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漱渝

一本毫不造作的情书

《云鸥情书集》1931 年2 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该社总编辑王礼锡为之作序；内收情书68 封，曾连载于天津《益世报》。“鸥”即“冷鸥”，女作家卢隐的化名；“云”即“异云”，其情人和丈夫李唯建的化名。王礼锡在序中赞扬了两位作者“天真的毫不作伪的态度”，认为“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这一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卢隐在她的《自传》中说：“这本东西之能问世，是在我们意想之外的，因为那里面的几十封信，完全是我们一年以来的通信，有一次大家无意的谈起这些信，拿出来重看一遍，觉得写得很美，不像一般人的情书，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的做人的态度，也有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像，所以我们便决定把它公开了。”又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其中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当我们写这些信时，也正是我们真正的剖白自己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着悲哀了，我需要从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过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卢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 年6 月15 日初版，第97 页）。本文标题“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取自卢隐致文学史家刘大杰夫人刘辉群的一首五言古诗。“白鹤”是卢隐的自喻；“绰约”形容柔美多姿，可以借此形容卢隐短暂一生中的多方面贡献。

《云鸥情书集》共收68 封情书，其中李致庐38 封，庐致李30 封，均写于1929 年春至1930 年春，曾连载于1930 年2 月14 日至4 月8 日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1931 年2 月庐隐在书信前后加上引言和结局，改名为《云鸥情书集》出版；接着北平法文版《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这应该是庐隐作品第一次走向世界。

“‘五四’的产儿”

庐隐是谁？茅盾说她是“‘五四’的产儿”。她有一本自传，从童年时代一直写到临终前两个月，1934 年6 月15 日，即庐隐去世后一个月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现收入六卷本的《庐隐全集》，且有再版本印行，因此对于书中的内容不必复述，以下多谈些自传没有涉及的简况。

庐隐（1899—1934），福建福州人，学名黄英，庐隐是她主要采用的笔名；其含义有两种解释：一是取意于“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二是期盼去庐山隐居，过逍遥自在、无羁无虑的骚人生活。其父是清光绪戊子科举人，曾任湖南永州知县。庐隐不仅生于5 月4 日，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后成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插班生，业师中就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过庐隐在各种新思潮中，主要接受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巴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日本新村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庐隐于1920 年初即登上了文坛，当时是跟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又跟冰心、林徽音并列为“福建三才女”。她一生留下的作品有140 多万字，尤以小说闻名于世，其代表作《海滨故人》风靡一时，尤受青年学生喜爱。庐隐小说多以女性为题材，以抒发哀情为中心，词藻华丽，文句高雅，具有悲剧美。尤为可贵的是庐隐初登文坛，就表现出了她的平民立场和底层关怀，以期推翻一切不平等的制度，谋人类的幸福快乐。在她笔下，出现了被财主蹂躏至死的农家女、被北洋军阀殴打的爱国学生、不愿意出卖灵魂的纱厂女工、在战争中惨死的士兵和为他们哀啼的亲属……这种立场和情怀一直保持到了她生命的终结。试举一例：

在国民党治下，灾害连年不断，民众颠沛流离。1933 年黄河决口，沿河村落竟成泽国，灾民不下三百万。庐隐发表了《代三百万灾民请命》一文。她以此前民众为前线抗日健儿捐款两千万，而一千八百多万竟被贪官倾吞为例，警告办理赈济的大人先生不能再次用民众捐赠的救灾款中饱私囊（载1933 年9 月1 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年发表的《灾还不够》一文中，庐隐将当时的天灾跟人祸直接联系起来，尖锐地指出：“灾害只有使大人物多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所以他们乐得多制造些灾来，鱼肉民众了！”所以，救灾的根本在于民众觉悟，团结起来打倒奴役民众的魑魅魍魉。（载1933年7月7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这就径直将改善平民的生存状态跟政治制度变革联系起来了。

除了创作，庐隐还翻译过一些世界名著。如果把庐隐誉为翻译家难免有溢美之嫌，但把她定位为一位优秀的翻译者则毫不过分。徐志摩曾赞赏庐隐的丈夫李唯建是翻译雪莱、济慈的青年诗人。庐隐自身有一定的英文造诣，又受到李唯建选编《英国近代诗歌选译》的影响，曾先后翻译过三首英文抒情诗：摩尔的《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兰特的《少女的哀愁》、莎士比亚的《爱情的丧歌》，译文相当传神。最为难得的是，她还翻译了英国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不仅译文流畅，而且增加了注释。遗憾的是，作品主人公游历了四个国家，庐隐只译出了前两篇《小人国》《大人国》，未能译出《飞岛国》和《慧骃国》这两部分。庐隐以小说家闻名于世，在戏剧领域也曾涉足。早在1921 年4 月11 日，她就在女高师《文艺会刊》3 号发表了《近世戏剧的新倾向》一文，论述了戏剧的起源跟时代的关系，以及由写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发展趋势。她也有戏剧体裁的作品，如三幕剧《冲突》、四幕剧《牺牲》，表现出她驾驭多种文体的才华。

最令人惊异的是，庐隐对中国小说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小说自来无史。1920 年开始，鲁迅才在北京大学讲述中国小说史大略，印成油印本，经修订，于1923年12月至1924年6月分为上、下册由新潮社出版。庐隐在1923 年6 月21 日至9月21 日就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连载了近三万字的《中国小说史略》。庐隐并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鲁迅1923 年10 月才到北京女师大任教。无论庐隐此文是否受到鲁迅讲义的影响，她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研究都是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

情书背后的三个男人

1916 年，17 岁的庐隐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初恋，对象是她姨母的表亲林鸿俊。其时庐隐正对阅读小说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除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还读遍了林琴南翻译的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林鸿俊原是留日学生，因父亲重病，辍学回到黑龙江老家。不久父亲病故，便投靠亲戚，想在北京谋职。他知道庐隐痴迷于小说，便将新买的一本《玉梨魂》借给她。这是民国时期小说家徐枕亚于1912 年创作的一部哀情小说，描写了小说教员何梦霞与一位青年寡妇白梨影之间一段哀婉的恋情。作品心理描写细腻，语言清丽典雅，赚取了庐隐不少同情之泪。林鸿俊得知庐隐因为阅读这本小说而终日不食，便主动给庐隐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先丧母后丧父的不幸遭际，博得了庐隐的深切同情，双方开始了密切接触。但庐隐当时还抱独身主义的人生态度，有些恐婚。林鸿俊便托人向庐隐之母提亲。庐母嫌林鸿俊学历低，拒绝了这一请求。林鸿俊于是写了一封非常悲哀的信给庐隐，激起了庐隐的一腔义愤，于是也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的执拗，只得后退一步，以林鸿俊必须大学毕业才允许结婚为条件。林鸿俊表示接受，又由一位亲戚筹措了两千元为大学学费，庐母这才同意女儿跟他订了婚。两年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庐隐既忙于在北京求学，又成了运动的骨干分子，更不大回家。林鸿俊此时大学已经毕业，要跟庐隐谈婚论嫁。庐隐表示，她还只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本科二年级的旁听生，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再成家。林鸿俊觉得一个女子整天在外奔走非常可笑，女子何必管那些跟家庭不相干的事呢？庐隐觉得林鸿俊的思想日趋平庸，他想抛弃所学的工程专业去考高等文官，双方感情上产生了裂痕。庐隐一直痛恨官僚政客，便决定跟热衷仕途的林鸿俊解除婚约，宁愿自己终身不嫁也不愿过平庸的生活。后来由于庐隐的坚持和亲戚的劝解，林鸿俊终于同意跟庐隐分手，娶了一位富家千金。庐隐跟林鸿俊感情的破裂，固然跟他们之间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同时也跟双方的年龄差距不无关系，因为林鸿俊当年确实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而庐隐只有二十岁，正在人生的成长时期。

庐隐的第二次情感经历发生在她跟郭梦良之间，丘比特射中他们爱心的那支利箭就是“五四”新思潮。这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因为郭梦良是由家长包办成婚的一位有妇之夫，妻子叫林瑞贞，如不结婚，父亲和祖母即不允许他前往北京求学。郭梦良生于1897 年，仅比庐隐大两岁，是北京大学法科的学生，先入预科英文班。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过李大钊组建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曾参与“五四”进步期刊《新社会》《人道》《奋斗》的编务和撰稿，热衷于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这是20 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思潮，希望能通过生产自治、产业民主等改良手段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1919 年11 月16 日，日本警署出动敢死队，在福州台江枪杀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并派出军舰开赴闽江，酿成震动全国的“福州事件”（亦称“闽案”）。旅京福建学生组织了联合会，庐隐跟郭梦良都是这个团体的骨干。郭梦良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被推举为联合会的主席和油印刊物《闽潮》的编辑主任，而庐隐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被推选为该会的副主席和《闽潮》的编辑，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解散之后，郭梦良和庐隐等十五人又组织了一个“社会改良派”（Social Reform）,简称“SR”，每周秘密集会一次，并进行通信讨论。由于郭梦良明敏沉稳、勤慎笃学，庐隐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1921 年暑假，两人同游杭州，由友情发展而为爱情。郭梦良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家庭状况，并表示愿与原配林瑞贞离婚。庐隐不忍拆散郭梦良的家庭，两人在杭州雷峰塔下订约，决定精神恋爱，永不相忘。1922 年夏，庐隐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郭梦良不愿跟庐隐仅停留于精神恋爱，忧郁成疾。1923 年暑假，郭梦良从北京回老家福州省亲，表明了他跟庐隐的关系。郭父以林瑞贞多年未育为由，同意郭梦良娶庐隐为“继次”，即续娶之妻，以续香火。同年秋，庐隐不顾亲友的反对，在上海远东饭店跟郭梦良举行了婚礼。1925 年初，李梦良跟庐隐的女儿宝宝诞生（后改名为郭薇萱），成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据庐隐在《郭君梦良行状》一文中回忆，郭梦良婚后曾任上海自治学院的总务长，事必躬亲，心力憔悴，积劳成疾，于1925 年11 月25 日因伤寒病逝于上海宝隆医院，年仅28 岁。郭梦良生前一好友叫徐六几，两人都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不幸徐六几也英年早逝。徐的遗孀陈天予在挽联中写道：“基尔特主义销沉，此去见六几，握手休论前世事；兜率天灵魂缥缈，无言慰庐隐，伤心同是未亡人。”

庐隐跟郭梦良的结合，最终是一场悲剧。据女作家谢冰莹回忆：“她（指庐隐）不顾社会上的一切批评，始终热爱着梦良，哪怕物质生活苦得连吃两顿饭都成了问题，她也愿意和梦良到处漂泊，过着他们的精神自由生活，不幸后来梦良得了很重的肺病，因经济有限，不能不回到老家去休养……结果，她遭遇到生平没有受过的侮辱，乡下人都把她当作如夫人看待，梦良的乡下太太更把她骂得眼泪双流，抬不起头来；有时候，甚至还加以拳打足踢的虐待。”（《黄庐隐》，谢冰莹：《作家印象记》，台湾出版）谢冰莹上述回忆，可从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一文中得到旁证。程俊英是庐隐的同窗好友，她在文章中直接援引了庐隐1924 年致她的四封信，其中写道：“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我现在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呵！这就是人生！”“经医检查，郭患肺病，他坚决要回闽疗养，只得听从。而家人的嬉笑怒骂，变本加厉，为了郭，只得忍受。俊英，我辈素胸襟坦白，岂堪胯下之辱！”（《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1 期）

庐隐第一次婚后的失落，在她的作品当中也得到了曲折的反映。1925 年6 月10 日她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 卷第6 号的《胜利以后》，基本上是一篇书信体的小说，作品借女主人琼芳跟友人沁芝的通信，表现男女在恋爱期中可能有一味的深念，可以花前月下，细谈曲哀；但一旦结婚，就得整理家务，照顾子女，觉得生活过得不过平平淡淡，既失去了少女时的幽趣，又失去了结婚前的抱负，成了“高等游民”。如果女子不做社会事业，那还有什么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因为琼芳家庭放不下，社会没事业，深切体会到世上没有无缺憾的爱情。什么自然的美趣，理想的生活，都变成了空中楼阁。在1927 年2 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8 卷第2 号的《何处是归程》中，女主人公沙侣已是一个妻子和母亲了，竟不知何处是归程。作品通过女主人公跟她姑姑的命运，表现出庐隐当时徘徊人生歧路的真实心境。沙侣婚后因生活琐事消磨了人生，曾经的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她姑姑独身，热衷于民国时期的女权运动，结果妇女同盟会冰消瓦解，姑姑只落下了一个“准政客”的薄名。作品通过人物对话表达的观念是：人生复杂，绝无完美。如果天地完美，那就无须女娲炼石补天了。结论是：女人不能迷失在理想的花园里，否则婚后一定会从星空坠落到谷底。

1933 年1 月15 日至2 月16 日，庐隐在《申江日报》副刊《海潮》发表了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小说中的“仲谦”影射的是郭梦良，而女主人公“美娟”则以庐隐本人为原型。“仲谦”是一个漂亮而又潇洒的男人，决心将他的生命交付给国家和他信仰的主义，而且是一个有妇之夫。但“美娟”仍热烈而执拗地苦恋着他：“为了爱，我的灵魂永远成为你的罪囚；服帖的，幽静的跪在你的面前！”虽然“仲谦”不能以整个的身心交付给她，虽然她因此会成为“破坏他们美满家庭的罪人”，她也以追求真心挚爱的异性为人间最大的幸福。这使“仲谦”陷入感情的旋涡之中，既不愿离弃为他毫无怨言服侍堂上二老的发妻，又怕“美娟”为他“牺牲了名誉地位和法律上的权利”。“仲谦”的犹豫态度一度使“美娟”感到如一座尖峻的冰山从天空坠下压在她的心头。小说的结尾，是“美娟”病了一场之后，受到朋友们的激励，决定从上海远赴冰天雪地的东北，跟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战斗，把对“仲谦”的爱升华为对中华民族的大爱，内心充满了伟大的喜悦。这样的一种结尾虽然显得空洞，但却是庐隐当时写作时的最佳选择，因为“美娟”的心理活动完全符合她跟郭梦良热恋时的实际,而他们生活中的真实结局又并不像她原来想得那样完美。如果按照她个人的经历如实描写，必然会破坏她内心仅存的美好回忆，也会有损她曾经挚爱过的郭梦良的形象。

如果说，庐隐跟林鸿峻的初恋、跟郭梦良的结合，都始于男女双方的互恋，那么她跟李唯建的婚姻则是始于男方热烈而执着的追求。因为自郭梦良死后，庐隐已悲痛到肝腑欲烈，经常抽烟、喝酒、号啕大哭，她表示日后持守独身主义，像孤云般自由自在地生活。但造化弄人，在人生处于山穷水尽的境遇中，30 岁的孀妇庐隐结识了一位22 岁的未婚青年李唯建。李唯建是四川成都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曾发表新诗、译作和文章，跟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作家时有交往，对庐隐其人则仰慕已久。关于李唯建主动追求庐隐的情况，他在《我与庐隐的初次见面》（原载《时代画报》1935 年8 卷10 期）、《忆庐隐》（原载1935 年《文学》5 卷第6 期）以及他以“四郎”为笔名撰写的《关于庐隐女士》（选自庐隐：《女人的心》上海四社出版部1933 年6 月版）这三篇文章中都有叙述，毋须复述。现仅从《云鸥情书集》来看彼此的态度。

1928 年初春的一个下午，21 岁的青年诗人李唯 建认识了29 岁的庐隐，会面地点在庐隐的同乡北大教授林宰平家中。李唯建此前读过庐隐的小说，早有倾慕之心，便以希望庐隐对他的长诗《祈祷》赐教为由头，索取了庐隐的地址，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通信联系。在《云鸥情书集》收录的第一封信中，李唯建在寄出他新写的《祈祷》一诗时，就提出了跟庐隐成为心灵伴侣的要求。在书中第三封信中，李唯建又向庐隐倾诉了他的相思之苦，并坦述曾经觉得这世界不是他的栖息之地，屡想自杀，虽认识一些女孩子，其中也有人追求他，但他从未动情，直到见到庐隐之后，心灵才进入神秘之境，觉得庐隐就是他的天使、他的生命。在他的心目当中，庐隐“比一切一切万汇都伟大”，请求庐隐来做他人生的引导者。接下来的信中，情感更像洪水泄闸般地奔涌，迳称庐隐为他的寄托、他的信仰、他的宗教、他的智慧之源、他最后的归宿，发誓对庐隐会最最温柔、最最忠实、最最虔诚，直至死去。他关心庐隐每顿吃几碗饭，脸上的小痘痘消褪了没有，卧室里唯一的陈列就是庐隐的照片。他表示因为热恋庐隐，跟家庭产生了隔膜，遭到了亲友的反对，但他向这一切下了战书，坚信尘世的任何风涛都无法阻止他们的结合。李唯建还希望庐隐也向妨碍他们结合的势力宣战，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即是奋斗。他从前只有一只翅膀，结识庐隐后才有了双翼，可以创造甜蜜的未来，有勃勃生机的未来。

面对李唯建的热烈追求，庐隐经历了一段由“疑”到“爱”的过程。她由于在生活的汹浪恶涛中几乎灭顶，而又觉得李唯建年轻还小，涉世未深，所以怀疑对方爱情的持久性。她比对方年龄大，又有一个女儿，在世俗舆论的压力下，经常产生“配不配”“相不相当”“对得起与对不起”的纠结。心情忽而奔涌如潮水，忽而平静如古井，不愿轻易打诳语，承诺给李唯建一个美丽的幻影、一个虚渺的幻梦，自己永远甘当一出人生悲剧的主人公。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半年，直到在他们往返的第二十四封信中，庐隐才明确表白：“我来到世界上所经历的坎坷太多了，并且愈向前走，同路人愈少，最后我是孤单的，所以我常常拼命蹂躏自己。自从认识你以后，你是那样的同情我，慰藉我，使我绝处逢生，你想我将如何惊喜！我极想抓住你——最初我虽然不敢相信我能，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非抓住你不可，因为你，我可以增加生命的勇气和意义，因为你，我可以为世界所摒弃而不感到凄惶；因为你，我可以忍受人们的冷眼，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知己，便一切都可无畏，便永远不在感到孤单，你想我是怎样的需要你呢？”

自这封信之后，庐隐对李唯建的称呼由“异云”“云弟”“云”变成了“亲爱的”。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质变。在庐隐心中，李唯建成了她的智慧之源、生命之光、一生的寄托者，成了把她度出苦海的菩提叶、引导她走出幽暗地窖的闪亮之星。她改变了走两步退三步的矛盾性格，变得爱世人，爱世界了。她更愿意跟李唯建互相哀怜，互相抚慰，互相维系，灵肉一致，合为一体，成为两匹永不受羁勒的天马，分享快乐，分担痛苦，一直冲向前去，用大无畏的精神自造命运。

除开书信，李唯建跟庐隐之间还用诗歌传情。在《云鸥情书集》（十五）中，就附录了李唯建诗作《影》中的两节，《云鸥情书集》（四二）中，又附录了《影》中的另一节。他表示还会赠庐隐一首《月》。诗中把庐隐的智慧比喻为日光，把庐隐的温情比喻为月光，感谢庐隐为他增添了生命之火。1929 年9月10 日，庐隐在《世界日报·蔷薇周刊》发表了《来呵！我的爱人！》。这是他们的定情诗，但却是以李唯建的口吻来抒写，宣誓他们已经从坎坷的命运中领回了彼此的灵魂。他们将互相膜拜，爱情永驻！

庐隐跟李唯建之间这场惊世骇俗的姐弟恋，并未达到他们的目标。1930 年8 月，庐隐跟李唯建去日本蜜月旅行，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浪漫时光。但由于经济拮据，于同年底归国，先在杭州秀丽的面子湖畔安了家。1931 年5 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小女儿李瀛仙诞生，这个名字是作为他们婚后东瀛之旅的纪念。婚后两人又从热恋时的梦境中坠入世俗生活的泥潭，原想在杭州过五年半隐居生活的愿望成了泡影。1931 年8 月庐隐应聘到上海工部局女中担任国文教员之后，他们才过上了收入较为稳点的生活。不过在家庭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矛盾。据庐隐的挚友程俊英回忆，庐隐跟郭梦良所生的女儿薇萱，跟她与李唯建所生的女儿瀛仙，因为年幼无知经常吵架，而李唯建却袒护小女儿，使庐隐颇受刺激，感到婚前幻想的爱情只因天上有，而不在人间。1934 年5 月13 日上午，庐隐分娩时为省钱找了一位产婆，因难产，婴儿先死于胎中，她被产婆抓破了子宫，血流如注，再转送到上海大华医院时，因抢救不及时于11 时20 分不幸逝世，葬于上海永安公墓，终年35 岁。庐隐的丧葬费用，大多靠舒新城和刘大杰两位友人支付。李唯建遭此劫难，深感心中的伤痕终身难逾，只能哀叹“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尽时花已空”，“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友人也想起了庐隐在《或人的悲哀》里的几句话：“我在世界，/不过是太空的行云！/一阵风便把我吹散，/还用得着思前想后吗？”这几句话，不啻是她的自挽诗。

茅盾论庐隐的得失

在庐隐研究领域，茅盾的《庐隐论》是最具权威性的论文。文章首先肯定了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在关注具有革命性社会题材的女作家中，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但五四运动落潮以后，庐隐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题材范围仄狭，只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作品中的春夏之气变成了初秋之气，在时代暴风雨的震荡之下，虽一度从颓唐中振起，但很快又从“海滨故人”的小屋门口偏回头去，致使作品数量增多，但内容仍然显得单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还批评了庐隐作品中一度辞藻过多、结构散漫等缺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作为跟鲁迅并肩战斗的左翼文坛领袖，茅盾对庐隐这位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唯一的女作家，难免爱之深、责之切。虽然《庐隐论》的基本论点至今仍感精辟深刻，但似乎还有两点需要予以补充。

一是庐隐作品中反映的苦闷和悲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品所反映出的问题和矛盾正是时代的问题和矛盾。庐隐曾经谈到石评梅之所以长期在理智跟感情的冲突下生活，正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凄美静穆的幻梦，坎坷磨难的人生使她眩惑乃至于绝望。这其实也是庐隐的夫子自道。据庐隐的好友程俊英回忆，她们在北京女高师的老师李大钊曾感叹说：“她（庐隐）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回忆庐隐二三事》，《海滨故人庐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1 月出版，第26 页）但庐隐未能迈出这一步，也有其自身原因和时代原因。在《丁玲之死》一文中，庐隐就坦诚地写道：“唉，时代造就了恐怖，向左转向右转，都不安全，站在中间吧，也不妙，万一左右夹攻起来，更是走投无路。”

此外，茅盾的《庐隐论》严格说来，只能视为一篇《庐隐小说论》。尽管小说的确是庐隐创作的主体部分，该文毕竟没有提及庐隐其他类型的作品，特别是时评和政论，因此所做出的结论未必全面。特别是茅盾此文写作于1934 年6 月7 日，而庐隐后期的重要长篇小说《火焰》直至同年6 月10 日才在《华安杂志》第2 卷第8 期连载结束，因而对庐隐后期作品的社会意识和思想高度显得估计不足。当然，这些局限都无损于茅盾《庐隐论》的重要价值。

《火焰》是庐隐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初连载于1933 年11 月10 日至1934 年6 月10 日《华安》杂志2 卷1 期至2 卷8 期，1935 年9 月庐隐去世之后才由上海北新书局结集出版，1937 年3 月再版。这是庐隐转向后的一篇力作。小说以1932 年1 月28 日发生的淞沪战争为背景，题材重大，背景广阔。由于庐隐本人并未参加战斗，只是参阅了大量间接资料，因此人物形象还显得不够丰满生动，但作品奏响的爱国反帝主旋律，对今人仍是一种启示和激励。小说中表达了庐隐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其中很多观点鲜明而深刻，充分证明庐隐绝非是一位思想平庸的作家。

首先，庐隐明确了这场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达到镇压中国民众的爱国言行和取缔民间的一切抗日团体的目的。这些侵略者不仅在战场上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而且采用了破坏中国文化传统，斩断民族精神血脉的毒辣手段。其次，作品描写了前方战士英勇杀敌，后方民众热情支前的感人事迹，因为中国人民不仅是为民族存亡、保家卫国而战，同时也是为世界公理和人类和平而战。最后，作品愤怒痛斥了当局“攘内安外”的卖国政策，只会妥协退让，满足日本侵略者“道歉”“惩凶”“抚慰”之类的无理要求，并借战争发国难财。最为难得的是，庐隐将日本军阀跟日本民众加以区分，指出侵华战争不仅牺牲了中国民众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日本民众的利益，在当时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中，庐隐的《火焰》应该是十分重要但被研究界长期忽视的一部作品。

庐隐究竟有没有思想

庐隐曾援用英国教授摩森（Mosson）在《英国小说家》一书中的观点，指出每个艺术家无论自觉与否，同时又是思想家。学术文艺当中体现的思想，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比如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就影响和推动了法国大革命，所以庐隐在创作过程中虽然凭灵感，重感情，努力提高结构、布局、修辞方面的技巧，但在她归纳的文学四要素当中，仍把思想放在第一位，把情感想象和艺术形式放在后面。她还强调文学家欲改革时代，第一须改革思想。“有好的技巧，又有好的思想，丰富的想象，热烈的感情，便可以作一个成功的创作家了。”（《著作者应有的修养》，载1933 年5 月《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创刊号）

那么，庐隐本人究竟有没有思想深度呢？如果孤立地读《云鸥情书集》，只能感受到在新旧交替时代一位女性的感喟与悲叹，一位真爱追求者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一位旧道德、旧伦理的叛逆者的悲哭和呐喊。如果要了解庐隐的女性观、婚姻观，必须要联系她其他类型的文章，厘清其妇女观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庐隐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是由郭梦良的文章引发的。1920 年2 月初，郭梦良在《晨报》发表了文章，提倡组织一种“女子成美会”，提高妇女觉悟，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庐隐同年2 月19 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一文予以呼应。她强调妇女解放首先是妇女本身的问题，不应该依赖男性来予以解决，必须要采取一些切实措施，如建立女子工厂，组织女子工读互助团等，促使妇女解放的理论成为妇女解放的事实。这应该是他们首次在报刊公开进行的一次思想交流。

庐隐经过探索认为，人类社会是男女两性共同组建的，女性约占总人口的半数。在1924 年3 月1日发表的《中国妇女运动》（载《民铎》5 卷1 号）一文中，庐隐指出，“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是因为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产生了贫富之别，主权之分”。而自17 世纪至18 世纪“天赋人权”观念产生之后，欧美的妇女运动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应运而生，也影响至中国。但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局限于少数上层社会的女性，想拳打脚踢地求得参政权，但很快成落花流水，了无结果。“五四”以后女权运动兴起，但参与者中男性竟占到三分之二。庐隐认为，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不只是妇女自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构建健全社会的问题，而解决的关键是促进妇女的觉醒。庐隐进一步指出，在老百姓当中，最应该关注的是劳工；在劳动阶级中，最应该关注的又是底层女性。因为她们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又要兼顾家务育儿。所以，从事妇女运动，必须跟劳工运动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妇女自身的觉悟。1927 年9至10 月，庐隐又在《教育杂志》第19 卷第9 号至10 号连载了《妇女的平民教育》一文，1928 年4 月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在这篇文章中，庐隐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妇女。她说，当时中国的两亿妇女中，受过教育的不过二十万，仅占妇女总数的千分之一。这完全是因为少数的军阀政客专政，其余的民众皆沦为他们的刍狗。文章中，她在对中国妇女现状进行分析的前提下，对妇女平民教育的目的、方法、设施诸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庐隐的这些思想主张，既来源于西方的人权观念，又明显受到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如主张减少工时，提高工资，就业均等，实行生产自治，组成劳动者自治团体等。但在少数利益集团掌控权力的条件下，建设这种和谐社会的理想终究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达不到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解放的目的。

在20 世纪30 年代，庐隐曾为平民教育促进会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作为“平民读物”印行。在1930 年11 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的改善》一书中，庐隐超越了一般性议论男女平权的范围，而聚焦于乡村妇女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乡村妇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健康，而且直接影响到种族的绵延、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与此同时，庐隐还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写了一本《妇女谈话》的小册子，文章用通俗的语言揭露了中国农村的陋习，比如让从事粗重劳动的妇女缠足，不让妇女识字，由于妇女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无法真正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应该承认，庐隐对乡村妇女的问题暴露得比较充分，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一个由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在1923 年发起的社会团体，力图通过平民教育实现公民平等，提高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疗治 “贫、愚、弱、私”四大病，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这个团体虽然有平等自由的奋斗目标，影响及二十多个省区，但很多措施（如组建家庭生活改良会、儿童教育研究会、妇女娱乐会）都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色彩，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

庐隐临终前一年，还撰写了《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批驳了“妇女回到家里去”的错误主张，再次指出出走后的娜拉如果重回家庭，必然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埋没了女人的人格，不仅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人类的损失。因此家庭的经济和事务都应该由男女共负。她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载1933 年3 月16 日《女声》杂志第1 卷第12 号）

庐隐关于妇女问题的上述论述，虽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高度，但在当时仍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可惜囿于情书这种文体的局限，不能让读者得到较为清晰的了解。

结语：情书史上的庐隐

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因此，本文从《云鸥情书集》谈及庐隐的全人及其创作全貌，否则就只能给读者留下庐隐是一位“情书圣手”的片面印象。此文行将结尾时，仍须拉回到情书本身。

简而言之，情书即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书信。由于历史、社会原因及性别差异等多方面问题，在社会上流传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大多是男性追求女性的书信，如郁达夫致王映霞信，现存95 封，而王映霞致郁达夫的信仅存10 封，其中不少内容还是抱怨和愤怒。梁实秋致韩菁清的情书，一年中就多达二十万字，应该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作家，而韩菁清不可能写二十万字的信来回应梁实秋。情书之所以能够吸取广大读者，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爱情是人类的正常需求，也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所以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爱情虽具有私密性，没有必要成为一种公开信息，让众人共同分享，但作家的作品原本就是企图流传的，有些作家生前就发表了自己的情书，而另一些作家的情书是后人研究其生平和创作的必读资料。比如，不阅读《两地书》的原信，就完全读不懂鲁迅散文诗《腊叶》的内涵，不阅读胡适的有关情书，对他的很多诗作就必然会做出错误的诠释。有的专家长期把胡适的一首写给陈衡哲的词误判为写给韦莲司的，就是因为不了解胡适的情爱史。其次，情书抒发的感情真挚，文笔抒情性强，比一般作品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最后，情书的文字背后往往隐藏着一段曲折坎坷、新颖离奇的人生经历，可能比小说的故事性还要强，在外国作家中，伏尔泰一度准备跟情人私奔，卢梭和拜伦都爱上了有夫之妇，小仲马和小林多喜二都爱上了妓女。莫泊桑跟他的一位女读者在信中谈情说爱，但却未谋一面。卡夫卡是以变形荒诞手法闻名于世的现代主义先驱，一生中有几段恋情，其中爱情最为真挚、最为热烈的是一位死于法西斯集中营的女共产党人，这未必是读者所能想到的。

中国是一个被破旧伦理道德观念支配的古老国度，婚姻决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有红叶传情之类的故事和表达男欢女爱的作品，但真正的情书确是乏见。在中国近代，最有趣的情书可能是梁启超写给夫人李蕙仙的书信。其中有一封坦陈，流亡日本时有一位精通英语的华侨女子何蕙珍十分仰慕他，欲与之谈婚论嫁。不料夫人宽容大度，竟建议梁启超之父成全此事。梁启超立即复信表示，他是血性男子，只是跟何蕙珍保持兄妹关系，不会忘情于发妻，以免毁损新党之声誉。这一点，梁启超跟他那位娶了六房妻妾的老师康有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中国现代，情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产物应运而生。恰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所言，这种文体“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同时，还发出了毅然跟传统道德战斗的呐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情书中，有蒋光慈、宋若瑜的《纪念碑》，朱雯、罗洪的《恋人书简》，白薇、杨骚的《昨夜》……但与上述情书集相比，庐隐、李唯健的《云鸥情书集》影响更大。当然，思想最为深刻的还是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但书中1927年10 月之前的通信基本上可以划归为社会评论，只有少数几封和他们同居之后的两度通信才堪称“伟大的情书”。新文化运动前驱之一的胡适也跟他的小脚太太写过不少信，但因无爱情根基，胡适的这些信只宜视为家书，不是情书；只有这位洋博士跟他情人的通信才能被视为真正的情书。有人说，人生不完美的作家可以写出完美的作品，这是正确的。不过庐隐堪称“人生不完美”的作家，但她的情书却不能视为完美的作品。尽管如此，这本情书集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研究庐隐生平和创作的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