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众所周知,生命美学以生命作为最高价值。无疑,这也就意味着以生命去为美学赋值,同时也就意味着以美学为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赋值,意味着对于生命的维持生命活动的能力、生存发展的能力乃至生命作用力的肯定,对于享受生命的能力、拓展生命的能力、创造生命的能力的肯定。简而言之,对于生命力的肯定,也就是美学的对于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力就是审美生产力。这就正如马尔库塞所明确指出的:审美活动已经“成为另一个社会借以被设计出来的生产力”[1];“艺术应当不仅在文化上,并且在物质上都成为生产力”[2]。因此,解放生命力也就是解放生产力、释放生产力、提升生产力。由此,适者生存,美者优存。没有“美”万万不能。人的为美而生、世界的向美而在,其实也就是人的为“生命(力)”而生,世界的向“生命(力)”而在,这,就是美学“溢出”。

一、美是生命的竞争力

美,指向生命的根本需要与发展方向。曾几何时,我们以为“上帝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然而,真正有力量的却是美。美才是力量。尼采曾大声疾呼:不能靠真理生活,而要靠艺术生活!艺术比真理更神圣,更有价值。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艺术是最强大的动力、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求生的伟大诱因,生命的伟大兴奋剂。因此,美的人生才值得一过。这正是在强调美的力量。

然而,人们却往往以为美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即便是美学家,也往往误以为美只能是“以美启真、以美储善”,这实在毫无道理。美不是工具,美也不是婢女,在推动、调控人类自身行为方面,美有其独立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是什么东西支撑了人类的生命?是科学吗?是宗教吗?过去当然会如此回答。但是,宗教的作用,就其根本而言,只能是让人的生命活动处于一种放弃成长的需要的尴尬境地,真正的驱动力量,是来自上帝。科学的作用,就其根本而言,有时候也会只能是让人的生命活动处于一种自我折磨的尴尬境地。而且,它其实本来只是现实关怀,却被人为地误认为终极关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无疑不是。起码,生命的根本问题,科学就始终都没有触及。因此,科学和宗教无法最终拯救人,因为他们“见神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美却不同。符合人的根本需要的客体属性,就是“美”,而符合了这个属性的客体,就是“美的”。因此,美满足了对于某种符合人之为人的价值属性的需要。人类每每把自己对未来的寄托、对最美好事物的寄托放在外在事物上。这就类似于“创世”神话是所有神话的共同特征,而通过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确证自己,则是其中的根本内涵。当然,也有不同。尽管都是自我确证,但是前者是创造某一对象来确证自己,后者却是通过创造全部对象来确证自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科学和宗教不一定要有对象,而且,科学和宗教的对象也未必有力量,但是审美活动却一定要有对象,而且审美活动的对象也一定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并没有美,美也并非客观世界固有的属性,而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属性。这个关系属性无疑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也是世界之为世界的根本属性。因此,美最有力量,美也是生命中最具竞争力的竞争力。美是世界之本、价值之本、人生之本,没有美,是人之为人的贫血,也是世界之为世界的贫瘠。在当代社会,美之所以从“美丽”到“美力”就是因为美不仅仅美丽,而且还有力量。而且,在宗教退回教堂、科学退回课堂之后,美自身所禀赋着的竞争力也已经无可取代。也许,这就是帕克所发现的:“信仰所丧失的又重新为美所取得。”[3]乔布斯在每一件新产品酝酿出炉的时候总会提出:还应该再完美一点!就正是因为看到了美的竞争力量。在乔布斯眼中,产品如果不是完美无缺,那就和垃圾没什么两样。

更为重要的是,美是生命的竞争力,还在于它所禀赋的“品值”。在当代社会,商品每每被认为是竞争力的化身,因为它有价值。但是,其实更有竞争力的是美,因为它不但有价值,而且还有“品值”。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美的商品属性,是传统美学公开的秘密。这是因为,过去的审美活动都是在市场经济之外进行与展开的,不得不采取的,是“体外循环”的道路。然而,这无疑并非真实。值得庆幸的是,市场经济最终使得人类的审美活动回到了“体内循环”的正确道路。值此时刻,审美活动有了独立的自主权,非人格化的审美活动市场出现了,人类的审美活动从被动转向主动,人性本身也不再处于压抑状态。无疑,这一切都十分重要。因为审美活动得以相对于过去远为充分地施展自身的审美潜能,也就是充分地施展自身的巨大力量。因此,美不但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品值。这样,美的竞争力也是必然的,而且,还可能是起主导作用的竞争力。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4]而且,资本不但消灭资本,资本还创造文化:“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5]这无疑就是马克思所瞩目的“资本创造文明”。当然,资本也创造美。它为美作为美学时代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美感是生命的创造力

与美不同,美感立足于生命的根本需要与发展方向。人的本质并非不固定。人是X。因此,人并不是一只舞枪弄棒的猴子。这当然就是有狼孩而没有狼猪的原因。因为后者的本质本来就已经是固定的了。而神学与科学之所以与生命的创造力无关,当然也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就是误解了生命之为生命的。传统的美学也是如此。传统美学或者是宗教的附属,或者是科学的附属,只能是神性或者理性的奢侈品,自然也与创造无关。但是,在宗教退回教堂、科学退回课堂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6]因此,“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也是“超越生命”的生命。人并没有固定的本质,恰恰相反,人怎样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人也就有着怎样的本质,人是人自己的作品。人与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物之为物是本质先于存在的,而人则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把“存在先于本质”看作“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7],提示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即是说,与物的本质的前定、设定、固定不同,人的本质是人自己创造的结果,人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造成他自身,因而一个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是自己所自愿变成的人。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人的未来是自己造就的,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是自己决定的。换言之,人是开放、生成、变化的。人的自由也是绝对的。人能够在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人也能够创造自己的本质。人把自己创造为人。人创造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目的。创造,是对于可能性的寻找,因此也就必然地与创新、开拓、超越相关,更必然地远离本质,必然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东西来说明人自身。更不要说,这多维的创造还更多地与文化相关。实践活动只能改变人的生理结构,文化活动才能改造生命。这也正是我始终都没有用“身体”的人来规定人,而是用“文化”的人来规定人的原因所在。人类是一种超生命的物质形态,从“生物”到“生命”。原生命与人无法分离,超生命则是相对独立的,可以与人分离。文化正是人的非肉体的组成部分,也是更为根本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是文化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活动对于人的生命的改造之中,美感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应该说,在生命活动中,存在着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所谓“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创造”。创造生命,是人同自然界共有的奇迹,所谓“自然向人生成”。因此,恰恰只有美感,才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改造的根本途径。只有进入审美创造的人,从本体论角度讲,才是一个唯一的人,也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甚至,我们还可以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的看法,把这一问题表述得更为绝对一些:“毫无疑问,如果哥伦布没有诞生,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法布里修斯、谢纳尔和哈里奥特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以后也会有人发现。只是让人难以信服的是,如果没有诞生米开朗基罗,有哪个人会提供给我们站在摩西雕像面前所产生的这种审美感受。同样,也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诞生贝多芬,会有哪位其他作曲家能赢得他的第九交响曲所获得的无与伦比的效果。”[8]同样的话,孟德斯鸠也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是美丽的,但是也可以通过十万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爱。因此,所谓文化创造了人,就其根本而言,毋宁说是美感创造了人。在美感中,人才成之为人,人也才得以改变自己、塑造自己、提升自己、涂改自己、超越自己。人没有超验的本质,因此要在美感中创造;人没有超验的目的,因此要在美感中确立;人也不是存在而是生成,因此要在美感中完成。所谓超越、所谓自由、所谓幸福、所谓爱……也就都可以在美感中达到。同样,人的未完成性、不确定性、无限开放性……也都可以在美感中得以实现。

因此,美感也就成为了对于生命的鼓励。对此,我们可以在美感对于“过程”的赞美中洞察。索洛古勒曾经赞美托尔斯泰:您真幸福,您所爱的一切您都有了。托尔斯泰却纠正说:不,我并不具有我所爱的一切,只是我爱我所具有的一切。西方电影大师文德斯则说:我比较喜欢“旅行”,而不喜欢“抵达”。另外一位电影大师茂瑙则说:不管在哪儿,我都不在家。中国的李白说得更为精彩:“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确实,生命就在长亭短亭之间,美也就在长亭短亭之间。对于动物而言,归程是肯定的,因此过程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却恰恰相反,过程是肯定的,归程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归程”已经成为“过程”,“归程”也已经被延伸成为“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过程,就是一切。在这个意义上,过程就是美,过程就是天堂,结果则是地狱。事实上,这也正是美感对于“过程”的赞美的最为根本的理由。人类是生活在过程里的,而这种过程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永远不满足,永远希望追求更美好的和最美好的东西。而审美活动则把这一切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换言之,对于这种生命过程的关注,就使得人类开始关注到了人类在动物身上永远找不到的创造的属性、开放的属性、创新的属性、面向未来的属性和追求完美的属性。而这些根本的东西,当它表现在审美活动里的时候,就成为了审美活动的至高无上的使命。美感的对于“鲜花”的赞美也是如此。为什么鲜花永远会激起无尽的美感?当然正是因为它最精彩也最深刻地体现了美感的根本特征。不难看出,人类对鲜花的追求,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过程的追求。所有的动物对鲜花都是没有兴趣的。花开花落,永远也不会打动它们;但是人却不同,正是在鲜花的身上,人类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真谛,那就是远较结果更为动人心魄的开花。它代表着偶然、冒险、革新、反抗、开拓、进取、挑战……对于人类而言,使自己光荣的不是从何处来,而是向何处去。因此,人类永远也不满足于现状。因此,创造的人生才值得一过。因此,人类的未来在美感中造就,人类的未来也要到美感中去求解,美感鼓励了生命,美感与创新、进化、牺牲、奉献同在。

遗憾的是,在美学界充斥了大量的粗放式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研究,例如实践美学,每每以“积淀说”来提示美感里积淀着的先定的本质,并且认为,美感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先定的本质而愉悦。这当然是宗教时代、科学时代的美学思考的必然产物。在美学时代,我们亟待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换为形而上学的辩证分析。其实,美感的内容都是在美感的创造中生成的,在美感之外、美感之前、美感之上,都没有所谓的内容。因此,美感也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自“积淀”,而只能出自对于“积淀”的“扬弃”,亦即不能出自决定性而只能出自非决定性。而且,不是实践活动论,也不是“实践生成论”,而是生命活动论、“活动生成论”,在其中起着根本的作用。因此,在实践美学看到“积淀”的地方,生命美学看到的却是“创造”。在美感中,其实都是双向建构、双向创造的,既类似于“找对象”,也类似于“谈恋爱”,既“随物婉转”,又“与心徘徊”。因此美感并非先在、永恒,更非事先积淀,而是在形式创造的现场即时即兴地不断加以生成。换言之,美感不是先“生产”后“享受”,而是边“生产”边“享受”,是在美感的形成中形成的愉悦。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众多的学者们都已经在美感的延长线上深入而且全面地讨论着“快乐竞争力”“积极情绪的力量”“潜意识的力量”“专念”“情商”[9]……人区别于动物,其脑量一开始只有500毫升,但是人的成熟却需要1500毫升。因此,人只是早产儿,未成年人连犯罪都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且不但要“十月怀胎”,而且还要三翻六坐八爬。这就必须要依靠后天的学习。何况生命的病态与虚弱,有时会颓废到比动物更加孱弱,这当然也就需要美感的鼓励。更不要说,无数的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事后却发现,其实都完全是错误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精神上务必要保持开放、创造的心态。而这当然是宗教与科学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在宗教而言生命完全不需要创造,在科学而言生命无非只是动物生命的放大版,但是,美感却不然了。在美感中,不是“已经如此”,而是“我愿如此”,也不是“我应”,而是“我要”。这是一种主动的评价、一种价值赋予。在其中,目的和原因都在同时起作用,因此现实不仅仅是与过去有关,而且也与未来有关。未来在美感中以主观目的的方式出现。这是站在未来的角度来看现在,也是对于现实的超前改变,符合人类主观理想的存在超前地在美感中予以呈现。人们发现,在美感中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人来看,“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10]123。因此,就“快乐竞争力”“积极情绪的力量”“潜意识的力量”“专念”“情商”……而言,美感有助于提升创造力和幸福感。因此不必去问 “那怎么可能”,而要去问“为什么不能”,这是一种“积极的共鸣”,也是一种人类的潜意识在美感的触动下所产生的力量。美感可以诱发积极情绪,例如喜悦、希望、敬佩、宁静、激励、快乐、满意、兴趣、自豪、感激、爱……美感还是推进生命的创造力的杠杆,美感扩展了人们的心理资源。席勒说:审美是我们的第二创造者,但是却毕竟只是猜测与向往,而今在“快乐竞争力”“积极情绪的力量”“潜意识的力量”“专念”“情商”的讨论中,却已经完全成为了现实。人生不是乐园,而是舞台。大自然只塑造了人的一半。人不得不上路去寻找那另外一半,在美感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另外的一半。

三、审美力是生命的软实力

区别于美与美感,审美力是根源于生命的根本需要与发展方向。它是一种精神的财富。以往我们对于精神乃至精神财富的考察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对于物质的依赖,但是对于精神乃至精神财富的重要意义却往往未予重视。而且对于精神乃至精神财富随着人类的灭亡而无谓地消失,也同样未予重视。这无疑是一个缺憾。恰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11]卡西尔也曾经以“数”的概念和“乌托邦”的概念为例,指出数学和伦理观念最有力地证明了人具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他们所提示的,其实都是精神乃至精神财富。克尔凯戈尔说:“人的基本概念是精神,不应当被人也能用双脚行走这一事实所迷惑。”[12]恩格斯甚至强调:“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或者,尽管“旧的目的论已经完蛋,但是现在有一种信念是确定不移的:物质依据这样一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地在有机物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13]27为此,恩格斯还告诫我们:“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13]303人类起源于劳动,劳动又把自然(材料)变为财富。当然,这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在轴心时代与轴心文明时期,物质财富无疑是主要的;但是,在新轴心时代与新轴心文明时期,精神财富却异军突起。而且,在轴心时代与轴心文明时期,主要面对的是物质财富,因此无疑应当是存在决定精神;但是,在新轴心时代与新轴心文明时期,主要面对的是精神财富,一切的一切就一定要颠倒过来了,就一定要转而成为精神“创造”存在。而且,这里的精神“创造”存在还是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根本。一旦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本性。正如卡西尔所提示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14]物质财富与人建立的只是一种非人的、片面的和不自由的关系,是一种低级和可以片面占有的财富,并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也无法等同于人的理想本性,只能作为功利性的成果去占有。精神财富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是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对此,马克思早有明确阐释:“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遍的自然,又要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吗?不就是无限地发掘人类创造的天赋,全面地发挥,也就是发挥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用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不就是除去先行的历史发展以外不要任何其他前提,除去以此种发展本身为目的外不服务于其他任何目的么?不就是不停留在某种既成的现状里而要求永久处于变动不居的运动之中么?”[15]值得注意的是,这精神财富是马克思所谓的“感觉变成理论家”、爱因斯坦所谓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学到的东西“比任何科学家都多,比高斯还多”、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从巴尔扎克著作中了解到的经济学知识比经济学家们的经济著作还多……但是,却只能在审美活动中实现——尽管是以象征的方式。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这是因为在审美活动中,“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16]。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智力社会的出现,更是软实力的强劲背景。它意味着在特定的时刻有时精神属性比实践属性更为重要。无疑,生命美学正是因此而区别于实践美学。我常说,人的秘密是生命的秘密,其实,生命的秘密则是精神的秘密。人的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其中的体力与我所谓的“原生命”有关,而智力却与我所谓的“超生命”有关, “智力”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体力”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也可以看作“超生命” 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原生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或者,“恐惧” 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饥饿” 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与此相应的,是物质让位于精神,体力劳动让位于脑力劳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自觉的能动性”“创造符号的能力”,三者都脱颖而出。马克思所谓的“脑力工人阶级”日益成为劳动解放的主导力量。当然,“脑力工人阶级”意味着“武器的批判”,意味着人类为自身的解放所铸造的“物质武器”,“实践的人道主义”则意味着人类为自身的解放所塑造的“精神武器”,是“批判的武器”。无疑,“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去摧毁,但是“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也会推动“武器的批判”。总之,人因为创造而超出动物,也因为“智力”而超出动物。而今,这一切都逐渐成为现实。我所强调的美学的引导价值、主导价值,强调美学对于世界的美学建构,不但是着眼于美学的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而且着眼于软实力背后的智力社会。

在此意义上,“人对美的领悟就成为一种力量”[17]。审美力就是生命的软实力。 “软实力”是一种文化力量、无形的力量。显然,在人类社会,最初的软实力是来自宗教,继而的软实力是来自科学,而在美学时代,文化也成为了“软实力”。当然,“它们每一个都是能创造并设定一个它自己的世界之力量”[18],区别于硬实力,“软实力”以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著称。“润物细无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为、无所不能,无形而强大,是超越一切武器之上的“武力”,堪称征服人心的力量。人们常说:19世纪是靠军事改变世界,20世纪是靠经济改变世界,21世纪要靠文化改变世界。文化改变世界,文化软实力无疑就要首当其冲,成为改变世界的另一种力量。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软实力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越来越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优先级,也越来越成为民族复兴的胜负手。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军事力量不强,就可能“挨打”;如果经济发展不好,就可能“挨饿”;如果文化素质不高,那就可能会“挨骂”。这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国力方程”。而且,倘若缺乏“硬实力”是缺钙,那么缺乏“软实力”就是缺氧。为此,未雨绸缪,抢滩坐庄,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跳出硬实力竞争的赛道,进入软实力竞争的赛道,“换道超车”,更是迫在眉睫。我们发现,对于软实力的广泛关注,无异于一次同步跃迁。至于审美力,则当然是文化“软实力”的凝练与升华,审美“软实力”的长足增长也是文化“软实力”长足增长的根本。总之,审美力作为审美“软实力”,理应成为文化“软实力”的完美体现。黑格尔在谈到“审美力”的时候曾经说:“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我们那些哲学家们是些毫无美感的人呢。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是没精打采的,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谈得有声有色。”[19]完全相同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本身,倘若没有“审美力”,“如果没有美感”,同样也会“做什么都是没精打采的”。因此,“在我们的文明的发展中,艺术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20],而“用艺术控制知识”,要把艺术当成可以取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新文化,也就至为关键[21]。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0]168凭借审美“软实力”,人将最深处的情感客观化了。他打量着自己的情感,好像这种情感是一个外在的存在物。因此,审美力作为审美“软实力”,是在人类自身发现的“不依赖于世界、不依赖于自然界和社会”而依赖于美学的“精神性因素”,是智力文明优先、精神文明优先。由此,人类有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作用和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而且,这一世界无疑并非手段性价值,而是属于自身关系的目的性价值。更何况,当今之世,“物质文化需要”被提升为“美好生活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也转换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意味着:当我们从“新时期”进入“新时代”,更加精准的经纬度已然呈现,昔日陈旧的航海图也已经被大力拓展,以“增长率”论英雄更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审美力作为审美“软实力”就更加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