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启贤 陈文殿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思考与探究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转变、趋势等问题。在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厘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解构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迭变,描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远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现实历史阶梯之上看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了唯心史观的思想误区,从而得以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从而得以正确地洞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60,21世纪的全球同19世纪的世界虽属不同的历史时空,但《形态》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其中的重要论断仍能解答当今人类历史何去何从的时代问题。

一、“现实的人”: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主体

《形态》从唯物史观意旨中的“现实的人”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更加强调“人”从自我异化中实现彻底解放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了原有历史观的研究范畴,摆脱了之前哲学家对“人”的抽象性理解,将“现实的人”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原发路径来看,“人”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思维开源。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已展开了对“人”的思考,但这些哲学家却未能达致对人真正本质的认识。德国哲学家受制于宗教批判的狭隘性,从宗教和神学的统治出发,将“人”视作“宗教的人”,使其认知体系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突破了以往哲学家的思维局限,他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也仅停留于感性对象的表面,止步于“理性、意志和心”[2]314。他对“人”的理解依然囿于原有的思想领域,造成了对“人”的思考难以系统与周全,也导致了他对人的关系简单又理想化的认知。费尔巴哈站在历史之外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也必然导致了历史同现实的剥离,造成了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又倒回唯心主义的领域。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摆脱了这种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应为“现实的人”,并反复强调何为“人”,何为“现实的人”。在他们看来,“现实的人”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是在社会中真实生活着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高度出发,旨在表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146。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对人类历史的探索应当围绕“现实的人”展开,这种观念突破了原有历史观的研究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提及“人”的问题,阐述了“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论断,明确了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与发展主体。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立足于现实的实体。

其次,分工的细化造成了“人”的极端异化,人类历史的主体出现异向的本质变化。“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158。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随着基本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满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生产需要也随之产生。此时,个体的生产水平无法满足各类新的需要,新的生产水平引起了分工的不断发展。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分工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式,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逐渐凸显。随着人类历史的推移,分工由原初历史条件下工商农的行业分离演变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相互分离,人的发展状态在这种转变中发生异化现象。由此可见,分工的细化使得劳动中的人进入矛盾的发展状态,人的生存和生活出现分离,出现了枷锁压迫和自由丧失的矛盾现象。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发展,个人理应能够同时满足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现实情况却导致人难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创造历史的个人进入了一种矛盾的异化发展状态。

最后,旧式分工的枷锁被彻底粉碎,人类历史的主体实现彻底且完全的自身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的消灭分工并不是概念上的消灭旧式分工,更涵盖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165。因此,人只有从分工中脱离出来,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拥有自我选择权从而从事期望的活动,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在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分工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论断虽然存在思想的局限,但这仍是对以往哲学家历史思维的重大突破,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从现实的实际条件中探求人自身解放的方法。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分工除了造成人的高度异化,巩固资本家的利益,同时也创造出毁灭自己的力量,即无产阶级。阶级在广泛分工中形成对立冲突,这种对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消灭,又不断地产生。若想彻底消除这种对抗,就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力量,而不是思想上的宣扬。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被消灭,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对立同时消失。人在实现自身完全解放的过程中消灭旧式分工,将共产主义社会变成现实,而这个社会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4]516。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意旨中的“现实的人”出发,强调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应是具体的、多样的,而非抽象的、单一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进而把握人类历史背后的规律。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人的本质”“人的关系”“人的异化”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也逐渐清晰,人类历史的发展与演变也不再具有宗教与神话色彩。

二、发展的生产力: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形态》从唯物史观架构内的生产力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因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内驱动力,更加强调生产力从原始工具到大工业技术的历史发展。人类历史的立体转向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生产力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来看,生产力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置于真实的物质基础上,从根本上与以往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彻底驳斥了将宗教与政治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决定性要素的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若想真的考察历史,就应充分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方式和物质联系。否则,无论如何书写过往的历史,思想家仍会回到德国“无历史”的错误原点。同时,生产力作为一条线索串联起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诸多要素中剥离出生产力。随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力为中心,又提出生产方式与历史的联系,以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生产同人的交往看作不可分离的历史变量,从而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至此,随着生产力决定性地位的确立,与人类历史发展相关的因素逐渐清晰,真实且科学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逐步呈现。

其次,生产力的提升带来了资本的无度扩张,人类历史发展突破本土市场的单线束缚。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为人类历史提供了接续的发展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在原初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方式的低下和需求的易满足致使生产力发展缓慢,导致各民族、地区难以突破小范围交换的限制,处于相互隔阂的市场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较高水平的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实现突破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的人类历史发展将会退回曾经的社会状态。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种飞速的发展推进人类历史出现了巨大转折。此时,本土资源和市场不能满足资本的需求,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必须打破国内本土市场的束缚,突破交换的局限,在原有的基础上打开海外市场,同世界各国开展贸易交换。至此,世界市场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世界市场的开创是人类改造自然、积累资本的一次自主实践活动,随之,人的实践活动也逐步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人类历史发展也逐渐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因此,世界市场的开创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一环,这也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最后,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的状态,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全面激发。人类历史发展至共产主义阶段的根本条件就是物质基础充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强调生产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定历史阶段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此时的社会发展状态。由此可知,只有满足生产力发达这个条件,人类历史才有全方位发展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否则共产主义也仅仅是在世界上某个区域成为现实。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水平极其发达,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全部统治,打破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局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此时,人类历史发展在实质上彻底凸显了其经济意义,即“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4]79此外,人类历史发展至共产主义,物质条件将发挥最大作用,社会生产应实现共有制调节,而不是同过往历史一样,由资本、技术调节生产。人的生产将不会再受其他异化力量的支配,人们将重新拥有自我的支配权。这就意味着,人彻底与资本造成的物化相脱离。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受资本控制的社会生产也即将消失,受社会调整的生产成为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类历史发展至此阶段,整个人类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供求关系、价值规律将随着共产主义调节而走向消失。

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线索,也是人类历史由平面状态发展为空间交融的客观过程,更是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的实践过程。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生产活动中各项因素也在不断发展,这种变化既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也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桎梏因素。尽管如此,从人类历史整个发展进程来看,生产要素的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不断助力人类历史的前进。随着生产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传统走向现代,人类历史也从最初的古老形态走向更为立体的状态,最终走向生产与生活高度统一的和谐状态。

三、普遍的社会交往: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推动力

《形态》从唯物史观范畴中的社会关系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作用而产生的历史推力,更加强调人的社会交往从家庭范围到社会层面再到世界维度的历史演变。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交往范围的扩大,人类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来看,社会关系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基于对历史活动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续对人的社会关系做了历史性的考察,进一步阐释了社会关系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的社会关系主要指简单的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前一种简单关系产生于繁殖生产和家庭交往,而后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更具社会性的人类活动。对于第二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160。随着人们打破以家庭关系为主的简单联系,人们之间的交往出现地域性的突破,社会关系成为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若想理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位,就应“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160。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同生产力有紧密的联系,两者共同推进人类历史的前进,使得人类历史朝向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

其次,交往的扩展实现了地区的多维联系,人类历史发展摆脱地域设置的空间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196。这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会带动交往程度的扩大。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们在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为满足新的需要人们不断扩大同他人的交往与联系。交往从小区域联系逐步扩展到世界性联络,人的社会关系逐渐从家庭内部关系为主导演变为世界成员联系为主导。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使得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彼此的联系,交往在这种合力下发展成为世界交往。在此过程中,交往不仅仅是地区发展、社会前进的前提,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媒介。由此可见,交往的扩大使各民族从原始封闭的状态走向开放交流的状态,人类历史就会从民族史逐渐走向世界史。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阐述了一种特别的交往形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大工业化生产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与世界历史的开创息息相关,而世界此时也进入了具有征服性质的时期。对于采取征服手段的国家来说,暴力、抢劫、掠夺等要素被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战争已然成为他们通常的一种交往形式。即在一定历史时期,战争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别方式。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交往的过程中承载着人类历史的传承。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造出独特的物质与精神产物,在往后的发展中交往是其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时,原有历史时期所创造下的因素才有持续保持的保障。

最后,普遍交往实现常态化、具体化与全局化,人类历史发展的外部保障布局稳定。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必须打破地域狭隘才能更好地发展,共产主义阶段亦是如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166-167从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地域性交往都会受到其他民族生产力和交往的影响,那么在该过程中其他民族的变革因素就会进入,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就会随着交往的深入被消灭。与此同时,大范围的普遍交往形成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将不依赖于各个人而存在的东西排除在历史发展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交往的产物就此建立。从《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普遍交往的论证,强调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整体性,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

早期的人类历史在相对隔绝状态中持续发展,人类从独立分散的家庭逐步组成相对集中的部落。随着部落成为人们主要的聚集形式,人类历史开始出现融合式发展的趋向,交往开始出现初步的向外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至大工业时期,人类社会出现分工的细化、生产力的提高,交往逐步发展为普遍交往。交往的扩大既突破了历史发展的局限,也形成了另类的交往模式,带来了战争与殖民统治。虽然如此,交往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交往从区域走向世界,从特别走向普遍,人类历史也逐渐从分隔性的历史逐步转向一体性的历史。

四、从假到真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形态》从唯物史观指向中的共同体出发,更为突出人类历史发展中共同体的曲折性衍变,更加强调“真正的共同体”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宏图。在共同体演进的基础上,随着人实践性活动的进行,人类历史脉络中的点终将连成完整的历史发展网络。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向来看,“真正的共同体”是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要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态,旨在阐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和演变进程,以此勾勒出人类历史发展朝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3]148由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不同,造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生产力水平、交往程度的差别,继而形成了各历史时期下的不同所有制。虽然这些所有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均“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3]149。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共同体也发生着形态的转变,最初的“原始共同体”在资本的控制下逐步演变成“虚假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出现转折性的变迁。随着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发展,借无产者的联合将个人从分工的枷锁中解脱,并通过联合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人类历史的关键性复归。

其次,资本主义营造出“虚假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出现偏移。在分工、生产力和交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进入强劲生长的生命阶段。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将人类历史带入新的纪元,同时为了掩饰资本下的黑暗现实,资本主义粉饰出“虚假的共同体”的幌子,“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取向出现极端相反的历史迭变。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造成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化,曾经相互分离的个人由于社会的分工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由于利益的分化变成了一种异己的联系,人的实践行为出现了物化的现象。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价值应是人自主活动、全面发展,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但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此时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指向资本家的自由发展和劳动者的约束异化。同时,“虚假的共同体”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共同体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系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劳动者在这种历史条件无法跳出分工的控制,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丧失了个体的支配权。这种“虚假的共同体”长时间拥有同个人相对的权力,成为人类历史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强大阻力。

最后,“真正的共同体”最终形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关怀完全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即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和社会联合形成的统一共同体。因此,实现这种共同体需要无产阶级团结全世界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联合,发起彻底的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消灭所有制,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私有制起初保留着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了现代资本的形式,共同体也出现了状态偏移。而在“真正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共同体的理想状态逐渐回归。在此共同体下,“抽象”的人逐步向“有个性”的人转化,人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同步实现,偶然性将不再支配社会成员的发展,劳动、阶级和阶级统治的现存状况均被共产主义运动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共同体”的构建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不同于此前一切历史阶段。人类历史发展至此,世界范围内均秉持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4]637,以此消除了占有产生的不平等与特权,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价值在此实现。

共同体的发展为人类历史发展带来了双面的效应,一方面在共同体发展下人类历史的部分要素出现反向分化,造成人类历史曲折复杂发展;另一方面共同体发展极大的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是人类历史的价值目标,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关怀。随着共同体由原始走向虚假,再由虚假状态回归真实形态,人类历史也从最初的单一性叠加,历经复杂性的更迭,最终回归多元化融合。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批判现代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过程中,清算了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阐明了自己新世界观的基本观点”[5]219-220,在此基础上,《形态》系统回答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历史发展为线索,将唯物史观的诸多核心范畴串联起来,从核心点到历史线再到发展模块,从而首次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历史理论的科学话语体系。“人”“生产”“交往”“共同体”等范畴看似是独立的一部分,实则是相互影响的历史要素,尤其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为思维起点,直面社会现实困境与难题,逐步展开对技术与生产力的研究,并从中剥离出分工与异化,继而将生产与交往相联系,最终再回归至共同体视域,进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状态,以此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规律与价值旨归。

如今,在新发展背景下中国方案与智慧,均是对《形态》中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面对人类历史发展新局面以及世界格局重塑新态势,准确把握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才能真正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难题。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还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全球治理观念,均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6]477,均是对人类历史新动向的全新认识,均是以人类、世界发展为核心的实践之路,均是对《形态》基本理论的全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