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李庆西

孙子兵法

我最早阅读的先秦典籍是《孙子兵法》，是出于很偶然的机缘。那年读小学四年级，迷于三国小人书，成天叨叨兵法与计谋。有一天父母亲单位组织职工去绍兴参观鲁迅纪念馆，他们在那儿给我买了一些图书和碑帖，其中就有《十一家注孙子》和郭化若今译新编《孙子兵法》，记得还有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刘叶秋所著《魏晋南北朝小说》等。这样的事情不常有，他们也不问这些书是否适合儿童阅读，大抵一时随性所致。

借助注释和今译，《孙子兵法》字面意思倒也看懂了，但这书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那么好玩。原以为讲兵法应该是故事书，至少有许多生动的战例，没想到都是干巴巴的理则。尤其读到“谋攻”一篇，孙子讲“用兵之法”，怎么看都是笨人办法。书里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以多打少，倚强凌弱，小屁孩打群架的道理。我们崇尚的兵法是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孙膑减灶诱敌之类，电影里八路军打鬼子都是以少胜多，以巧胜拙。从《红旗飘飘》到《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我们见过太多以巧智制敌的战例，以为“兵法”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锦囊妙计。

不过，老A 知道我在研究《孙子兵法》，对我特佩服。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还有一部“老子兵法”，又来忽悠我。孙子跟老子终究差着几辈，姜是老的辣，你还得往上捋。于是我到处跟人打听《老子兵法》。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老子不玩兵法，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也”，又道“兵者，非君子之器也”。老子玩解构，看得透。

假书

有网站和自媒体报道，杭州某书店用假书做装饰，被读者和网友吐槽。记者跟着起哄，说是“嘲弄与背叛”公众情感。我就不明白，装饰店堂又不是卖假书，怎么就成了众矢之的，这跟手机店柜台展示机模（也就是假手机）有什么两样？

说到假书，我倒想起一桩往事——大约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中外经典名著开始大热那几年，许多公司老板收罗精装本图书，用来装饰办公室书柜。C 君便想到做假书来迎合这种装饰性需求。C 君，青年才俊，当时已是我任职那家出版社副总编，很注意研究图书市场信息，他认为从老板们的消费需求来看，可以定义图书的另一种功能，就是文化装置。由此推论，出版社不一定非得作为内容提供商，也可以组织生产某种与图书相关的工艺品。这大概是出版人最早萌生的文创思路。面对市场大潮，C 君脑洞大开。他办公室总是备着几瓶口子窖（他说口子窖亚赛茅台），喜欢关起门来跟我喝两口，醺醺然大谈他的各种超前理念。

我担心假书这块市场做不大，即使老板们都好这一口，毕竟也小众。但C君说，你想想中国有多大，把小众都掐到自己手里，这市场就不小了。他说工艺书（他不说假书）成本低，不做内容只做书壳，省去编审、校对、印刷等诸多环节，也没有版权麻烦，关键是规模效应，你一下推出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品种，别人就没有伸手的余地了。听上去他考虑很周全，我说你赶快去班子里商议，别跟我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他让我帮他拉一个书目，从先秦诸子到不列颠百科，从二十四史到剑桥诸史，从《三国》《水浒》到诺贝尔获奖小说……他说你掂量有身份的人喜欢什么都划拉进来。这事情我这里说过拉倒，后来真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听另一位社内领导说，做假书究竟有没有市场谁也掐不准，再说他一次就要推出几百种，装帧设计哪里跟得上！确实，那时社里正常出版项目也往往卡在封面设计环节。

再后来，C 君跳槽去了别处。听说他在山东淄博做教辅书，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

闲把诗僝僽

寻章摘句是许多文青的癖好，王国维《人间词话》亦尽作摘录，以诗词片言，论气格高下，或谓某句“人不能过也”。摘什么不摘什么，是学问，是才情。

辛词云：“可惜春残风雨又，收拾情怀，闲把诗僝僽。”稼轩不拘婉约豪放，肝胆激烈，气雄一世，既得漆园遗意，又不乏昵狎温柔。好处都让他占了。人世风雨常有，可惜情怀不再，僝僽不过来，反若山谷道人所谓“天气把人僝僽”，真叫“生受”。

少时与老B 读诗词，各自寻摘妙句，品评妙处何在。太白“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辈子学不来。白居易《长恨歌》，老B 最喜“梨园弟子白发新”一句，称“新”字触目有恨，白发徒生，黯然神伤。

五十余年如一梦，把平生涕泪都飘尽，鬓丝今已如雪。

早岁北大荒务农，锄地割麦，号称屯垦戍边，不觉代入边塞诗意境。每日炕头辗转反侧，梦里都见大漠孤烟。各连军训操练，黑咕隆咚喊集合，一屋人忽忽出门泚尿，直是“半夜军行戈相拨”。

唐人小说，异常女子与世间女子

唐宋以前，文人摹写女性形象，集中于少数几种身份：后妃、妓女、女神（鬼）、女侠，都是特殊行当。古时男权社会未予妇人正常地位，白居易作《长恨歌》《琵琶行》，写后妃写乐妓，女界大抵只此两端。除此，便是凭想象造物，从神话志怪的王母娘娘到唐人小说之女妖女侠，皆异于世俗女子。

不过，唐传奇塑造女性甚多，上述四种自是皆备，而元稹《莺莺传》之莺莺和红娘、薛调《无双传》之无双、皇甫枚《飞烟传》之步飞烟，则以常人形象叙情爱之事，已趋向世俗人生。之后，受宋元说话和杂剧影响，《水浒传》出现阎婆惜、潘金莲、王婆、潘巧云这类市井妇人，女性形象已稍显多样化。继而《金瓶梅》《红楼梦》写富户和官宦人家的女眷和丫鬟女佣，后者又有刘姥姥这样的农村妇女。

显然，唐传奇是一个重要转折。不止莺莺、红娘之类传递人间常情，更有女侠叙事楔入世间，或多或少融合世俗社会。如谢小娥、红拂、红线、聂隐娘等，是以异常女子转向世间女子的“中间物”，不能纯以侠客故事视之。其实，所谓女子仗剑为侠，古时罕有实例，文人骚客往往将义烈女子想象为侠士，是以提升女性人格之手段。不仅传奇文，而且笔记小说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有述“妾报父冤事”，是谓：

贞元中，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忽而不知所之。一夜，提人头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报矣，请归。泣涕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其所生二子喉而去。”

这是将女子孝行演绎成侠士之风，亦如谢小娥一类，但长安妾用意之深、手段之绝，令人悚然。唐人传述女侠多出身低微，因身怀绝技或别有抱负，由丫鬟侍婢变身为江湖豪杰，人格地位陡然提升。但关键是以异行异志标立于世，不一定非要弄成游侠刺客去游走江湖。如皇甫枚《却要》一篇，那女奴实与武侠无关，却是聪明果敢，竟使府中诸好色公子对她“怀惭而不敢失敬”。

古典今义

讲《诗经》的，过去大讲后妃之德，现在让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讲屈原的，过去重点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是爱国、忠君、过端午、吃粽子。

讲陶渊明的，过去强调“不为五斗米折腰”，现在是“欲辨已忘言”。

讲杜甫的，过去张口就是“吏呼一何怒”“朱门酒肉臭”，现在讲“一饭不忘君”，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满满的家国大义。

讲李清照的，过去讲家国大义奇女子，“空梦长安”“死亦为鬼雄”，现在讨论寡妇再嫁，风鬟霜鬓，“凄凄惨惨戚戚”。

讲《红楼梦》的，索隐派永远不倒。自鲁迅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之说，文本解读始入门径。但现在知识派快速崛起，现在要你记住的是一大堆知识考点：宝玉从娘胎里带来一股热毒，需用茯苓霜还是冷香丸才能医治？《葬花吟》“一朝春尽红颜老”的下句是什么？贾赦要讨谁做小妾不成而恼羞成怒？贾琏在外包“二奶”，包了尤二姐还是鲍二家的？……

烈日下，胡思乱想

小时候对“后羿射日”的神话颇为着迷，却又怪他出手太狠，若是多留一个太阳，冬天不至于让人穿着厚棉袄还冻得瑟瑟发抖。大概上古时期气候相当炎热，要不怎么会有十个太阳的想象？

《禹贡》所列九州，基本上都在北方（唯荆、扬二州延至江南），华夏先民何以麇集黄河流域，那时北方肯定不冷。如《尔雅·释地》：“河南曰豫州。”郭注引李巡曰：“河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气候安适就是不冷不热。但另说豫州得名于大象（豫，《说文》释为“象之大者”），莫非中原一带曾是野象出没的亚热带气候，没准还是热带？有一个佐证：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不但有象尊，还有犀牛尊。商周时期中心地带就是河南、陕西等地，那时候人们不可能跑到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去看大象和犀牛。还有，载有甲骨文的龟甲自殷墟大量出土，似亦证明中原之地原是盛产陆龟的湿热丛林沼泽。当然，龟甲也可能来自荆州水泽地区（《禹贡》有谓“九江纳锡大龟”），可是殷人大量使用的书写工具不会都依赖外地输入，有大象和犀牛的地方也具备大型龟类生存的条件。

北方气候何时变冷？可能是一个缓慢递减的过程。不过，最晚至三国时期，中原地区大象已经绝迹，《魏志·邓哀王冲传》记述曹冲称象一事，说是孙权进贡之物（当时孙吴地盘远至今越南中部）。陈寅恪质疑其事，认为是取自佛典故事，改头换面与孙权贡献混成一谈。但他也肯定地指出：“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见《寒柳堂集》）早年读过竺可桢关于物候变迁的文章，其中就说到华北地区的变冷，可惜他列出的那些数据都没记住。

物候变迁是一个远远没有结束的话题。现在科学家、政治家们都在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当太阳照在脑门上的时候，我也开始胡思乱想……没准什么时候大象、犀牛又会重返中原大地，没准杭州的冬天也像夏威夷一样暖和。可太热了咋办？“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的想象也许真的会变成现实行动，又想到电影《雪国列车》，人类试图用代号为CW-7D 的冷冻剂扭转温室效应，结果造成气温骤降的灾难……

小说与党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述及唐人作小说风气，所谓“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云云，乃出自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里提到的牛僧孺《幽怪录》（即《玄怪录》）和裴铏《传奇》，都是唐传奇的重要作品。真有些难以想象，当时举子竟将小说做成行卷投献京中大佬。科举考试从来不考小说（唐代以诗取士），为什么要拿传奇文来炫示才华？难道不怕被主试官视为轻佻浮薄，满脑子怪力乱神？

牛僧孺作小说，有闻于世，后来果然惹了麻烦，成为牛李党争的一个小插曲。鲁迅的小说史略讲到唐之传奇集，举述僧孺被诬之事，即所谓李德裕门客韦瓘托名牛氏撰《周秦行纪》，让人做了靶子。故事中牛氏以真名出场，叙其落第归家途中，投宿汉文帝母薄太后庙，与一班汉唐妃嫔鼓琴燕饮，各赋诗言志云云。李德裕借此作《周秦行纪论》攻讦牛氏，乃谓：“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鲁迅称“自来假小说以排陷人，此为最怪”。

不过，这篇传奇文是否为韦瓘伪作，颇有争议。《周秦行纪》今本俱出《太平广记》卷四八九，署牛僧孺撰。至于韦瓘伪撰之说，概由张洎《贾氏谈录》而起。是谓：“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又，《郡斋读书志》袁本后志卷二：“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此即抄自前书。鲁迅所见不外乎二者。

但看岑仲勉《隋唐史》，其论李德裕无党，考辨韦瓘在牛党得势时并未受到打压，而韦氏行辈则在李德裕之前，不可能是李氏门人云云。如此而论，韦瓘之说是一个不可靠的孤证。对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岑先生亦有驳议，俱见其书唐史第四十五节注释。

第一人称

新文学之前，中国小说鲜有第一人称叙事。在我经眼范围内，只能举出寥寥几种，唐人张鷟（文成）《游仙窟》、牛僧孺《周秦行纪》大概是最早的，晚近则有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自愧见识不广，感觉第一人称叙事终归不多，不像欧美小说，故事内或故事外总有一个“我”在场，如《十日谈》《堂吉诃德》《天路历程》《鲁滨孙漂流记》《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白鲸》等。这方面，可以胪列更多的是外国的例子。产生于公元3 世纪前的拉丁语小说《金驴记》（又译《变形记》）就是第一人称叙事。

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热衷神话、史诗和戏剧，小说一途似乎用心不多，所以文艺复兴以后才产生了《十日谈》《巨人传》那样成熟的小说文体，我们读到的欧美经典小说大多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文化生成。不过，第一人称的广泛使用不一定直接缘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之前还有别的叙事文体，史诗和历史作品影响甚巨。荷马和维吉尔都用第一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塔西佗《历史》也是采用故事外的第一人称叙述。塔西佗记述的那个时期（公元69—70 年），其本人还来不及参与政治生活，不可能进入历史叙事。可是他偏用“我”的口吻来书写罗马史，似乎带有某种亲历感和情感流露。第一人称叙事缺乏历史的庄严，却增强了某种可信度。另一种处理方式是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作者讲述的是他自身的故事，却转换成第三人称，自云恺撒如何如何。这种第三人称用法，在中国的赋体或其他文体中也有（如宋玉《风赋》），不妨视为主体的反身代词，既保留自述体的在场感，又获得全知视角的自由度。

不知为什么，像屈原《离骚》那般自我告白式的赋体未能对本土小说产生影响。《汉书·艺文志》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但也许是史官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话事传统，中国小说家总有“补史”的动机。汉唐以前存世的历史著作几乎没有亲历者的自述，像《史记》那样闳富的记述自然抹去了叙事人的存在（“太史公曰”似乎是不甘心自己缺席，跟后来史官用“赞曰”有所不同），所有的正史都是这种语态。转入文学的表达，撇开个体视角，以先验的全知视角观察世界（以物观物），似乎便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意境，这种审美偏嗜与王国维推崇的“无我之境”有着内在的契合。

直到黄遵宪鼓吹“我手写我口”之后，新小说和新文学开始产生“我”的叙事。

风之说

楚襄王（即楚顷襄王）游兰台，宋玉、景差二人伺奉左右。襄王披襟迎风，大称快意，“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者邪？”宋玉赶紧拍马屁说，这是“大王之风”啊，庶人岂得共享！在襄王眼里，风是“天地之气”，吹到自己身上，想来也不择贵贱高下吹到别人身上，可宋玉却有一套“风气殊焉”的说法。君臣之间这番关于风的讨论颇有意思，宋玉说了一句被后世传为名言的话：“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述这风如何从泰山深坳吹来，如何出溪谷穿林莽，如何“离散转移”，如何“飘举升降”，继而“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最后将眼前的风归结为“大王之雄风”。当然，相对应的就是“庶人之风”。他说：“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这种“庶人之风”掘土扬尘，造热致湿，吹在身上会让人得病，他称为“雌风”。

这不是别人编的故事，是宋玉自己在《风赋》中洋洋得意的叙述。颂圣文章写到这个地步，也算是绝了。后人一般不大提及“起于穷巷之间”一说，而“起于青萍之末”却转喻为见微知著的意思，成了事有前兆的一种修辞。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叙说晚明那些事儿，就不时引用这个著名论断。

其实，历史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从结局倒推缘起，总是有迹可循。

其实，一切重大事件来临之际，你哪里知道会有什么征兆。不但我等庶人，就连一些高层大佬也毫无知觉。经历过1848 年巴黎二月革命的托克维尔说过，革命是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信息从来就是不对称，何况上下否隔，“起于穷巷之间”的人们不知明天刮什么风，太阳是否还照常升起，只能管住自己天亮前千万别尿炕。

作家与知识分子

索尔·贝娄在大学时代就是托洛茨基的粉丝。1940 年他在墨西哥，有人安排他去见见托洛茨基，可就在约定的那天早晨，托洛茨基出事了。在医院里，他见到已经咽气的托洛茨基，头上缠着血染的绷带。那个年代对他产生影响的人物不止托洛茨基，还有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马尔罗、布莱希特和埃德蒙·威尔逊等。从俄国革命到西班牙内战，激情和乌托邦想象塑造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当贝娄混迹格林威治村，成为《党派评论》撰稿人时，自然就加入了反对消费主义的左翼阵营。

但贝娄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他不以政治为志业。冷战结束后，他在一篇题为《作家、知识分子、政治：一些回忆》的文章里，梳理了自己早年的思想轨迹，检讨那种被人设定的立场，似乎庆幸自己及早回归作家的站位。贝娄的看法是，作家与知识分子不是一回事，因为作家不承担建构意识形态的任务。他说：“我直觉体会到——作家很少是知识分子。”当然，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很多欧洲作家身兼思想家和精神领袖的多重角色，譬如萨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什么是作家的职守，他与欧洲作家的看法大相径庭，文章写到他两次在会议上与君特·格拉斯互怼的情形。贝娄可能是少有的敢于直言批评同道的作家，他在萨特的书中读出了马基雅维利式的骗局，对布莱希特摹仿职业革命家的公众形象则大加揶揄。他反对作家成为“说教家”，这是他另外一篇文章的主旨。

小说家索尔·贝娄用了很多心思去思考小说与现实及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人类本性的东西，他那些文章都收在一本叫作《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的散文集里。

诗的秩序

数年前，我给北大出版社编写一部《古代文学经典读本》，在讲述《古诗十九首》一章时，开头写了这样两段话：

中国诗歌的主流句式先后经历了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这样几个主要阶段，大体是由短而长，从整齐划一到五七言与长短杂言并举。最早的诗句是二言，如《吴越春秋》载录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三言句式在《诗经》中偶有出现，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一类。《诗经》奠立的四言体自有质朴、隽永的歌咏风格，很长时间里是诗界的主流。照钟嵘的说法，四言体本来具有“文约意广”的特点，但汉魏以来习者已是“文繁而意少”（《诗品序》）。这可能是由于汉语双音词开始大量增多，过去是一句成意，后来要分作两句来表达了。在由短而长的进化过程中，《楚辞》的五言、六言与七言句式也许可以视作一种超前的反例。但是，如果撇去其中作为连缀的语气词和某些虚字，《楚辞》的句式实际上还是三言或三言与二言的混杂体。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实际上，完整的五言诗是在东汉后期开始走向成熟，其开山之作就是《古诗十九首》。

五言与七言句式虽然早在《诗经》中就有，却是在乐府歌行中发展起来的，而曹丕的《燕歌行》则是最早出于文人手笔的七言诗。南朝齐梁间至隋代是七言诗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到了唐代已成为与五言并举的主流体式。当然，唐诗中的杂言诗也是一种令人瞩目的诗体，其来源或可追溯到先秦歌谣，从《楚辞》的错落句式到汉魏赋体的骈四俪六，人们一直在音节变化中寻求某种别有滋味的格律，当然更为彻底的杂言体式是后来的宋词元曲，那是将长短参差的句式推向了极致。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是讲《古诗十九首》，当时不便往别处岔开去；我想说的是，古代诗歌句式由短而长的变化中，追求整饬的美感特征始终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此规范诗的基本形态。当然，字节错落的杂言和长短句，不妨视为逃逸束缚的变体。应该说，宋词元曲的长短句更具表达的丰富性，但是较之五言、七言诗歌，那种参差不齐的句式终究不能在诗歌史上占据C位。为什么？古人讲究的美感不但在于音节整齐，更须表现为格律、音韵、言语思绪的对称性，在回环复沓中寻求谐调与顿挫。可能是记诵的要求所决定，乃以词语的背离和回归标记了言语空间。

所以，你得理解“重复”的要诀，理解骈俪和对偶何以构成汉语思维的一大特色。这里，秩序感是第一位的，伴随着音律变化规律，诗意产生于语义舛驰的张力。一百年前，语言学家萨丕尔就说过：“英语能容忍，甚至要求散漫的结构，在汉语里这会是淡而无味的。而汉语，由于不变的词和严格的词序，就有密集的词组、简练的骈体和一种言外之意，这对英语天性说来，未免太辛涩太刻板。”（《语言论》第十一章）似乎是言语秩序要比表达的自由更重要，但他的意思是，汉语习惯用不自由的言语方式表达“言外之意”。早年读王力《汉语诗律学》，对此感觉尤甚。

意图谬误与接受谬误

唐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同游盩厔仙游寺，话及当年玄宗与杨贵妃之事。因王质夫鼓动，陈鸿写了传奇文《长恨歌传》，白居易则作长诗《长恨歌》。陈鸿在尾跋中交代意图曰：“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白氏初衷也是讽喻玄宗“重色思倾国”。但是，我们读他的《长恨歌》，却是一个悲凉无奈的爱情故事。自杨贵妃马嵬坡受缢之后，诗人的表达就岔开了一道道探究人性的路径。“感其事”而不能自已，无意中就绕开了那个预设的主题，玄宗自是从“重色”变成了“重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这是创作者“意图谬误”的一个最典型例子。

有作者的谬误，也有读者的谬误。因阅读产生的歧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误读”，又或“创造性误读”。但这种现象不同于对文本的理解欠缺。早年在北大荒农场，我辈天天读马列著作，理解自然都很肤浅，但不能说就是误读。误读不在于深浅的差异，通常是方向上满拧。

帮派构想

《好故事》一书的副标题为“关于真实、虚构与心理治疗的交流”，可归于叙事心理学。作者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小说家J.M.库切，另一位是英国心理咨询师库尔茨。此书以二人通信交流的方式撰写，各自不同的职业经验和眼光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叙事背后的心理动机。

书中后边几章着重讨论叙事(讲述)涉及的群体心理学问题，例如学校（课堂）、帮派、种族与移民、职业和非职业群体等。库切读过比昂《群体中的经验》和勒庞《大众心理学》，但他更倾向于将群体心理归咎于直觉。

在第九章，库切举述一个“帮派构想”的例子。他说自己八岁时曾加入一个“最具江湖气的帮派”，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孩子。放学后，常在街上寻衅滋事，冲着沿街住户大喊大叫，还往人家窗子里扔小石子。这种小男孩的恶作剧自然叫人讨厌，但库切认为这也不失可爱，因为这里有一种“男孩的传统文化”，那种捣蛋行为本身固然愚蠢又无厘头，而孩童的天真亦在在可见。库切进一步分析说，那种行为的目的在于制造对立面或受害者，而对方的愤怒反应，正是帮派的raison d’etre（法语：存在的理由）。

然后，他又谈到这种案例中的群体认同。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作为一种“我们自己”的存在，这时“我们”至少暂时撇开了各自的现实身份，代之以“我们”作为帮派成员在特定情境中改头换面的身份（银行劫匪、逃犯，或是别的什么）。“我们”承担了这些虚构的身份，互相按照这些虚构的身份加以确认，于是一种群体虚构就成为现实，在那个特定情境中维系着我们。

库切关于“帮派构想”的童年回忆，让我们认识到，群体很容易沦为某种妄想症模式，攻击行为可以被理性解读为自我防卫。而且，孩子们的悠然自适表明，他们将自己交付给一种共同的构想（幻想），在他们抽身返回现实生活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大可沉湎于其中，维系着这种虚构消磨一个下午。

当然，孩子们的顽皮自有可爱之处。你还可以想到，球迷、歌迷作为狂热群体，也都不乏孩子气。

捕捉真相

军情五处、CIA，伦敦警方反恐部门，已然结成暗黑联盟，他们用视频技术捏造证据，给他们认定的“恐怖分子”定罪。跟好莱坞许多反恐题材影片一样，英剧《捕捉真相》（第一季）亦借此表现权力的恣睢妄为。不过，这部六集短剧的着眼点并不完全在这里，代表法律和正义的民间势力也格外任性。霍尔的律师团队替一名黑人嫌犯洗刷罪名，得知反恐部门握有此人参与爆炸物交易的现场录影，他们的诉讼策略就是推翻视频的可信性，先制造一出利用假视频给人定罪的冤案，以证实技术作伪如何影响司法审理。为了证伪，首先是作伪，重点在这里。一场维护人权的法律诉求，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已是一番复杂运作。

被选定的冤案主角叫肖恩，是从阿富汗战场归来的英国大兵，霍尔团队算准他那天夜里会去公交站送女律师汉娜，事先拍摄了军装男殴打并绑架汉娜的视频（将肖恩的人脸替换上去），届时利用黑客技术将这段视频塞进实时监控的镜头中。为了应付现场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他们竟拍摄了二十五个不同版本以供对接。肖恩在被警方追缉的同时，试图寻找真相洗刷自己。负责搜捕的女警督瑞秋发觉监控视频在愚弄自己，渐而疑窦丛生。追捕者和逃犯都在寻求真相，但可怜的男女主人公都被抛入险恶的旋涡之中。他们被左右两边打压，一边是权力的暗黑联盟，一边是维权律师团队操控舆论与技术的权力——给霍尔提供技术支持的恰是一名CIA特工。

为了达到目的，双方都不择手段。

在英美影视作品中，维护人权的律师通常是主持正义的白左人士，本剧亦如此，导演甚至利用某些不起眼的小细节来塑造霍尔的这种形象（如骑自行车上班的环保风格）。但在这个白左与权力部门争斗的故事中，双方无疑结成了深切的共谋关系，一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一方以人权的名义，硬是将无辜者送进了监狱。

简与繁

1977 年颁布过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俗称“二简字”方案，官方后于1986 年宣布废除。20 世纪80 年代前期，我已在出版社做编辑，虽说出版部门已明确不使用“二简字”，但因为尚未正式废除，作者手稿中不免带有那种字符，印刷厂的字模（那时还是铅字排版）亦未剔除，所以编稿和看校样时就得处理那些怪字，实不胜其烦。

“二简字”不是繁改简，基本上是“简改简”，就是将本来作为简体字的汉字硬作简化，其办法是大量采用同音替代或吸收民间俗写汉字（还有借用草书字形的），那些违背汉字结体规律的字符看多了，脑子就乱。如“文化部”写成“文化卩”，哪里还有文化的意思。

其实，之前1956 年的“一简字”就有争议，其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繁改简，而是同音字合并替代，如“發”与“髪”都简作“发”，“锺”与“鐘”都写成“钟”，“裏”“裡”“里”都并入“里”，诸如此类。用字量是减少了，但一字多义又增加了记忆负担，更使后人阅读古籍徒生许多麻烦。

两次简化方案都有众多语言文字专家参与擘划，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老B 抨击汉字简化，有一个文化断层的说法。他认为正是由于繁转简，造成文脉中断。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些大力推行者，自己都不用简体字，从各种存世的手稿手迹看，他们写文章写信札都用繁体字，安之若素地保留一向的书写习惯。当然，他们还是要读古书，在繁体竖排的书卷中寻索思想和学术。

当简体字成了普及文化的津梁，繁体字就变得高贵了，愈发显得深闳而奥秘。其实，繁体字并未真的被废止，至少新式标点的古籍出版物依然采用繁体，而存世的古书自然身价日增。只是，这种字符被精英阶层垄断了。打工种田阶级，引车卖浆者，即使学了文化也不具备阅读古典的能力。断裂就是这样形成。

多年来学界对“五四”多有深责，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割断了吾国文化传统，其实不然。“五四”并没有大错，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反省和革新，容有过激亦可纠错。人们都忘了，整理国故的就是“五四”先贤，鲁迅作《汉文学史纲》和《中国小说史略》，郭沫若考释殷墟甲骨，胡适从小说考证做到《水经注》研究，傅斯年创建史语所……那时尽管有人嚷嚷废除汉字，只是嚷嚷而已。“五四”没有国家权力介入，连繁体字也动不了。

可后来推行简体字，情况就完全变了。只认简体字的人们，尽可满足接受汉语新话的需要，除此不必考虑其他种种。因而普通读书人就被逐出传统文化领地，不但历代经典，凡民国之前的书籍都已难以识读。这算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自秦代“书同文”及推行隶书以来，汉字未有此旷世之变（所谓隶变也是去繁就简的思路）……

作家学者，气格、身份之类

大半辈子做编辑，跟许多作家学者打过交道，见识不同的人，不一样的气格。有些作家没见过面，但是读他的非虚构文字，也自有感受。譬如，读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一种傲慢之气见于纸上。这人对许多事物都挑剔过分，让人觉出一种品位优越感。倒不是说文章非要写得婉转谦恭才是，有人评论别人的东西骂骂咧咧，倒并未让人觉得他如何妄自尊大。其实，傲慢不是性情，是一种刻意塑造的自我尊严，故而待人接物不以常理揆之。

当然，常理是什么，没有一定之规。据悉，有一次北大某先生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在某市参加学术会议，当地电视台邀请他们作为嘉宾做一档访谈节目，被那位学者拒绝。拒绝的理由比较特别——某先生只是一个教授，而他有局级职务身份，一同出镜不合规格。做了官的学者有他自己的规矩和常理。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家学者对身份这东西有时不大好把握。比如，20 世纪80 年代的会议住宾馆都是两人一间，因资历、地位、知名度不同，安排有身份的跟没身份的住一起，便会觉得辱没了他。我进出版社第二年，去武汉参加一个古典小说理论研讨会，在招待所前台总能见到一些人纠缠会务组的人要求调换房间，有人说得委婉，您说我一个糟老头子跟小青年住一块儿合适吗？有人豁出老脸大吵大闹，这不胡来么，我是头一茬（指恢复职称评定）的正教授，他去年才弄上个副的……

身份这东西确实不太好拿捏，有时不觉之间就走入无物之阵。

90 年代初，汪曾祺来杭州参加一个活动，提前来信托我替他购买回程机票。民航售票处就在出版社办公楼对面，办这事我是举手之劳。汪老到杭后即来电话，我告知票已办妥，明天给他送过去。他好像是出于礼节，非要过来。他来了，机票给他了。他说既然来了是不是应该拜访一下贵社领导。我说您老不必这么麻烦。那……他们不会找你麻烦？他凑近我耳边问，听说你跟你们头儿不太那个……原来汪老是替我考虑。但我知道社领导看重的是畅销书作家，或是像王蒙那样的人物，他们读没读过汪老的作品都不好说。那时汪老有社会名声，还不像现在这样备受崇敬。我的事情他帮不了。之前也有前辈作家欲替我纾解，都没用。汪老有身份意识吗？不能说没有（他子女写文章说，他在家里嚷嚷自己是要进文学史的），但他的身份意识好像只是觉得有责任要替别人着想。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一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