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熊修雨

一

尽管在现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难以看到李庆西先生的专论，但任何一位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忽视李庆西先生的存在。庆西先生属于文坛隐逸高手，以其独特的文学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厚重的一笔。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以潮流更迭的方式向前推进，每次文学大潮都会涌现出一批文学的弄潮儿，争奇斗艳，从而彪炳史册。客观来说，庆西先生可能不属于那种活跃在文学潮流风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但绝对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文学潮流的主体和中坚力量，属于静水深流那种，笃力前行，持之以恒。

庆西先生的文学活动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迄今已经四十多年，属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元老和健将。庆西先生既从事文学创作，又从事文学批评，既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又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属于文坛的双栖能手，这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实属少见而又难得。庆西先生博览群书，写作勤奋，才思敏捷，观念新颖，无论批评还是创作都能让文坛为之一新，具有观念引领的开拓作用。黄子平先生曾批评当代文坛有大量不读书的作家，以此来反衬庆西先生好学博学。庆西先生新著《存在感》，简要点评了自己平生所读书目，其量之大，阅读之深，令人叹服，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不读书的作家可以批评，那么不事写作的学者是不是同样也可以批评呢？虽然后者长期以来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庆西先生则集创作与批评于一身，二者兼顾，且自成格局。这种双栖性的文学姿态，从小处而言，体现的当是其专注的文学兴趣和卓越的文学才华；从大处来讲，实则延续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方式，既述且作，学问和创作并行，同时也是对20 世纪早期北大和清华等诸大家名家学术风范之承传，如鲁迅、朱自清等，既是著名作家又是卓越学者。庆西先生虽然长期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不肯屈就高校学术界，但就其自传《四十年樽俎之间》所记叙的个人学术交往来看，他与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众多名宿大家互动频繁，尤其与众多学界翘楚如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学术交往密切，旨趣相投，其中可以体现出他对学院派知识分子学术风范的景仰。虽未入列，但风范有加。从总体来看，庆西先生从事文学活动，遵循的是自由和兴趣原则，其文学活动基本上见不出世俗功利色彩和被动性，可谓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和纯粹的知识分子。这在将文坛视为名利场而竞相追逐的当下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难得一见，令人钦敬。庆西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爱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活动既与当代文学发展同步，又深刻引领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文学活动历史就是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庆西先生文学早慧，早在大学本科毕业时，虽然情系当代文学，却出手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被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头条刊发，并被《新华文摘》转载，作者也因此从工厂调入出版社，一生与文学结缘。在20 世纪80 年代上半期庆西先生发表了不少学术研究论文，仅《文学评论》就发表了好几篇，彼时作者还年轻，可谓学术锋芒崭露，除学术研究外，还发表了不少小说，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文学新人。但在我看来，真正引起学术界关注，奠定庆西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坛地位和影响的，则是其在寻根文学大潮中的卓越表现。在寻根文学运动中，庆西先生深度介入，既发表评论文章来推波助澜，又以文学创作来躬身力行，呼吁倡导，以一己之力，将寻根文学运动引向深入。

庆西先生参加过被视为寻根文学运动滥觞的“杭州会议”，是寻根文学的当事人和发起者之一。在寻根文学运动伊始，庆西先生写过关于韩少功、阿城和李杭育等代表性寻根作家的多篇文学评论，对上述作家们的写作及时予以文化寻根意义上的解读，为寻根文学运动摇旗呐喊，功不可没。但真正对寻根文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肯定的，则是他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接连发表的两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新笔记体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1987 年第1 期）和《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 年第4 期）。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既与寻根文学相关，又显然超越了寻根文学，指向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其中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文体，一个是文化。这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也是庆西先生多年来文学活动所致力的两个方向所在。在我看来，文体和文化，这是认识庆西先生写作意义的两个关键词。

二

先看文体。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文体意识觉醒乃至膨胀的年代，出于对此前写作模式的厌弃，“怎么写”成为困扰这个时代作家们的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在外来文学的激发之下，大批作家纷纷改弦易辙，西向取经，以模仿西方现代主义为能事，从而掀起了形式实验的热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庆西先生。庆西先生走上文坛时，恰逢其时，当代文学形式实验正如火如荼。他对古今中外文学典籍涉猎甚广，且能融会贯通，在文体感悟和文体实验上自有其敏感和过人之处。黄子平曾以“奔跑吧，兔子”来戏指和勉励庆西先生，指出其在阅读和写作观念上的不断更新，形象生动而又亲切。李庆西就是一只奔跑在当代文学前沿的“兔子”，敏感而又具有前瞻性。

20 世纪80 年代在文体实验上最出风头、最为激进、对传统文体规范最具冲击破坏力的是刘索拉、残雪等人的现代派写作和以马原、格非、莫言、余华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写作。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为圭臬，视本土文学传统为敝履，在给当代文学带来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变革的同时，也将当代写作引入了歧途。例如，作家余华认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是西化的；而残雪则偏执地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就是西方化；早期的马原和格非是博尔赫斯的忠实信徒；早年的莫言则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视为偶像，等等。在这种狂热的片面的西化热潮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很快就陷入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过分地脱离现实，拒绝本土文学传统，先锋文学很快现实遇冷，遭到读者拒绝，发展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先锋作家们纷纷改弦易辙、自我调整，亲近现实，向本土民族文学传统回归，从而出现集体转型。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莫言、格非、余华等人20 世纪90 年代后的写作都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转型，并非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实验与本土文学传统相结合，实际上走的是中西结合的路子，既放弃全盘西化，又拒绝复古守旧。事实证明，这种中西结合的写作方式，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功之道，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较为良好的创作实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这种本土化创作转向直接相关。

实际上，这种中西小说观念的碰撞与取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体博弈的过程。对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先锋写作而言，他们对西方小说更多的是技巧的借鉴与模仿，而转型后的先锋作家们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更多的是观念的领悟与运用，以本土文学传统来化解和接纳西方现代主义。而在先锋文学之外，则还有相当一批本土文学传统的默默守护者，庆西先生就属于此。

在这场中西小说文体博弈的过程中，庆西先生是有远见卓识的，与新潮小说、先锋文学等那种片面的西化不同，庆西先生在文体实验上是有所保留的，走的是亦中亦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这使他的文体观显得既不保守也不激进，虽然难以像残雪、马原、莫言等人那样屡屡制造出轰动性的文学效应，但却更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1987 年，《上海文学》第1 期上发表李庆西评论小辑，一次性推出他的讨论文体的两篇论文：《新笔记体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和《文体也是方法》。两篇文章看起来是独立的，讨论的是两个方面的文体问题，但内在底蕴其实是相通的。那就是在他看来，文体不仅是形式，同时也是作家人格气质的投射，文体与生活结构具有对应关系，是对世界的表现方式。这就破除了通常的文体形式论，将文体从西方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点提高到中国的本体论美学高度，见解自是不凡。在这前后，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氛围》的文章，作者运用中外各种文学的例子，对“氛围”这种小说美学问题进行仔细感悟辨析，体现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体素养，颇有独到之处。这篇文章作者自己较为满意，只是遗憾学界关注不够。总体来看，在理论上，庆西先生对小说文体不乏真知灼见；在创作上，对各种文体广泛实验，腾挪跌宕，自由穿梭，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文体家。

在所有的文体中，庆西先生用力最大也最为人关注的是新笔记体小说。他不但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释，而且还躬身力行，创作了大量的新笔记体小说，从而让这种传统的带有私人特征的中国化小说文体，跃居纯文学殿堂，逼人关注，并引来众多的追随者和爱好者。时至今日，新笔记体小说早已为读者所接受，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早已蔚然成观，这是该种小说文体的时代发展。在当代文坛，从事笔记体写作的作家不少，但能够从理论上阐发的并不多，杰出者如汪曾祺，文学史上通常将他视为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者，他的新笔记体写作很多，但似乎并未做过理论上的专门阐释，只是偶尔随意谈之。他甚至坦言“我对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并不清楚”；继而笼统地认为“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新笔记体小说”①。相比而言，在这方面庆西先生可谓是用力精深，独有所得，发他人所未发，对新笔记体小说的当代存在做了专门理论探讨，对这种小说文体的大众化普及，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我看来，这是李庆西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在这篇文章中，庆西先生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观点：

（一）文体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新笔记体”小说的出现，就是如此。20 世纪80 年代是一个文体激变的年代，1985 年甚至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法年”，各种现代主义表现方法在中国文坛竞相上演，从“各领风骚三五年”到“各领风骚三五日”。文学面貌日新月异，花样翻新，中国文学几乎变成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试验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整体的西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是对此前僵化的虚伪的现实主义艺术规范的厌弃与突围。但是，这种片面的西方化无疑也走向了极端，背离了中国人固有的审美习惯和文学传统。说到底，这种形式上的模仿终究只是一种“技”的借鉴，而非“体”的感悟。正如庆西先生所言：“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阔了眼界，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②韩少功也表示：“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③二者表达的是同样的担忧。

中国文体学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与特色。在中国传统文体理论中，文体并不单纯地指向形式或技法，而是与作家主体的人格、气质乃至禀赋、情趣相连，是作家艺术人格的体现。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理论，西方也有“风格即人”（布封）的说法，都指出了文体与作家人格之间的对应关系。那种通过模仿借鉴而来的文体能够体现中国作家的人格气质吗？能够带来独属于中国人的特有的文体感觉吗？恐怕很难。庆西先生还借用结构主义理论，指出新笔记体小说的出现来源于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倘若采用结构主义的说法，问题可以笼而统之地归诸本文结构与现实结构具有何样的同一关系。”对此，汪曾祺认为：“前几年流行笔记体小说，我想是出于作者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要求。读者接受这样的小说，也是对于这种精神的要求。说得严重一点，是由于读者对于缺乏诚意的、浮华俗艳的小说的反感。”④二者认识是一致的，指出新笔记体小说是对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只是汪曾祺的表述更具体些。他还运用现象学的观点，表明新笔记体小说这种文体与作家之间的互相选择：“诚如现象学派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说，艺术家在寻找自我的同时，自己也在被寻找。”在20 世纪80 年代，现象学还是一门从国外引入的比较新颖的哲学理论，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强调对事物现象的直观把握，而不去关注其背后的本质。这种观点将文学从沉重的社会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无疑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美学精神。庆西先生将之运用于新笔记体小说和寻根文学研究，表明他的学术认识与时代美学同步，视野开阔新颖，在当时的国内文学界，无疑得风气之先，技高一筹。

所以，在庆西先生看来，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新笔记体小说都有其存在的依据，既是当代作家主体的选择，也是现实对文学的要求。这种阐释就让新笔记体小说这种新兴的小说文体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并非是部分作家的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庆西先生的这种认识表明在先锋文学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当代仍有一部分作家在坚守文学传统，在延续着传统文学的血脉。这是包括庆西先生写作在内的新笔记体小说出现的背景和存在的意义。

（二）从主体性角度对新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征予以阐述。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新笔记体小说是一种貌似陈旧实则比较新颖的小说文体。在此之前，对其文体特征予以阐述的比较少。在这篇文章中，庆西先生对新笔记体小说文体的认识，上升到了主客体结合的高度。他将笔记体小说放在中国小说美学传统中来考察，在与“说话体”的比较中，突出笔记体小说的私人化和主体性特征，指出“笔记体作品对人情世态的记录，实则包含着文人的修养与自我确认，那般悠然、淡泊的体貌，在递相延续之中凝聚着深刻的人生体验”，认为“笔记小说的特点是在对客体的有限的描述中，突出主体的自我体验与人格意味”。他还从文体与人格对应的角度，认为“就精神活动的形式范畴而言，人格化的笔记文体指示的正是自我完成的思辨历程”，“笔记文体真实的美学意味：昭示着某种完成了自我的无我之境”。庆西先生的这些论述，不是流于对新笔记体小说文体表层特征的一般概括，而是以一种沉浸式的文体体验，从创作心理和艺术审美角度，对新笔记体小说文体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美学剖析。在20 世纪80 年代那种浮躁的功利化的形式实验大潮中，这种沉浸式的文体体验和美学解读，发人深省，需要深厚的文学积累与感悟能力。

（三）从寻根和先锋双重角度来对新笔记体小说进行分析，指出这种文体的传统和现代双重特征。不以孤立的、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新笔记体小说，而是将其放置于时代文学思潮之中，予以动态考察，体现出庆西先生历史的、发展的文学观点。新笔记体小说在当代文坛出现时，正值寻根和先锋两种文学思潮交织。庆西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新笔记小说这种文体所体现出来的寻根和先锋双重特质，将这样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文体，一下子提到文坛中心，从主流文学思潮角度进行阐述，既提升了新笔记体小说的文体地位，又将这种文体及其特征以一种放大强调的姿态昭示于文坛，逼人关注，学术研究和写作倡导两种目的兼得。事后看来，这应该也是当年作者写作这篇宏文的旨意所在。

新笔记体小说在文坛出现之际，正值文化寻根思潮涌动之时，庆西先生认为“这种所谓的‘寻根’现象，是将中国文学摆到世界文学格局中加以思考的结果”。他从审美的角度认为：“他们（指新笔记体小说作家，引者注）的确感悟到笔记文体的美学意味，并且从这种古老、质朴的艺术形式中发现了具有主体特征的民族的情理结构与思维方式。” 他敏锐地捕捉到新笔记体小说与文化寻根之间的关系，认为：“‘新笔记体小说’及其对古典笔记体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是文体意识上的‘寻根’，这跟当今小说界的整个‘寻根’思潮相吻合。”这种文体的文化溯源，增强了新笔记体小说的文化蕴含，无疑提高了新笔记体小说的文学地位。

庆西先生还深刻地指出了新笔记体小说与古典笔记小说的不同。他跳出了通常的形式论的范畴，从主体性角度对二者加以区别，认为：“‘新笔记小说’作家对中国笔记传统的认同，首先意味着主体精神的复活。”“作家们借助这股随意的文体，揭示了世界的另一幅格局，也完成着自己的心灵构造。”“自我的人生体验沟通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便超越了士大夫文人那种狭隘、封闭的自我意识。在人格意义上，‘新笔记体小说’与古典笔记小说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在作者看来，新笔记体小说与古典笔记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主体意识，是表现“小我”还是走向“大我”。这种差异性对比，可谓抓住了新笔记体小说文体的实质，眼光犀利独到，见解精准，有利于读者认识和区别。

同时，庆西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了新笔记体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开拓意义，他认为：“作为新时期小说的一项文体实验，‘新笔记小说’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必然伴随着思维的开放性，同时表明它与一切既定的规格格格不入，尤其对那种缺乏现实主义态度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屑一顾。可以说，在根本的思维关系上，它比那些模仿现代主义风格的探索小说走得更远。”他据此将“新笔记体小说”视为“先锋派”，进而总结认为：“我发现，几乎所有非摹仿性的实验性作品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是在这一点上，‘新笔记小说’继承了某种古典的美学态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艺术土地。”正是由此，庆西先生认为，新笔记体小说既是寻根派，也是先锋派。将新笔记体小说说成是“寻根派”，这比较容易接受；但将其定义为“先锋派”，就需要非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了。

从庆西先生的论述来看，他对上述新笔记体小说文体特征的论述，紧紧抓住一个切入点——主体性，一切问题由此生发，一切结论归因于此。主体性问题是20 世纪50—70 年代当代文学最大的缺失所在，也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迫切需要重建的问题。联系80 年代后期刘再复、李泽厚等人在该问题上的呼吁与努力，就不难理解庆西先生从主体性视角阐述新笔记体小说文体特征的意义，不能不钦佩他在艺术审美上的敏感性和超前性了。

三

新笔记体小说既是一种文体，它在当代文坛的出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庆西先生对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同他所倾心的另一个问题紧密相关，那就是文化。他对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其中既有文体的兴趣，也有文化的用心。纵观庆西先生四十余年的文学活动，可以说都紧密地围绕着文化展开。这种文化既包括本土传统文化，也包括西方现代文化。庆西先生勤奋好学，阅读广泛，对西方文化涉猎很广，这体现于他的大量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但相比之下，他对本土传统文化更为倾心和用力，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从对新笔记体小说的倡导，到对寻根文学的拥趸，再加上几乎贯穿他整个文学生涯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经典解读等，其所致力的核心都是文化。

庆西先生青少年求学所处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文化失落，作为有识之士，他对传统文化无疑如饥似渴。待到他走上文坛的20 世纪80 年代初，又碰上了一个文化意识高涨的年代，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由此激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热”大潮，寻根文学就萌生于这种“文化热”大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走上文坛的庆西先生，无疑是怀抱着文化启蒙热情的，寻根文学就是他的文化寄托和情感宣泄口。如果说寻根文学可以视为是一种文化启蒙，那么庆西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当代社会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启蒙，这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和文人的文化使命和文学活动意义所在。

发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运动是一场由知识青年发动的文化乌托邦运动。在这批年轻作家们的文化蓝图中，他们期待以文化为依托，让文学摆脱政治的束缚，放眼世界并走向世界。但由于理论上的悖谬，再加上创作实力不够，在匆忙地张扬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之后，很快便偃旗息鼓，继而那些当事的寻根作家们纷纷风流云散，寻根文学运动很快陷入停滞。在此情况下，批评力量的介入是推动这场底气不足的文学运动得以前行的重要保证。本人之前在做寻根文学研究时，曾认为：“在寻根文学运动过程中，来自批评界的力量不可忽视。寻根文学从最初的孕育、发起，到后来对寻根文学作品的指认、对寻根文学的理论总结和发展方向的指引，都离不开批评界的参与。”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李庆西。

庆西先生在寻根文学运动过程中写了很多文章，但对寻根文学影响最大、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是《寻根，回到事物本身》这篇文章。该文发表于1988年，彼时寻根文学运动高潮已过，正处于发展难以为继之际。这篇文章的出现，对寻根文学既是一种总结，又是一种引领，对寻根文学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寻根文学的文学史定位也具有重要价值，成为寻根文学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回到事物本身”，这是现象美学的核心观点。作者将它作为该论文的标题，显然有着美学强调的意味，用现象学理论分析来区别传统的文化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文学研究。在此之前，关于寻根文学曾出现过一系列论争，比如对于“根”的认识、关于“文化断裂带”的论争、关于文学创作的出路等，都仍然拘囿于传统的文化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范畴，庆西先生则借助现象学理论，跳出藩篱，直接将寻根文学的研究上升到审美范畴，开创了寻根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对比当时的相关研究，可见出庆西先生见解之不凡、感觉之敏锐超前。在李庆西的这篇文章面世之前，1986 年，陈思和在《文学评论》发表长文《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从文化考古的角度，探讨当代文学中文化寻根意识的发生，将结论定位为“‘文化寻根’意识的真正意义在于科学。”⑥这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影响很大，但对寻根文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外部，属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解读，尤其作者将文化寻根的意义定位于科学，今天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偏颇了。紧接着李庆西的这篇文章之后，1989 年，季红真发表长文《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 年第2 期），对寻根文学运动进行总结，认为：“‘文化寻根’思潮的真正作用，不在文化价值抉择方面的科学与否，而是在文学自身的观念蜕变和风格更新。”⑦这种认识显然是对上述陈思和观点的纠偏，又是对庆西先生观点的呼应。时至今日，寻根文学的这种美学上的意义早已成为共识。

在这篇文章中，庆西先生从文化着手又跳出文化，从审美和价值层面来分析寻根文学，最终又回到文化层面。如同新笔记体小说的出现一样，他认为寻根文学的出现源于当代文学“风格意识中的文化意识”和作家们的“寻找自我”，认为1984 年参加“杭州会议”的那些年轻的知青作家们的艺术关注点，“正在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这是一种准确的文化捕捉，将寻根文学的表现对象及与此之前文学的区别，概括得清清楚楚，准确到位。但作者论述的重心显然不在于此，他很快就跳出了这种当时非常普遍的外在式的发生学研究，直奔寻根文学内在审美和价值系统，将其概括为“重新构建的审美（表现的）逻辑关系”“世俗的价值观念和超越世俗的价值理想”和“知识分子的个体忧患意识和民族民间的群体生存意识”。这些观点涉及寻根文学的去政治化（重表现反本质）、非功利性审美和整体化思维等特征，现在都成为寻根文学艺术审美的共识和不移之论。在这方面，庆西先生的阐释对确立寻根文学的审美规范和文学史定位，功不可没。在该文的最后，作者又将视点拉回到文化，认为“文化寻根，实际上也是一种反文化的回归”，文化寻根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自我封闭循环，让其“产生新的精神动力，也即自我否定和再生的力量”。这种认识高度，无疑提高了寻根文学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庆西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日常生活审美，认为对寻根文学来说，是一种必须的“可行的办法”。“‘寻根派’作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正是因为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如果要真实地表现人格的自由，可行的办法就是穿透由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构成的文化堆积，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去。真实的人生、人的本来面目，往往被覆盖在厚厚的文化堆积层下。”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文化的真谛，从日常生活着手，可以发现文化，体验文化，这是文化寻根的一条必由途径。也正因此，在2009 年发表的《寻根文学再思考》中，庆西先生一再地提醒读者，“不要把‘根’与‘文化’看得太重要，重要的是‘寻’，而不是‘根’。‘寻’意味着撇开成规，另起炉灶。至于‘根’在哪里，并不重要”⑧。庆西先生的这种文化寻根主张，颇有见地，他改变了以前那种考古式的文化发掘，而把文化看成一种活性的存在，藏于当下，就在我们身边。寻根的过程其实就是文化体验的过程，可以借助日常生活审美而展开。例如阿城的“三王”系列，都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描写之中，寄寓着深刻的形而上的文化主题。在当时，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深刻和超前的。日常生活审美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审美的总体走向，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但在1988 年的文化语境中，显然还是新鲜事物，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体现了庆西先生美学意识上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除了对寻根文学的大力倡导，庆西先生在文化上还有一大杰出贡献，那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的解读。从走上文坛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至今，可以说庆西先生一直在做着这种文学经典阐释工作。这既可以说是一种热爱，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使命，毕竟文学经典的延传，需要一代又一代文化学者的阐释与演绎，需要读者的参与和维护。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在金钱利欲的驱使下，影视网络中出现了大量解构经典、消费经典、破坏经典的不良行为，像什么“戏说”“歪说”“大话”“水煮”“重述”之类，在一片廉价的娱乐狂欢和庸俗的欲望追逐中，文学（文化）经典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令人痛心。这对传统文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扰乱了民族后代的文化审美与历史认知，破坏了他们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价值观。与之相对，一些有责任感和良知的学者开始了经典研读和文化阐释工作，像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还专门为此开辟栏目“百家讲坛”等，提供传播平台，这些做法都值得肯定，对于经典文化的承传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名著都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反复研读，其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庆西先生就属于其中之一。在庆西先生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阐释文学经典的文章，已经出版了《三国如何演义》（2019）和《水浒十讲》（2020）两部重量级的经典阐释著作。这两部著作，作者写作用力，功力精深，其中的很多篇章别有洞见，集历史知识、文化知识、主旨分析与审美趣味于一体，值得细读品读。读者从中既可以获得历史文化知识，又可以获得娱乐快感，在快节奏的当下，是难得的精神食粮。例如《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在引经据典地考证了刘备众多妻室的来历及遭遇之余，批判了刘备的自私、冷酷与深入骨髓的男权主义思想，让读者对封建男权压迫下的女性地位之低、处境之惨深有感触和同情。《宋江上山》通过层层文化分析，揭示了宋江身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道义文化与江湖侠义文化之间的冲突，剖析了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指出其“早有盘算，上山就是为了下山”。这样的文化解读明白晓畅，深刻而又易于理解。文学经典正是在这样的阐释中意义不断更新，不断增值，不断焕发光彩，从而代代相传。

事实上，这种经典演绎不过是庆西先生所做的众多文化工作中的一种，当然有可能是较为重要的一种。庆西先生兴趣广泛，关注点颇多，对西方文化同样也做了大量引进、介绍和推广工作，这散见于他的大量写作之中。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学和文化建设而努力，而奉献。他以个人之力，勤勉执着，持之以恒，撰写着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文学史，时间将会证明该文学史的力量和价值。

山高水长，庆西先生文学和文化之功大矣！

①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散文全编》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94 页。

②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 年第4 期。

③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 年第4 期。

④汪曾祺：《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汪曾祺散文全编》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16 页。

⑤熊修雨：《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45 页。

⑥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 年第6 期。

⑦季红真：《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文艺研究》1989 年第2 期。

⑧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