科学进展和社会发展(包括越来越紧张的世界关系)使他们疲惫和厌倦。躲避战争的阴云促使他们实施出逃的行动,但深层次的疲惫和对未知将来的恐惧悲观,才是他们行动的根源。然而抛开这些似乎走向歧途并且“动得太快”的社会和科技发展,岛民们也欣然使用科技丰富和享受他们的闲适生活。殖民地的创建者希腊人阿山诺波利斯就觉得生活不能没有音乐和烟草,岛上不能没有经验丰富的制琴师和农民;劳思对流落岛上的尤瑞黛说,美酒和可口的食物能让人和宇宙调和;甚至岛上的科学家还发明出了能充分利用太阳能的太阳引擎,而在岛外工具理性盛行又急速焦灼的“旧世界”,这项充分体现科技、人文、自然三者和谐共生的技术还没有得到多少发展。林语堂说:“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证明是由于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人文学思想的直接结果”[5]105。对自然科学过度崇拜的弊端是扼杀人性中自然美的存在,《奇岛》的生态乌托邦性正是企图挣脱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藩篱,在科技和人文中找寻平衡与中庸的结果。

其次,伦理乌托邦概念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从对数学的研究出发,将研究中发现的“数的和谐”,即各种奇数与偶数的对立关系的调和,逐步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并最终提出了唯美德是和谐的伦理乌托邦架构。亲友、谦虚、时常反思等,都是从“数和谐”出发所提倡的实现和谐社会的行为,因而他在道德格律诗《金言》中说:“要做这些事情,想这些事情,爱这些事情……给我们的灵魂以数目‘四’者,恒久宇宙之源。”虽然毕达哥拉斯的伦理乌托邦,总体上缺乏对政治的热情,但其转向了以平等和博爱的理念建构和谐的社会蓝图。这种以和谐为追求的伦理乌托邦,与孔子的理想追求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林语堂。

尤瑞黛对小岛上人们的第一印象让她自己感到惊奇,这里不是荒蛮的孤岛,而是一个“快乐、满足、文化程度高”的欧洲殖民地。尤瑞黛和当地居民的言谈间也充满着诸如此类的形容。这种伦理价值的追求,在《奇岛》中具象为在所能了解的范围内,力求过一种简单、快乐、有创意的生活,是一种在精神自由的环境中追求人格健康和完善的权力。林语堂建构的伦理乌托邦,本质上是对儒家道德追求的扬弃。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孔子维护的社会秩序是“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的[6]3。

因而在文本中,道德的力量依然值得肯定,即使中心发生了改变:伦理的判断取决于对和谐社会文化的维护,个人修养的理想实现则以人本性的健全发展为前提。尤瑞黛在岛上受到了热切的欢迎和招待,这并不全因为她是一个罕见的外来者,有着各种意义层面上的新鲜感;其主要原因在于,岛上的居民享受这种悠闲的生活,因而在大部分情况下都真诚地互相喜爱。这样集体性伦理观念的构建,使得居民们都普遍觉得,自己有责任使尤瑞黛在岛上的生活尽量快乐。这正与列维纳斯“好客伦理”相呼应。在列维纳斯看来,只有在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西方传统伦理进行解构后,在人与人之间“好客”的基础上,“一个多元化与差异性的和平世界才可能存在”[7]66-67。林语堂在当代性的新伦理尚未完善之际,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已极富预见性地探索和表达了伦理所能达到的最高度,预见了一种基于多样性的可能的共同体,从而构筑出属于作家自己的伦理乌托邦。

最后,在政治乌托邦方面,作者通过“新世界”和“旧世界”这样一组对立的概念,传达出了区别于一般的政治追求。《奇岛》出版的时间(1955年)可谓敏感。日本本土爆开的两颗原子弹,在结束战争的同时,无疑也让作者同许多人一样,对越发不可控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疑虑,对好似全无管控力度的政治架构产生了新的思考。

现代结构的政治调控在作家那里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因而从现实出发,林语堂开始在政治层面部分回归对传统乌托邦的追求。如果说柏拉图政治金字塔的顶端唯有哲人,那么劳思们至少还是发扬了一些现代性的民主风格,劳思(哲人)与阿山波利斯(商人)、“王子”(贵族)、唐那提罗神父(宗教)、艾玛·艾玛(专家),与这些各自领域的代表,构成了一种小型的议会圈,尽管每个人所体现的影响力和决定权是不同的。这样的权力安排并没有脱出西方传统的精英治理的框架,但岛上的政治和为政治而铺展的法律体系,由于作者的无用论观念,并渗入了一些人治元素和重视人性的价值,从而变得更为简化,甚至随意。例如岛上的强奸罪判得很重——至少十年的监禁与苦工——但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结局,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都愿意促成庭外和解:在这个乌托邦,对施害人的谅解是政治和道德意义上双重高尚性的体现。

二、反乌托邦:《奇岛》的自反空间

即使有理想化的一面,但劳思追求的并不是简单回归传统。他所建立的人文乌托邦与怀旧乌托邦框架,其内涵表现了对乌托邦理想某些方面的反思。反乌托邦构成了《奇岛》的自反空间,这是一种根本属性:每一个乌托邦的背面都存在一个反乌托邦,在诸多反乌托邦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隐秘的乌托邦[8]6-7。反乌托邦性来源于作者的创作目的与时代背景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的创作目的在于表达一种现实可行性。《奇岛》中第一次提到理想国的概念,来自刚开始新生活的尤瑞黛的询问,她不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创造出的理想国吗?而人类学家艾玛·艾玛提醒她说,这其实是一条禁忌,告诫尤瑞黛千万不要在劳思的面前将其追求与理想国相提并论。在建立乌托邦岛屿又拒绝承认其是理想空间的两可矛盾中,形成了作者的真实意图。林语堂认为:“如果没有战争的阴影,而过一种快乐、无忧而简单的生活,这也许是现代人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理想的可能发展,并能脱离现代文明中自我的复杂与冲突”[3]6。换言之,作者创作的核心目的在于表现和探索一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模式和现代人的出路。

因而《奇岛》在乌托邦理念上自筑了两重反叛,一是针对传统的理想国,二是针对资本主义话语下的现代社会。一方面,虽然林语堂与柏拉图在政治架构方面有相似性,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却有根本的不同。《理想国》得出结论的方法完全建立在形而上问题的讨论中,试看柏拉图与阿德曼托斯对理想文学的讨论:“愈是好诗我们就愈不放心人们去听,这些儿童和成年人应该要自由,应该怕做奴隶,而不应该怕死……我们在故事与诗歌中应当采用恰恰相反的名词?……我们要不要删去英雄人物的嚎啕痛哭?……他(英雄)不应该忧伤憔悴……”[9]82-86所有结论都是对类型和功用性的抽象观念在概念上的讨论。而林语堂认为:“中国人不重形而上学,因为与身体力行无关。……子贡问:‘死者有知乎?’孔子很幽默答道:‘等你死后就知道了’”[5]80。这本身就是从现实可行性出发的,也是作家所赞同的。因此“理想国”一词在西方话语实践的历史中形成并带有的空想性质,就使得劳思不得不反对了。劳思觉得,柏拉图的共和国“只是自己写着好玩的。”在这个“奇岛”上的哲人王看来,政治理想存在的意义只是“好玩”罢了:“民主是一个神话。大家相信任何事,就直接造出一个神来。……我们没有办法靠冷冰冰、赤裸裸的现实活下去”[3]124。理想是抽象的而非实际的,这种政治理想的作用只是给人们留存某一种期望,是一种自我激励或催眠的表现,因为现实环境实在太过寒冷,神话是人们实际的心理需要的产物。

另一方面,作家在文本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嘲笑——这种嘲笑根本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结构发出的——表达了对联合国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讽刺:“真正民主性、代表性的大会一点权力都没有,只有推荐权,权力集中在安全理事会手上。然后大国又用否决权来扼杀理事会的功能。它根本不是为做事而设计的,即使它有任何决定,也没有权力执行”[3]143。无意义的结构堆积与无意义的功能损耗,正如格林布拉特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描述:“(以‘荒野’为例)由于官方确定了荒野的界域,荒野在被保护的同时又被抹除了;自然与人工被置于对立的位置,而所用的手段却使这一对立毫无意义。我们的目光从瀑布的‘自然’景观移至铝牌上的景观,仿佛是为了确定某种区别,尽管这一区别已被抹煞”[10]10-11。资本框架下话语领域划分和结合的虚伪,使得林语堂认为,复杂而毫无功效的结构已经堆满了整个人类社会,从而在集体层面上造成了对人性健康发展的结构性压抑,生活不再单纯,人的个性和独立性都完全丧失了。

第二,上述悲观情绪又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并形成了岛屿上殖民者们反乌托邦性的另一种来源。如前文所说,《奇岛》的写作年代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敏感的时间点,为作家的悲观态度暗示了一种相当有信服力的可能。对战争和核力量两者非理性的恐惧,让那个年代的一批作家都产生了一种异化而来的幻灭感。一方面是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珍惜,另一方面又是对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和平短暂的恐惧。反乌托邦小说、存在主义文学等由此盛行,反映了人们普遍的幻灭悲观情绪。作家曾对亲人直言心中的孤寂。林太乙在记叙这一时期的林语堂时说:“父亲虽然如此随和,在他心灵深处还有个我们碰不着的地方,那也许因为他是天才,天才要有天才伴,而我们仅是普通人,有时我甚至感到我们的家庭快乐是他任导演创造出来的戏。他有时居然会说他感到寂寞,因为没有人爱他,令我们听了莫名其妙”[11]230。家人感到莫名其妙是有理由的,林语堂内心存在的这种好似加缪笔下“局外人”的寂寞,正是现代人现代病的普遍表征,因而作家急于寻找一个可以暂时逃避的“世外桃源号”方舟,作为自己理想的净土与现实压力的宣泄。岛屿上的居民不厌其烦地对尤瑞黛强调自己所属的这个团体,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社会实践。因为实践代表着一种不确定性的尝试与对结果的怀疑态度,但他们已经在此定居了两代人的成长时间,这样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反证。由此岛屿空间上的乌托邦性与反乌托邦性达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统合于作者所认为的理想世界和人理想状态的现实可行性。

这种元乌托邦关系也是《奇岛》的必然。当追求回归现实,其与现代性的间隙就不可避免在文本中产生冲突。乌托邦文学在这部小说中的自我解构性(反乌托邦)就由此而来。乌托邦文学或者思想的潜在前提即包含了对非现实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想象力的发挥和生命意识的昂扬为潜在主题。现代反乌托邦思潮的本质也由此出发,其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种以反对态度进行的新乌托邦探索。扎米亚京创作《我们》的目的即是解决他眼中的人类社会过度崇拜理想乌托邦的精神疾病[12]119-127;林语堂创作《奇岛》也正是为了解决现代人的“科技恐惧症”与存在主义困境。正是存在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样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中的张力,使得《奇岛》充满了思辨精神与丰富内涵。由此,文本极有预见性地反映了一种元乌托邦的架构。诺齐克认为,传统乌托邦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种社会的构想或实践,这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理想国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每个人对于什么是理想社会的衡量标准不同。[13]367-400劳思很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岛民们只是为了生活得愉快,因而多样性的包容取代了政治和话语的唯一性,这是对文本自身的乌托邦属性反思的结果。

三、异托邦:《奇岛》内外的权力空间

在上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对立中,林语堂建构了一系列异托邦空间的权威,直接表明其对可能的异质性存在的探索。福柯认为与不存在现实中的乌托邦空间相对的,就是异托邦:如果说乌托邦是最符合现实逻辑的想象空间,是反映与正常生活中的常规位所关系的差异空间,那么异托邦就完全与之颠倒,它在真实性和逻辑性上与前者相对立[1]54。异托邦本身成为了权力投影至现实中的一面镜子,借助这面镜子进行逆向观察,即可发现隐藏于错综空间面貌中的权力本质。林语堂在《奇岛》中建构了内外相合的两种异托邦空间。而无论外部空间还是内部空间,都是基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空间相合后现实的脆弱性。

在外部建构中,作家塑造了异质性的自然权威,通过将自然景观的理想化,明确了自然权威的不可挑战。这种理想化的过程和权力的建构,是通过一定的叙事手段来实现的,即作家在模糊中给自然蒙上了一层神性的面纱。这种模糊是属于作品中的主角尤瑞黛的,也是属于每一位读者的。作品开篇,在经历了飞机失事和未婚夫之死的巨大刺激后,尤瑞黛生病卧床不起,在脑海中不停播放对模糊回忆的闪回,在一片朦胧中叙述了对岛屿的唯一印象,即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这是一个安宁祥和的天堂。很难想象在现实情境中,一个流落孤岛、同伴被岛民杀害的落难者(甚至这个同伴是未婚夫这样和自身拥有亲密属性的人),可以在病痛折磨中还对孤岛有这样美好的印象:祥和取代了恐怖,亲密者死去并没有给尤瑞黛带来多大的创伤。这当然可以解释成某种象征意味的表现,表现人与过去联系的切断等等。但更为可能的,这是一种刻意美化,目的是为了夸大自然对人的影响,树立自然的神性,从而便于建构自然环境这样一个异托邦空间的权威。同样,在作品的开篇,读者在接受时同样会被这种神性迷惑。因为在此时读者尚未完全进入文本的空间,对整个作品存在一种陌生与模糊,而作品的最初部分因其需要交代文本背景的必要属性,就造成了模糊叙述的方便。当尤瑞黛第一次清晰地看见岛上的风景,“静”成为了再一次文本自然权威对读者的叙述烙印。

岛屿上最高的“艾达山”是最具异质性景观的代表:在作家笔下自然给人带来的影响是超过其他一切的,代表了一种不可挑战的神性;艾达山是这种神性的具现。但这种权力遭受了人物的挑战。奇岛上有一个格格不入的、郁郁寡欢的角色,阿席白地·里格,这是唯一一个完全产出于小岛的叛逆者,他的梦想是去亲眼目睹岛外的旧世界,哪怕那里是一地废墟,困在这座岛上,完全扼杀了他的才华,限制住了他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完全与劳思相对的角色,这一点从二者对自然的态度就可以发现。劳思认为,当人企图背叛自然,自然就还以颜色,使人遭到毁灭;同时现代文明的整个问题,是要使人健全并寻回自我。前者显然是神话的模式,后者则与华兹华斯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下的丑陋城市文明厌恶的内核相契。这样的观点称得上传统,却并不过时。但劳思对里格的警告,却显出十足的保守和权威意味。

对文本内的岛上世界来说,里格也是一种异质存在。他为了排解心中困鸟般的忧郁,走遍了岛屿的每一个角落,包括爬上岛内最高耸的艾达山的顶峰。里格在与尤瑞黛的对话中觉得,自己攀登艾达峰,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和欲望。这种毫无理由,或许只是想看不同的风景和为排解心中被缚的苦闷。但劳思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里格登山只是一种年轻人爱冒险的感性冲动,是一种不成熟的非理性。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一种粗鲁的定论,透露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威色彩,他不容许自然权威受到任何一丁点的挑战,无论行为体是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劳思曾警告里格:“山是给人凝视、瞻仰,不是要人征服的。”[3]137这里从两个不同层面表现出了自然的权力。一是劳思对里格行为盖棺定论般的解读,透露出自然权威的不容挑战;二是对山的态度又直接强化了这种权威。段义孚认为,山岳最能代表人类发展对环境态度的转变[14]103-109:这种转变简而言之,就是从对山感到恐惧与敬畏,发展到将山的意象纳入审美系统,对山进行一系列的审美活动。去神圣化本身也同神圣化一样,是出于人的自身需要所得到的追求。因而仅仅是单方面强调神话天平的某一端,那么自然权力就进一步增强,集体的认同造就了这个异托邦空间的诞生。

在内部建构中,《奇岛》也表现了一种社会文化和话语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最明显的表征是:相比其他社会,岛屿的社会结构更加脆弱。单独地描绘岛屿,尤其是世外之岛,总能找到这样一些修饰词:封闭的,原始的,瑰丽的,孤僻的。总之,它远离了主要大陆。因而当世外之岛成为现实情境时,成为异托邦的空间时,其中就隐含了一种易碎的性质,它的力量相比主流世界不值一提。奇岛最豪华的住宅都是搭建在陡峭崖壁之上的,这是一种极度微妙的暗示与隐喻。岛上的欧洲殖民者们为了不让外界发现,留下了所有意外拜访者,摧毁了无线电、收音机等和外在联系或了解信息的方式;在与土著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从最初登岛时由高临下的欺骗戏耍,变成小心翼翼地沟通配合。岛屿在空间上的脆弱性,与劳思采取希腊化的办法正相适应。这应当是不得不采取的现实做法,唯有鼓励人们追求快乐和自在,沉醉于自然,满足人们的大部分欲望,内部斗争的损耗才得以尽可能地小,奇岛才能够维持;上文所述的作品中无论乌托邦理念还是反乌托邦的思想,都同样来源于这种对现实可行性的追求。所以岛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女学生们的“男子研究所”或叫“男性心灵抚慰学院”,才能以更加匪夷所思的异托邦性质出现。这样一个空间兼具了避险和偏离的功能,一方面它用于安置处于危机中的个体,在作品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往往来到学校躲避丈夫。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行为异常者的集中地,或者说正是这样一个有别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学校的地点,创造了偏离的观念和行为体:女性的最主要任务和生活意义变成了研究男性,女学生们最主要的学习目的是怎样应对不同男性并与之和谐相处。将其解释为保守思想的回归并不可靠,这些行为更可信的解释,是作家为了使岛屿脱离乌托邦的幻想性,维持这种脆弱探索的成功做出的尝试和努力。

但无论怎样,这种尝试是通过话语的集权来平衡的。通过文本的描述,我们对岛屿外的旧世界只能想象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却对这个希腊化的孤岛拥有精确的印象。岛屿与希腊,这两个紧密联系着的空间概念,共同折射出了一种关于人本性和人性发展的文化唯一性。里格真正所叛逃的,其实并不是自然的约束,否则他也不可能带着美的眼光发现和尤瑞黛约为秘密的小屿;里格所反抗的,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对人自身可能的定性,这是一种发展的多样性的限制。《奇岛》在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和本性的同时,又反过来有意无意地创造了一种人性的固定模具,这正是一种根本逻辑的异质。

总之,在内外两个方面,岛屿权力维系在一个脆弱的社会生态之上。首先,基于延续社会自身生命的需要,它与自然权力的力量结合,做出了对人性的唯一解释,即人的唯一本性是追求快乐(态度)、闲适(内在手段)与自然(外部方式),只有在无忧无虑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其次,相对地,知识、好奇、冒险精神、现代性与现代美学等等,变成了从属概念或者第二性概念。这里暂且将闲适作为第一级的属性之一,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人性的这种唯一性解释,又限制了人超脱闲适这块地基,束缚了人展望其他风景的可能性。里格基于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向往哥特式建筑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风格,这遭到了劳思的反对。小说用悲观的愤怒虚构第三次世界大战毁掉了西敏寺等这样许多的建筑。对建筑生命性和审美的理解其实与对人本性的解释共通。因此,最后,我们当然不能按照书中所提及的艺术观念,认为只有希腊的古建筑是美的,现代性的美学只是遍地的戏谑和荒芜,只是一张被泼洒了油墨的空白画布。人也是如此:里格虽然最后还是被爱情和理想化的美所同化,留在了小岛,但他的忧愁和叛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都能唤起相当数量的我们的共鸣。诗意的漫想当然是美的,那么与之相对的,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实中情与美的存在,这才是人性的多样性之美,而不是拘于某一条勒令下的自由发展。作者在充分的思辨与想象基础上又对现实可行性过分追求,平衡的结果最终导向了文化层面上的一种非现实:从结构上来看,人的多元性和人唯闲适的自然本性,作为作者的两种思想核心,竟在某种程度上对立了。

四、结语

林语堂晚年在《八十自叙》中,评价自己的文章和人生是“一团矛盾”。《奇岛》虽然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并不起眼,但这部于写作生涯晚期创作、主要由谈话和精神探索构成的小说,却最能反映林语堂复杂的思想。透析小说的空间后可以发现,林语堂在表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时,也深刻意识到了这种飘渺追求背后的不可能性。为了平衡追求与现实的矛盾,作家以现实可行性为依托,努力让乌托邦与其自身的背反属性在岛屿的具体场所中达到某种相向而稳定的联系,于是岛上看似荒诞的、极具异托邦意义的场所由此产生。福柯强调现实中的异托邦场所正是我们了解现实本来面目的一面镜子。那么同理,文本中的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空间架构,也正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矛盾基础上,理解林语堂思想与追求的一面镜子。空间性成为拨开藩篱、表现林语堂哲学思想的重要维度;而认识、反思再弥合妥协,则是这一维度上作家现实思考的主要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