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 周茵 谢方红 张焱

典型的老年性听力损失只有通过听力康复干预得到改善，配戴助听器是目前改善老年人交流困难、减少障碍的主要办法[1]。目前我国大部分老年听力损失患者配戴助听器后主要由助听器验配机构承担健康教育工作，临床医护人员较少参与。近年来，同伴教育广泛应用于各种慢性病的健康教育中并取得较好效果[2]。老年听力损失患者需长期配戴助听器，同伴教育容易引起情感共鸣。本文对配戴助听器的老年听力损失者采用同伴教育进行延续护理的成效进行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2月～2021年3月在验配中心就诊的老年听力损失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1）纳入标准：①≥60岁；②符合《老年听力损失诊断与干预专家共识（2019）》中老年听力损失诊断标准[3]；③首次验配助听器；④同一个助听器验配机构；⑤会使用微信聊天；⑥知情同意本研究。（2）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耳部疾病；②认知功能障碍；③合并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重要脏器功能衰竭、全身感染等。

通过随机数字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男性28例，女性12例，单耳配戴18例，双耳配戴22例，年龄69.35±7.01岁；研究组男性26例，女性14例，单耳配戴14例，双耳配戴26例，年龄67.55±6.54岁。两组性别、年龄等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延续护理方法（电话和到验配中心随访，每月各1次），研究组采用基于同伴教育的延续护理。①由1名耳鼻喉科医师、2名护士、1名助听器验配师组建医护指导小组；②以患者配戴助听器起止时间相同或相近者组建同伴教育小组，每组不超过5人；③每组通过自荐或他人推荐的形式选立同伴教育小组组长，组长需经过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④医护小组制订同伴教育计划大纲，小组长根据大纲个性化定制每次同伴教育主题和内容，主要包括对老年听力损失认知、助听器配戴后的日常生活注意事项等；⑤线上延续护理由护理人员牵头，以小组为单位建立微信群，小组成员自由交流，每周1次全员同时参加交流，包括健康教育和答疑解惑。交流结束后组长对近段时间组员存在的问题、需求等分析，以对下一期同伴教育计划进行优化。线下延续护理利用患者每月1次到验配中心随访，以医护人员主持、组长为辅进行健康教育与答疑解惑。

1.3 评估指标

两组患者在配戴助听器3个月后填写两个问卷，一是日常生活助听满意度问卷(the satisfaction with amplification in daily life，SADL)，该问卷共15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积极作用（6个条目）、服务与花费（3个条目）、负面作用（3个条目）、个人形象（3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7级（1～7分）评分法，得分越高则满意度越高[4]；二是助听器效果国际性调查问卷(the international outcome inventory for hearing aids，IOI-HA)，该问卷共7个问题，每个问题采用5级评分（1～5分）法，得分越高，助听器效果越好[5]。另外，两组患者在助听器配戴前和配戴3个月后进行言语测听[6]。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分析采用SPSS 22.0，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结果以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配戴助听器3个月SADL评分结果

研究组除自我形象和外观外，其他3个维度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两组SADL结果（分）

2.2 配戴助听器3个月后IOI-HA评分

研究组患者IOI-HA各条目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两组IOI-HA结果（分）

2.3 言语测听结果

两组在助听器配戴前言语测听各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3个月后，两组患者言语最大识别率均有显著改善（P＜0.05），且研究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各型变化无显著差异（P＞0.05），研究组A型显著增加且多于对照组（P＜0.05），而B型显著减少且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3 两组干预前后患耳言语测听结果组别

3 讨论

随着年龄增加，听力障碍发病率不断增加，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3/4都有听力障碍[7]。助听器的配戴可改善患者的听力和言语交流，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配戴助听器后都有一定改善，与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7]。

配戴助听器的前提是经过充分的医学和听力学评估。因此，助听器配戴后需要进行必要的使用说明和健康教育，良好的护理干预可以让助听器真正发挥其作用。近年来，新的护理干预方法，如多学科协作干预[8]、专人专训[2]、跨理论模型及动机性访谈心理干预[9]逐渐在临床得到应用。与传统的护理方法相比，此方法增加了与患者的沟通频率、深度，从而有了较好的效果，但其也有不足，一是护理人员需要投入较多精力，二是患者主观能动性不够，三是患者的疑问不能快速回复[8，9]。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同伴教育的助听器配戴者每天配戴时间增加，提高了助听器带来的积极效应，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也有所提高，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同伴教育的特点有关。同伴教育/互助可以解决来自于与经验知识和相似特征的社会接触相关问题，能典型地提供诸如情感（如积极聆听）、自我效能的验证与支持等第三类支持与强化[10，11]。本文所述亦符合同伴教育的基本特点：一是年龄“同”，均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他们有相似的人生、社会经历；二是疾病“同”，听力受损的困扰导致老年人在生活中有许多共同感受；三是面对助听器的问题“同”，作为首次使用助听器的老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共同的问题。除上述几方面外，大部分退休的老年人与先前的工作同伴交流逐渐减少，有同伴的需求性，特别是对于部分与子女分开住的老人，同伴的需求更大。同伴教育中，教育主导者——小组组长有着关键作用，他不仅是延续护理的主导者，更是其他成员与医护人员加强联系的纽带，他的积极主动是决定整个同伴教育的延续护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本研究医护小组对同伴小组长的培训内容、频次、考核方式及平常的联络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同时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尊敬，发挥其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保证研究的质量；同时调动各小组成员积极主动性，不仅分享成功经验，还将自己的困惑发出，让热心的小组组长、成员出谋划策，提高助听器配戴依从性与听觉技巧等；而医护小组在整个过程起着专业指导和活动辅助活动，不仅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还提高了患者答疑的及时性、正确性。

本研究在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老年人线上交流不流畅性，特别是文字的使用有显著短板。由于大部分老年人的方言较重，语音转文字的准确性降低。因此，建议在今后的同伴教育组织中，尽可能同地域地组建，同伴小组组长、成员之间可增加线下交流频次；在医护小组组建中，还可加入一名社区护理人员，增加同伴教育中医护人员近距离指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