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艳清 刘喜涛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1 引 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档案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档案资源的叙事性开发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目前业界关于档案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档案叙事的概念和内涵，如档案叙事性开发要素［2］，档案叙事的定义［3-5］以及档案数字叙事的概念［6-7］。（2）档案叙事的价值，如档案叙事具有维护历史原貌和传承社会记忆［8］、政治教育［9］以及实现文化认同［10］功能。（3）档案叙事的发展历程。李孟秋基于社群档案的分析详细论述了档案叙事价值判断标准的发展演变［11］；杨光遵循技术的演进，分析了档案历史叙事的变迁过程［12］。（4）档案叙事的机理研究，如档案资源叙事化开发模型［13］和档案数字叙事服务模型［14］。（5）档案叙事的应用与实践，如红色档案［15］、数字档案［16］、个人生活档案［17］、工业遗产档案［18］等多种类型的档案叙事实践，档案叙事在档案文化传播［19］中的应用等。总体而言，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叙事的应用和实践，尤其是不同类型档案的叙事实践，而对于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构成要素及其开发过程的研究不够充分。为此，本文以《国家记忆》栏目为研究对象，从叙事要素的角度考察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策略，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2 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的概念及要素分析

2.1 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

档案资源的叙事性开发，是档案开发者出于特定的目的，通过多种方式或媒介组织和开发档案信息，还原相关历史事件，呈现给特定主体的过程。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与档案叙事相互关联，也存在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建立在档案的叙事性上，区别则在于叙事主体的不同。叙事主体包括作者与叙述者［20］，作者是叙事内容的最初记录者和创作者，而叙述者则是叙事内容的二次开发者和传播者。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的叙事主体大多为叙述者，档案叙事的叙事主体则多为作者。

2.2 档案资源叙事性要素分析

关于档案资源叙事性要素，李孟秋认为包括叙事者、受叙者、载体、叙事目的和叙事内容五要素。［21］张润兰认为主要包括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媒介以及叙事受众。［22］综合考察二位学者的观点，发现“叙述者”和“叙事主体”二者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受叙者”“载体”“叙事内容”的内涵同“叙事受众”“叙事媒介”“叙事内容”基本一致，“叙事目的”则是档案叙事性开发要素中缺少的部分。所以，本文认为档案资源叙事性要素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叙事主体。叙事主体是档案资源的开发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档案记载的内容进行筛选、编排和组合，以新的媒介复现相应的历史。第二，叙事内容。叙事内容即档案记录的内容，是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的基础和前提。第三，叙事媒介。叙事媒介是叙事内容的呈现方式，大致经历了从文本到静态影像、动态影像再到数字媒介的发展过程。第四，叙事受众。叙事受众是叙事活动的接受群体，是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的最终指向和归宿。［23］第五，叙事目的。档案资源的叙事性开发总要为某个目的服务，或还原历史真相，或传承民族文化。

3 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案例分析——以《国家记忆》栏目为例

3.1 案例选择缘由

《国家记忆》是由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一档国史节目。该节目采取与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合作的模式，通过在档案中挖掘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代表性人物，同时遍寻历史事件亲历者，以历史纪录片的方式进行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24］，在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近年来，《国家记忆》栏目推出了诸多有传播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如《战“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交大西迁》等，成为黄金档热播节目中唯一一档专题节目，打破了电视剧、综艺等娱乐类节目占据黄金档的局面（其详细栏目内容见表1）。

表1 《国家记忆》栏目内容一览表

3.2 《国家记忆》中档案资源叙事性要素分析

第一，叙事主体。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记忆》的叙事主体是《国家记忆》栏目组，整个栏目组根据某一主题对相应的档案资源进行叙事性开发。从微观角度来看，即具体到每一期《国家记忆》，其叙事主体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编剧，负责整个叙事活动的设计；解说员，负责节目中的叙事活动；特邀嘉宾，负责为档案内容做理论上的阐释，或本身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二，叙事内容。具体可分为两类：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前者如《太空“长征”之路 启航》，讲述的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历史；后者如《功勋 孙景坤》，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孙景坤的生平经历。第三，叙事媒介。《国家记忆》栏目实现了多种叙事媒介的融合，不仅有文字、图片等静态影像，也包括视频等动态影像，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三维动画技术复原历史场景，传达给观众多重观感信息，帮助读者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第四，叙事受众。据调查，2020年《国家记忆》全国市场播放量累计达到6.22亿次，近五成电视观众观看过该节目［25］，受众面广。第五，叙事目的。《国家记忆》栏目“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吸引更多观众关注国史、热爱国史，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3.3 《国家记忆》栏目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经验

（1）邀请事件亲历者加入

《国家记忆》每一期栏目会邀请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讲述其亲身经历和感受，使得宏观历史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也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如《功勋 王占山》在叙述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王占山的故事时，就邀请了相关亲历者做口述补充。

（2）主题多元化、内容故事化

《国家记忆》栏目的叙事内容题材大体可以划分为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工程建设和知名人物传记。主题的多元化意味着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对象的多元化，党政档案、科技档案、工程档案、人事档案等都成为《国家记忆》的资料发掘对象。同时，《国家记忆》栏目摒弃传统的“解说词+画面”的叙事模式，采用故事化叙事策略，并通过悬念设置，充分调动受众的兴趣。

（3）档案材料与信息技术的多元融合

《国家记忆》借助3D数字虚拟现实技术等信息技术再现历史场景，使得观众更有代入感，更能感受和理解史实。《太空“长征”之路》系列视频中，栏目组借助三维动画演示了我国卫星导航事业“三步走”战略的卫星分布情况以及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模型并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了第一颗北斗二号组网卫星发射现场，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4）借助融媒体实现叙事受众的增加

《国家记忆》栏目的传播渠道从之前的单一渠道逐步拓展到“电视+电脑+多种移动终端”的新媒体多元联动［26］，在抖音、快手、微博等APP上开设官方账号，并根据平台和用户特点发布不同时长的视频内容。叙事受众可以通过抖音、微博以及央视频等APP对其发布的内容进行评价，从而使得节目制作方能够根据用户反馈调整运营方向，提升创作质量。

（5）引领主流价值，深化国家认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和泛娱乐化现象明显抬头。《国家记忆》栏目通过走访诸多国家综合档案馆，以及相关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尽可能真实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引导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厚植家国情怀，展现了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和理想信念。

3.4 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叙事主体：与档案专业机构合作有待深化

一是合作范围较为狭窄。目前同《国家记忆》栏目进行合作的主要是各级各类档案馆，而与档案主管部门、档案学术社团组织等合作较少。二是合作模式较为单一。主要是档案资源保管机构为《国家记忆》栏目提供其所需要的档案资源，《国家记忆》栏目则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叙事性开发。

（2）叙事内容：忽视民间档案叙事题材

《国家记忆》栏目利用的多为官方机构的档案资源，其选材也大多适合宏观叙事。由于叙事主体的局限性，主流档案叙事体系无法呈现历史发展全貌。而民间档案作为非主流叙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关于某一段历史的个体记忆，这些内容可以增强主流档案叙事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3）叙事媒介：开发产品种类有限

尽管在融媒体环境下《国家记忆》在多个媒体平台都设立了官方账号，拥有数量较多的粉丝，但是其叙事性开发产品仍主要局限于视频和文本内容。这种比较单一的叙事媒介和文化产品结构难以赢得网络用户的持续支持。

（4）叙事受众：与观众的互动质量有待提升

《国家记忆》栏目与叙事受众的互动质量有待提升。其具体表现为：互动即时性较差，发布的视频不具备弹幕功能，观众不能够发布实时感受；局限于单向互动，对用户的留言和评论较少作出回应；局限于数字媒介，导致互动途径单一。

4 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优化策略

4.1 叙事主体：加强专业合作，同档案专业机构建立协同开发机制

档案专业机构在档案资源的叙事性开发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开设档案专业的各大高校以及相关科研单位可以介绍国外相关先进经验；中国档案学会可以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技术指导。《中国档案报》可以提供稳定丰富的档案信息来源和广阔的宣传平台，实现档案部门和栏目组的双赢。其与北京卫视《档案》栏目达成战略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国家记忆》栏目组可以根据不同档案机构的特点和优势确定不同的合作模式，共同合作实现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形式的创新，如邀请档案专业人员进入栏目创作团队作为学术顾问和技术顾问，同档案专业技术团队合作深度研究数字技术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应用。

4.2 叙事内容：调整内容结构，适当关注非主流档案叙事题材

《国家记忆》栏目可尝试在主流档案叙事体系之外融合非主流档案叙事体系，关注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集体记忆。如，可以开设有关农民工主题的专栏，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赋予其社会认同感。这种尝试有助于推动弱势群体话语体系和话语力量的构建，消除人们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良性发展的目标。

4.3 叙事媒介：融合数字技术，创新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形式

《国家记忆》栏目应当紧跟前沿数字技术，并尝试利用这些技术进行叙事内容的创作。以下几种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的新形式值得关注：第一，互动影像剧。与传统的视频形式相比，用户可以置身于剧情之中，通过主观的选择决定剧情的发展方向。［27］第二，档案剧情游戏。档案剧情游戏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经解读后的档案内容为建模背景的数字型虚拟游戏，融合文字、影像、音频等开展叙事表达［28］，公众可以借助VR设备实现视、听、触的集成体验。第三，知识图谱。中国人民大学牛力、高晨翔等人在吴宝康照片档案故事化的研究中引入人物关系知识图谱，实现了基于知识图谱的档案数据故事化。［29］

4.4 叙事受众：丰富互动形式，提升叙事受众的参与感

丰富互动形式，加强观众同节目制作方的互动交流，是提升叙事受众参与感的重要途径。《国家记忆》栏目可完善各视频发布平台上的互动功能，如增设视频弹幕功能、面向用户发布投票共同确定下一期节目的选题。此外，负责这些媒体平台的运营人员也要尝试在评论功能界面积极回复用户留言。线下互动途径也要积极拓展，如，可挑选青年群体代表加入节目组，一同走访各级各类档案馆，更近距离地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接受档案文化的熏陶。

5 结 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加强我国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国的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要通过多种档案资料挖掘、多元主体共同合作、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等方式来打造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更加鲜明地展示出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发挥档案建构集体记忆、深化文化认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