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保萍

【摘 要】 为了顺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需要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研究。选取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且产品市场竞争大、企业生命周期处于非成长期时，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经过变换内部控制有效性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和以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论仍保持不变。研究结论对企业紧跟数字化转型趋势，借助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作用，在企业发展全過程特别是非成长期，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内部控制有效性； 数字化转型； 产品市场竞争； 企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04-0127-07

一、引言

近年爆发的一系列重大财务舞弊案件，如康美药业、辅仁药业、瑞幸咖啡等，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注。尽管已有文献基本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现状、公司治理水平及结构等方面研究了公司内部控制失效的原因，但尚未有实证文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已处于数字经济时代[1]。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重点突出积极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那么，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为了强化内部控制防范企业财务舞弊，哪些情况下企业需要特别重视和依靠数字化建设？

为此，本文选取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度、所处生命周期的调节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大、处于非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于已有的规范性研究，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为企业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供经验证据。第二，深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度和所处生命周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的影响，对企业借助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作用，在企业发展全过程特别是非成长期，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影响研究综述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影响研究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改变传统行业生产经营发展[1]、影响企业出口行为[2-3]、优化企业治理水平[4]、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5]、对公司业绩的提升发挥重要的作用（易露霞等，2021）、中国上市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6]、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Adomako et al.，2021）、提升企业国际化广度[7]、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李宏等，2021）、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提高审计质量[8]、可以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涂心语等，2022）、能显著降低债务违约风险[9]、企业的年报可读性越高（王海芳等，2022）。

（二）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研究综述

已有文献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现状、公司治理水平及结构等方面，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从企业外部环境角度来看，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金融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和媒体关注、财务分析师跟踪公司并发布现金流量的预测、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审计师的客户专用知识、政府审计、诚信文化、机构投资者调研、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显著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10-15]。政府干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宗姓认同[16]显著降低内部控制有效性。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17]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倒U型关系。

（三）文献评价

上述可见，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方兴未艾，但尚未有文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独特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大发展的今天，尽快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便做好新环境下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其防范财务舞弊等职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是企业防范违法违规风险、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完整、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运营管理措施[18]。内部控制作用的有效发挥除了取决于企业高层重视程度、内部控制部门人员素养、资源投入等，还取决于数字化转型下的内部控制工具的更新[18]。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逐步应用于企业内部控制工作中。

数字化转型会全面影响到内部控制中的各个要素。第一，在内部控制环境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依赖企业数字技术大幅度地优化有限资金约束下资金使用效率[5]，这无疑为内部控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第二，在风险评估方面，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其内部控制与业务流程结合，数字化转型下的内部控制更好通过市场战略与业务操作的具体情形，准确且及时地识别出业务流程中的问题，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内部控制要求和业务执行实操不统一的情形，从而发现运营管理中真正的风险[18]。除此以外，以往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主要在风险发生后采取应对措施，数字化转型下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由“被动应对”转为“主动识别”，并在动态过程中进行预防性的控制和预警[18]。第三，在控制活动方面，人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根本因素[19]。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可以克服过去因为成本效益制约想控制而无法克服的缺陷，替代人类进行控制消除了人的主观随意性和故意舞弊可能，其人为干扰因素因数字化转型而减少[20]。第四，在信息与沟通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使用企业数据的方式，提高了管理效率和信息价值，这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第五，在内部监督方面，数字化技术下企业所需付出的监督成本将显著下降。综上，数字化转型通过全面影响内部控制各要素，可以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综上，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在不同的企业竞争环境和生命周期是否有差异呢？对此，本文进一步的分析如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新动能，由于其为生产者提高企业绩效与提升自身能力，使产品市场竞争度大的企业更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21]。此外，产品市场竞争发挥外部治理功能。大股东面临产品市场竞争大的环境下，会监督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也会约束自身的“掏空行为”，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22]。因此，面对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时，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效果。综上，提出假设2。

H2：产品市场竞争度越大，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明显。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在每个阶段，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管理重点不同，进而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成长期的企业“百业待兴”，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都在不断建设完善中，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信息交流也都在探索中，这个阶段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中的实质性漏洞概率更高[23]，数字化也在探索建设中，其作用往往难以充分发挥。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都比较成熟，对外部环境比较适应，内外部信息交流机制也比较健全，数字化转型更有能力和条件开展，并充分发挥作用，赋能内部控制将更加充分有力。综上，提出假设3。

H3：企业生命周期处于非成长期，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房地产行业样本；（2）剔除研究期间被ST、？觹ST的样本；（3）剔除财务信息缺失的样本；（4）对存在异常值的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共得到12 796个样本观测值。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数据库，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据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使用Excel 2010和Stata 15.1软件处理数据。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借鉴李百兴等[24]的研究，迪博内部控制指数由内部控制基本指数和内部控制修正指数构成，是一种内控信息披露指数，能够全面、系统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这个指数是目前最常用的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Icq）的指标。由于迪博的内部控制指数数值过大，不便于与本文其他核心变量进行比较，故取自然对数作为替代衡量指标，公式为：Ln（1+迪博内部控制指数）。

2.解释变量

本文从上市企业年报中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统计角度来刻画其转型程度。借鉴吴非等[5]的研究，数字化转型（Dcg）的衡量方式是计算人工智、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的细分指标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之和。

3.调节变量

借鉴刘诗源等（2020）的研究，企业生命周期根据现金流模式法划分为不同阶段。以企业生命周期（Smzq）作为分组依据，成熟期和衰退期（非成长期）为一组研究样本，企业生命周期是成长期为另一组研究样本。

借鉴王芳等（2018）的研究，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进行衡量产品市场竞争，赫芬达尔指数越大则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小。以企业当年赫芬达尔指数是否大于赫芬达尔指数分年度分行业均值作为分组依据，当企业当年赫芬达尔指数大于分年度分行业均值，为产品市场竞争小的研究样本；当企业当年赫芬达尔指数小于分年度分行业均值，为产品市场竞争大的研究样本。

4.控制变量

借鉴徐玉德等[25]的研究，本文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立董事比例（Indep）、股权集中度（Ec）、高层管理者薪酬激励（Cte）、管理层持股（Mshare）、资产规模（Size）、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H1，设计回归模型1，H2是通过企业生命周期的虚拟变量对回归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其中企业生命周期是成熟期和衰退期（非成长期）的为一组研究样本，企业生命周期是成长期的为另一组研究样本。H3是通过产品市场竞争的虚拟变量对回归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

Icqi，t=α0+α1Dcgi，t+∑Control+εi，t  （1）

五、實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均值为6.360，标准差为0.880，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6.740，说明样本中有内部控制完全无效的企业，这可能是因为管理层不注重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使其本身无效；或者企业虽然进行了内部控制建设，迪博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也尽量全面地设置评价指标，但仍无法覆盖内部控制的全部测度，致使在指数考察方面缺位。存在内部控制较弱的企业和内部控制完全无效的企业评分为0，但大部分企业评分大于0，切合实际。内部控制有效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是6.740，这表明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差距大。最大值与中位数的差为0.240，这说明大部分企业有较好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为16.020，标准差为29.250，最小值为1.000，最大值为451.000，说明不同企业发展数字化转型程度进度差异明显，并且大多数企业进度较慢。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为H1—H3的回归结果。由表3的（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009，在1%（t=3.12）的水平上显著；表3的（2）列，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008，在1%（t=2.68）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增加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提升的作用，H1得到验证。由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衡量指标为迪博内控综合评分，故其系数的大小不具有实际经济学效益。

表3的（3）列和（4）列，产品市场竞争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011（t值为2.89），在1%的水平上显著；产品市场竞争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003（t值为0.65），不显著，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度越大，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明显，H2得到验证。

表3的（5）列和（6）列，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004（t值为0.94），不显著，非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012（t值为2.7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生命周期处于非成长期，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H3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评价报告披露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应高于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张超等，2015）。借鉴倪静洁等[26]的文献，本文以企业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即当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存在重大缺陷时，赋值为0（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低），反之，赋值为1（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高）。改用Logit回归模型。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056（z值为-5.1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即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前文的研究发现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结论的影响，以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滞后一期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957（t值为163.0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Wald外生性检验的卡方值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而且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006（z值为1.86），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与前文的研究发现保持一致。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如何顺应这种大趋势，建设和发挥好内部控制作用，亟须研究。本文选取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度、所处生命周期的调节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内部控制有效性；（2）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3）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处于非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

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企业应积极顺应数字科技迅猛发展的趋势，充分把握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鼓励企业扩展和深化数字化转型业务，并借助数字科技，将内部控制与企业业务经营、组织管理机制深度融合，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第二，企业生命周期发展全过程中，特别是进入成熟期后，应当积极借助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更加重视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发挥的积极作用，使数字化的内部控制能够更好地适应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要求，乘势而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严若森，钱向阳.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8（4）：172-182.

［2］ PERGELOVA A，et al.Democratizing entrepreneurship？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emale-led SMEs［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9，57（1）：14-39.

［3］ ELIA S，et al.Resources and digital export：an RBV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apabilitie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32：158-169.

［4］ 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改革，2020（4）：50-64.

［5］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資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6］ 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7］ 王墨林，宋渊洋，阎海峰，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研究：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5）：33-47.

［8］ 翟华云，李倩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7（2）：69-80.

［9］ 王守海，徐晓彤，刘烨炜.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吗？［J］.证券市场导报，2022（4）：45-56.

［10］ GE W，MCVAY S.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after the Sarbanes-

Oxley act［J］.Accounting Horizons，2005，19（3）：137-158.

［11］ MAO M Q，YU Y.Analystscash flow forecasts，audit effort，and audit opinions on internal control［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15，42（5-6）：635-664.

［12］ 吴秋生，刘沛.企业文化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丹尼森企业文化模型的问卷调查［J］.经济问题，2015（7）：106-114.

［13］ KHLIF H，SAMAHA K.Audit committee activ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in Egypt［J］.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16，31（3）：269-289.

［14］ 徐亚琴，翟胜宝，汪顺.企业诚信文化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务研究，2018（1）：12-23.

［15］ 杨侠，马忠.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1）：13-25，158.

［16］ 尹律，戚振东，杨婧.“认本家”情结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43（1）：81-86.

［17］ 吴秋生，王少华.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5）：50-58，164.

［18］ 倪克金，刘修岩.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J］.经济管理，2021，43（12）：79-97.

［19］ 吴秋生，郝诗萱.论领导者权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8（5）：32-39.

［20］ 张国康.论企业内部控制数字化建设［J］.会计之友，2005（8）：17-18.

［21］ NAMBISAN S，WRIGHT M，FELDMAN M.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progress，challenges and key themes［J］.Research Policy，2019，48（8）.

［22］ 杨婧，许晨曦.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治理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J］.会计研究，2020（6）：158-170.

［23］ DOYLE J，et al.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7（44）：193-223.

［24］ 李百兴，王博，卿小权.内部控制质量、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J］.审计研究，2019（1）：91-99.

［25］ 徐玉德，杨晓璇，劉剑民.管理层过度自信、区域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J］.审计研究，2021（2）：118-128.

［26］倪静洁，吴秋生.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42（9）：7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