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悦

《归园田居》这一组诗以田园生活为核心，感发其意。究其整体而言，以第一首为起点，或写归隐田园后的宁静欣喜，或写农耕生活的真实劳作，或写诀别官场后的自得和谐。而纵使写了亲身躬耕的劳累与不易、种植结果的不尽如人意，也终究是以陶渊明一心向田园为核心。

其一却不仅于此。主体内容虽然亦展示归田之喜，却没有专注地说归园之事、写田园之景：陶渊明在写归向何处与归去如何之前，先极言归去之因与从何而归，同时引人思索，如真的仅仅是简单的无心误入与选择错误，为何会一去三十年？此般表达耐人寻味，用意何为？孙绍振先生提出的错位理论或可以还原其中深意。缘此，文章从感知错位、知行错位和表达错位的角度，挖掘《归园田居（其一）》情感内蕴与诗歌张力。

一、知行错位：“误入”与“三十年”

孙绍振认为，“在一定限度内，人物心理( 感知、情感、语言、动机、行为，等等) 拉开的距离越大，其艺术感染力越强。”[1]将“错位”理论由小说迁移至诗歌中亦是如此。诗歌语言的本质是抒情，是将诗人内部情感外化的重要载体，“言不尽义”“得意忘言”“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皆直言文字表意的有限性，加之诗歌语言的非指涉性，与实际创作中曲笔言意的抒情模式，让诗人很难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真实情意。这种语言表达与自我感知的错位在诗歌中表现为“知”“行”错位，即认知与行动的错位。而这种错位的摇摆幅度越大，诗人的内心矛盾与冲突就越明显，其诗歌的感染力亦越强。

既然是“误入”，为何会一误“三十年”？陶渊明一方面言“误”的无心之举与追悔莫及，另一方面道“三十年”的有意为之与投入至深，二者之间陡然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言行冲突与选择矛盾。这种文本间隙召唤读者凝神关注，陶渊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最终下定决心脱离官场、归隐田园，由仕入隐，达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静穆和谐的生命境界。

“要深入解读文本的密码，就不能不具有分析矛盾的自觉。”入与出、仕与隐正是陶渊明所面对的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欲分析这对矛盾，就不可不追溯至他几次出仕的经历。陶渊明原本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在这一玄学盛行、儒学退隐的时代，他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从小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教养，树立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猛志，写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翕”（《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等诗句。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言：“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固）、扬（雄），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29 岁的陶渊明抱着“大济于苍生”的用世理想第一次为官，《昭明文选》记载他“家贫亲老，起为州祭酒”。中国古人有一种观念，认为士大夫为官是为了修齐治平，并非为了功名利禄。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有一种特殊情况可以破例，即陶渊明面对的这种“家贫亲老”之窘境。他初次步入官场，一方面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但更重要的是上文所引的，他怀揣着如曾祖父陶侃一般济世苍生的儒家入世情怀。而这一入世梦在他看到上司王凝之荒谬的行军作战风格时就凄然破碎，写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 》）他感叹弄虚作假之伪事、求生问道之虚想已成主流，建功立业犹如痴人说梦，遂“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昭明文选》）。

少时理想之火变得黯淡，却未曾熄灭，陶渊明在桓玄以“清君侧”之名起兵时，认为这是实现理想的好时机，便在桓玄的幕府任职，却发现桓玄的所作所为与他理想截然相悖，于是断然辞官。到了40 岁时，陶渊明第三次出世任刘裕的镇军参军，又一次发现其理想错付，还在《述酒》中隐晦表达对刘裕暴虐篡权的满腔义愤。最后一次为官，陶渊明直言其不为理想，而是“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归去来兮辞》）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的陶渊明在经历数次的任官与辞官后，清醒认识到世道多舛、国势衰微，再加上当权者为官不为，匡扶朝政无异于痴人说梦。他深知在“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魏晋门阀制度下，身为庶族阶级的自己不仅不能实现人生价值，甚至还要为五斗米而被迫随俗浮沉。可见欲在污浊中秉持“固穷”的高洁操守何其困难。弃官离去，以远离的方式坚守自己的人格理想，或许是那个时代能找到的最好的方式。《归园田居》组诗中对田园生活的回归，既是精神追求，亦是陶渊明在经历三十年理想在现实的幻灭后的慎重之举。

对于陶渊明而言，田园是人格理想的完成地与心心念念的精神家园。毋庸置疑的是，《归园田居》中的故园图画表现的不仅是诗人的归田之喜，也是诗人经历矛盾纠葛后做出的艰难抉择。朱光潜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叙述：“谈到感情生活，正如他的思想一样,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2]回归田园之欣喜不似作假，却也不能无视这种选择对陶渊明而言充满了失落与惆怅，一切被他隐藏在其认知之“误”与“一去三十年”的知行错位中。也恰恰是这一“误”字，流露出他对三十年出仕行为的惆怅和独悲，认为其前半生选择是一个莫大的错误。这种强烈欲碎的生命焦灼感与苦涩感，体现出了陶渊明在仕与隐、入与出之间的巨大矛盾。

二、表达错位：“叙事”与“抒情”

纵使陶渊明内心如此波澜起伏，他也克制慎提，只在“性本爱丘山”这一处浓烈张扬地表达他的情感态度，而更多是将其观点态度隐藏在“旧林”“故渊”和“尘网”“樊笼”这被粗笔勾勒出的归园生活里。在这里，言爱之深与恨之切的抒情语调，与述田园生活情境的叙事语调形成错位。这种错位差距越大，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就越强。

看似轻描淡写的生活叙事实则暗合了他对污浊现实的批判。在“隐逸”之风盛行的魏晋，陶渊明的田园归隐独具一格。他的归隐田园不是游山玩水的享受，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傲，而是蕴含着自我实现的最高追求。回顾上文所言，不仅要能看见陶渊明静穆的一面，还要看到他“金刚怒目”之态。少时的陶渊明也有经世济民的鸿鹄之志，而如今归园田居的闲适和静谧，是他矛盾纠葛后的慎重而理性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刚怒目”式的光辉就此熄灭。实际上，他与现实的对抗一直存在。一方面，他极尽可能地叙述归园一事，将如释重负的心态落在诗里，呈现为不动声色的“轻”。另一方面，诗人对现实的丑陋与不堪是深恶痛绝的，“久在樊笼里”那无时无刻的被绑缚感让他近乎窒息，是呼之欲出的“重”。陶渊明以叙事之“轻”写情感之“重”，这种表达错位既是与现实对抗的彰显，也是其灵魂的呐喊。换言之，越是“轻”写景物，越是“重”地表现出对世俗假恶丑的厌恶。此为陶渊明表达错位下的“恶”与“离”。

陶渊明以诗意绘就了田园，也以克制抒发了“恋”。他对景物进行了“生活化”铺陈，几笔白描使得景物特征与内心感知交汇相融，质朴简约，不事雕琢。“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隐居的环境称不上富丽堂皇，甚至难言极度舒适。但这方寸之地恰好体现了诗人“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饮酒二十首》）的知足心态。他的确也有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物质是生活最基本的保证，而既然无执于贪欲，那么“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也已足矣。一幅自然平实的田园画面，营造了淳朴本真的意境。那在这一场景中为何“荫后檐”“罗堂前”的是“榆柳”“桃李”，不是文人常写的松柏或竹林？原是后者象征太重了，已然成为一个文化隐喻，如将其放置本诗，淡然自洽的诗意会被浓烈的出仕之欲打破。又为何钟情于“鸡”与“狗”呢？既是因《孟子·公孙丑》中“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的图景根植于心，又是因为鸡和犬是田园乡村生气熙攘的代表。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布景”并非仅为诗意，还彰显了对田园生活的深情与热忱。以简淡语句勾勒出的简陋生活，作为叙事归田行为的重要一环，极富“爱”“恋”的抒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错位，“仿佛不简陋便不足以表现深情，或者说，越简陋就越能表现深情。”[3]这是表达错位下的“爱”与“恋”。

三、感知错位：“虚”与“实”

魏晋文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向内发现了自我，在陶渊明这里，全都有所体现。他参悟了人与自然之间某些相通之处。换言之，“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在陶渊明上有了实体。因而，他不是看山说山、看水说水、看花开言花开的二流诗人，不会轻易因“物转”而“心随”，陶渊明是在用生活写诗，将生命体验酿为诗歌的注脚。

他将生活变成了虚幻的诗，诗也成为虚幻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化身为自然之人，品味自然之自由、体验自然之所感。自然浸染了他的某些情绪，“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把酒言欢之际，择菜理园也成了一件乐事。“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也是类似的心情，这是陶渊明在“固穷”后的一种坦然与自洽。他不将自然视为服务自身情感的工具，也不将其当作寄托情感的载体，只是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在地表现万物。

《归园田居（其一）》就是典范，诗中他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故园，那是一片未曾被外界侵染，等待诗人“开荒”的“南野”，也是抱朴守真而归向的“田园”。将看似无心入诗的寻常生活图景与《桃花源记》对比，会惊讶地发现，此诗竟然也隐约有了“桃花源”的雏形。《桃花源记》虽据考证是陶渊明57 岁所作，但“世外桃源”的影子早已然存在诗人心中。“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4]他在灵魂的理想栖息地里，追求的正是这种没有污浊官场，没有战乱纷飞，人人安居乐业的“可能性”。它不单单是田园，还是陶渊明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的最高体现。

当人们沉醉在陶渊明构造的田园中时，孙绍振提示读者要挖掘感知错位：“用‘氛围’的多元情感‘错位’结构来分析小说无疑有利于澄明矩阵模式的遮蔽，经典作品那些长期的死角，无疑有望得到有效、深邃的阐释。”[5]对于诗歌，我们也需要看到其中的错位。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自然、美好，且他自身也在这一片宁静祥和中收获喜悦。但诗歌是幻想的艺术，诗人也会被他所构造的美景所蒙骗，甚至会不顾环境的本真模样，与真实氛围产生感知错位。陶渊明就是典型的只从主观意识出发来感知氛围，从而形成感知错位。这种典型体现在陶渊明后期的诗歌中。在归园不久后，他就备尝亲身耕种的辛酸，历尽农事劳作的艰难。

陶渊明“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之后，过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这样从早忙到晚的农耕生活，但纵使如此努力，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其三），他担心的“常恐霜霞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也成为现实。在“环堵萧然，不蔽风”这种家徒四壁的情况下，“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更是常态，“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亦不足为奇，一首《乞食》更是将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说得淋漓尽致。即使如此，在《饮酒诗·清晨闻叩门》中，当有人再邀请他去做官时，陶渊明还是坚决强硬地选择拒绝。

这是因为陶渊明感受不到“真实”生活之苦而刻意沉浸在“虚假”田园之乐中吗？非也。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了农耕之累，还能保持“固穷”的操守。正如宗白华所说：“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6]“虚”与“实”的感知之所以发生错位，正是因为田园成了诗人平衡世俗与自我的栖息之地。在田园与自然中，他圆满完成了对于政治理想与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融入了真实自然，由此迈入了超凡脱俗的生命境界。

鲁迅说陶渊明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这番话切中肯綮地表达了陶渊明的精神面貌与诗歌内涵。《归园田居（其一）》正是代表诗人无心多言其“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只淡写“误入”与“一去三十年”。这一“误”，连荡他内心的万千波澜，造成“误入”与“三十年”的知行错位、“叙事”与“抒情”的感知错位、“虚”与“实”的表达错位。这种情感逻辑的三重错位结构，恰恰揭示出陶渊明在出与处的矛盾冲突中徘徊挣扎直到超脱的生命历程，及其中千回百转的微妙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