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李锡锐 (马来西亚)张晓威

前 言

许德发在《分歧的社会正义观？：华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论述与权利争夺》一文中提到：“毫无疑问，只要各个族群价值观都与自身群体利益相联系，马来西亚将继续停留在狭隘的社会公义观之下，所谓平等及公平原则反而只凸显出不同预设之间的冲突与矛盾。”(1)许德发：《分歧的社会正义观？：华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论述与权利争夺》，《思想28：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60-61页。因此，本文在梳理及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体制内的发展，并不牵涉华文教育所暗含的“平等”与否的问题，而是依据历史脉络和现实发展，从马来西亚教育制度的视角，以国民型华文小学(华小)、国民型华文中学(华中)(2)国民型华文中学改称“华中”始于1993年，该年成立的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开始将国民型华文中学简称为“华中”。见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编委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吉隆坡：华中校长理事会，2005年，第17页。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大中文系)，即“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构成的国家体制内华文教育系统为主线，探讨该制度内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如何在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尝试随着国家主流教育塑造国家认同之时，也为自身族群在保存及维护族群语言与文化上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马来西亚国家体制内的华文教育系统，以“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三个教育机构最为完整和重要(3)前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韩春锦认为：“华中在国家的教育体系里，占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华中的成败对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见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编委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吉隆坡：华中校长理事会，2005年，第2页。前马大中文系讲师杨清龙指出：“马大中文系对马来西亚华文文教事业的影响也是最深最广的。无论是国家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凡是涉及华文文教大业的，都不可能绕开马大中文系。”见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311页。。这个系统对于马来西亚教育体系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这是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初期，殖民地政府、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以及以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与前者合称“董教总”)为首的华团，在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上博弈的成果。换言之，这也是当年建国先贤协商政治的成果。马来西亚是多族群、多语言国家，在制定教育政策特别是教学媒介语方面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应该说，对于一个新兴国家来说，培养国家意识、平衡种族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是制定国家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4)参见李洁麟：《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变化及其历史原因》，《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所以这也可视为独立初期，在《1957年教育法令》和《1961年教育法令》博弈和协商后，各族群政治领袖达成的共识。换句话说，这是在地民族对教育语言政策的一个底线，也可以被视为妥协(5)Lee Kuan Yew，My Lifelong Chanllenge：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Singapore：Straits Times Press，2012，p.80.。第二，这个共识成功把华文教育列入国家教育法令，赋予华文教育国家法律的地位。而能够把华文列入国家教育发展的主流，除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不管在东南亚还是西方都并不常见。廖小建指出：“政府自始至终承认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不仅把华文小学和改制的华文中学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给予一定的国家财政支持，而且允许华文独立中学的存在。马来西亚是唯一赋予华文小学国立小学地位的国家，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6)廖小建：《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可惜这个共识并没有获得个别族群内部的认同、尊重与接受，最后形成语言和教育问题，成为“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的一个引发因素(7)王国璋认为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敌对关系结束后，各族群再次将视线的焦点转回切身的族群性议题——尤其是语言与教育问题。参见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97-100页。，而“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也促使政府全面转向以马来文为主的教育政策(8)Asmah Haji Omar，Dasar Bahasa Kebangsaan：Sejarah Memartabatkan Bahasa Kebangsaan dan Bahasa Rasmi Malaysia(《国家语言政策：马来西亚国家语言与官方语言巩固史》)，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2015，p.104.。“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虽然华文教育还是留在国家主流教育内，但是由于政府全面推动以马来文为主要媒介语的教育政策，华文教育在体制内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长期面临师资短缺、增建华小和华中受到限制、马大中文系没有扩大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其背后涉及马来民族主义扩张、华人政治力量分裂、官僚运作等诸多原因。此外，从1970年开始，国民型英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随后国民型中学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也全部改为以马来语教授，教育部在1983年则规定所有国立大学的课程必须以马来语教授，国家教育制度逐步发展成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在此期间，华社本身也逐渐忽略了华中和马大中文系的存在，而把焦点放在华文独立中学(独中)、独立大学(独大)、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三个学院合称“三院”)。事实上，在栽培华裔子弟、推广华文学习和继承华人文化方面，“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依然是体制内的主流，它在平衡国家层次(国家认同)和族群层次(族群认同)的教育目标，进而达到跨族群交融、维护族群和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 既有研究综述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基本上是一体的，在殖民政府管辖之下，属于民间办学，是华社自己创办、自筹经费和自行管理的学校。马来西亚独立后，国家教育体系成形发展，特别是《1961年教育法令》颁布后，政府与董教总对该法令中的华文中学教学媒介语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形成国家教育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平行的华文教育系统(9)依据《1961年教育法令》和《1996年教育法令》，华小和华中属于政府资助教育机构，独中和三院属于私立教育机构，即不是政府开设或资助的学校或教育机构。参见Education Act 1961，Kuala Lumpur：Malaysian Law Publishers Sdn. Bhd.，1982，pp.4-6；Kerajaan Malaysia，Akta Pendidikan 1996(《1996年教育法令》)，Kuala Lumpur：National Malaysia Berhad，1996，pp.17-21.。华小是这两个系统的核心，但其他教学机构则不然。国家教育部体系是以华小、华中和马大中文系构成完整的华文教育。相对而言，董教总认为华小、独中、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即“华小—独中—三院”代表马来西亚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10)董总的出版物说明：“今天我国存有1284所华小、60所华文独中，3所民族高等学府(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以及韩江学院)，……力保民族教育万年青！”参见董总总务处：《风云激荡一百八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1年，第290页。。

官方对华文教育的定位，以《1961年教育法令》为依据，因为该法令是奠定马来西亚教育架构的主要官方文件，也开启了后来两个平行系统的运作。该法令阐明国民型小学可提供以英文、华文或淡米尔文为主要媒介语的教育，英文(后来是马来文)是国民型中学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只要有足够的人数提出要求，必须开设华文班或淡米尔文班(11)Education Act 1961，Kuala Lumpur：Malaysian Law Publishers Sdn. Bhd.，1982，pp.4-5.。董教总则认为，华文教育或母语教育是华文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必须“完善一个从小学至大学，华裔公民的母语教育体系”(12)《董总50年》编委会：《董总50年特刊(1954—2004)》，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4年，第50页。。因此，1968年倡议的独大的教学目标也清楚列明“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13)《教总成立卅三年：华文教育史料(下册)》编委会：《教总成立卅三年：华文教育史料(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教总教育研究中心，1984年，第83页。。反观1963年创设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则主张以英文和中文为教学媒介语(14)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24页。。

假设以董教总的定义来诠释华文教育，华中和马大中文系确实不纳入董教总的范围，但是华中完全被否定是有争议的，因为除了教学媒介语以外，华中确实有继承华文中学的特色，而马大中文系不被纳入董教总的论述，更多是出于“华文教育运动”为争取“以华文为主要媒介语”的考量，而默然忽视了马大中文系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总体来说，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目前学界已有较多的探讨。学界普遍认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是除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但这类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以董教总对华文教育的诠释为立足点，并以董教总的立场为依据，从体制外的华文教育角度来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由此相关成果以有关华小、独中和三院的研究居多，而且多集中在华教运动；二是从以华文为强势语言的国家角度来检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忽略了华文在马来西亚从来都不是强势语言，甚至不是所在国的主体语言，从而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持“同情”和“悲情”的结论。

这两种研究特点的形成并不令人意外，在某个程度上也反映了事实，因为他们依据的材料和论述显示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郑良树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该书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必须参考的巨著，其论述也是以“华文教育运动”为主调，以华小、独中和三院为中心，对于华中的观点是：“校园、校舍及校产都拱手让给国民型中学，由政府管治；‘校园’内还有华文中学的传统吗？总而言之，这55间中学已经远离华教、华社了。”(15)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年，第100页。固然郑良树曾经在马大中文系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及系主任等职，历时17年之久(16)郑良树：《回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2年，第3页。，但该书讨论华文高等教育的部分也没有包括马大中文系(17)同①，第369-390页。。 其他的著作如古鸿廷的《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之研究(1945—2000)》是以吉隆坡的中华独立中学、麻坡的中化中学、柔佛的宽柔中学和吉隆坡的坤成女中四所独立中学为个案的研究(18)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同样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另一本著作，曹淑瑶的《海外华族语言与文化之维护：近半世纪来沙巴华文中学之研究》也是以沙巴崇正中学、建国中学、吧巴中学和丹南崇正中学四所独立中学的创立、发展和经营为个案进行的研究(19)曹淑瑶：《海外华族语言与文化之维护：近半世纪来沙巴华文中学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2页。。她的另一本专著《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在论述华人高等教育时，则集中探讨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20)曹淑瑶：《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1965—2005)》，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1页。。 相关期刊论文也是比较集中探讨“华小—独中—三院”，例如周聿峨和王焕芝一致强调“华小—独中—三院”是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21)周聿峨：《文化乃民族灵魂——华文教育与马来西亚华族的形成》，《海外华人教育》2000年第4期；王焕芝：《从法令与政策的角度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及未来发展》，《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曹云华也提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东南亚乃至全球华文教育的典范”，并总结这些华人兴办的大学与华文独立中学及华文小学一起，成为推动和守护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阵地与大本营(22)曹云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家间关系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类似论述的文章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虽然“华小—独中—三院”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中主流的论述，但不难发现，近年来也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体制内的华文教育。王晓梅在2018年著文，把华中和独中同样归类于“华文学校”，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中和独中师生对于华语的重要性以及华语对华人认同的重要性，基本上看法一致(23)王晓梅：《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华语管理与华人认同》，《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3期。。另外，杨钦宪的硕士论文清楚地梳理了钟灵中学与华中的历史和发展(24)杨钦宪：《从马来西亚独立前钟灵中学的双语教育看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开端》，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黄集初的博士论文也把独中和华中归类为华文中学一起探讨(25)黄集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陈耀泉2020年的著作《马来西亚的教育发展：问题和挑战》，论证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华中和国中其实是马来西亚华人大多数选择的中学教育。一般的模式是让孩子就读华小接受母语教育，然后在中学则选择华中或国中就读。因为懂得马来语使他们得以在主流社会中进行社交活动或往更好的社会上层移动，还有助于促进与马来人的交流与融合，共同参与国家的建设。与此同时，华人也相信，6年的母语教育已经达到一个基本的保存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层次(26)Tan Yao Sua，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Issues and Challenges，Selangor：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2020，pp.70-71.。

基于近年来的研究，可见对于“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这一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华文教育体系，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体制内华文教育的运作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采取教学机构多元化、教学课程一体化的路线，教育管理体制则采取高度中央集权的方式，形成中央、州、县和学校自上而下的四级管理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部和州教育局。教育部扮演总体规划、决策和监督的角色，制定政策后由州、县和学校执行，例如课程发展司拟定课程纲要，课本司监督和鉴定学校课本，考试局负责拟定公办学校的公共考试等等。州教育局则负责贯彻教育部拟定的政策、执行中央机构的议决、管理州内各级各类的学校，例如调派老师到各州是中央的权力，至于如何调派老师到州内的学校则是州教育局的权力。

(一)华小在体制内的运作

华小前身是民办的华文小学，《1957年教育法令》实施后，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成为体制内的公办小学。目前，马来西亚共有1302所(2022年数据)华小，分布在全国各地(27)参见“Senarai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Jun 2022”(《2022年6月小学和中学名单》)，2022-09-02，https：//www.moe.gov.my/muat-turun/laporan-dan-statistik/senarai-sekolah。华小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最重要的一环(28)华小是华文母语教育体系的一大环节，俗称“华文教育的摇篮”，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见郭素芬、洪丽芬：《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小学多元化现象》，《八桂侨刊》2017年第1期。，也是最没有异议的一环(29)学者普遍认为真正意义的华文教育，就是把华语作为学校各门功课的教学媒介语，用华语来讲授各门课程。见刘世勇、武彦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现状与发展策略》，《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9期。。华语是华小授课的主要媒介语，性质上属于母语教学和第一语言教学。华小除了马来语和英语这两个科目外，其他各个科目都是以华语进行教学。它的教学内容和材料，是依据教育部属下课程发展司拟定的课程大纲，采用的课本也是由课本司指定。因此，华小的教学媒介语跟国民学校不一样，但是教学的内容大致一样。华小生六年级毕业前需要参加小六评估考试，试卷由考试局出题，试卷的媒介语与相应科目的教学媒介语一致(30)2020年，小六评估考试因疫情停办。2021年，教育部宣布永久废除小六评估考试。。学校的行政人员和老师都属于公务员，校长是华人，大部分的老师是具有华文教学资格的华人，由教育部下属的师训学院培训后，派遣到各学校(31)莫顺生编撰《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年，第150-151页，第199-201页，第284-289页，第381-382页。。

华小一般的行政活动例如教师开会、广播报告、周会(集会训话)都主要以华语进行，通告、信件、记录、报告则选择双语(华语和马来语)，各种正式文件或会议报告一律以马来文书写，以便教育部、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官员检查。校园用语主要是华文，学生之间也是用华语来交谈。

政府对华小的财政资助，分别是“行政拨款”和“发展暨维修拨款”。政府承担华小全部的“行政拨款”，但“发展暨维修拨款”则依据学校的情况而定。所谓的“行政拨款”就是学校行政人员和教职员的薪金，以及以学生人数及学校类型为标准所给予的行政津贴，而“发展暨维修拨款”一般是指对建校、扩建、维修等硬件设备的拨款。根据财政来源，华小分成两类，分别是“政府学校”(全津贴)和“政府资助学校”(半津贴)。“政府资助学校”必须通过申请程序申请“发展暨维修拨款”，该申请经过审查后提呈教育部，教育部将依据审查报告来决定拨款与否。“政府学校”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校舍归政府建设和管理。这也是“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最大的差别，前者学校用地和校舍拥有权归政府，而后者学校用地和校舍拥有权归董事会。董事会一般由地方华团领袖和热心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组成，它和家长与教师协会(家协)、校友会组成“三机构”，共同维护和发展华小。实际上，“三机构”的对外筹款，主要是为了提升学校的硬件设备，并不存在必须长期依靠募捐来维持学校日常经营的情况。

华小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华人，但近年来其他种族的学生例如马来人、原住民和印度人也越来越多。依据教总的调查报告，2010年非华裔学生占华小学生人数的11.84%，到了2020年，非华裔学生的比例提高到19.75%(32)《2010—2021年华小数目和学生人数演变概况》，教总网站，2021年3月23日，https：//jiaozong. org.my/v3/index.php/教总调查报告/7773-2010-2021年华小数目和学生人数演变概况。前教总主席王超群认为：“华小良好的学习风气、老师认真教学的态度，再加上华文在国际的地位日益重要”是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到华小就读的原因(33)《王超群：非家长不送孩子入华小致华裔生减》，《星洲日报》2020年11月12日，https：//www. pressreader.com/malaysia/sin-chew-daily-metro-edition-day/20201112/281921660574296。

(二)华中在体制内的运作

华中的前身大部分是民办的华文中学和部分教会学校，《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后，共有78所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津贴而改制(34)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编委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吉隆坡：华中校长理事会，2005年，第2页。，即把原有的华语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教学媒介语，最终在《国语法令》实施后，逐渐在20世纪70年代把教学媒介语改为马来语(35)“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Professional)No.8/1969. Penglaksanaan mengajar semua mata pelajaran dalam Bahasa Malaysia di Darjah Satu di Sekolah-sekolah Rendah Jenis Kebangsaan Inggeris mulai daripada Januari 1970”(《第8/1969号通令(专业)1970年1月在国民型英文小学一年级开始推行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通令》)，Surat-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69-1978(《1969—1978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通令》)，Kuala Lumpur：Bahagian Sekolah-Sekolah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1979，pp.9-10.。华中采用的制度是“1年(预备班)+ 5年制”，预备班主要是让马来文不好的学生打好基础(36)莫顺生编撰《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年，第146页。，一般的学生只要掌握比较好的马来语，都从中一开始修读。和国立中学(国中)一样，华中的学生在中一到中三修读同样的科目，第四年则分成理科班或文科班，中五课程完成后，需要参加公共考试，即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然后可以选择就读中学六年级或大学先修课程(预科)考上公立大学，也可选择报读私立学院或大学。

虽然华中主要的教学媒介语是马来语，但正副校长和主要行政人员皆具备华文资格，也有华文课老师(37)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编委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吉隆坡：华中校长理事会，2005年，第2页。，学校的行政人员和老师皆属于公务员。华文课老师来源有两种：一是各国立大学中文系或语言学院的中文组毕业生，二是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2008年开办的中文教育课程学士学位的毕业生(38)同③，第353页。。后者不需要考取教育文凭，但两者都必须通过教育部的面试后，方被委派到各中学任教华文(39)除了以上两种传统的途径，近年来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的毕业生也可考取教育文凭，通过教育部面试后，进入华中任教。。

政府对华中的财政资助方式和华小一样。政府承担华中全部的“行政拨款”，“发展暨维修拨款”则需要申请，而教育部将视情况给予补助。如同政府资助的华小一般，董事会、家协和校友会组成学校的“三机构”共同筹划华中的发展，依据学校的扩展计划而筹款，也不存在必须长期依靠募捐来维持学校日常开销的情况。

华中几乎都是华裔生，主要来源是华小生。基于许多华中和华小以前是一体的，例如霹雳州育才国民型小学和霹雳州育才国民型中学本来就是有渊源的，该华小的学生有进入该华中的优先权。非此类型的华中，例如雪兰莪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则从邻近的华小吸纳新生。除了一些特定华中，华中招生都采取“有教无类”的原则，由州教育局统一派遣，不需要入学考试，也不收学费。

(三)马大中文系在体制内的运作

马大中文系成立于1963年，是马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早期创立的一个学系。马大是公立大学，所谓公立大学，就是依据政府法令设立的法定教育机构，政府为其运作提供一半以上的资金，并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和退休金。马大早期归教育部直接管辖，后来因高等教育发展越来越庞大，遂由高等教育部统领全国的高等教育机构。

实际上，马大和马大中文系都曾经获得马新两地广大华社大量财力与物力的资助。因此，马大中文系可以说是由华社直接或间接创设的。1959年时政府虽有拨款，但并不足够建设马大，于是马大当局便呼吁社会大众捐助，华社不少商家及其企业下属的财团和基金会等都纷纷响应。有鉴于马大文学院尚未设立中文系，这些慷慨认捐的华社人士向大学当局反映了华社共同的意愿：希望在马大也开设中文系。1960年6月，马来亚大学评议会成立了专门研究设立中文系的小组——中文系委员会，经过多次会议，终于达成设立中文系的共识(40)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23页。。

1961年6月，剑桥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郑德坤博士到马大协助筹设中文系，他在《马大中文系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提出创系的宗旨是保存、传授和发扬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目标有三：(1)增进学生书写和口头应用中文的能力；(2)鉴赏中文和美术的优点；(3)研究中国文明的发展，以便了解中文对整个世界特别是东南亚的贡献。此外，郑博士也期望毕业生将来能负起四大责任：(1)继续提倡和教导中国语文和文化；(2)服务公私各机构，贡献社会和政府；(3)进行中国经典文学翻译，以配合塑造马来亚文化；(4)继续研究和发扬中国学术文化以贡献全人类。为了适应马来亚多元族群与文化的社会环境，他主张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而对那些必须具备较高深的中文基础才可修读的科目则采用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41)同上，第24页。。

马大中文系成立之初，是以国家建构和族群认同的角度来设计课程的。因此，中文系委员会建议这个学系的课程不应该全部取向于中国，而应该倾向于东南亚当前的状况，并以塑造一个马来亚国为目标(42)同上，第166页。。自创系以来，马大中文系的课程就一直随着客观环境之所需而不断调整。早期开办初级汉语课，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后来又开办以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汉语课程，主要给没有华文基础的学生修读。课程改为古典文学组与社会文化组后，教学媒介语依然保留双语并存的旧制，不过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古典文学组是中文系的主干，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社会文化组的课程主要是开放给外系的学生选修，但是古典文学组的学生也可以修读社会文化组的课程。这样的课程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大中文系的学生主要来自国立学校，也就是华中和国中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推进，马大中文系的学术体系日渐成熟，第一个硕士和第一个博士分别在1967年和1979年取得学位。马大中文系硕博士论文研究，大概可以分成文学、语言与文字、哲学与文化、中国历史和华人社会5个专业(43)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83页。。

至于师资方面，马大中文系早期的师资阵容强大。曾任该系系主任的何丙郁认为，当时除了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以外，没有海外大学的中文系可以和马大中文系相比。像傅吾康、郑德坤、王叔岷、钱穆、苏莹辉、陈铁凡、程曦、陈启云等，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44)同上，第206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马来西亚国家教育政策的实施，过去一些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科目逐步改用马来语教学，而外国学者约满后也陆续离去。因此，马大中文系栽培了自己师资接班人，并在20世纪70年代就大致完成了师资的本地化(45)同上，第167页。。此外，校外考委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如叶嘉莹、余英时、杜维明、刘笑敢、王德威等等(46)同上，第51页。。

马大中文系曾经有两次升格或扩展的机会，第一次是1968年独大创议之初，马华公会建议扩大马来亚中文系以取代华文大学，可惜不被董教总所接受(47)《教长赞马华总部，不支持创办华大》，见《教总33年》编辑委员会：《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第501页。。第二次是2014年，马大欲进行科系重整，当时传出消息，中文系面临降格命运，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以下简称“中协”)除了反对这种做法，还建议把马大中文系升格为中华研究学院(48)《50年风雨后再攀高峰——李锡锐：马大中文系应提升为中华研究院》，《光华日报》2014年5月14日，A9。。后来因为马大改制的事情耽搁了，此事也不了了之。

总的来说，1963年马大中文系成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大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所培养中文人才的高等学府，既开设中文系本科课程，也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后来，其他大专才开办中文系或中文组，分担马大中文系培养中文人才的任务。可惜的是，过去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把马大中文系纳入华人高等教育的范畴。钱伟依据过去的研究分析认为：“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指的是由马来西亚华社民间力量和华人政党以及来自中国的高等学校所创办的以招收华人学生为主的高等学校系统。”(49)钱伟：《变革中的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这里是指以董教总为首的华团所主张创办的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华人管理为主的“华文大学”。

实际上，“华文大学”从来就不存在。董教总属下的新纪元大学学院(50)新纪元学院于2016年12月30日获得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学院升格为新纪元大学学院，见《新纪元大学学院简介》，https：//www.newera.edu.my/aboutUs_cn.php，2023年12月5日。虽然长期被视作华文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但是其本身的定位是“双语氛围的华文大学”(51)见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教授2023年4月15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网站发表的《声明书》，https：//international.newera.edu.my/wp-content/uploads/2023/04/《声明书》.pdf。钱伟的文章也说明，华社创办三校(三院)，虽然初衷是为了在马来西亚成立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高等学校，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迫于政策压力和现实考虑，三校均更明显偏向于以英语为媒介语进行教学，特别是理科和商科专业(52)钱伟：《变革中的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曹淑瑶曾对三所学院的困局有过这样一番论述：“虽然创立南方、新纪元与韩江三学院的重要目的，是为在马来西亚地区成立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高等教育机构，以求‘母语’(华语)教育体系的完整，但为迁就现实环境，南方、新纪元与韩江三院除更加强英文的学习，俾使其毕业生更具竞争力，亦须依规定教授国语(马来语)，这种语言政策确为南方、新纪元与韩江三学院生存与发展必须采取的措施。”(53)曹淑瑶：《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1965—2005)》，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可见主张华文高等教育以华语为主要媒介语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华文高等教育机构该如何处理媒介语的问题，王赓武的看法值得参考。他认为某个国家的中文系就用某个国家的语言来教，但是基于马来西亚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同，华人在马来西亚占人口一定的比例，他主张：“马大中文系应该朝双轨发展，即争取中文系以马来文为主的一部分，和以中文为主的另一部分。”(54)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203页。

另外，前马大中文系主任苏庆华也认为，以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要百分之百以中文上课是根本不可能。他说：“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如果全部的课程都以中文为媒介，学生们3年内都不碰马来文或英文，有一天需要用到马来文时根本不会用了。我常讲与时俱进，根最重要，我们要把它扎稳，其他枝叶让它有更变性，能够顺应市场。”(55)同上，第226页。

有鉴于此，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范畴，我们是否该有更宏观、更宽泛、包容性更强的概念，把华中和马大中文系，纳入华文教育的范畴，以更加符合现实的情况？对于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文中学和华文高等教育而言，唯有变通和具有弹性的方式，才能适应其国内多族群、多语言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增强其生命力和竞争力。

(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生态系统”

事实上，经过体制内华教人士多年默默的耕耘，“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已经形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最重要的、完整的、循环不息的“生态系统”。华小是华文教育的根基，没有华小，华文教育一定没落。但是，张应龙认为在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学是关键。没有中学，小学教育则难以办得好，华文教育也就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不但能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还能为教育事业本身培养和储备人才。否则，华文教育就容易陷入这样的怪圈：因师资素质差而造成教育水准低下，因教育水准低下而很难选拔合格的师资(56)张应龙：《海外华文教育的典范：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

华小的师资从哪来呢？答案是绝大多数华小师资来自华中或国中的毕业生。原因很简单，成为华小老师的必备条件是考获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马来语考科优等或以上的成绩。前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说明：“华文教育师资绝大部分为华中毕业生，称华中为华文师资的摇篮实不为过。再者，数据证明在华中就读的十二万学生，绝大部分皆报考华文科。华中是我国教育乃至华教重要的一环是不争的事实。”(57)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编委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吉隆坡：华中校长理事会，2005年，第17页。

马大中文系除了着重培养中文学术人员，更培养中学老师和教育部官员。其他培养中文专才的单位，例如马来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组、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学院中文组、玛拉工艺大学语言中心中文组及国内各师训学院中文组的讲师和教授中，马大中文系毕业生所占比例不少。另外，在私立大专的中文系，例如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和南方学院中文系，马大退休后的讲师或毕业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8)前马大中文系讲师洪天赐和林水檺，在筹办拉曼大学中文系期间，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并前后出任该系的系主任。见黄文斌编《中文系研究生手册》，雪兰莪：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2011年，第6页。。在体制内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从一线老师到华文组主任、语文科科长、校长，再到州级督学、中央督学、课程司、课本司、考试局、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等等，都有相当比例的中文系毕业生。因为马大中文系曾经是唯一能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华文专科人才的单位，这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教事业的影响是最深远的(59)参见《50年风雨后再攀高峰——李锡锐：马大中文系应提升为中华研究院》，《光华日报》2014年5月14日第A9版。。

“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这一“生态系统”也许不是那么显著，也不受华社所注意，但从马来西亚独立至今，这一系统确实撑起了整个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结构，所以马大中文系前讲师、前拉曼大学中文系主任兼现任客座教授林水檺被问及马大中文系对华人社会有哪些贡献时，回答：马大中文系“在华文教育这一块贡献很大。虽然华社有些人批评马大、国民型华文中学，如果他们细细思考的话，会发现马大中文系与国民型中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60)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214页。可见，这系统不但存在，而且也已经被印证具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

三 体制内华文教育对塑造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一)华小对塑造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毫无疑问，华小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最重要的一环，俗称“华文教育的摇篮”，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正如胡春艳所述：“华文小学是华文教育的根，是完善母语教育体系最重要的一环。”(61)胡春艳：《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可见华小教育的侧重点是以培养族群认同为主，塑造国家认同为辅。

华小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团体活动都是以华语为主。这种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六年小学教育，能够让学生掌握好华文，成为族群认同的一大特征。与此同时，华小的教学媒介语跟国小不一样，但是课程纲要和课程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在华小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中，除了介绍自身民族节日、文化艺术等的内容，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也根据马来西亚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适，加入国家制度、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等本土化的内容，达到培育国家认同的目的。

华小主要扮演的角色，是通过母语教育达到族群认同的目的。母语，是华人与自己族群联系的纽带。母语的词汇、习惯用语、谚语等都蕴含着族群文化的丰富内涵，其句型和表达方式反映族群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是历史意识的重要载体。华小生通过学习母语，可以更好地学习、理解和领会自己族群的文化，培养华族的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历史意识，进而达到族群认同的目的。

华小是通过教学课程的设定和学校的环境达到族群教育的目的。教育部课程发展司的华裔官员依据学生的年级和程度，设计不同的课纲，加强华语教育的质量，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华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书写等技能。课本司的华裔官员负责鉴定华小的课本，务求相关的课本符合课纲的要求，以确保华语课程设置的质量。考试局的华裔官员则拟定考题，以测试学生对华文的掌握能力。

学校则营造一个以华语为主的教学环境，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使学生能够流利地运用华文进行表达和交流。在教学中，老师注重强化学生对族群文化的意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通过课堂活动的设计，引导学生形成正面的价值观。当然，丰富的课外活动，也是华小的强项，如华语演讲比赛、华语歌曲比赛、传统佳节庆典等等。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华人文化，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华中对塑造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华中教育的侧重点是以塑造国家认同为主，培养族群认同为辅。华中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是马来语，这意味着除华语和英语两个科目外，其他的科目都是用马来语教学，但实际上华文课在华中依然属于母语教学和第一语言教学，且大多数被纳入学校正式的上课时间表，依据学校的情况不同，节数在3-7节之间(62)莫顺生编撰《马来西亚教育史1415—2015与华教发展》，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年，第356页。。和华小做法一致，华中的课程大纲由课程发展司拟定，采用的课本也是由课本司指定。此外，华文还被列为由考试局主导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的科目之一。

华中是否可以扮演推广华文和传承中华文化的角色？是否该纳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部分？董教总从教学媒介语的角度出发，不承认华中为华文中学。前董总主席林晃昇的演讲词《为什么要办华文独中》是董教总界定华中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中分析华中和独中有本质上的不同(主要差异如表1)。

然而华中从1961年的模式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和研究华中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特别是体制内华文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并将华中界定为华文学校。

王晓梅在界定华中为华文中学时，主要基于以下考量：(1)华文是必修课，每周至少5 节课；(2)华文是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必考科目；(3)在20世纪60年代改制之前，华语是这些学校的教学媒介语；(4)学生大多数是华人(大约90%)；(5)持续在校园中提倡华人传统与文化(63)王晓梅：《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华语管理与华人认同》，《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3期。。

黄集初则以语言使用(课堂教学、校园用语、华文环境)、文化认同(华校标识、节日与课外活动、仪式庆典)、保障机制(校长资格、华文地位、学生起点)等指标，界定华中为华文中学(64)黄集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217-230页。。

黄集初强调，董教总批评华中不是华校的主要依据是教学媒介语，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支持华中为华校者，是基于华中多年来一直保持华校的特征与传统，整个校园弥漫着中华文化气息，与一般国中的校园文化大相径庭。他认为，语言使用和文化认同在文化传承上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传承主要还是靠语文课，而华中的华文始终保持第一语言教学的标准，足以承担文化传承的重任。此外，语文的学习不是只局限于课堂，校园也是重要的语文环境，这也是构成华校的一个重要因素(65)同上，第229-230页。。

从华中校长理事会的角度而言，马来语虽然在华中占优势，但华中作为传统的华校，依然在学校行政管理和校园文化上尽力维系华校氛围。其中有四项特质是值得讨论的：第一是延续华校特征：学校以华文命名，有华文校训、校歌和学生信条。第二是巩固华文在行政管理中的使用：正副校长和主要行政人员皆具备华文资格；校方呈达学生家长的公函包含华文部分；校长在学校周会上以华语做报告及训话；对象为学生时，行政语言包括华语。第三是实施鼓励学习和使用华语的积极措施或校园提倡使用华语；华文授课节数维持在5节以上，且安排在正课时间上；华文科是学生必读、必考科目；如科任老师为校友或华校生，可在授课时兼用华语；校园里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为华语。第四是营造学习中华文化的氛围：校园洋溢着传统中华文化气息；组织与华语和中华文化相关的学生活动(66)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编委会：《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吉隆坡：华中校长理事会，2005年，第17-18页。。所以，华中基本上是继华小之后，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内华文教育的延伸。

华中的华文课虽然只是其中一个科目，但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制定的中学华文课程大纲充满族群文化的内涵。华中的教学目标重视学生对华文技能的掌握和应用，中国作家和本土华人的优秀作品构成课程的主体；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和发扬是课文重要的思想主题，而且文言文和白话文是教材的重要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一(67)详情可参阅庄慧琳：《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学与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中学语言教学》2020年第7期。。可见，华中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华文教育传承华族文化的特性。

至于华中如何扮演塑造国家认同的角色，首先必须说明马来语教育或国语教育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从广义而言，国语教育是指在学校或社会教育中，以国语为基础进行语言学习和交流的教育活动。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感，包括对国家历史、文化、价值观等的认同。国语教育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是不能等同的。王赓武明确指出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在东南亚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68)Wang Gungwu，“Chinese Ethnicity in New Southeast Asian Nations”，in Leo Suryadinata ed.，Ethic Relations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the Ethic Chinese，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4，pp.1-3.。因此，在马来西亚，通过国语教育来建立国家认同，就显得特别重要。

华中的教学媒介语以马来语为主，这是因为国家教育政策强调以马来语为国家认同的标志，并确认以马来语为主的教学是塑造国家认同最有效的媒介(69)Che Ibrahim Salleh，“Dasar Bahasa Kebangsaan” (国语政策)，in Nik Safiah Karim ed.，Perancangan Bahasa Ideologi Bahasa Melayu(《马来文意识形态的语言规划》)，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2017，p.83.。华中除了华文课，其他科目的课本和国中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华中生在中五的公共考试——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的考卷和国中是一模一样的，从中一开始到中五，不管是理科生和文科生都是用一种语文学习同样的内容。此外，由于长期接触马来文，华中生掌握马来文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更何况，为了挤进国立大学的门槛，华语和马来语灵活的运用，可以说是优秀华中生的特质。

华中的教学环境和课程设置确实能够回应国语教育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论述。第一，教育部制定的课程纲要、课本和内容，例如国语课、历史课和地理课，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达到培养国家认同的目的。第二，华中生学习其他族群的语言，除了培养他们不歧视或排斥其他族群的语言和文化，也可以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并通过交流和沟通，促进相互了解和体谅，建立起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关系。第三，华中生掌握国语的能力后，能参与跨族群的活动，例如体育比赛、文化活动、志愿者活动等，增强族群之间的共同体意识。这将有效减少族群间的隔阂、差异和猜疑。

林水檺指出，华校修习华、巫、英三语的目的，不外要使学生兼通这些语文，了解多种文化和适应本土环境，以期更好地融入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社会。华文学校栽培了不少顶尖的人才，在政界、学术界和工商界都非常突出。这足以证明注重华、巫、英三语的华文学校，已成为马来西亚学府的亮点，担负起培养兼通多语之人才的责任，使他们能在各个领域左右逢源。他总结：“华文教育一路走来，虽跌跌撞撞，但却在国家建设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皇皇贡献。”(70)林水檺：《为国建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与贡献》，文平强编《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下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10年，第530页。

华小和华中兼具培养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教育功能，只是侧重点不同。如果华小是族群认同为主，国家认同为辅，那么华中就是国家认同为主，族群认同为辅。华小是以语言文字为塑造族群认同的条件，而华中则以学校的华校特征和文化环境来达到族群认同的教育，并通过以国语为主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

(三)马大中文系对塑造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马大中文系在塑造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的角色，可根据其创系宗旨，分成三种：第一，作为中文学术机构；第二，语言和文化传承；第三，作为族群之间的桥梁。

马大中文系作为早期马来西亚唯一的中文系，是马来西亚中文研究和中华文化研究的最高学府，其学术成就是毋庸置疑的。马大中文系于1977年开始出版系列论文和学术文丛，提升了马来西亚中文研究的水平(71)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129页。。另外，马大中文系常年和国内外的中文学术单位合作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通过主办研讨会提升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共同开拓本地学术领域，例如从1993年开始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联合其他单位出版《红楼梦》的马来语翻译版，以及成立《红楼梦》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都一再显示了马大中文系的学术地位(72)同上，第97-99页。。

马大中文系在发扬中华文化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创系主任郑德坤1962年曾作了30多次公开学术演讲，并汇集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书(73)同上，第151页。。曾任客座教授的王叔珉也在1967—1972年间“对当地的学界、文化界及华族社会都有影响”(74)同上，第177页。。20世纪90年代，马大中文系在中协的协助下，积极推广中华文化，与中协多次联合举办汉学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活动，表扬该系老师的奉献，提倡尊师重道的精神(75)同上，第138页。。另外，马大中文系和中协联合其他文教团体，通过中文系的学术网络，邀请国内外教授或作家担任主讲人，包括杜维明、李泽厚、冯其庸、郑明娳等等，举办了很多高质量的讲座。这些讲座的讲题涵盖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国学和社会议题，以期提升华族的人文素质，弘扬中华文化，提升社会大众的知识(76)同上，第139页。。

马大中文系除了是培养中文人才的摇篮，也担负起沟通各族思想感情、促进各族文化交流的重任。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初期，马大中文系的课程设计倾向于一般传统的中文系，从80年代开始，一方面为了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由于中文系本身的发展所致，逐渐开办一些本地研究的课程。这些课程既遵循当年创办中文系的宗旨，也是配合本国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社会需求而开设。这一思路主要是因为马大中文系与其他海外大学中文系相比有一个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该系的学生都必须掌握华、巫、英三种语文。学生具备这样的优势，即可以从事沟通各民族思想感情的活动，而各族人士通过文化交流，能增强对本邦华人社会的了解与认识，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从而达至全民团结的目标。因此，马大中文系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上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77)杨清龙主编《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图史资料汇编》，吉隆坡：马大中文系、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3年，第243页。。

杨清龙认为马大中文系课程的设置是正确的，具有前瞻性，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影响深远。他指出，华人先贤当年努力争取设立马大中文系，不只是希望培养一些如西方所谓的“汉学家”而已，而是要完善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习华族语文的完整体系，以便能扎根、保存和继承，进而弘扬并发展华族的文化大业。马大中文系也因为有了这些课程的设置，在关键时刻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华文人才(78)同上，第311页。。而这些人才除了发扬华族文化，还在族群交融及维护族群和谐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

结 语

马来西亚独立后，国家教育目标是推行以马来语为主的教育语言政策，以达到国家认同的目标，但是马来西亚华人并不准备放弃自身的母语教育，同时也期望通过华文教育来达成族群认同的目的。

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华人从侨民的身份转变成国民，必须根据局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身份的调整。他们与不同的压力集团对话、对抗甚至以妥协的方式，在一个新兴国家重现形塑自我，并最终形成独特的马来西亚华人。换句话说，在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们必须以不同的姿态灵活应对，以求在这个新兴国家取得身份与相应的权利，甚至通过这个身份达到权利最大化的目的。

将同样的逻辑套用在马来西亚体制内华文教育“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这一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上，可观察华人如何在各压力集团之间，根据在地的经验和情况，谋求最多的资源以发展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人无论是选择把华文教育建立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是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为最大的考量。他们灵活地选择两种系统，以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为马来西亚独特的华文教育创造了多元选择的可能以及自主发展的空间。

有鉴于此，“华小—华中—马大中文系”的华文教育体系在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发展，虽然不如“华小—独中—三院”所为人熟知或被学术界所认同，但并不代表体制内的华文教育毫无价值可言。相反，这套系统基本上满足了华人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需求，其兼容华语这一族群认同的象征和马来语这一国家认同的标志，对于族群文化的传承、跨族群的交流、国家稳定的维持，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值得学界多加注意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