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京京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正午，我干渴的裂唇被她窥探个究竟。我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做任何的举动，只是身体有些佝偻，像刚刚蹒跚而行，在山腰处瞧见的低垂的歪树。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的目光在斜穿进挎篮时，停留了那么几秒。我看着它，我看着她，就在脑子一片空白中，在她水一般的目光里，我感到赤热的山阳倏地突然溜走，踪迹全无。

其实，我并不想买她的任何东西。我只是看了那么一眼而已。

我甚至不知道，“停留”有另一重意味。我哪里懂得这些？好不容易站到了山顶，张开双臂，感觉风在顶我的腰，很用力，烈日在揉碎我的眼皮，也很用力。我还要吼上几声--

“呦、呦、呦……”

吼得缺氧，差点要眩晕过去。姿势比刚才目光停留的时间长多了，要是被熟人看到了，他们定然会摇头喟叹--

这个“神经质”。

“神经质”是张九香告诉我的。这还是好的，背地里他们都说我是“神经病”。我的情绪异于常人。张九香不像他们，他给我解释说：“你的情绪稳定性和自我管理不够，好在你性格内向，就是专注于某些事情不能自拔，再加上……”剩下的话，他不说我也知道。我反应迟缓，眼神斜视，看人的时候让对方对不上你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他们所以读不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就胡乱地猜。即使我心里没在想任何事情。

票是张九香给的。他说，你去远地方走走也好。我能去哪里呢？在城市待了三十多年，绕的地方不过巴掌大。“远方”有多远不知道，我拿着车票看上面的铅印字，是一个叫庆都山的地方。他们说我不能独自出门，“放个神经病出门，你能担待得起？”只有张九香信任我，觉得我很正常，想去哪就去哪。他临行一脚，我还真不敢了。

字我认，话能说，只是眼斜身弓。我的思想是健全的，甚至能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对，是在实际生活中--吃饭、睡觉、直立行走时，我会喃喃自语，还会说几句“苏格拉底”之类的话出来。这要是在大学课堂，我怎么着也是教授级别，抑或至少是个哲学上的疯子。可是张九香说我是“神经质”，小区的他们说我整天神神叨叨。我不担心自己，我觉得我很正常，要是旁人一直坚持，那他们想必才是一群“神经质”。

我迷上了钱。单人间里的落地窗在夜晚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我把脸紧紧贴在玻璃上，遥望天幕，有一天竟然望见了几颗星星。风大，吹走了阴霾，那几天的黑夜，星星一直挂着。我想问问星星多少钱，能不能买几颗下来。可是问谁呢？不能问小区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正常人会买星星？星星能卖？看，真给撞坏了。”我只能问张九香。可张九香很忙，他那么老了，还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没时间管我的“闲”事。就算星星能卖，我也凑不够钱，肯定很贵。

初衷已经不记得，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算有了钱，能买到一颗，我已经把用它来干什么忘得干干净净。现在满脑子就是钱。我拿着那张车票，头疼了好几天。背包就放在那里，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但是满满当当，差点背不动。上车时，张九香的手在窗外一直摇。一下不行，又摇十下，我在车后窗探头，看他手还没放下。我趴在后座侧身看他的时候，感觉他的姿势像是在放风筝。

我偷听车上的人聊天，知道庆都原来是一名女子，相传是上古大帝尧的母亲。母亲？没有概念。我只身一人，不知从何而来。我对母亲的理解仅限于三点，缘于我在小区的一个家庭吃过一顿饭。那家的孩子不过六七岁，一直“妈妈妈妈”地叫着，中年妇女拉着我笑，然后转过头一口一口地用勺子给孩子喂饭。屋子很大，孩子跑跑跳跳，摔了两跤，躺在中年妇女怀里“妈妈妈妈”地哭。我和张九香被中年男人送出门时，孩子“妈妈妈妈”地还在喊，中年妇女遂搂在怀里哄他睡觉。饭我能自己做，虽然可能做得不好吃，但是起码能自食其力。路我能自己走，虽然我身躯佝偻，走路慢，但从不摔跤打滑。躺在床上几分钟就能睡着，我也不需要哄。所以，我不需要“母亲”。

“庆都山好不好玩？”

我一直想问问同车的人，却一直憋在嘴里没说出口。人不多，他们三两成堆，我环顾四周，没人注意我，更没人想和我攀谈。我的记忆很短暂，只有一年，一年前的事，我总是记不起。这一年里，我的记忆里都没有山，只有一个关于山的“常识”--既然是山，肯定有矿。这是我在小区的一个石堆旁，一个小伙伴曾告诉我的。当时他拿了一个塑料挖土机玩具，还有一把塑料铲，说他在挖矿。“矿是什么？”“矿就是钱。”我知道矿能卖钱了。高速上大货车一辆接一辆超过我们，车厢被黑色的破布盖着，破布的四角被绳子拽着，在风驰电掣下紧紧地拴在车厢边框。我在窗户里看到偶尔扬起的黑渣，从土丘般的破布边缘露出，砸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不知道这个山上是否有矿。山、水、寺俱全，这里更像一处不曾入世的原始山林。植被繁茂，石阶直上，一条白色的卧龙盘踞在葱郁的山中。山不高，大概二百多米，山脚还有湖，他们说是尧母洗衣的地方。我想象中的山，却只停留在荒山土石的阶段。刚才一车人撒到山中，顿时没了踪迹，我在半山腰目光盘旋，一色的碧绿，很少能看到裸露的褐土。我知道，这次很可能白来了。开采矿要在裸山露石之中，这里没有。

然后，她就过来了。

只一次我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叫大金。

微信支付二维码被她晃了两下就收回，大金大概知道我这样的人不会用手机。其实我是有手机的，不过是两年前的机型。但这并不过时。我拿出手机来看时间，确定在下午三点之前得赶回车上去。大金惊讶，她又把二维码伸了过来。

我确实是有些口渴。最近我常出汗，运动量稍微大一些就会大汗淋漓。我在开阔的山顶坐着，想去翻背包，看看张九香给我带什么食物了。背包是我的“乾坤袋”，我出门必备，一般都是张九香给我准备，偶尔也会让社区的他们帮忙。一曲叫卖让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

我累了，有些发呆，她于是有了与我买卖交易的理由与底气。

“五块钱。”她晃晃手机，对我笑着说。

我正拧开那瓶矿泉水。她十六七岁，双腮通红，两只小红辫，一身破旧的蓝色运动衣，还有一双布鞋。最让我感到特别的，是她的两样东西：一是她头上扎着块绿色的方巾。山顶风虽不大，但是依然给我的心里吹来一丝“惊奇”--我以为现在的农村都没这么“老土”，早已退出时代舞台的头巾--她竟然就这么扎在头上，还不是什么新潮的扎法：两角系在一起，额头的一角被卷起，剩下的一角明目张胆地在脑后直直翘着；二是身为卖东西的，她竟然对我这个顾客做起了自我介绍，名字像个男孩子--“嗨，我是大金。”

我最终还是给了她现金。我的背包里只有一个空保温杯，不知道此刻它能派上什么用场。我打开那崭新的鲜红色的钱包袋，从中抽出一张。钱包袋的颜色是我执意要的，在新开的文创店里，我一眼就相中了它。张九香说：“不行，换一个，颜色太艳。”我拿着不松手，我喜欢它的图案，画着一口大钟，拉链设计很特别，是一个五角星形状的拉链头，就像我仰望已久的那天上的繁星，所以僵持了好久。年轻的店员看看我，对着张九香说：“您给他选个不就行了。”张九香像没听到，他拿起一个浅色的。我看浅色的比鲜红色的标价便宜，问他是不是舍不得花钱，他笑笑对我说：“太艳了招人，钱容易丢。”然而最后并没有花钱。这是张九香他们设计的，和一个文化公司合作，推出的创意产品，价钱不高，有时候还会赠送。

大金说：“我怎么找得开？”

我望着把钱揣进兜里的大金，等着她找给我钱。她摆着挎篮，伸着头对我的钱包袋产生了兴趣。我赶紧放回背包里。听说我要去“挖矿”，张九香就给了我一沓钱，他不允许我用手机支付。钱可不少，决不能招来贼。

我说：“找给我。九十五。”

再没看到来一个买客。水我已喝了大半。她的篮子里鼓鼓的，用布盖着，看着大金为难的表情，我突然对篮子有了兴趣。大金掀起盖布，是一篮子枣和柿子。

“你的柿子多少钱一个？”我说。

大金热，已经把外套脱下，一件“文化下乡”字样的白色短袖T 恤把黝黑的胳膊衬得泾渭分明，她静止不动，在思考什么。绿色方巾也被她摘下，如果只截取上半身，我看到的素描朝天的大金就像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

“要不，你把篮子里的水果给我？”我看那篮子编得漂亮。

“好啊。”大金忙把篮子提到我的跟前。

我脑子不好使，又长得这个样子，外人唯恐避之不及，她却主动和我攀谈。我期盼她说“嗨，我是大金”的样子，这话我在以前从没听过，对于我没听过又觉得好听的话，我都期盼她能多说一点。

说了很多疑问句的话。大抵是“你从哪里来”“谁带你来的”那些话。我是小孩子吗？我觉得这几句大金问得有些“庸俗”，三十多岁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为什么她还问是谁带我而来？大金看出了我的不高兴，随即拿出一瓶矿泉水，在篮子里挑了几颗红一点的枣，冲洗干净，递给我。

“你用钱洗枣啊？”我不解，“五块钱洗掉一大半。”

她嘻嘻哈哈笑了，“没事，这瓶是灌装自来水。”

“那这庆都山有矿么？”我问。

“什么？你说什么矿？”大金挠挠头。

“就是矿，能卖钱的矿。”

枣，脆、甜，平常只是吃过超市那种干瘪的软枣，后来张九香就不让我吃了。不止是枣，还有桃、杏、李子都不能吃，只可以吃香蕉、西瓜、橘子之类。一会儿的工夫，枣被我吃得精光。

我对大金说：“这枣真好吃，可惜你带得少。”大金坐在石头上，抚着手臂，静静地看着我吃枣。半晌才接起话来：“我家里这些个很多哩，你要不要去？”见我不说话，她又说：“正好，这篮子果钱都不够九十五，权当再顶你一些好了。”

大金一直喊。我只能双腿跪地，扒着窖沿往下看。我不敢下去，遂坐在炕沿上。我是看过的，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屋子窗台落满了灰，玻璃还有残缺，用纸糊着。午后的阳光强烈，却穿不透这间屋的窗。我坐着看那小小的窗，就像在看一块泛白的塑料膜，看不到屋外那棵榆树的任何影子。刚进院子时，我就被院中高大的榆树所吸引，我还没见过这种树。我看着这棵榆树皮肤粗糙开裂，却长势旺盛，大金拿起长长的木钩子勾起树尖的绿叶下来，“这可以吃，和米饭一起蒸煮，会很香。”

我并不贪吃。我是不会为了一些枣和柿子来这个拐了无数个弯、走了无数的路的山村里。她拉着我从高架桥下走过，桥上车飞快，轰隆隆地，这是一条高速公路。大金说，上这条高速公路一直走，就能走到北京去。我问大金：“你去过北京？”大金摇摇头，“不过，”她说，“那年村里欢迎从京城下乡来的演出队伍，我们就在高速口接的。”“京城”是一个多么遥远的词汇啊，我心里窃笑，就像大金家的房子一样遥远。城市的楼都是钢筋混凝土做成的，进入山村时，一路走来道路两旁却都是红砖墙，只有少许的老房子像大金家那样，是石头盖起来的。我坐在黑漆漆的土坑上，等待大金。

“你怎么不进去？”大金在给土豆削皮。

“我怕。”我拿起一个土豆，土豆皱巴巴的，摸起来有些软，这是大金从那底下拿出来的。

“怕什么！那是我的宝藏。”大金说。

听到“宝藏”，我来了兴趣。我打量着大金，又对她的话有所怀疑。真有什么宝藏，大金也不会这么穷。我对“穷”的概念源于张九香的一次捐助。长这么大，我都没有见过穿破洞衣服的人，我看着张九香把一件件二手衣递到那群孩子手中。那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孩子们站了一排，动作生硬，有些羞涩，向张九香他们致谢。他们站成一排，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的样子好像一株株向日葵。我也站在一旁傻笑，在周围一群人异样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了村民的瞩目。我朝村民摇手，走向他们，村民却连忙退步，顺手护起自己的孩子。他们说：“看吧，他们都怕了，为什么非得带来。”张九香牵着我的手，让我和他一起给孩子们送衣服。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走访了几户人家，都是有石头垒成的房子。对，就是大金家的这种。饭是在一户人家的院子吃的，我并没有进屋子去，不知道是否像大金家那样有土炕，屋子黑不黑。

她在院子中间烧火。大金没有穿破洞的衣服，但是与城市同龄的女孩相比，我断定她是“穷”的。她跪在炉灶旁用蒲扇扇火，熟练地倒油、翻炒，一会儿工夫一盘土豆丝就出锅了。她和我一样是自己做饭，而我是穷的，所以她也是穷的。我把我的逻辑说给大金听，“所以，你没有宝藏吧？你也是穷的。”她咯咯地笑，遂打开蒸锅，取出一盘榆钱米饭来。

当我有了勇气，大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在她的搀扶下弯腰，小心地从炕沿抬起腿，双手扒着土坯，进到漆黑的洞里。我以为会很深，其实并不深，只是屋子太黑，没有光线，所以神秘。大金还带了手电筒。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手电筒，我的眼里一片金光--金黄的柿子排在开阔的地上，还有土豆、南瓜、枣、核桃，整整一大片。“你把这些都放在洞里啊？”我好奇地问。

“这不是洞，这叫窖。”大金说。

我有些冷。窖里边的温度要比外边低好几度，待久了还真有些凉意。大金忙着在一个篮子里捡果子，“我给你多装些，准比九十五多”。果子是好吃，但是我并不想要。在庆都山，她煞有介事地说“家里有矿”，现在我来了，却只看到这些，我不满足。大金把篮子里的果子摆满在院子中央，让我挑，见我不动，她挠挠头。“这就是你窖里的宝藏啊？”我嗤之以鼻，“你还把它们藏在里边？”大金开始梳头，她的头脏了，刚才在窖里碰了一层灰，她用手蘸点水，一板一眼地对着镜子抹头发。“你可别小看它，冬暖夏凉，现在藏东西正是时候哩。这些东西能吃到冬。”大金家没有冰箱，她把窖当成了冰箱。在城市里，家家都有冰箱，并不是什么宝贝。

“矿呢？”我穷追不舍。

我执着起来真像一个疯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自定义的神经质的范畴。每天我都在社区办公楼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张九香会给我很多书。奇怪的是，我能认识书里所有的字，还能看得懂晦涩的哲学书籍，只是当我执着起来的样子，和那佝偻颤抖的走姿，让我在他们的目光中有些另类。但他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我，更奇怪的是，他们中还有人来请教我书里的问题。我的脑子是灵光的，要不是被限定在这一年的记忆里，我觉得我甚至优于常人。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年前的所有记忆，不想却在一年又一年的时光中失去了曾经记住的每一年。

现在的任务就是能多找一些矿。大金承诺过的，她“家里有矿”，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我一遍一遍地唠叨，她知道我不要果子，又不想给我那九十五元钱。太阳一点点地向远处的庆都山靠近，大金抄起了院落中的簸箕，嘱咐我等着，又进了屋。一簸箕的“矿”就这么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就说你有矿吧？还不承认。”我望着乌黑的矿嘿嘿笑个不停。

大金看着我的样子，开玩笑地对我说：“喏，这就是金矿。”

我捡起两块，仔细地看，又小心翼翼地放下，蹭了一手黑。“这是煤块。”我说，“不是金矿。”

大金说：“这叫黑矿，虽不是金矿，但是也值钱得很呢。现在这东西世上可稀有。”大金把“世上”说得牛气十足，口吻就像是一个金矿的老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说的值钱的“黑矿”，但是“稀有”是肯定的，就连我在偏远的市郊，那种小平房的胡同里，我都没见过，顶多是一些蜂窝煤罢了。

“你这些多少钱？”

大金咬着嘴唇，我看她眼珠向斜上方翻动，也不说话，一定是在想价钱。不过没关系，我带了很多钱。我伸手去掏钱袋。

“姐，快，姐。”

院子突然窜进一个小男孩。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大金一把拉起，连拉带拽进了屋。大金的手紧紧攥着小男孩，又抚慰一脸惊恐的我，“别出声，憋一会儿就好了。”我不知所措，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藏在这漆黑的窖里。人生地不熟的，只能跟着二人安静地待在此地。

小男孩比大金小三四岁，短头发，和大金一样的红糙脸，在院子里叫大金“姐”，我料想这必定是大金的弟弟。刚刚就在他窜入院门的刹那，我就一眼看到了那熟悉的佝偻的身躯。他和我一样，也是身子弯曲，快速的走动并没有掩盖他艰难的步伐，我全然看在了眼里。只是他比我强，从他的神态和眼神，我觉得他思维健全，只是身形姿态与我相同。他还在窖里对大金问起：“姐，他是谁？来干啥哩？”

大金“呀”的一声，说：“糟了，那些煤块。”

我们出来时，院子里并没有人。小男孩说：“他们走了。”我问：“谁来了啊？他们是谁？”大金的脸色像那地上的煤块一样黑，她不再搭理我。小男孩说：“最近查得严哩，逮住了就全没收。”他指指地上散落的煤块。我这才发现，煤块撒了一地，正被大金默默地捡起收进簸箕里。我讶于大金出窖后的态度，不知为何突然对我冷淡了起来，遂对她说：“你怎么了？”大金看了我一眼，说：“我就不应该带你来,在山上就把那一百给你好了。”我问：“那这矿你还卖不卖？”

大金端着簸箕往屋里走，我在后边跟。小男孩这时嚷嚷着饿，要吃饭。榆钱米饭已经被我吃得精光。他很消瘦，有些营养不良，我望着他，又看看大金，不敢作声。“小金，你不按点吃饭，现在是一个米粒也没有。”大金狠狠瞪了他一眼。我突然停下来，小金紧紧跟着大金，他的身影在暗黑的屋子里画出一个轮廓，那轮廓脆、薄，就像张九香买给我吃的咸酥饼干，轻轻咬一口，就碎在了嘴里。我不敢再大声说话，生怕这个轮廓碎掉。脆薄的轮廓随着小金的哭声左右摇晃，大金早已端着空簸箕出了屋。我见不得人哭，哭就觉得可怜，鼓起勇气对大金说：“你怎么不给你弟弟吃饭啊？看把他饿的。”大金不知从哪里找出几根火腿肠，拿给小金。

我们三人坐在空旷的院落中发呆。天渐黑，我抬起头，看看那被微风吹动的粗大的榆树像一个黑怪，挥舞着枝杈，张牙舞爪。

大金说：“你啊，害死我了。”

张九香来了电话。他声音急躁，分明是生了气，“你怎么回事，怎么没跟着大巴回来？”

我这才记起了上午的事。三点是要在庆都山集合的，可是大巴车为什么没有等我呢？或许是他们等了我、找了我，但是没找到，或许是压根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总之张九香的语气很生气，电话那头还叽叽喳喳的是他们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张九香是和蔼可亲的，是慈祥的，从没和谁翻过脸，这几年他总是街道先进工作者，只有一年没评上。那年他哭了，我没看到，也没有任何印象，是他们告诉我的。后来我找到张九香，对他说：“你不是小孩子，堂堂一个支部书记，没评上先进还哭什么呢？”我哈哈大笑，“不合时宜”地拍手，数落张九香。他们看在眼里，没有了之后每次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默默低下了头。

张九香一定是担心我这个“神经质”的安全。其实我一点也不担心自己，我倒开始担心起张九香来。为了让我出来旅游，他不顾他们的反对，现在我“走丢了”，“即使是个神经病”，张九香也“在劫难逃”。我并没有故意不想回去，只是在大金招呼我之后，我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我来到了这个村里，现在大金说我害死了她。

我管不了那么多，买不到“矿”，这趟山村之行就太“荒谬了”。

“真就太荒谬了。”我说。

大金看我的表情我无法形容。那是一种疑惑、生气、垂怜、嘲笑，又夹杂荒谬的一张脸。我形容不出来，又不敢直勾勾地盯着她一直看下去，我低下头，说：“你，到底能不能卖？”

“卖！不过就两块。”大金愤怒地说。

“多少钱？”

“五百！”

我并没有提出异议，还掏出了我那鲜艳的钱袋。小金挽起我的胳膊，对大金说：“姐，咱们买的整个那堆无烟蜂窝煤，才不到五百哩！”他指指院墙盖着塑料布的一角。“那能给咱们那‘黑矿’比？”大金满意地把钱揣进兜里，让小金去生火，“你不是饿了？”

我摩挲着手里的两块黑矿，就像在把玩两块玉石，东搓西摸。大金炒了好几个菜，还特意花费两个小时炖了一只鸡。灯火辉煌中，我们仨围着石桌吃鸡。我特地洗了手，那是一盆污水。大金全然没有了之前的怒气，她端起一杯白水，还像模像样地让我们站起来，说要碰一个。我和小金的胳膊只能举起半身高，三人一起，就像两个大小半圆，靠近一条直线。我斜眼看着姐弟俩，脸上笑容淳朴，我也哈哈地傻笑。我喜欢看别人笑，笑就觉得幸福。

炕很大，够三个人睡。我突然对坑下的窖产生了兴趣。我说：“窖不都是在院子或菜地里吗，你们家的窖怎么在炕下面啊？”小金一个骨碌起身，说：“这可不叫窖，这是储藏间。”“储藏间？”我打趣说，“是城里那种三室一厅中的储藏间吗？”大金扒拉一下小金，“别听他瞎说，就是个废窖。”

大金说：“也就是你，别人我可不让进。”除了那些菜和果子，大金手持的手电筒的光再往里，我看到四五个蛇皮麻袋，鼓鼓的。我扒开口，看到里边装的都是满满的黑矿。“呀，都是值钱的东西，大金，你们发了。”我满眼放光，对着大金喊。姐弟相视对笑。大金说：“发？我要赔进去。”我说：“为什么？”大金说：“被盯上了呗。”

我只是拿了，不，是买了两块而已，还没有盯的资本。大金不再提及黑矿的事，带着我们继续往前，窖里开阔起来。走了十几米，却到头了。墙上贴着一张看似年代久远的年画，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我斜视着一点点地看那年画，彩色的图像早已发黄，一头高头大马，马背上是一名头戴白色方巾的农民，手举大刀，回望马后。这姿势有些像镇邪驱鬼的门神。我不由得伸手去摸，感觉画后不是泥墙，横纵交错，中间有格，像是竖着的一扇栅栏。

我推推墙，“这好像没到头。”

大金和小金帮我一起推，那幅年画就随着木质栅栏推翻在地。大金说：“这是哪里，可从没发现还有这么深。”我站在栅栏里边，招呼姐弟俩往前走，里边黑黑的，只有一把手电筒，我们三人硬着头皮向前。不知走了多久，大概有一二百米，还没到尽头，我们坐下来休息。

小金有些喘。我说：“要不要紧？我们往回折返吧？”大金说：“呀，忘带水了。”接着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将一粒塞到弟弟嘴里。“没事，我能干咽。”小金说。大金拍打小金的背，一下、两下、三下，我把这一对不明情况、只有一面之缘的姐弟俩的举动看在眼里，突然想到了那个偎依在妈妈怀里“妈妈妈妈”叫着的小孩。“这窖在我们老辈子还在时就有了。”大金边走边对我说。“真没想到里边别有洞天呢。”小金补充道。大金对小金说：“哟，你还会拽词。”小金笑笑：“学校刚学的。”“还走吗？”我看着喘气的小金。大金对我嗤之以鼻，“一看你就没走过夜路，我给你说，夜路都不能往回看，得往前看。”

我们坐在黑漆漆的屋里，随着大金手里那束光环顾四周。走了大概有不下七八百米，刚才对面有风，我们就知道到了另一个出口了。那束光颤巍巍地掠过，停留下来。三个人使足全劲才推翻那扇活动的早已腐烂成洞的木板。我们趴在成堆的烂桌椅下，抬头仰望，是一尊慈眉善目的菩萨雕像。“这不是山后那老母庙吗？”小金说。

大金说：“这个庙平常没人会进来，只是过年过节时，村里人才会集体来上个香。”我说：“这不年不节的，怎么还点着一盏灯呢？”大金说：“那就不知道了。”大金给我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庙里香火旺盛，求子的、求学的、求财的，络绎不绝。等她长大了，庙里却越来越冷清。“最早的时候，这里还住着一位出家人呢。”大金滔滔不绝地在说。

夜黑风高，庙里的那盏长明灯一闪一闪。我看看现在满是尘土的香案，听乏了，打了个哈欠，拍拍眯着眼的小金，对大金说：“咱回吧。”

张九香来时，我刚刚起床，正对着院子里一群鸭子傻笑。大金拿着一袋子的瓜果蔬菜，小金帮忙系口袋。张九香的声音在院子外我就听到了，我站起来，回头看看大金。张九香和一群人进到院子，大金“呀”的一声，跑回屋子里。

昨天我不忘告诉张九香，让他今天来接我时带点麦当劳。我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小金摇摇头，说比主食好吃。我问：“你吃过吗？”小金摇摇头。我问：“那你怎么知道好吃？”小金说：“我看电视广告，就觉得好吃。”我以为在城市司空见惯的速食，小金竟然没有吃过。我把满满一袋子麦当劳递给小金。小金怯怯地，佝着身子接过。

张九香和一群人寒暄着，从他们的交谈中，我观摩着那个叫王书记的中年男人模样，他用生硬的普通话给张九香谈论着小金。我进屋，大金生气地说：“你不是给我保证过吗？不去说。”我纳闷地说：“说什么啊？”大金说：“还能有什么！”她的脸通红，就像烧红的烙铁，紧贴着我，仿佛要在我的身上狠狠地烙上几个红印。

我没说找矿的事。昨天张九香在电话中说：“明天大巴车还会定点去庆都山，你自己能回么？”我说：“可以。”张九香问：“不好好听司机的安排，怎么跑到那些个山村里去？”我牢牢记住了大金的话。从窖里出来，大金就拍着我的肩膀，一脸严肃，“黑矿的事，你只字不能提。”我郑重地点点头。我对张九香说：“她家有个窖，长得很呢，在炕下，几百米能通到后山去。”

现在张九香亲自来了，还带来了很多人。王书记笑着说：“我都没发现。”张九香随他进屋，只见大金颤巍巍地翻开炕上的竹席。大金不愿意让他们进去，我是知道的。我想去拉她的手，告诉大金这与我无关。可确实是我告诉的张九香，她家有个窖--我们一起发现，只用了一晚上的时间，这个窖就被他们知道了。

下去了很多人。大金蹲在院子里拿着木棍在地上画来画去，她的头发蓬着，没梳头，低着头，像个摇摇欲坠的莲蓬。我静静地望着她。张九香还从里边带出了几样东西--几把锄头和断了柄的旧铁锹。张九香对王书记说：“这可是宝贝呢。”王书记说：“以前还真没发现，还有几家有呢，只不过没这么长。要不要去看看？”张九香嘱咐我，在这好生等着，还不忘拍拍小金的头。

临走，王书记让人带走了那几袋“黑矿”。

可能他们有些烦了。在小型商务车里，我一直问，不停地问。大金突然拉拉我的手。

即使我给大金和小金说，我现在是一个社区工作者，大金也没有再追问我什么，我还是想为刚才的聊天添加尽可能多的谈资。我想给大金完整地介绍自己，这是做朋友最应有的开始。我一直在“叨扰”张九香。他们说：“你，你，不要再吵了。”

我只是想问问张九香，一年前、两年前，甚至许多年前，那时候的我是个什么样子。这些年我时不时地就会追问每一个认识的人，想找回自己以前的记忆，尽管张九香早就告诉过，我一直是个社区工作者。我知道他们不会搭理我这个“脑子坏掉”的傻子，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我张开口，看着昏昏欲睡的他们。大金拉了我一把。

“看，那就是庆都山哩。”大金对我说。

我们刚进入高速口，正驶向北方的北京。当张九香盘问她，昨天我都在这做了什么的时候，我看到大金从兜里又掏出那皱巴巴的五百块钱。两块黑炭被张九香没收，他仔细地给我擦手，大金低下了头，紧紧拉着小金。张九香并没有提钱的事，只是拍拍大金的肩，说：“煤块烟大，你那无烟蜂窝煤怎么不用呢？”小金嚼着薯条，说：“不耐烧，还容易中煤气呢。”大金拽拽小金，低头不语。我猜她是害怕了，她没见过张九香这样的人的说话方式，也没见过许多人去她家“隆重”的场面，我说：“在城里，没人用炉子，更见不到什么煤块，我们都用暖气。”我给他们做简单的解释，“就是用大锅炉烧热水，通过管道再输送到各家各户。”小金问：“那他们怎么烧水，也用煤吗？”张九香开始讲解起天然气来，从天然气的原理、怎么形成的，一直讲到环境保护，听得我和小金都乏了。只有大金在默默地听着。

我把我的钱袋子拿出来，“好不好看？送给你。”我对着她笑。

起初，大金是不愿意跟我去的。她说，还没出过远门，怕小金不适应。小金倒是乐意去城里看看，嚷嚷着想去。是我向张九香提出的。他们是我的朋友--气味相投的朋友。我这么给张九香说。我对大金说：“玩两天就送你们回来。”就这样才上了车。

远处的庆都山一晃而过。是个大晴天。张九香指着车窗外的蓝天，对大金说：“大金，看，多好的天。”大金笑着，点点头。

比之前计划的多待了几天。张九香对大金说：“你家的那个老地道，我们和当地政府结成了‘文化桥梁站’，决定建个红色旅游景点呢。”“啥？”大金一脸迷惑，“就那个破窖？”张九香说：“《地道战》都看过吧？这可不是破窖，这是个金窖哩。”

“因为里边是有金子吗？哈哈！”我又想到了钱，开始调侃张九香。

“没有金子，却比金子还珍贵呢！”张九香说。

我和大金、小金站在凉爽的金窖里，抬头望着水井的天空。这是一口枯掉的老井。那晚我们走得急，中间有个路岔口，竟然能直通到村口的水井中。口在井的半腰，井底已被土填了大半，刚刚能把身子探出。张九香他们带来了一台电暖气，正在屋里安装调试。大金问我：“你说，要是有了门票，我真能分到一些钱么？”“那是当然了，全村就你家的最长。”我仰着脸自豪地说，“这可是你们金家的窖！”“真的？你听谁说的？”大金问。“张九香说的。还说让小金好好学习，去城里念书呢。”我说。“张九香是谁，他和你什么关系？”大金又问。“他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说。

圆圆的天空暗淡下来，几颗星星垂挂在红色彩霞的幕布上。我想到了大金。等她有了钱，怎么也得求她买几颗星星下来，这样就能送给张九香了。送给他做什么，我还是没有记起来。说起张九香，我又想起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哲学追问。“我以前是谁呢，之前的记忆哪里去了呢？”我喃喃自语。同样的话，早就想问问大金和小金，但是不太清楚他们的情况，一直憋着没敢说。“管他以前是谁呢，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往前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大金说着，拉拉小金的衣领。

里边阴冷，我拉着小金歪歪扭扭地跟在大金的身后。我斜眼望四周，洞内漆黑，又依稀可见声响，遂拉紧了大金的手。

“马上就到出口了。”

大金挥舞着手电筒，让我们跟紧一点。

斑驳的光影照在四壁，仿佛千军万马。走着走着我的身子暖了起来，前方耀眼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