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小鑫

一 问题的提出

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的两个重要维度，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1)Amy Freedma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Indonesia，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0，p.2.。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长期盛行一种“政治沉默”的传统，被世人所熟知(2)曹云华、冯悦：《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的现状、特点与趋势》，《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而这一传统在缅甸华人社会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一方面，在缅甸的公民权利结构中，华人位于边缘和从属的位置，致使他们在政治参与上受到了重重限制(3)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261-268页。；另一方面，缅甸华人在身份认同上与“缅甸公民”保持着疏离，强调参与政治的危险性，并将卷入政治的惨痛教训铭刻于族群集体记忆之中。所以，自缅甸独立以来，缅甸华人一直将“在商言商”“远离政治”“明哲保身”作为安身立命的重要准则。

但是，如果考察近年来缅甸政治转型中的公民参与，可以看到缅甸新生代华人(4)本文的“缅甸新生代华人”泛指1988年以后在缅甸出生的华人，他们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或千禧年之后，是缅甸政治从军人统治向民主化过渡的见证者。积极参与到街头政治中表达民主诉求的图景，其在身份表述上也发生了转变，这似乎反映出缅华社会在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上已经出现了代际鸿沟。2021年2月，面对军事政权的卷土重来，缅华新生代喊出了“我们的祖辈输给了奈温，我们的父辈输给了丹瑞，我们绝不能再输给敏昂莱”的政治宣言(5)在与缅甸曼德勒新生代华人访谈时，他们称这是他们参与街头政治时使用的动员口号。访谈时间：2022年7月22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这既表达了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决心，也蕴含着他们对先辈们“政治沉默”的不满。代际变革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议题，当下缅华社会正在经历的代际转型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缅甸新生代华人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政治启蒙过程？他们政治参与的深层次动力是什么？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在缅甸民族国家建构中将充当什么角色？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是笔者过去10多年对缅甸华人社会持续关注的结果，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和深度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2012年9月至2014年3月，笔者在缅甸曼德勒华人社会进行了累计超过1年的田野调查，后续还进行了多次回访。面对缅甸政局的新变化，围绕缅华社会代际变革的问题，2022年7-8月和2023年9月，作者在缅甸的曼德勒、彬乌伦、仰光、蒲甘等四座城市中进行了为期46天的实地调研，对51位相关报道人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收集的数据主要包括缅甸新老华人对身份的表述、对政局的认知，以及对政治参与的态度表达；同时，作者还收集了他们在互联网上关于身份和政治的表述。本文将在这些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与讨论。

二 传统缅甸华人身份认同与角色定位

(一)传统缅甸华人的身份认同

来自不同祖籍地，以及生活在缅甸不同地域的华人在身份认同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融入缅甸本土文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6)Mya Than and Khin Maung Kyi，“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in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1997，pp.115-157.。一个相对普遍但不完全准确的结论是，更早通过海路移民至下缅甸(Lower Myanmar)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对缅甸本土文化的接受度更高，而相对更晚通过陆路移民至上缅甸(Upper Myanmar)的云南人融入缅甸本土文化的程度相对较低(7)张晶盈：《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内涵与特性》，《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这是缅甸华人社会内部自行总结出来的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它强调了缅华身份认同基于迁徙时间、生活空间与祖籍地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了缅甸华人社会内部分化的重要面向，例如在曼德勒及其以北地区，由于华人社会主要由云南人构成，所以该地区的华人社会往往与缅甸本土社会保持相对疏离的关系(8)钟小鑫：《都市中的熟人社会——缅甸曼德勒华人的生存场域、社会交往及其与缅人的族群关系》，《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而在缅甸南部地区，华人社会主要由福建人和广东人构成，华人与缅甸本土社会相对融合得更深(9)Jayde Lin Roberts，Mapping Chinese Yangoon：Place and Nation among the Sino-Burmese，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p.145.。这一点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上可以得到印证。上缅甸的云南人往往能够更熟悉地使用汉语，甚至云南方言，而下缅甸的福建人和广东人更倾向于用缅甸语作为日常用语。

但是这种差异背后也有共性的面向，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缅华社会普遍将“华人”这一族群身份视为自身的第一身份，并且将族群身份视为比“缅甸公民”这一国家身份更为重要的存在(10)Mya Than and Khin Maung Kyi，“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in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US，1997，pp.115-157.。虽然下缅甸的华人比上缅甸华人更能接受缅甸公民的身份，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将缅甸公民视为第一身份。罗伯茨(Jayde Lin Roberts)在探讨仰光华人的身份时指出，仰光华人在表述身份的时候最为强调的还是族群的精神特质(ethos)，而非华人与其他缅甸族群共享的文化(11)Jayde Lin Roberts，Mapping Chinese Yangoon：Place and Nation among the Sino-Burmese，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p.5.。这说明即使是下缅甸的华人，他们也仍旧将华人的族群身份视为比缅甸公民身份更为重要。所以在老一辈华人中，将在缅甸的生活描述为“借土养命”是一种常见的修辞，这一表述生动地彰显了他们在身份上与所在国之间的距离，以及对自身生活所赋予的一种“漂泊感”。与“借土养命”形成对照的是，传统华人通常还有一个“叶落归根”的梦想，这些表述都是他们身份认同的生动反映。为了适应缅甸的社会环境，大多数华人都声称自身是佛教徒，但是缅甸华人的佛教实践更多是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能动性改造，例如他们将观音、关公、妈祖、孔子等等元素添加到佛教体系中，这样既能够以佛教之名来争取公民权利，同时又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佛教实践来维持自身的族群身份。所以，以缅甸华人的佛教实践来确证其缅甸公民身份的观点存在着误导性，缅甸华人的佛教实践的首要目标仍旧是传承华人文化，延续族群身份。

缅甸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和共性体现了现代性背景下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不同祖籍的缅甸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是程度上的差异，是融入缅甸本土社会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他们在身份认同上表现出来的共性是关于第一身份认知的共性，即他们在处理族群身份与国家身份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总而言之，在国家身份上，下缅甸华人比上缅甸华人对缅甸国家的认同更强。同时，他们都将族群身份视为第一身份。在此背景下，缅华社会对缅甸国内政治普遍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以置身事外的姿态力求明哲保身。报道人江明(腊戌华人，男，1964年生)(12)为了确保报道人的利益不受侵害，本文对所有报道人的姓名进行了化名处理。在访谈时的表述颇具代表性。他说：“缅甸独立70多年了，政治上还是一团糟，他们自己都乱不清，我们就更不要去掺合了。”(13)访谈时间：2022年7月22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他的话既表达了对缅甸政治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在身份上与这个国家以及与缅甸本土族群之间的区隔。

(二)传统缅甸华人的角色定位

所谓族群的角色定位，是指特定族群对自身在国家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其通过族群内部的代际传承逐步成为族群日常生活与社会行动的准则，同时也影响着该族群如何认知自身与国家以及其他族群的关系。缅甸华人的身份认同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角色定位，他们认为华人在缅甸作为缺乏完整公民权利的少数族裔，生存是族群的首要目标，而非在政治中亲身犯险。所以，缅甸华人认为商人的角色是华人的最佳出路，因为作为移民，华人没有土地，无法成为农民；由于受到公民权利的限制，也无法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概而言之，缅甸华人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可以简述为不问政治，在商言商。

关于缅甸华人远离政治的心态与独特的角色定位，既有的诸多研究都对其进行过充分的刻画与分析。范宏伟在其著作《缅甸华侨华人史》中指出，长期以来，“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都还是一些华侨精英的个人行为，缅华整体的参政意识和能力总体还异常薄弱。”(14)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36页。而即使在2011年之后的民主化时期，缅甸华人仍旧没有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和政治团体，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15)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267页。。曹云华认为政治冷漠的传统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华人社会本身也存在许多妨碍华人政治参与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华人社会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明哲保身的态度。”(16)曹云华、许梅、邓仕超：《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第5页。缅甸华人社会尤为突出，“缅甸华人对国家生活的参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17)曹云华、冯悦：《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的现状、特点与趋势》，《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而对政治生活却时刻保持着谨慎。段颖认为，缅甸的“多数华人都为有产阶级……公开反对军事专政，既不明智，也无必要”。他们“只是想将权力关系引入自身熟悉的生活世界，淡化国家权力的影响与效用”(18)段颖：《平行与交织——军政时期缅甸华人的生存策略、日常政治与国家想象》，《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而无意于在政治中亲身犯险。何莲恩(Elaine Lynn-Ee Ho)和蔡可欣(Lynette J. Chua)指出，面对不平等且压迫性的国家法律，缅甸华人通常不会采取正面抵抗的方式应对，而是试图以迂回的策略去规避；与此同时，缅甸华人内部的群体分化也成为公民政治动员的阻力和障碍(19)Elaine Lynn-Ee Ho and Lynette J. Chua，“Law and ‘Race’ in the Citizenship Spaces of Myanmar：Spatial Strategies and the Polit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Burmese Chines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9，No.5，2016，pp.896-916.。无疑，缅华社会的“政治沉默”已经得到了学界较为充分的阐释。

缅甸独立后，华人的政治地位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总体上华人可视为缅甸国内的“边缘族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法律地位一直受到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缅华政治参与的空间，并抑制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这是造成缅华“政治沉默”的客观原因。特别是1982年着重强调“原住民原则”的《缅甸公民法》(沿用至今)出台以后，作为非原住民的华人几乎被集体沦落为次等公民(20)〈缅〉吴奈温著，林锡星译《缅甸政府对非原住民的政策》，《民族译丛》1985年第5期。。2008年《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沿用至今)的出台又进一步固化了缅甸华人的边缘身份，其相关规定将华人排除在国家的135个民族之外，虽然赋予了华人选举权，但同时也严格限制了华人的被选举权(21)范宏伟：《浅析缅甸华人的公民资格问题》，《世界民族》2012年第3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很难争取到参政的空间，也无法在政治领域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一些老一辈华人甚至会刻意藏匿自身的华人文化标签，以此来避免成为被针对的对象，这种生活姿态决定了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隐身与沉默。

除了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这一客观因素，缅甸华人的角色定位还与族群历史记忆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初期，奈温政权上台后，便陆续发动了企业国有化、废除大额钞票、取缔华文学校等运动，华人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损失惨重。1967年的“6·26”仰光排华事件更是造成了数百华人的伤亡，华人的学校、社团、社区和商铺遭到打砸抢烧，对缅甸华人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造成此次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缅甸华人受到祖籍国政治运动的影响，热切地表现出对祖籍国的认同以及对祖籍国政治的关注与支持，这引发了缅甸政府和本土族群的强烈不满，进而演变为声势浩大的排华事件(22)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267页。。这些事件给缅华社会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成为族群集体记忆，告诫一代又一代华人，关心和参与政治是危险的。在漫长的军人专政时期(1962—2011年)，缅甸基层民众的抗争运动以及军政府的强力镇压频繁发生，虽然华人很少参与其中，但他们见证了政治运动的残酷以及个体的渺小。这些事件都被载入到了华人的族群历史记忆中，并成为他们“政治沉默”的重要依据。正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言：“过去的事实可以引以为鉴，已经作古的人也会具有激励或警示世人的作用。”(2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3-294页。

经济考量是缅华“政治沉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诸多华人报道人都曾以“在商言商”来描述他们在缅甸的生活状态，认为只要生意可以持续下去，国家由谁来执政都可以接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军方能够得到诸多老一辈华人的支持。报道人林南(仰光华商，男，1968年生)给出的答案是：“军政府可以融通，办事效率高。”(24)访谈时间：2022年7月14日，访谈地点：仰光市。所以，老一辈华人总是寻求与缅甸当局或其他政治势力形成一种非正式性的“合谋”关系，以使自己的经济活动可以持续进行和稳步发展(25)Wen-Chin Chang，“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Underground Trade in Burma by the Yunnanese since the Burmese Socialist Era”，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34，No.2，2013，pp.292-314.。大多数华人都是有产阶级，所以参与政治对他们而言又多了一重顾虑，即使没有生命危险，落得家财不保也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局面(26)段颖：《平行与交织——军政时期缅甸华人的生存策略、日常政治与国家想象》，《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毕竟在缅甸独立后，华人经历过多次财产公有化、货币作废等事件，每次都使他们的经济遭受重击(27)Aung-Thwin Maureen and Thant Myint-U，“The Burmese Ways to Socialism”，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3，No.1，1992，pp.67-75.。这使得他们在政治领域越发低调谨慎，并发展出了“在商言商”“生存第一”的生活哲学。

三 缅华新生代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

(一)缅华新生代的身份认同

从近年来缅甸新生代华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正在以实际行动打破先辈们赋予缅华社会“政治沉默”的刻板印象，他们对自身身份和角色的表述也与传统华人大相径庭。如前文中所分析的，老一辈缅甸华人普遍将“华人”这一族群身份视为自身的第一身份认同，而将“缅甸公民”的政治身份置于更为次要的层面。相较于老一辈华人，新生代华人在身份认同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表现是逐渐开始将“缅甸公民”的身份视为自身的第一身份，而将“华人”的族群身份置于比公民身份更次要的位置。缅甸新生代华人属于典型的土生华人(28)对土生华人的界定与认识，可参见廖建裕、陈丽娘：《土生华人、新客与祖籍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他们与祖籍国和祖籍地的情感联系非常薄弱，族群文化认知也非常有限。曹芳(抹谷华人，女，1992年生)是曼德勒地区一所华校的教师，她在与笔者交谈时提到，她的祖籍地是广东台山，但她对于台山位于中国的哪个位置，那里有什么文化、那里的人说什么语言等情况一无所知。她说：“祖籍地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而抽象的地名，我无法与它产生任何形式的连接。”(29)访谈时间：2022年7月18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类似曹芳这样的观念在缅华新生代中很常见，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是，新生代对于华人社团和社团活动缺乏热情。曼德勒的一个华人同乡会会长向笔者表示，现在社团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因为年轻一代对社团“不上心”(30)访谈时间：2022年7月22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

虽然大多数新生代华人在接受正规的缅甸国民教育之外，还会在当地的华文学校接受教育，但华文教育对于塑造其身份认同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有限，他们更愿意将中文视为一种技能，而非身份的标签。现在缅甸出现越来越多的商业性中文教育机构，并受到新生代华人的青睐。对于新生代华人而言，传统的华文教育显得过于冗长，一般要经历数年或十几年的长期教育，其中夹杂了诸多语言教育之外的内容，而商业性的中文教育机构则只提供纯粹的语言技能教育，并且学习期相对较短，这是它们受到新生代华人青睐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汉语对缅甸新生代华人而言，文化和身份的属性在逐渐减弱，而技能和实用属性则日益凸显(31)关于语言的文化身份属性与技能实用属性的区别，可参见Church-Morel Amy and Anne Bartel-Radic，“Skills，Identity，and Power：The Multifaceted Concept of Language Diversity”，Management International，Vol.21，No.1，2016，pp.12-24.。

大多数老一辈华人更倾向于将缅甸主体族群称为“缅甸人”或“老缅”，而新生代华人则更倾向于用“缅族”或“缅人”。称谓差异的背后是对身份认知的差异，老一辈华人称缅族为“缅甸人”，说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也属于“缅甸人”的范畴；而新生代华人则认为自身也属于“缅甸人”中的一种(32)关于族群称谓与身份之间的关系，可参见William Safran，“Names，Labels，and Identities：Sociopolitical Contexts and the Question of Ethnic Categorization”，Identities：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Vol.15，No.4，2008，pp.437-461；杨福泉：《多元因素影响下的纳族群称谓与认同》，《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所以，对于老一辈华人而言，他们更情愿关注遥远的祖籍国的政治局势与走向，而对缅甸本土的政治则持隔岸观火的态度。但对于新生代华人而言，缅甸本土政治才是与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密切相关的事情，作为国家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族群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政治行动上的代际变化，其背后首先是政治观念的转变，即缅华社会代际之间对政治的认知的明显差异。

缅甸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即新老华人融入缅甸本土社会程度上的差别，这也是导致他们在政治参与上存在着分歧的重要原因(33)姜永仁：《缅甸华侨华人与缅甸社会与文化的融合》，《东南亚》2003年第4期。。总体而言，新生代华人融入本土社会的程度更深。在面对缅甸本土社会时，老一辈华人更倾向于与社会精英或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社会连接，建立社会关系，而与底层大众交往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相互区隔的状态(34)钟小鑫：《都市中的熟人社会——缅甸曼德勒华人的生存场域、社会交往及其与缅人的族群关系》，《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例如，他们格外重视与高官、公务员、僧侣等精英群体的关系，并期望这种关系能够为自身带来发展机会与安全庇护。新生代华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他们与本土基层社会有着更亲密的接触与更深的融入，双方在政治观念和政治行动上也更为一致。在访谈中，诸多新生代华人对父辈和祖辈热衷于攀附本土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表示厌恶和鄙夷，并认为这正是他们对底层疾苦缺乏共情、对政治相对冷漠的根源。缅甸华人融入缅甸本土社会的代际差异还表现在婚恋观念上的转变，老一辈华人通常认为华人与华人的结合才是最优的婚姻形式，但是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新生代在婚恋问题上普遍持更开放的态度，他们并不拒绝与缅甸其他族群结合。

(二)缅华新生代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转变，以政治观念的转变为前提。老一辈缅甸华人对政治的认知总体可以概括为“政治危险论”。他们认为，对于个人、家庭以及族群而言，参与政治都是危险的，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够真正做到安身立命，这是他们基于历史经验得到的教训。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华人参与政治是一项“投入产出比”极不对等的实践。政治参与需要冒生命危险以及经济上被清算的风险，而且即使缅甸政治转型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作为边缘族群的华人群体也并不能与本土族群共享政治转型的成果。对老一辈华人而言，政治参与的投入极大，风险极高，但不管结果如何，都并不能真正改变华人的政治地位(35)范宏伟：《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正如报道人赵先林(曼德勒华人，男，1973年生)所说的：“军治也好，民主也好，我们华人都是二等国民。”(36)访谈时间：2022年7月18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可见，他们既对缅甸政治生态能否发生改变持悲观态度，同时也认为政治生态的改变也无益于华人边缘地位的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衍生出缅甸老一辈华人对政治独特的价值判断，他们往往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对政治的评判依据，而拒绝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37)关于两种政治评判的理论分野，可参见〈美〉戴维·拉斯姆森著，曾誉铭译《民主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8期。。所以，他们不会将军人专制与自由民主置于完全对立的两极，而是先评估哪种政治将对自身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然后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

然而，通过近年来的观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政治观念已经在新生代华人群体中潜滋暗长，而这些观念与上述其祖辈和父辈的政治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38)王青松：《当代海外华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2期。。首先，同样是面对边缘政治身份的客观现实，老一辈华人因此而产生了对政治冷漠的态度，而新生代华人则认为正是因为华人处于边缘地位，更需要积极参与政治以改变这种处境。吴强(腊戌华人，男，1984年生)是“缅甸华侨华人青年工商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向笔者表示，青年工商会并非仅仅是一个工商协会，它还有政治上的追求。他们希望缅华青年可以在其中获得公民政治的启蒙，并且鼓励华人通过公民政治的方式去争取完整的公民权利(39)访谈时间：2022年12月17日，访谈地点：昆明市。。其次，相比于老一辈华人，新生代华人表现得更具有政治理想，并对民主政治抱有强烈的期许。新生代华人对于国家政治的评判，不仅仅从自身的利益得失与生存境遇出发，而是同时兼顾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换而言之，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既是为自己争取公民权利，同时也内含一种“利他主义”倾向(40)James Fowler and Cindy Kam，“Beyond the Self：Social Identity，Altruism，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3，2007，pp.813-827.。在“道德政治”与“实用政治”之间，缅甸新老华人展现出了明显的分野(41)〈德〉维托里奥·赫斯勒著，罗久译《道德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4页。。报道人李飞(密支那华人，男，2005年生)讲述了他在2020年大选中的作为：

那时我只有15岁，还没有投票的权利。但听说民盟(NLD)在我们那边招收志愿者，我就报名了，我是为了支持昂山素季才报名的。我们帮民盟在路边插红旗(民盟党旗——笔者注)，悬挂昂山素季的大幅照片，去村里的各家各户发民盟的宣传单，并告诉村民一定要去给民盟投票。最后民盟在大选中大胜，我高兴极了，民盟的胜利也有我们志愿者的一份功劳。(42)访谈时间：2022年8月5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

从李飞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对政治的热情、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以及敢于付诸实践的勇气。2021年2月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政权以来，他开始在“脸书”(Facebook)上频繁发表反对军方的言论。他向笔者展示他在“脸书”上发布的用缅文写成的诗歌，其中两句写道：“这是一个佛教发光，但是正义缺席的国家。”他告诉笔者：“我不能写得太直白，不然就会有危险。”(43)缅甸军人政府实行网络审查制度，对网络上的反军方言论进行监控和打压。报道人黄妙(彬乌伦华人，女，2001年生)也向笔者提及，作为曼德勒大学的学生，她曾在2019年参加了反对校领导经济腐败的抗议行动，最终导致校领导引咎辞职。她说道：“大家都认为华人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现在我们有必要让他们改变这种想法。”(44)访谈时间：2022年7月24日，访谈地点：彬乌伦市。类似的案例还有姚灿(曼德勒华人，女，1991年生)，她从2014年开始一直致力于在公共网络上推动“反对迫害罗兴亚人运动”。她为她的行动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为他们(罗兴亚人——笔者注)发声，明天被迫害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华人——笔者注)。”(45)访谈时间：2022年8月5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从以上新生代华人的言行不难看出，他们对政治的认识与其祖辈和父辈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对公民意识和责任有着更深的理解。这些个案也表明了另一个事实，缅甸新生代华人并不是2021年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革之后才一时冲动走向街头政治的，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

2021年2月1日军人接管政权之后，缅甸民间的反军方运动此起彼伏，街头政治持续高涨，而缅甸新生代华人也成为其中的一支力量。仰光和曼德勒等多地的新生代华人纷纷走向街头，表达政治诉求，他们打出中、缅、英三语的醒目旗号——“缅甸华人反对军方政变”，以此向缅甸各界宣告缅华社会的政治态度(46)〈缅〉胞波：《新生代缅甸华裔参与游行》，胞波网，2021年2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gOmIMTDson7xWsSUt6pNzA。李志(曼德勒华人，男，1957年生)向笔者解释了这些活动的重要意义：

这是缅甸独立以来，华人首次公开打着自己族群的旗号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以前也有华人参加街头政治，例如在1988年的民主运动中，其中也有华人的身影，但是他们只是混在别人组织的游行队伍之中，不像这次缅华自发组织专门的华人队伍，并且公开宣布华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诉求。这些小年轻做了我们这辈人不敢做的事情。(47)访谈时间：2022年7月18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

在2022年7-8月的实地调查中，笔者密切关注参与街头运动的新生代华人，全面了解了他们政治参与的动机与行动过程等相关内容。王素(曼德勒华人，女，1989年生)是曼德勒华人街头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她在访谈中介绍了曼德勒新生代华人组织和参与政治运动的过程：大约军人发起行动一周后，曼德勒的一些华人青年就开始着手组织街头运动。首先通过微信建群，在群内商量好上街游行的时间与路线；强调统一着装(白色上衣、黑色裤子)；自制标牌，标语要用中、缅、英三语呈现；自备水和食物；和平表达诉求，遭遇军人不要有过激行为；在“脸书”上同步发布游行的文字和图片；建立公共账户，筹集资金，等等(48)访谈时间：2022年7月29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姚根(曼德勒华人，男，2001年生)说：“我本来也要去参加游行，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怕我出事。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微信上捐款，用于买水和食物。”(49)访谈时间：2022年7月29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肖霞(曼德勒华人，女，1991生)说：“我的父母也不同意我去游行，但我是曼德勒医生协会的会员，如果我不参加，就会被其他会员孤立，甚至会被开除会籍，父母知道后表示没有办法，只能让我去参加游行。”(50)访谈时间：2022年7月29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

2021年3月3日，来自曼德勒的19岁华人女孩邓家希在游行过程中被射杀，引起强烈反响，葬礼上10多万民众自发为其送行。在后续的街头运动中，邓家希更是成为政治符号，被频繁运用于各种反军方的抗争运动之中(51)关于符号在抗争政治中的意义与运作，参见刘涛：《符号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意指实践与隐喻机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回顾缅甸独立以来漫长的抗争政治史，邓家希是其中第一个被广泛传播、影响力巨大、且被各方都认可的华人形象。她的献身诠释了政治的残酷，但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新生代华人以她为榜样，积极投身于政治。报道人杨丽(曼德勒华人，女，1994年生)与邓家希都属于同一个曼德勒青年舞蹈团，邓家希去世之前她们常在一起参加舞蹈训练和比赛。杨丽对笔者说：“她(邓家希——笔者注)将成为我们舞蹈团永远的精神图腾，我们会将她勇敢和不怕强权的精神传承下去。”(52)访谈时间：2022年7月29日，访谈地点：曼德勒市。除了政治动员上的作用，邓家希事件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让缅甸本土族群看到了新生代华人在政治中全新的姿态和立场，为消解缅华社会“政治沉默”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一些老一辈华人对邓家希及其行动却持保留的态度，并且以“朋克少年”、“街头耍酷”等词汇来对其进行评价。可见，从邓家希事件中也可以透视缅华代际之间的观念鸿沟。从当前的局势看，新生代华人的政治运动好像进入了停歇期，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貌。如果打开这些年轻人的社交网络，观察他们在上面发表的言论，仍旧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政治热情。这些新生代华人还强调，他们期待着国家大选能够早日举行(53)缅甸军政府首领敏昂莱在2021年8月承诺，将于2023年8月重新举行国家大选，但随后又发布了推迟选举的公告。，并且要求它是公平和公正的，否则他们将继续抗争下去。

新生代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与其成长过程中所见证的缅甸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老一辈华人见证了缅甸军人专政的崛起以及军治的最强盛时期，对类似于1967年排华事件、1988年民主运动、1991年大选无效等关键历史节点耿耿于怀。在这些事件中，所有的抗争都在军政府的镇压下走向失败，所以，老一辈华人将明哲保身视为在军人专政下生存的第一法则。但新生代华人不一样，他们成长于20世纪90年后期以及千禧年之后，这一时期的军政府已经是强驽之末，并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化改革势在必行。2003年，军政府制定了“七步走民主路线图”，确认了国家政治向着民主化改革的方向前进(54)祝湘辉、张添：《缅甸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2页。。2007年，缅甸民间因抗议油价上涨而爆发“袈裟革命”，最终以军方的妥协而告终(55)Marie Lall，Understanding Reform in Myanmar：People and Society in the Wake of Military Rule，London：Hurst &Company，2016，p.29.。进入到21世纪10年代以来，新生代华人见证了三次大选，其中包括民选政府的上台，以及昂山素季代表的民盟在大选中获胜并接管了国家政权。所以，新生代华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抗争政治的有效性，以及国家政治不断向着民主化前进的趋势(56)关于政治的功效感认知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可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89页。。与此同时，新生代华人还是在缅甸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新媒体的洗礼，自由的网络空间强化了他们的参政意识(57)Aim Sinpeng，“Digital Media，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and Internet Controls in Southeast Asia”，Media，Culture &Society，Vol.42，No.1，2019，pp.25-39.。这可视为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启蒙过程，为强化他们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推动缅甸新生代华人政治参与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身份认同转变以及与本土社会深度融入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包括特定的历史进程和技术发展赋予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启蒙的意义。

四 缅华的身份转型与缅甸民族国家建构

(一)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

众所周知，族群政治与民族和解的停滞不前是缅甸政治转型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原因。所以，展望缅甸政治的未来，需要首先探讨缅甸族群政治的症结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出路。缅甸的族群政治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遗产，英国在缅甸实行的分而治之、以印治缅等殖民政策，致使缅甸高地少数民族一直处于与国家相互区隔的状态，这为缅甸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留下了结构性的困境。1947年，缅甸过渡政府与主要少数民族首领签订的《彬龙协议》集中反映了这种困境，为了实现独立建国，该协议赋予了掸、克钦、钦等少数民族高度自治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彬龙协议》的精神在随后出台的1947年版《缅甸联邦宪法》中得到了重申，其规定独立建国十年后，掸邦和克耶邦有脱离或继续留在联邦的自决权利。《彬龙彬议》和1947年《缅甸联邦宪法》既体现了缅甸民族国家整合的困难，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甚至分离奠定了法律基础，这可视为缅甸独立70多年以来民族纷争的一个源头(58)Matthew Walton，“Ethnicity，Conflict，and History in Burma：The Myths of Panglong”，Asian Survey，Vol.48，No.6，2008，pp.889-910.。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缅甸处于中印之间，自古便受到两大古文明的深刻影响，这给缅甸维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缅甸主流文化对多样性持质疑和保守的态度奠定了基础。在此地缘格局的形塑下，缅甸历史上曾多次面临中、印、孟等人口大国的移民潮，大量移民的涌入强化了缅甸民众的排外情绪，这是缅甸针对国内的移民采取保守和谨慎政策的根源，这也解释了缅甸独立以来针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暴力行动为何屡见不鲜(59)钟小鑫：《从神话显现看缅甸对印度族裔群体的认知变迁——兼论缅甸族群政治的生成模式》，《世界民族》2022年第2期。。排外政策的执行以及公民权利等级的制度化弱化了缅甸国内少数族裔的国家向心力，致使他们对缅甸公民这一国家身份缺乏认同。在此背景下，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显得更为艰难。

自缅甸独立以来，相关主体一直在探索缅甸族群政治的出路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但历经70多年后仍旧悬而未决。其中的核心症结在于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之间缺乏共识，从而无法形成真正的对话空间，致使民族国家整合无法实现，族群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缅甸主体民族——缅人所主张的方式是“同化政策”与“公民权利等级制”，其试图将国家的精神内核固化为缅族文化与上座部佛教，并且强调主体民族的公民权利优于国内的少数族裔。不难看出，缅人的主张是对“多元主义”的彻底否定，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其已经成为引发缅甸族群分裂的首要因素(60)〈缅〉钦左温著，姚颖译《佛教与民族主义——缅甸如何走出民族主义的泥淖》，《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少数族群对国家政治不切实际的认知与想象也是缅甸民族和解难以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从缅甸的现实出发，掸人、克钦人、克伦人等少数族群所追求的西式“多元文化主义”之路同样困难重重，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在当今西方各国正遭遇困境与低潮，更无法成为解决缅甸族群政治困境的良药。少数族群对多元主义与公民权利平等化的强调和追求并没有错，但核心问题在于他们缺乏对国家的认同(61)钟小鑫：《从神话显现看缅甸对印度族裔群体的认知变迁——兼论缅甸族群政治的生成模式》，《世界民族》2022年第2期。。特别是将国家划分为“七省七邦”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缅甸主要少数民族的独立意识和地盘意识，致使他们在政治主张上着重强调地方自治与族群平等，却对公民意识的建构漠不关心。在缅甸这片国土上，少数族群的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他们被主体民族视为“他者”；但与此同时，少数族群内部也有一种“自我他者化”的倾向(62)关于少数族群“自我他者化”倾向的论述，可参见David Palumbo-Liu，“The Minority Self as Other：Problema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Asian-American Literature”，Cultural Critique，No.28，1994，pp.75-102.，对于“缅甸公民”这一身份，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忠诚与热情。

(二)缅华新生代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角色

进入现代以来，多民族共存的国家都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其涉及文化整合、公民权利分配、国族意识建构等多个维度。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主体民族的排他性所导致的公民权利不平等，以及少数族群缺乏国家认同所导致的国族意识建构失败，两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成为缅甸政治转型中难以解开的结。对于出路，比格里(Bigagli)等学者认为应该从公民教育入手，培养公民意识，从而达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目标(63)Francesco Bigagli，“School，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lonial Myanmar”，Research i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Menagement，Vol.1，No.1，2019，pp.1-1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缅甸的民族国家建构应寄托于民主政治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促进公民权利的平等并实现民族和解，从而最终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64)Ian Holiday，“Ethnic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yanmar”，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8，No.2，2010，pp.111-128.。这两种路径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社会基础，因为它们都依赖于既得利益者(包括主体民族和军人政府)主动让渡权力，从当前缅甸局势及政治走向来看，这一前提难以成立。

缅甸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可能为缅甸民族国家建构带来新的可能性。首先，相较于缅甸主体民族——缅人来说，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方式并没有表现出排他性，而是与缅甸本土社会深度融入，并且力求在最大范围内寻求团结，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标。其次，相对于缅甸其他少数族群而言，新生代华人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国家认同，他们将缅甸公民的身份视为自身的第一身份，将其置于比族群身份更为重要的地位。所以，缅甸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既追求族群的权利，同时也关心国家的未来；既表现出联合其他族群的团结属性，同时也蕴含着强烈的国家向心力。相比缅甸独立后的各种形式的抗争政治，新生代华人的抗争凭借以上两个层面的属性，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超越性。因为族群人口数量、参政途径受限等因素的阻碍，缅甸的政治转型不会以华人作为主体力量，但新生代华人政治参与的方式，也许可以为缅甸的民族国家建构指明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们对西式民主政治的盲目追随，容易受到互联网上相关话语的鼓动，而难以科学地分析什么样的政治模式才是最适合缅甸的发展之路。其次，缅甸全国的新生代华人还缺乏有效的组织以及整体性的联动机制，分布在缅甸各地的华人力量处于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缅甸华人社会内部的分化以及政治目标的不一致，阻碍了华人参与公民政治的集体动员(65)Elaine Lynn-Ee Ho and Lynette J. Chua，“Law and ‘Race’ in the Citizenship Spaces of Myanmar：Spatial Strategies and the Polit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Burmese Chines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9，No.5，2016，pp.896-916.。要像马来西亚和印尼那样建立专属于华人的政党，缅甸新生代华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66)范宏伟：《缅甸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267页。。

结 语

缅甸华人社会正在经历着重要转型期，新老华人在身份认同、政治观念及政治行动上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野，认识这种新老分野和代际转型是全面理解缅华社会乃至缅甸政治转型的关键议题。在身份认同上，缅甸新生代华人将“缅甸公民”的国家政治身份视为自身的第一身份，这与老一辈华人将“华人”族群身份视为第一身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缅甸华人社会的传统政治观念也正面临挑战，新生代华人不再秉持“政治危险论”的主张，而认为政治参与是争取公民权利、摆脱族群边缘地位的出路。缅华社会的代际转型与缅甸政治转型的历程、族群融合的趋势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参与在缅甸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抗争方式，它以强烈的国家认同为基础，并且力图团结各族群共同抗争。因此，新生代华人的政治实践可以为缅甸政治转型的未来走向提供启示，他们在未来缅甸政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