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定兴 林华勇

一、 引言：Sweetser（1990）的观点

“行、知、言”三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Sweetser（1990）在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etaрhorical and Cultural Asрects of Semantics Structure（《从词源学到语用学：语义结构的隐喻和文化内涵》）一书中提出的。作者考察了三种词义现象：一词多义、语用歧义和词义演变。一词多义和语用歧义是共时现象，词义演变是历时现象。共时层面的一词多义实为语义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词由A义演变成B义，必然经过AB义共存的时期。Lakoff 和 Johnson（1980）认为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domain mapping），例如从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in the box ＞ in the morning）。作为人类认知的一个主要方式，隐喻可以把历时研究的词源学和共时研究的语用学联系 起来。

Sweetser（1990）一书以认知语言学为框架，发现词汇意义和社会物质域、认知域、言域行为域之间存在系统的隐喻关联，揭示了隐喻和文化在语义结构演变中的角色，从而提出了“三域”（domain）的概念：content、epistemic和speech-act。专著第2章考察了英语和其他印欧语言的知觉动词（如see、hear、feel）在词源和词义引申方面的规律，认为“以身喻心”是普遍现象，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规律，不会反过来“以心喻身”。第3章考察情态动词的一词多义（polysemy）现象，认为情态动词（如英语的must、may，汉语的“该”）能够同属行域和知域，是因为行域和知域都涉及对力的克服或顺从。从历时层面来看，情态动词的知域义都是从行域义引申出来的，也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投射规律。第4章讲连词，第5章讲条件复句，讨论的是语用歧义。语用歧义涉及多个认知域，研究多域的语用歧义现象是语用学和认知语义学的一大 课题。

二、 “三域”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相关研究

“三域”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后来不断有学者包括Sweetser自己对该理论进行深化。认知语言学家Lyons（1995）、Croft 和 Cruse（2004）、Ungerer 和 Schmid（2006）、Saeed（1997）等都有介绍“三域”理论，存在三个概念域的观念为研究者所认同。尽管Sweetser的研究成果影响深远，但是研究对象并没有扩展到其他的词法和句法结构。Dancygier（1998）、Kuhlen 和 Kortmann（2000）等国外学者对“三域”理论的研究也局限在复句范围内。

Anna（2000）试图用其他理论阐释Sweetser提到的相关语言现象。Foolen（1992）对“三域”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某个词到底属于哪个域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区分的。更有一部分学者则对“三域”的引申机制感兴趣。

（二） 国内相关研究

1. 起步阶段（2003—2008年）

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于解释“三域”理论并结合汉语进行初步运用。汉语中一些有特点、有意思的语法现象被发现，但数量不多，尚未形成体系。另一方面，学者开始运用“三域”学说补充、丰富过往研究。

毕永峨（1994）较早沿着Sweetser（1990）的“三域”概念把副词“也”区分出三个话语平面。但真正结合“三域”理论研究汉语且影响力大的是沈家煊（2003）。沈文将“三域”概括为“行、知、言”三域：行域指现实的行为和行状，跟“行态”或“事态”有关；知域指主观的知觉和认识，跟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有关；言域指用来实现某种意图的言语行为，如命令、许诺、请求等。之后沈家煊（2008）通过分析语篇的“三个世界”，从形式上证明三个概念域存在的合理性，再次说明汉语复句是有行、知、言三域的。这一阶段针对复句或关联词的研究还有李晋霞、刘云（2004），张宝胜（2006），李会荣（2008）等。

除了分析汉语复句，“三域”理论还可以运用于分析汉语实词。曾立英（2005）对李临定（1990）所做的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分类做了认知解释。有些动词如“看”存在Sweetser（1990）所说的身心相关的（psychosomatic）现象，是“以身喻心”的一种隐喻。方梅（2005）借鉴“三域”学说，论证认证义动词后置是虚化为表达说话人视角和态度的语用标记，反映了行域和知域的差别。伊藤大辅（2007）认为根据“高兴”后接小句宾语的主语不同可分为知域（第一人称）和行域（第二、第三人称）两种。

“三域”理论还能用于分析汉语构式。以往研究认为“V就V在P”格式的典型语义是主观评价，宛新政（200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V就V在P”格式的多义性分别对应三个概念域。王灿龙（2008）认为“非VP不可”格式中“不可”的隐现条件可用“三域”解释。

一些特定的语词也能用“三域”理论进行分析。史金生（2005）把“要不”分为四类，考察它们在“三域”的分布情况。颜红菊（2006）83-84指出“真的”的语义引申方式是 “语用功能主观化的过程”，也是“成为话语标记的演变过程”。随利芳（2007）19-22指出“说”和“道”不能与表示言域的动词结合，它们前面的动词只有行域的用法。

刘丹青（2008）将“三域”理论运用到方言中，他认为粤语的后置成分“先”“添”存在跨域用法，并用跨域投射进行解释，认为“先”应区分行域和言域两个，言域的用法是行域“先”的用法投射所得。李佳樑（2008）注意到上海话句末语气词“伊讲未料” 也存在跨域用法，认为主观性是推动“伊讲未料”从叙实域向认识域、言行域扩展的动因。

2. 探索阶段（2009—2013年）

随着研究对象、视角不断拓展、深入，学者或提出新问题，或深化起步阶段的已有研究，以此来印证“三域”理论的可行性。（潘晓军 2009；王丽超 2011）基于语料的描写更为详实细致，共时层面的比较研究愈发受到关注。（曾海清 2009；郭继懋 2010）

李宇凤（2010）从语用回应的角度对反问否定的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行域和言域否定属于道义情态否定，知域否定是认识情态否定。肖治野、沈家煊（2009）按照“三域”学说给句末助词“了2”划分出三个简明扼要并相互联系的概念域，将“三域”理论用于句末助词的研究。这一研究引发了方言“了2”相关句末助词“三域”研究的 热潮。

这一阶段将“三域”理论用于方言研究。张宝胜（2011）、邓思颖（2013）分别从河南汝南方言、香港粤语讨论肖治野、沈家煊（2009）提出的“了2”语义框架，通过比较加深了对方言“了2”形式的认识，凸显各功能之间的联系。周敏莉（2012）考察新邵湘语的先行体貌助词“嘚”的语义语法特点，其结论支持行、知、言域是一个连续体，存在交叉情况。邓思颖（2012）进一步从句法学的角度分析表示言域的“先”的句法地位，以此解释粤语后置成分“先”的跨域用法。

副词继续成为“三域”研究关注的对象。王丽香（2011）比较了总括范围副词“都”与“一概”，认为二者对三域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性及语用功能。肖治野（2011）把副词“也”的一些看似没有联系的不同义项归入一个统一的语义框架，指出毕永峨（1994）研究副词“也”的时候混淆了知域义和言域义。

特定语词的“三域”研究成果丰富，尤其是话语标记。胡斌彬、俞理明（2010）认为“再说”由表示言说的动作义转为主观情态义是从行域到言域的转变，这一过程没有经历知域。曹秀玲（2010）考察“我/你+说/想/看”格式发展为话语标记的过程，认为“说/ 想/看”经历了三个域的依次变化。乐耀（2010）认为“最好”从词语演变为副词的过程展示了“三域”的语义分布。邱闯仙（2010）区分了表示心理活动的“你想”和表示认识的“你想”，前者属于行域，后者属于知域。

3. 深入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学者们在构式语法、话语标记、句法和词法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果。随着“三域”理论在汉语语法中的广泛运用，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如范振强（2014）、李晓琳（2014）、张健军（2015）、周振峰（2016）等重新思考了该理论的解释力。

共时比较研究还在继续。吕叔湘（1980）认为连词“还是”的用法和“或者”相同，都能表示选择关系；而郭燕明（2018）用“三域”研究“或者”类复句，结论是“或者”在行域一概不能换成“还是”，在知、言域一般可以替换。

构式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个案的描述。陈一（2019）对构式整合的操作机制进行说明，认为“包括i在内的C”经历了从客观报道语篇过渡到较多用于主观化语篇的过程。宗守云（2016）将“还X呢”构式分为行域贬抑、知域否定、言域嗔怪，借助“三域”理论强调区别同形构式和多义构式的重要性。

肖治野（2016）将普通话虚词统一分类考察，摆脱之前零星的虚词研究。方言句末助词的“三域”研究成果集中在粤语。梁慧敏（2016）借鉴“三域”理论探讨了粤语句末助词“啫”的表意和功能特征。胡伟、甘于恩、林洁瑶（2019）认为石岐粤语完成体助词“铺”和“喇”句末连用与普通话“了2”的“三域”概念有对应关系。

杨艳（2019）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指示代词从指别空间发展为指别时间、指别人际关系的语义，强调指示代词的知域概念贯穿行域、言域概念的实现过程，必须先通过知域对该空间位置的感知后才能完成。其结论支持沈家煊（2008）的看法，即心理世界作为连接物理世界和语言世界的中介是不能省略的。

三、 汉语语法“三域”研究的思路和优势

（一） 研究思路

汉语语法的“三域”研究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1.分类。描写研究对象在“行、知、言”三个概念域表现出的语义特征，这是最基础的部分。如果缺少有效准确的描写，那么文章的解释部分也会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沈家煊（2003）从小句的不同性质出发，说明因果类、转折类、并列类等复句类型的三个域的区别。以因果复句为例：

（1） 张刚回来了，因为他还爱小丽。 ［行域］

（2） 张刚还爱小丽，因为他回来了。 ［知域］

（3） 晚上还开会吗？因为礼堂里有电影。 ［言域］

例（1）说明事理上的因果关系，事理是行为的准则，因此这个“因为1”属于行域。 例（2）说明推理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因为2”属于知域。 例（3）的原因从句是说明做出“提问”这一言语行为的原因，因此“因为3”属于言域。行域、知域、言域的概念与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反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运用“三域”理论的第一步，就是充分描写研究对象在三个概念域的分布情况。

2.区别。基于行域、知域、言域存在相互交叉的语言事实，“同形歧域”现象不可避免。因此要重点解释清楚各自概念域的边界。从形式上看，行域可以在两个分句之间加一个“是”字使复句变为单句，知域义和言域义都不能这么变。“行、知、言”三域有时区分得并不明显，这一点已有学者指出（如沈家煊 2003；肖治野，沈家煊 2009等）。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插入语（“我觉得”“我说”等）、副词（“已经”等）等形式来帮助判断、 测试。

方言的情况往往错综复杂：碰上句末助词可以叠加连用时，为了更好说清它们的语义特征，就需要考察它们分别位于怎样的句法层次。以粤语为例，邓思颖（2013）用形式句法学分析粤语“了2”两种语音形式阴去调“喇la33”、阴平调“啦la55”在三域的分工，提出“三域”的分布可以用以下句法层级结构表示：

［言域/知域 抽象动词［行域 P ］］

沈家煊（2001）认为“主观性”（subectivity）是指在话语中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自“三域”理论引入国内，学界就关注到从主观性角度能更好区分行域与知域、言域，探讨主观认识与言语行为蕴含的“自我”成分。

大约从2006年开始，学界把“三域”理论与主观化理论相结合，尝试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切入，贯彻“普—方—古”比较的研究思路。如颜红菊（2006）认为“真的”在行、知、言三域的引申是“语用主观化的过程”；郝静芳（2013）认为因果复句的“三域”，从行域到知域到言域，主观性不断增强；梁珊珊、陈楠（2018）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认为连词所引导的分句主观性大小，决定了连词的主观性大小，而连词的主观性也会影响句子的认知和合法性。

（二） 研究优势

“三域”理论对于研究汉语语法具有显而易见的效果和深远意义。肖治野（2016）指出不少学者在运用“三域”理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以下两点：一是不同词语在行、知、言三域的分布和使用频率是有别的；二是三个域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显，存在相互交叉重叠的情形。

1. “三域”理论建立了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简洁明了的语义框架。肖治野、沈家煊（2009）认为过往对句末助词“了2”的描写，存在过于繁杂和过于概括两种倾向。萧国政（1999）分离出的八种“相互对立不交叉”的意义过于绝对，缺乏语义联系，吕叔湘 （1980）直接将“了2”概括为一个意义，解释起来很牵强。虽然赵元任（1968）意识到“了2”意义之间的联系，但多数意义的联系还是不明显。对此，肖治野、沈家煊（2009）主张将普通话“了2”划分为“新行态的出现（了行）”“新知态的出现（了知）”和“新言态的出现（了言）”三种用法，把“了1”的语义归入行域。“三域”框架能更好说明“了2”不同用法的区别和联系，也一并说明“了2”与“了1”的区别和联系。

2. “三域”理论说明了许多过去阐释不清的语言事实。沈家煊（2003）认为以往对复句语义关系的研究缺乏“三域”的概念，或是不能明确区分并一以贯之，导致研究结果系统性不强、概括性不足。王维贤等（1994）、邢福义（2001）、张斌（2002）只依照事理，在行域概念判断复句是否成立，事实上如果进入知域、言域，那些被判定不成立的复句均可成立。比如文炼（2002）认为例（4）是病句，因为父承子业不合 情理。

（4） *虽然他读了文科，他父亲却是研究科学的。

这是在行域内考虑，如果进入知域，例（4）’是可以成立的：

（4） ’ 虽然他读了文科，他父亲（我）却（推断）是研究科学的。

3. “三域”理论特别适用于分析不同层次语气词的连用或共现情况。胡明扬（1988）提出北京话“语气助词”的叠用顺序为：

的/了+呢、吧/吗/嚜+啊/哎/呕

肖治野（2016）认为句末语气词“的”“了”是能够连用的，句末语气词“的”不是所有情况下都作为一个表示“已然”的体标记。比如：

（5） 婚，既然可以结，当然也就可以离，再正常不过的了。例（5）的“的”并不是针对某个已然的事态，而是说话人的评价和判断，属于认识范畴。“了”也属于知域，二者的连用体现了它们在知域层面的相容。

邓思颖（2019）把粤语的助词大致划分为表示事件、时间、焦点、情态、疑问、祈使、感情等七类，运用“三域”理论讨论粤语句末助词“喇”（“了2”）和其他句末助词的连用共现情况。林华勇（2015）从“三域”角度出发，对廉江粤语表示传信意义的语气助词进行分类，使之清晰简洁，系统严谨。

4. 为近义词的辨析提供了新角度。侯贤凤（2016）把“赶紧”类方式副词在“三域”的分布做了系统梳理，发现“赶紧”和“赶快”能居于三个概念域中，“赶忙”只能居于行域和知域，“连忙”只能在行域出现。只有在同一个概念域中的副词才有可能进行调换，能否成功调换还和句子语义、语用相关。运用“三域”理论可解决以往辞书循环定义、交叉定义的问题，为近义词比较提供新的途径。

四、 “三域”研究面临的挑战

在“三域”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将“行域→知域→言域”看作一个连续统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但是近几年来“三域”理论面临如下挑战：

（一） “三域”引申方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周振峰（2016）结合历时语料，认为话语标记“你看”是直接从“行域”（你看1）发展到“言域”（你看2）的，并未经历“知域” （你看3）的过渡。直接证据是“你看2”形成于南宋，“你看3”最早出现于清朝。二者用于有疑而问的疑问句时呈现互补分布状态，进一步证明它们是由“你看1”分化出来的结果。王媛媛（2006）也持“你看1”直接分化出“你看2”和“你看3”的观点。沈家煊（2008）用人类语言的“自反性”（reflexivity）和“语力”这两个特性解释“言域”存在的合理性。李为政（2017）认为因果复句只有行域和知域，言域只是说话人现场的言语活动，与分别代表客观和主观的“行域”“知域”不处在同一层面，不同语境下可归在行域或知域，没必要将其独立。李晓琳（2014）认为不是所有的时间副词都有三个认知义，同时类时间副词“在”只有行域义；先时类时间副词“早就”只有知域义，“已经”兼有行域义和知域义；“已经”的语义引申途径是：本义（两个空间上的间隔）→行域义（两个时间上的间隔）→知域义（两种量的差异），而同时类时间副词“正”具有三种语义，引申关系 如下：

（二） “三域”语义演变机制是隐喻还是转喻？从行域到知域再到言域的演变过程，通常被认为是隐喻机制在起作用。如Sweetser（1990）认为共时层面的语义变异是不同认知域的隐喻投射，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用隐喻解释语义演变有很强的说服力。Bybee（1994）和Traugott（2002）则认为语义的邻接关系才是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而非投射关系。可见，国外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特定的语法化过程中，是否只有隐喻或转喻一方发挥主要作用。范振强（2014）倾向于三域语义引申是隐喻机制和转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非此即彼。转喻也是三域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Sweetser也不否认转喻在语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承认语法化是渐变过程。范振强借助Langacker（2008）的概念参照点认知方式，描写了三域中的转喻、隐喻机制，如图1 所示：虚线箭头表示语义演变的渐变过程，体现的是邻接的转喻关系。经过一连串转喻后超越某一认知域进入另一个认知域，就变成了隐喻。实线箭头表示的是不同认知域投射的过程，体现的是相似的隐喻关系。

图1 三域中的转、隐喻机制

（三） 明确区别三个概念域的做法值得商榷。张宝胜（2011）列举了不少三域重叠交叉的例子，如：

（6） 虽然他很高兴，但是他没有被录取。

（7） 她上班要么坐地铁，要么打的。

例（6）可理解为知域（“虽然他很高兴，但我还是推测他没有被录取”），也可以理解为言域（“虽然他很高兴，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他并没有被录取”）。例（7）除了行域义外，还可以理解为知域（“根据我的知识，我推断：她上班要么坐地铁，要么打的”）。张健军（2015）认为，复句概念域的归属判定实际上采用的是显性标准，即添加不同的语词创造句内环境来外显概念域的所属；例（7）还可以理解为言域（“我告诉你，她上班要么坐地铁，要么打的”），囊括三种意义。以添加标记性语词作为判断标准，其结果却导致操作对象实现所有潜在的分类可能性。张文认为，单纯地把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的交互关系，转化为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语义关系，其合理性值得进一步 讨论。

五、“三域”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一个语言形式常常具有多于一种含义或解释，Sweetser（1990）认为这一普遍常见的语言现象与人类认知密切相关，多功能词的不同意义可以通过“行、知、言”三域联系起来。在分析某一语言形式时，语义结构才是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句法结构。Sweetser（1990）145强调：“三域”理论作为共时语义理论，可以很好地检视语义的共时多义性和语义变化，但不能只依靠它去阐释语义的历时演变。

汉语语法的“三域”研究主要通过共时描写，重视运用测试、比对等手段，力求有效、准确地描写和解释有关现象。对涉及语法化、主观化等演变的问题，通常做法是结合早期历史文献语料进行比较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三域”理论带来的全新的语义描写框架，其研究对象和思路愈加多元。表现为：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主观化、语法化理论相结合，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借助早期历史语料。但是，目前的“三域”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

（1） 大多数成果只是简单给某一语法现象进行“三域”划分，缺少对“三域”理论适用性的反思。

（2） 有些研究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空套“三域”理论，强行赋予某一语法现象“行、知、言”三个概念域，缺乏强有力的解释。

（3） 着重分析某一个案，未能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具体对某一词类、句类的“三域”研究还较少，忽略说话人和听话人语用交际的角度。

（4） 缺少类型学视野，较少进行跨语言、跨方言的比较。

针对上述不足，“三域”理论今后可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1） 对其适用性、概念域划分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例如行域用法能否直接投射到言域用法？这不仅需要对“三域”理论自身予以思考，更需要有语言事实作为证据。目前的个案研究缺乏对“三域”理论的思考和创新。汉语语法的功能及演变模式不是单靠“三域”理论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更不应牵强附会。

（2） 要加强类型学的眼光。汉语是分析性语言，语气词系统较为复杂。那么，具体在方言的表现上，尤其是句末助词的“三域”表现上，各大方言以及普通话之间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需要通过反映比较才能得知。如果只是把“三域”理论单独用于分析某一语法现象，不进行跨语言、跨方言比较，很难对该语法现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其中蕴藏的类型学共性也无法界定。

（3） 以“三域”理论为背景，加强共时与历时的结合，进一步挖掘“行、知、言”三域与体貌、情态、语气等范畴之间的联系。Sweetser（1990）148建议将语义研究放置在更广阔的历史和认知背景中进行考察，重视语义结构反映出的隐喻特征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