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孙梁悦

一、引言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在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规模巨大。独生子女对于家庭和父母的唯一性，意味着其家庭养老更具脆弱性，父母将面临更大的养老风险[1]。

中国大部分人特别是老年人认可“父辈抚养子代，子代赡养父辈”的“反馈模式”[2]。近年来，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规模小型化、流动常态化、居住方式自然分离化的趋势，使得无法进行代际支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陷入困境[3]。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很多子女无法履行赡养义务，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二、文献综述

（一）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支持

独生子女父母能够从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都将非常局限[4]。独生子女会产生较多子女家庭更为特殊的代际关系：子代义务和权利的双系传承和履行突出，亲代对子代亲情依赖增强。亲子代之间权利和义务不均衡的现象突出，亲代付出成为主导，子代回馈有限[5]。

近些年，学者大多聚焦于城市探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正在减少[6]；互惠和父母对子女的资助是城市老年人与独生子女的主要经济关系[7][8]。丁志宏（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给父母钱的比例和数量均超过老年父母给他们钱的比例和数量，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比多子女家庭更加均衡；独生子女家庭的双向家务代际支持都比多子女多，且更加均衡；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9]。

（二）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

有研究显示，居家养老仍然是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首选[10][11]。但也有研究显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出现从依赖或期望子女的“反馈”到主动“自养”“互养”的转变，独立养老意愿和自我养老意识逐步增强，养老出现“去家庭化趋势”[12][13]。但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接纳家庭之外的照护，对政府提供的养老支持更加期待[14]，也开始由传统家庭单一养老主体向多元养老主体选择转变，子女赡养模式逐渐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化[15]。

（三）代际支持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影响

王跃生(2017)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履行了非常有限的老年父母照料义务，交换关系中亲代付出更多为主，而子女给予支持会降低独生子女父母其他养老服务需求[16]。与子女关系密切的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反之会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或机构养老[17]。封铁英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获得独生子女精神慰藉的父母自我养老意愿更强，独生子女为父母提供社交支持会降低父母对子女的养老依赖，独生子女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对其父母养老主体选择影响不显著[18]。

（四）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进行了大量探索，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实证研究，大多针对某一地区；第二，研究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缺乏与多子女父母的比较分析；第三，代际支持是否会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决策产生关键作用并不明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由于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在1970年后出生，本研究对60-69岁的老年人进行研究；剔除无健在子女的样本，最终有3428个有效样本量，其中独生子女父母972个，多子女父母2456个。

（二）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本研究采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来衡量老年父母的养老意愿。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经济、劳务、情感三个维度的代际支持。一是经济支持的角度。本研究采用夏传玲和麻凤利(1995)提出的方法[19]，根据子女与父母是否给对方钱、食品或礼物，将代际经济支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游离型，代际间没有经济往来；供养型，指子女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而父母不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抚养型，指子女得到父母经济资助但不给父母资助；互惠型，指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相互资助。二是劳务支持的角度，分类方式同上。三是情感支持的角度。见面频率与打电话频率二者的相关系数很低（0.165），因此视其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测量代际情感支持[20]，分为“经常”与“不经常”。

本研究选取父母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居住地、是否参加养老保险8项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方法

在考察家庭代际支持、父母养老意愿情况时，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探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时，考虑到因变量“养老意愿”是一个三分类的变量，且不同选项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顺序关系，选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代际经济支持方面，以供养型（49.2%）为主，其次是互助型（35.8%），游离型和抚养型占比较小。而独生子女家庭的情况略有不同，以互助型为主，供养型次之。在代际劳务支持方面，样本总体以游离型为主，其次是互助型和供养型，抚养型占比最少。独生子女家庭游离型的占比明显小于多子女家庭，互助型的代际劳务支持高于多子女家庭约10%。相比而言，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两代人互相之间的劳务支持更多，劳务方面的交换更为紧密。在代际情感支持方面，有66.80%的老年父母经常与子女见面，53.70%的老年父母经常与子女打电话。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与子女见面和打电话的频率均高于多子女家庭，联系更为紧密。

从样本总体上来看，绝大多数（74.9%）的老年父母希望居住在自己家中，其次是住在子女家（19.8%），打算在养老机构养老的仅占5.3%。独生子女父母希望在自己家和养老机构养老的比例均高于多子女父母，希望在子女家养老的比例则明显更低。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养老意愿影响的研究，“在子女家”养老为参照组，结果如表1所示。独生子女老年父母选择养老机构而非子女家养老的可能性，是多子女父母的2.384倍，具有显著差异。相较于游离型，代际经济支持为供养型的老年父母会更加倾向于在子女家养老，而非自己家或是养老机构。在代际劳务支持方面，互助型家庭的老年父母相较于游离型，会更希望与子女同住。经常与子女打电话会使得老年父母更倾向于在自家养老或前往养老机构养老。

表1 全样本回归结果

本部分进行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养老意愿影响的分样本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劳务支持为互助型和供养型的老年父母，会更希望与子女同住，而非在养老机构中养老，这一影响在多子女家庭中并不显著。在多子女家庭中，经常与子女打电话的父母，会更希望在自己家中养老，而不是与子女同住，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表2 分样本回归结果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三个主要结论：一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以互助为主，而多子女家庭中供养型占据主导地位。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双向劳务支持更多，代际情感支持更多。二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养老依赖更少。三是代际支持对老年父母的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代际经济支持为供养型的老年父母会更加倾向于在子女家养老；代际劳务支持为互助型的老年父母，会更希望与子女同住；经常与子女通话的老年父母，会更希望在自己家或养老机构养老。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劳务支持为互助型和供养型的老年父母，会更希望与子女同住，这一影响在多子女家庭中并不显著。

接下来，我们将对研究结果做进一步的解释与讨论:

首先，独生与多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差异说明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依赖要小于多子女父母。这是由于部分独生子女父母意识到了家庭结构的脆弱性，有了一定的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的意识观念转变[21]。

其次，代际支持对养老意愿产生影响的原因如下。子女给予父母单方面的经济支持，父母可能会因此对子女产生更高的养老期待，从而会更加希望在子女家养老。当父母给子女劳务支持，子女也有相应劳务支持回馈时，代际之间产生了良好的相互支持，老年父母因而会对子女产生良性依赖。电子通信的发展打破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空间距离，当子女通过各类媒介手段以多种途径满足父母精神慰藉需求时，父母对其养老依赖降低。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强化子女代际支持，配合全面的制度供给，从政策上支持子女赡养义务的良好履行，例如给予子女每年适当的探亲假期，避免子女因探亲所造成的请假难、克扣工资以及工作机会的丧失等现象。第二，以政府统筹为基础，有效整合社会各主体的养老资源，着力构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责任多元主体共担机制。第三，针对独生子女父母现实需求，健全养老保障支持体系，帮助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