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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拓扑关系演化机制研究

2023-02-04亢梅玲马新宇

中国科技论坛 2023年1期
关键词:高科技产品效应贸易

亢梅玲,张 翔,马新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9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约为1.369万亿美元,约占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9.9%,我国正逐步成为国际高科技产品强国之一。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中国技术崛起为前所未有的挑战,企图通过关键技术的遏制限制我国发展。2021年,白宫开展的四大核心领域100天调查反复提及降低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依赖、维持美国在技术前沿的领先地位。因此,厘清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的动态演化机制,有助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洞悉高科技产品贸易的本质,为我国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制造与贸易提供经验性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关于高科技产品的相关文献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利用贸易价值增值框架测度与分析某国家或地区高科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地位,测度出口复杂度,从垂直专业化与水平专业化对高科技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与上下游度进行分析[1-3];②分析影响高科技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出口量的因素、影响某国家或地区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分析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关注高科技产品 “低端锁定”的原因与解决方案[4-5]。

当下对于国际产品贸易网络拓扑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议题:①研究全球贸易网络发展的特点,揭示全球贸易网络的结构与拓扑特征,如小世界特征、无标度性等[6-7];②影响国际贸易网络的相关因素以及其发展的溢出效应,揭示对国际贸易网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特质[8]。经济学领域学者刘林青[9]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研究中没有考虑到 “第三方”效应对贸易关系的作用,表明国际贸易网络拓扑关系的演化有其内部机制。已有研究大都从产业与产品角度解释高科技产品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对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依赖拓扑关系关注较少,运用TERG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也相对有限。

为了洞悉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层演化机制,本文通过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构建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复杂网络,运用TERGM及其衍生模型对动态演化机制进行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从国际高科技产品双边贸易依赖拓扑结构的角度探究我国在纷繁复杂国际贸易环境下的贸易网络性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②将TERGM模型应用到双边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层面,运用量化方法探究影响其演化的因素,并尝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讨论;③将社会学前沿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领域,从学科融合的角度对当前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TERGM模型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的不足。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随机指数图模型 (ERGM)是西方社会学复杂网络研究中被广泛认可的网络统计学方法,用于研究许多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用于解释网络关系的存在与否,并且可以对大型复杂网络的演化机制进行量化分析。时间随机指数图模型 (TERGM)是ERGM的一个延伸,它通过最大伪似然估计及仿真模拟对参数进行拟合,最终得出置信区间趋于稳定的估计结果。TERGM不但能够对网络演化的内部机制进行量化分析,而且能囊括时间趋势,从更全面的角度对复杂网络的动态演化机制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TERGM中的最大伪似然估计方法 (MPLE)对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演化机制进行分析,其优势在于能通过运用爬山算法处理多时期、多节点与边的复杂网络关系,提高估计的效率与精度[10]。随着样本数据的增加,MPLE估计结果与MLE结果是一致估计。推导如下:

首先,将TERGM基础模型进行变换,以节点i到节点j网络关系存在与否的概率表示:

πij(θ)=P(Nij=1|N-ij,θ)

(1)

(2)

(3)

1.2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的双边高科技产品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BACI-CEPII数据库,该数据库由法国研究机构CEPII提供,包括以HS-6位为编码的产品层面的双边贸易流量数据,覆盖了1995年到2019年中200多个经济体双边进出口的5000多种产品。其他数据来源于对世界银行 (IBRD)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进行的整理以及人工计算。为了更精准地体现出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路径的演变,剔除不必要的噪声,本文参照Hausmann[11]的做法,根据所选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完整性、高科技产品贸易额等标准,筛选出114个高科技产品进出口的主要经济体,其高科技产品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以上。

2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静态分析

2.1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构建

本文借鉴Emerson[12]的研究成果构建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路径,将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定义为i与j之间为了达成自身目的而产生的依存关系。在产品贸易依赖程度指标计算上,借鉴刘林青等[9]的成果,从产品层面对国际高科技产品的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指标测算。该指标不但能衡量两国相互的直接贸易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还考虑到第三方影响,是针对网络依赖关系分析的有效指标。

2.2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地运用可视化手段突出国际高科技产品依赖路径网络主干部分的全貌,本文根据已有研究[13],提取每个经济体依赖程度排名前3的边,以时间为索引,构建从1995年到2019年高科技产品依赖路径的复杂网络,形成的贸易依赖网络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网络总体特征的变动来看,节点中心度从1995年的0.1759逐渐波动上升到2019年的0.2192,表明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更加集中。贸易互惠性围绕0.2稳定波动,表明可能具有稳定的互惠特征。贸易依赖均值总体波动下降,一定程度上表明各经济体对单个高科技产品出口经济体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中心节点对于其依附节点的控制可能有所减弱。

从国别特征来看,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中心度在1995年后逐步稳定于全球首位,我国在2005年前后进入依赖中心度前10位,且依赖中心度较高的节点国家相对稳定,表明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依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依赖网络进行最优化聚类分析,分别形成1995年、2005年、2015年、2019年的可视化聚类网络,如图1所示。

图1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

从横向视角看,1995年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主要以美、英、德法俄为核心节点构成三大聚落。2005年相较1995年基本聚落核心节点没有产生较大变化,但依赖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国家数量剧增,使美国成为核心贸易依赖节点;同时,英、法、德、俄作为仅次于美国的核心节点,其聚落的融合特征增强。2015年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呈现新的特征:英、法、德、俄所属的聚落完全融合,美欧的联系也趋于紧密。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印度等国家与地区为核心节点的亚洲聚落从欧美聚落中逐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聚落。2019年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呈现出以中、美、英德法为核心节点的三个聚落的特征,三聚落融合特征更加明显;2019年中国虽然跃升成为聚落的核心节点,但是从节点中心度来看,中国作为聚落核心节点的地位远不及美国。

从纵向视角看,1995—2019年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主要有以下特征:①亚洲部分国家的核心节点地位逐步提升,欧洲部分国家作为核心节点的地位逐步下降,总体呈现出 “东升西降”的特点;②美、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中心节点地位十分稳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其核心节点的地位基本没有因为受到外部冲击而产生较大变动;③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各个聚落之间联系更趋紧密,融合加快,同时核心节点数量有所增加,使整个依赖网络呈现出多元化特征;④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国与强国之间存在明显的贸易联系。

3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动态演化机制实证分析

国际网络通常为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形式,这种形式并非只强调单方面的脆弱性,还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传统的社会学网络分析来看,网络结构是无数行为者的行为选择累计得到的结果,这种网络结构又能反过来对其行为产生影响[14]。为了深入探讨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的动态演化机制,本文在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量化实证分析。

3.1 理论机制与模型构建

3.1.1 理论机制与模型假设

(1)相互依赖效应。在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中,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网络关系被学者们描述为 “相互依赖的网络”[15],这种国际网络关系带来的两国相互依存能够促进国际关系的稳定,并带动新的国际关系形成。高科技产品作为一种国际经济贸易关系,贸易依赖关系的发出者与接收者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在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中,贸易依赖网络中节点i与j可能在一定程度向对方让渡优惠条件,形成某种利益交换。这种双向的利益交换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的等级效应[16],使得相互依赖的节点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依赖关系稳定,并且有利于促进新的贸易依赖关系形成。据此提出假设H1: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存在相互依赖效应,互利共存的相互依赖是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原因。

(2)聚敛效应。关键的全球经济网络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更加均衡,反而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拓扑结构,使得某些网络中的关系呈现出更加集中化的态势。而在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中,某些经济体科学技术水平较高,掌握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较多,拥有较强的高科技产品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某些发达经济体能够在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中居于核心节点,受到其他节点的更多依赖。这种核心地位使居于核心节点的经济体获得更全面的信息,从而在网络中优先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联系,进一步稳固其中心地位[17]。围绕核心节点的网络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再被动摇。由此提出假设H2: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存在聚敛效应,核心节点能够吸纳更多的依赖关系,并且维持其在网络中的势力。

(3)传递效应。传递效应是拓扑结构研究中重要的结构关系,其表现为某些节点间的关系存在单数或者复数节点作为中介节点的情况[18]。这种传递效应衡量了当两节点间存在单个或多个节点的情况下,这两个节点是否更倾向于形成依赖关系。从以往的社会学研究来看,如果节点i与j存在相互依赖关系,那么节点i就会更有可能与同节点j存在依赖关系的节点k产生新的关系[19]。中介节点j的存在能够提升节点i形成新的依赖关系的效率,促进新依赖关系的形成。由此提出假设H3: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存在传递效应,单个或多个节点作为中介节点能够促进新的依赖关系形成。

(4)锁定效应。市场规模和双边经济互动固然重要,但远远不能消除全球经济网络所带来的拓扑结构性转变[14],这允许某些经济体将贸易依赖作为一种保持其核心节点地位优势的武器。一方面,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存在 “全景监视效应”。在这种拓扑结构中,想绕开核心节点进行大规模信息传递几乎不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变得复杂,因此,核心节点更能够利用其掌握的信息来维护其他节点对自身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依赖。另一方面,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存在 “阻塞效应”。位于核心节点的国家掌握大量难以复制的独特技术,从而对已有的依赖形成强大的束缚力,并且利用自身已形成的优势,扰乱潜在竞争对手,维护自身地位[20]。由于这两种效应的存在,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中存在较强的锁定效应,位于核心节点的国家能够在较长的时间段内维护其核心节点的地位[13]。由此提出假设H4: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中存在锁定效应,原有贸易依赖关系具有较强的维持稳定的倾向,核心节点的地位受时间影响较小。

(5)滞迟效应。滞迟效应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时间效应之一,其衡量了复杂网络中关系的形成是否会存在时间层面的滞后。由此提出假设H5: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存在滞迟效应,依赖关系的演化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定滞后性,不利于新的依赖关系形成。

3.1.2 模型变量与模型构建

在TERGM模型中,内部因素主要包含拓扑结构效应与时间效应,作为网络内部特征,外部因素包含节点属性与节点间的其他关系。内部因素是TERGM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洞察国际贸易网络演化机制的关键,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所在。

(1)因变量。根据前文生成的贸易依赖关系,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两节点之间形成并维持贸易依赖关系的概率,若当期贸易依赖关系存在记为1,否则记为0。

(2)内部结构变量。本文所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①互惠性 (mutual),对应假设H1,衡量当节点i对j存在贸易依赖关系时节点j对i存在贸易依赖关系的倾向,如果这种关系存在,那么依赖关系呈现互惠性特征;②聚敛性 (gwidegree),又称为几何加权入度,对应假设H2,主要衡量是否存在少部分核心节点吸引诸多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的情况;③针对假设H3,本文主要运用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 (gwdsp)与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 (gwesp)两个变量衡量,分别衡量两节点间存在单个、多个节点作为联通因子的情况,二者虽在性质上有一定差别,但均对应连通效应机制;④稳定性 (stability),对应假设H4,衡量国际高科技产品依赖关系随时间变动而保持不变的倾向;⑤滞后性 (delrecip),对应假设H5,衡量贸易网络中时间滞后的倾向。

(3)外部特征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在模型中增加了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 (lnGDP)衡量某国家或地区经济体量的大小;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 (lnGDPper)衡量某国家或地区的发达程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技术专利年申请总量 (patent)衡量某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社会稳定程度与无暴力指数 (PSAV)

衡量一国社会的稳定与无暴力程度;地理距离 (distance)衡量两个经济体主要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本文还囊括了诸多节点间的关系,包括网络几何结构 (Net_structure)、双边贸易流量 (Bilateral_lnTF)、节点所属大洲特性 (Continent)、历史殖民地关系 (Colony)、语言与文化邻近性 (Lin_proximity)等因素。添加控制变量能够减小节点自身因素对网络关系的影响,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使结果更加稳健。

(4)模型架构。根据上述变量本文设计回归实证模型如下:

P(Nt|Nt-K,…,Nt-1,θ)=exp(θ0edges+

h(Nt,Nt-1,…,Nt-k)

)/c(θ,Nt-k,…,Nt-1)

(4)

其中,θi为各核心解释变量Xstr的系数,θj为贸易依赖关系发出者各控制变量Xout变量的系数,θk为贸易依赖关系接收者各控制变量Xin的系数,θz为其他关系变量Xc的系数。

表2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TERGM实证回归结果

3.2 TERGM实证分析结果

3.2.1 实证结果

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5为基准模型,模型1~5逐步加入内部结构变量与时间变量。edges变量可以视为TERGM模型非参数估计的截距项。

从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的发送者属性来看,其相关属性变量总体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进口高科技产品的经济体构成复杂,使得其属性特征过于分散,无法呈现较为统一的特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呈现出一种买方与卖方不对称的结构。

从贸易依赖关系接收者属性来看,创新水平与社会稳定与无暴力指数在模型1~5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实力越强、社会越稳定则越有可能成为这种依赖关系的接收者。经济体体量在加入时间变量的模型4与模型5中,系数符号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数值与显著性均下降,可能是由于控制了时间效应后网络中节点的经济体量对贸易依赖关系的影响被冲淡。相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性与系数随网络结构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增加而提升,表明经济体发达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这种贸易依赖关系的接收者。

从贸易依赖网络的结构变量来看,代表相互依赖性的变量互惠性在模型2~5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相互依赖的特点突出,有利于原有贸易依赖的维持以及新贸易依赖的生成,假设H1得证。聚敛性在模型3~5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具有较强的极化特征,并且这种聚敛特征不利于依赖关系的形成与维持,显著的聚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的脆弱性——核心节点一旦受到冲击,所有与其相关的次级节点都会受到影响,假设H2得证。衡量网络传递效应的变量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与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关系在模型4与模型5中显著为正,表明中介节点作为节点间联通因子的存在,有利于依赖关系的维持与形成,假设H3得证。

从依赖网络的时间变量来看,模型5中稳定性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一旦形成便稳定存在的特点,这种稳定存在虽然促进了依赖关系的维持,但也表现出高科技产品依赖关系的锁定效应,假设H4得证。模型5中滞后性显著为负,表明当期产生的贸易依赖关系需要较长的时期才能得到反馈,这种滞迟效应不利于新的贸易依赖关系的形成与维持,假设H5得证。

在模型1~5中网络协变量地理距离均显著为负且系数与显著性均有下降,表明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符合贸易 “引力模型”理论。但全球化的网络枢纽并不是随机分散在世界各地,而是不成比例地分布在先进的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7],这种地理上的倾斜实际上意味着由于某些经济体对被垄断的高科技产品的刚性需求,即使跨越较长地理距离带来较高的成本,这些经济体依然有动力维持这种贸易依赖关系以满足自身需求。

3.2.2 Gof拟合优度检验及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的拟合优度与稳健性,本文借鉴Leifeld[21]的做法,对基准模型进行Gof拟合优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高,并且稳健性较强。

除了Gof拟合优度检验之外,本文还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分别运用筛选出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的前两条边、间隔三年的贸易依赖网络数据、修改仿真次数从1200次到800次进行检验。此外,本文还将估计方法改换为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传统的ERGM方法对每年的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进行拟合。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无较大变化,结果稳健性较强。

4 进一步讨论

4.1 STERGM依赖网络分离分析

分离时间随机指数图模型 (STERGM)是时间随机指数图模型在研究方法上的延伸,STERGM能够区别以时间为索引的复杂社会网络中的新进入者与退出者,并且将网络分为Formation与Persist两种形态进行研究[22]。其中,Formation表示复杂网络中随时间变化新形成的关系特征,而Persist则是原有贸易网络随时间变化剔除退出者而维持下来的复杂网络。根据TERGM基本原理,其估计式可以写为:

Pr(Yt=yt|Yt-1=yt-1;θ)

(5)

从现实而言,那些导致关系形成的因素与导致关系消失与维持的因素通常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群体之间缺乏联系可能是语言、文化的障碍或是不同种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人口差异导致的,这些因素都会对关系的建立产生强烈影响。但是,当关系形成之后,原有阻碍这种联系形成的因素可能并不适用于解释这种关系的消失或者维持[22]。TERGM只能考虑到不同时期的贸易关系生成与维持的倾向,但无法廓清不同时期之间新进入者与退出者两种不同网络的差异特征。因此,本文进一步运用STERGM分析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在进入与维持方面拓扑结构的差异,STERGM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STERGM实证回归结果 (模型6)

纵向观察模型6,从复杂网络内部结构变量来看,相互依赖显著为正,表明相互依赖是新贸易依赖关系形成的强大推力;聚敛效应系数不显著,则说明新形成的贸易依赖呈现出更加分散与多元的特征。系数显著为正的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与系数显著为负的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表明当两节点间存在多个节点作为中介节点时,这两个节点趋向于互相依赖,而存在单个节点作为中介节点时,这两个节点则趋向于不形成依赖关系。这表明多联通因子有利于新依赖关系的形成,而单连通因子则会导致依赖链条的锁定。在随时间变化维持下来的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中,相互依赖、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与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均与新形成的依赖关系呈现出相同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6中,维持的依赖关系在剔除了随时间消失的依赖关系后呈现出非聚敛的状态,表明即使新形成与维持的依赖关系的拓扑结构均不聚敛,但二者综合作用下聚敛效应仍十分显著,虽然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依赖存在一定的多元化倾向,但聚敛仍是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中的主旋律。

4.2 分产品类别依赖网络分析

参照 OECD在2011年对高科技产品的分类,本文选择航空航天产品、药品、计算机办公设备、电子通信设备、精密仪器仪表这五大类不同特征的高科技产品分组进行分析,所得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横向来看,五种产品类型的相互依赖效应均显著为正,不论产品类别如何,互惠是贸易依赖关系形成的强劲驱动力。聚敛性指标在航空航天、电子通信设备、精密仪器仪表中显著为负,表明控制这三类产品核心技术的节点能够拥有较强优势;药品、计算机办公设备则与之相反,聚敛程度较低。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在精密仪器仪表与药品分类中显著为负,表明这两种产品贸易依赖脆弱性较强。稳定性在五种产品类别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在不同产品层面,贸易依赖关系依旧存在较强的锁定效应。滞迟效应在电子通信设备、精密仪器仪表中显著为正,表明各经济体愿意在一个更长时期内形成稳定的相互合作关系,并积极维持这种依赖关系;药品类别的高科技产品系数显著为负,体现出药品的贸易依赖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4.3 资本品、中间品与消费品类别分析

参考联合国2007年发布的广义经济分类,本文将原有高科技产品按照产品HS编码与BEC编码匹配,根据资本品、中间品与消费品类别将样本划分为三类,其回归结果见表5。横向来看,三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在相互依赖效应、联通效应以及锁定效应上呈现出相同特点。消费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的相互依赖效应在三个产品类型中最强,而且依赖关系呈现多元化特点,表明具有消费品特性的高科技产品的技术门槛可能并不能形成有效垄断。另外,高科技消费品的滞迟效应不显著,表明其进出口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资本品和中间品在单连通效应上呈现较为显著的异质性。几何加权二元共享伙伴在资本品类型中不显著为正,在中间品类型中显著为负,表明当两经济体间存在单一节点作为联通因子时,具有中间品性质的高科技产品的依赖关系更加脆弱。资本品与中间品呈现较为一致的显著性特征,仅在系数大小上存在差别。

表4 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产品层面TERGM实证回归结果

表5 资本品、中间品与消费品TERGM实证回归结果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1)从静态切片可视化分析来看,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聚落呈现出 “东升西降”的特点,各聚落的融合态势随时间增强。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关系整体趋于多元化,对单个核心节点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也存在某些高难度科技壁垒无法打破的状况。

(2)从动态演化机制来看,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市场卖方势力强大,相互依赖效应、聚敛效应、传递效应、锁定效应以及滞迟效应塑造了近20年的国际高科技产品贸易依赖网络。发达经济体有较强的动力增强自身在网络关系中的聚敛效应与锁定效应,从而维护其作为核心节点的国际贸易地位。由于网络中联通效应与相互依赖效应的存在,国际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依赖也存在突破这种聚敛封锁的多元化可能。

(3)从进入者与退出者层面来看,当前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依赖网络中以聚敛结构为主,以多元化为其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坚持贸易多元化,坚持开放包容与自力更生的态度,这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应有之义。

(4)从高科技产品种类来看,各类型高科技产品仅在相互依赖性上呈现出相同特点,其他依赖网络拓扑结构特征迥异。应重点关注仍旧被少数节点控制的关键高科技产品门类,重点突破技术瓶颈,从而在下一次科技革命中实现跨越。

5.2 政策建议

(1)评估中国高科技产品供应链安全,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进口来源国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不要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美国与欧盟伙伴国家围绕高科技领域组建的以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 “供应链联盟”,不断加强对中国技术的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安全性在美欧技术联盟的冲击下不断受到挑战,如何应对与突破这些挑战,从而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科技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通过加入RCEP、CPTPP和DEPA,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通过RCEP关税减让以及区域内经贸规则的统一,促进双方贸易往来,促进我国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巩固我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化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准入制度、营商环境、国有企业等相关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内环境。对CPTPP中的数字贸易规则进行全面评估,尽早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的 “中国模板”。通过加入DEPA,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确保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

(3)加强自主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自主创新的水平。要切切实实地提高科技工作者的收入水平,使其没有生活之忧,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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