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觉 弘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一、《永乐大典》辑佚本杜谔《春秋会义》之复出与流传

嘉祐中杜谔撰《春秋会义》二十六卷，自左氏至啖赵及皇朝诸儒三十余家，集其论议系经下(原注：《释例》《繁露》《规过》《膏肓》《先儒同异篇》《指掌碎玉》《折衷》《掌议》《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论》《笺义》《总论》《尊王发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议》《索隐》《新义》《经社》三十余家成一书，其后仍断以己意)(2)王应麟：《玉海》，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759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春秋会义》二十六卷，云：“乡贡进士江阳杜谔献可撰。……有任贯者为之序，嘉祐中人也。”(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页。今存亦籍眉州的嘉祐六年进士任贯《春秋会义原序》题“时嘉祐壬寅夏六月日任贯序”(4)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第1页。按，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九》：“(嘉祐)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新及第进士……第四人任贯、第五人黄履并为试衔知县。”(中华书局，1957年，第4249页)知任贯乃嘉祐六年进士。，可知杜谔撰成《春秋会义》至迟在嘉祐壬寅。后来，杜谔又有改修，其《春秋会义重序》云：“曩尝编集而会聚之，然论断有所未畅，义例有所未详，今复改修而刊正之，以待学者所以悉虑而研究焉。时元祐丁卯季秋月江阳杜谔重序。”(5)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第1页。可见，杜谔《春秋会义》初刊于仁宗嘉祐壬寅(1062)，改修重刊于哲宗元祐丁卯(1087)，中间相隔了二十五年。于此可知《春秋会义》实杜谔平生心血所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九云：

(绍兴二年冬十月)丙申……河南府助教杜谔尝集《春秋传》，右司谏刘棐请付之学官，从之。谔，眉山人，以《春秋》教授诸王。元祐中举进士，不第而卒(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020页。。

此说“元祐中举进士”，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所言“皇祐间进士杜谔”(7)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不同。《全宋文》卷一五六四杜谔小传云“仁宗、哲宗间乡贡进士”(8)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2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0页。，估计也是注意到不同记载的歧异，遂弥合二者而浑称“仁宗、哲宗间”。所谓“乡贡进士”，《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云：“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9)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1页。“乡贡进士”指地方州县私学培养的士子经乡、府两试选拔合格后，举荐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而未能擢第者。李心传说杜谔“元祐中举进士，不第而卒”，正说明了杜谔的“乡贡进士”身份，亦可推知杜谔卒年最迟当在元祐末年(1094)。后之记载或省“乡贡”径称“进士”，如《郡斋读书志》卷三所谓“皇祐间进士杜谔”云云，实不准确。唯李心传称杜谔“元祐中举进士”似有可议，因此时距嘉祐初撰《春秋会义》已有二十余年之久，杜谔此时年岁已老。以常情常理推测，杜谔举进士当在青壮之年的嘉祐年间，嘉祐壬寅(1062)初撰《春秋会义》时亦当青壮之年，如此方能历二十五年后于元祐丁卯(1087)再改修重刊。

杜谔既能“以《春秋》教授诸王”，可见他的《春秋》学当时已为人所重，《春秋会义》也确为学者推崇。任贯《春秋会义原序》云：“同志献可杜子之学精思诣理，兼会众义，附于经言，间或不迨，明以已意，遗夫善学，假以达于笔削宎宧间，庶不为妄意如意钱占覆之术，不曰善乎？余熟其用心之渊且至也，故窃志之云。”(10)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第1页。《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二》记绍兴二年(1132)：

十月九日，右司(监)[谏]刘棐言：“臣少尝游蜀，见眉州进[士]杜谔萃八十余家《春秋》之说，而又自立说以断之。愿诏宣抚处置使司上其书各十部，留之禁中，颁之经筵，赐秘书省国子监等处。”诏札与张浚，如有本，令津发前来(1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241页。。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评述杜谔《春秋会义》：“虽其说不皆得圣人之旨，然使后人博观古今异同之说，则于圣人之旨，或有得焉。”(12)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24页。所以，后来傅增湘《四库馆写本春秋会义跋》说：“此书在宋南渡初已有盛名，且经进御矣。”(1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

杜谔《春秋会义》在宋元明时期流传较广，郑樵《通志·艺文略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皆有著录。宋元明著述(尤其是《春秋》学著述)亦颇有征引，如宋章如愚《群书考索》、陈傅良《陈氏春秋后传》、黄仲炎《春秋通说》、赵鹏飞《春秋经筌》、元赵汸《春秋集传》、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明胡广等《春秋大全》、熊过《春秋明志录》、卓尔康《春秋辩义》等皆征引杜谔《春秋会义》之说。

回想一下我们在中学生物课上学到的内容。细菌和真菌是原始的、结构简单的生物。进化过程是一个逐步复杂的过程。单细胞生物发展成多细胞生物，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多样。鱼类进化成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然后是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各种大猩猩、黑猩猩，以及几种人类，最后，是完美的生物——智人。

杜谔此书于明永乐初曾抄入《永乐大典》。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春秋杜谔会义》一部十一册完全。《春秋杜谔会义》一部六册完全。”(14)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页。朱睦《授经图义例》卷一六著录：“《春秋会义》二十六卷(杜谔)。”(15)朱睦：《授经图义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4页。万历年间孙能传、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卷二著录：“《春秋会义》十一册全。宋元祐间眉州杜谔注，以三传及诸儒三十余家议论分系于经之下而附以说，凡二十六卷。又六册全。又十四册不全。又五册不全。钞本同前。”(16)孙能传等：《内阁藏书目录》，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第543页。可见，此书至万历年间仍有保存，但其后则渐佚不传。及至清初，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著录杜谔《春秋会义》二十六卷，已注曰：“佚。”(17)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30页。

直到乾隆时期，四库馆纂修兼分校官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谔《春秋会义》，始复行于世。杨昌霖字际时，号俭庵，又号简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乙未(1775)进士，改庶起士，散馆改刑部主事。杨昌霖自《永乐大典》辑出《春秋会义》，本为四库拟进本，但后来不知何种原因竟遭遗漏。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云：“《永乐大典》全部收入，馆臣既经录出，而《简明》无目，《提要》无书，其遗漏可知矣。”(18)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0页。《永乐大典》辑佚本《春秋会义》重现于世，之后又经录副、校理、传刻，衍生出多种版本。溯源探流，今存版本有三个系统：

(一)十二卷系统

有三种版本：1.孔氏抄校本(19)杜谔撰，孔继涵、孔广栻校：《春秋会义》，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清抄本。。清孔继涵(1739—1783)、孔广栻(1755—1799)抄校本，七册，十二卷。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据乾隆丙申(1776)十二月三十日丁卯孔继涵后跋云：“杜谔《春秋会义》，杨检庵庶常昌霖自《永乐大典》辑出者，内惟僖公、襄公《大典》有缺(共缺凡卅五年)，余俱完善，中为誊录抄脱三十余条未补。余借抄录副。”(20)杜谔：《春秋会义》，宣统元年方功惠所辑碧琳琅馆丛书本，第1页。此本各卷字迹不尽相同，风格不一，显然出自不同抄手，故各卷抄写水平并不一致，如第八卷错讹即较多，在诸卷中质量较差。2.方氏校刻本(21)杜谔：《春秋会义》，宣统元年方功惠所辑碧琳琅馆丛书本。。清方功惠(1829—1897)光绪十年(1884)辑《碧琳琅馆丛书》，宣统元年(1909)印行，九册，十二卷。方氏校刻本所据是孔氏抄校本，吸收了孔氏校语，删去了原有的各条辑文的《永乐大典》原出处卷、页数，并将孔继涵后跋提至书首。不过，方氏校刻本与孔氏抄校本偶有文字上的异同，有的是孔氏已校改而未采纳，有的是对孔本的新校改，有的是孔本不误而刻印有误。值得注意的是，方氏还有自己的校语。方氏校语以双行小注“惠案”出现，不过数量很少，笔者通检全书仅有四条，分见卷一鲁隐公、隐公三年，卷二桓公四年、桓公十一年。3.黄氏汇印本(22)杜谔：《春秋会义》，民国二十四年南海黄肇沂所辑芋园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南海黄肇沂辑《芋园丛书》，据旧版汇印杜谔《春秋会义》，九册，十二卷。此本其实，就是方氏校刻本，只不过下书口抹去“碧琳琅馆丛书”之名而已。1988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之《丛书集成续编》第二六九册收黄氏汇印本《春秋会义》，但于卷七第四十七页云“据光绪十八年孙氏山渊阁以四库馆所辑永乐大典本校勘补入”(23)杜谔：《春秋会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第630页。。其实黄氏原本并不缺此页，而《丛书集成续编》所选本适缺，故用孙氏校刻本补入。但孙氏校刻本此页文字后无“左氏曰见前，何注见前何休注，范注”双行小注，故致第四十八页首行之双行小注“见前范宁注”(24)杜谔：《春秋会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第630页。文无所接，义不完整。

(二)二十六卷系统

孙氏校刻本(25)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即光绪壬辰(1892)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十二册，二十六卷。孙葆田(1840—1911)《新校春秋会义目录序》云：“乾隆中诏修《四库全书》，馆臣始从《永乐大典》辑出。书已成而《总目》失收。闻当时吾乡孔荭谷户部曾录有副本，今流传至江南为某氏所藏。此本乃邹孝廉道沂家存故籍……原本首行标‘四库全书’，疑即馆中拟进本。”(26)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第2页。可知，孙氏校刻本所据为邹道沂家藏的四库写定本。孙葆田《校刊略例》云：“杜氏《春秋会义》二十六卷，原书久佚，今本乃吴县杨昌霖充四库馆纂修兼分校官从《永乐大典》辑出。原钞本作四十卷，盖因注文并作大字，故卷数较繁，兹仍厘为二十六卷，虽不必果符杜氏之旧，然犹不至后多于前，亦庶几存其梗概云耳。”(27)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第1页。可见，孙氏校刻本由四库写定本四十卷重新编成二十六卷。傅增湘《四库馆写本春秋会义跋》云：“昔年于琉璃厂翰文斋见有写本《春秋会义》四十卷，宣纸朱阑，大楷工整，首行标‘四库全书’，其行格字数亦与今七阁本无异。……原书有鄂人邹道沂跋，言此为《永乐大典》辑出之本，得之京师厂肆。然考之《四库全书总目》，则未见其书，意当日拟进而漏未收入者也。”(28)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4册，第404页。而据邹道沂手跋云：“先祖少峰公讳希恒，于道光末在扬州书肆偶得之，珍之箧中，传至沂已三世。”(29)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页。知此书实得之扬州书肆，傅增湘“得之京师厂肆”之说偶疏。邹道沂字申甫，原籍江西安福，寄籍山东聊城，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

(三)四十卷系统

丁氏善本书室藏本(30)杜谔：《春秋会义》，南京：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清抄本。，即丁丙(1832—1899)善本书室原藏蓝格抄本，十二册，四十卷。今藏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此本尚不见今之学者论说，张升先生《从〈春秋会义〉看〈四库〉大典本辑佚》(31)张升：《从〈春秋会义〉看〈四库〉大典本辑佚》，《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5期，第100—103页。曾对传世的十二卷和二十六卷两个系统中的孔氏抄校本、方氏校刻本、孙氏校刻本三种版本有简明扼要的考述，但不及此四十卷系统的丁氏善本书室藏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著录《春秋会义》四十卷(钞本)。1908年，丁氏后人将八千卷楼全部藏书售予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前身)，杜谔《春秋会义》四十卷钞本即在其中。该书任贯原序钤印“八千卷楼所藏”“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卷一首页钤印“嘉惠堂藏阅书”，卷四、卷七、卷一七、卷三四、卷三七卷首皆钤印“嘉惠堂藏阅书”“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卷四○卷末钤印“善本书室”“光绪壬辰钱塘丁氏所得”。傅增湘亲睹邹道沂家藏四库写定本《春秋会义》四十卷，“其行格字数亦与今七阁本无异”(32)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4册，第404页。，“朱阑宣纸，八行二十一字，与阁本同”(3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78页。，而丁氏善本书室所藏抄本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与《四库全书》通例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不同，当系此四库写定本的转抄之本。

兹将今传《永乐大典》辑佚本杜谔《春秋会义》版本源流及其存佚图示如下：

二、以《永乐大典》残卷所见《春秋会义》原文校说今传诸本之异同

《永乐大典》(34)解缙、姚广孝等：《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原书凡22 937卷，今存约800卷，不足原书的4%。今存残卷中，卷五二九六、卷五二九七、卷六五○四及卷六五○五载录杜谔《春秋会义》原文凡十五条。笔者将辑自《永乐大典》的《春秋会义》今传诸本与此原文对勘覆校，发现时有异文，颇资考说。为行文省便，以下校说中，孔氏抄校本简称孔本，方氏校刻本简称方本，孙氏校刻本简称孙本，丁氏善本书室藏本简称丁本，包举孔、方、孙、丁四种版本简称诸本。因黄氏汇印本全同方本，故概不赘及。兹制成《〈永乐大典〉残卷所引杜谔〈春秋会义〉原文诸本对校表》如表1：

表1

说明：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于每条《春秋》经文皆有序号标记，颇便查检，加之流传广泛，故今据此书标录辑文条目。如庄18—1条，表示庄公十八年第一条经文“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下，《永乐大典》录有杜谔《春秋会义》原文。依此类推。论者可据此覆按查览原文及各版本辑文。2.表中“《永乐大典》出处”，前面卷、页数指《永乐大典》原卷、页数，后面页数指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永乐大典》页数。下文引用各条原文和辑文皆不再赘述出处。3.杜谔《春秋会义》引述他说，皆有题名，己说则以“谔曰”题之。若不称引他说，直断己意，则不题名，为便制表，今亦通题“谔曰”。

杨昌霖从《永乐大典》辑抄杜谔《春秋会义》之后，传抄、校刻不断，而在此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汇校之中，颇可考见今传诸本之传抄、校刻及其优劣得失情形。

(一)关于诸本之异体字、通假字

诸本传抄、校刻时，异体字、通假字用得比较随意，比如略、畧，蓋、葢、盖，于、於，伯、霸，災、灾，欵、款，托、託，惩、懲，豫、预，尔、耳，实、寔，尝、常等，诸本时有异同。如庄18—2条，“预御之于济西”，孙本作“豫御之於济西”，丁本作“豫御之于济西”。庄18—3条，“所以谬耳”，方本“耳”作“尔”。庄19—3条，“不迹实”，孔本“实”作“寔”。庄19—5条，“齐桓之伯”，诸本“伯”皆作“霸”。庄20—1条，“所以谨后世之戒尔”，丁本“尔”作“耳”。庄20—2条，“齐与鲁邻国尔”，诸本“尔”皆作“耳”；“而方伯之道失其实”，孔本“实”作“寔”。昭11—10条，“《春秋》尝疾而责之”，丁本、孙本“尝”作“常”。昭12—1条，“三年书北燕伯欵出奔齐”，“故以欵非犯父命释之”，孙本“欵”作“款”等。由于异体字、通假字不影响文义理解，姑可恝置不论。

(二)关于文末小注

《永乐大典》原文之末多有单行小注，如庄18—1条文末小注：“杜注见前杜预注。何注见前何休注。穀梁曰见前。”庄18—2条文末小注：“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见前。繁露见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见前陆淳纂例。辩疑见前陆淳辩疑。发微见前孙复尊王发微。”对此小注，孔本、方本皆保存，唯改单行为双行，孙本、丁本则无之。孙葆田《校刊略例》云：“原钞本作四十卷，盖因注文并作大字，故卷数较繁。”(36)杜谔：《春秋会义》，光绪壬辰古不夜城孙氏山渊阁校勘本，第1页。可见，四库写定本注文改作大字。这些小注并非杜谔原书本有，孔继涵后跋云：“今其引书有五十余家，而其注曰各见前，则《永乐大典》已载其全书，故不复出，非杜本书也。”(37)杜谔：《春秋会义》，宣统元年方功惠所辑碧琳琅馆丛书本，第1页。举例来说，如庄18—2条，杜谔原书在今本引述的“折衷曰”“摘微曰”“集议”“谔曰”之前，还引述了“左氏曰”“公羊曰”“穀梁曰”“董仲舒繁露”“(陆淳)纂例”“(陆淳)辩疑”“孙复尊王发微”等论说，但《永乐大典》编纂抄录时，将杜谔原书本来详载而《永乐大典》已在前文抄录了的诸家之说删略，故特加小注曰“见前”用以说明。所谓“前”者，《永乐大典》前文已抄录者也。于此可见，杜谔原书卷帙当更繁，篇幅当更大，杨昌霖自《永乐大典》辑出《春秋会义》，其实乃删略本，非杜书原帙矣。就小注而言，“见前”的皆系《春秋》学中最权威最重要的名家名作，向来为学者所重视，征引本就极为频繁，如《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注(《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注(《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注(《春秋穀梁传集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辩疑》《春秋集传微旨》、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等，故《永乐大典》于各条《春秋》经文之下往往先行抄入，后之著述有引此者则省略，并小注曰“见前”，以避重复累赘。

(三)关于辑文的《永乐大典》原出处之卷、页数

孔本在每条辑文之末标明《永乐大典》原出处之卷、页数。孔本系杨昌霖初辑本的录副本，保持了初辑本的原貌。方本据孔本校刻，但将此原出处卷、页数全部删略。检方本桓12—2条，“桓公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春秋会义》卷二：“公盟例日(左氏曰……注并见前。卷之四千三十，第一页)。”(38)杜谔：《春秋会义》，宣统元年方功惠所辑碧琳琅馆丛书本，第58页。可见方本删略原出处卷、页数，而此条则删之未尽者。孙本、丁本出自四库写定本，而四库写定本照例无原出处卷、页数，故皆无此等文字。不过，孔本对卷、页数的标法也不尽一致。如庄18—1条末题“卷之六千五百四，二页”，庄18—2条末题“卷六千五百四之十一页”，昭12—4条末题“五千二百九十七卷，第十一页”，可见标法没有完全统一。此外，通检孔本全书，有桓4—2条、僖2—6条、文7—6条、文10—7条、文15—8条、宣1—10条、宣7—5条、成6—4条、成9—2条、成16—5条、成17—3条、成17—7条、襄1—6条、襄3—5条、襄5—10条、昭4—4条、昭19—5条、定11—1条、定12—8条等19条没有标明卷、页数。还有桓2—1条、桓2—3条、桓4—2条、桓5—1条、桓5—2条、桓5—4条、桓5—5条、桓5—6条、襄11—3条、昭1—1条、昭10—2条、昭10—3条、昭10—5条、昭11—1条、昭11—3条、昭11—6等16条仅题卷数，而不题页数，皆当系传抄疏失。又孔本有仅标页数无卷数者，如庄32—2条仅题“五至六页”，不题卷数，实当与前条卷数“卷六千五百廿”同，乃承前文而省。

(四)关于诸本之讹

诸本皆有讹字，多系形近而讹。庄18—2条，“必书公追戎于济西”，孙本、丁本“追”作“败”。“既曰追”，丁本“追”作“退”。“集议曰”，孔本、方本作“集义曰”。通检孔本、方本全书，“集议曰”皆作“集义曰”。孔本原抄本作“集议曰”，但孔氏皆圈删“言”部，校改为“集义曰”。这是因为孔氏误以为“集议曰”者乃出南宋李明复《春秋集义》，而不知实出北宋李尧俞《春秋集议略论》。孔本书首有《杜谔春秋会义所引书目》，著录“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又《集义纲领》二卷”“李尧俞《春秋集议略论》二卷”(39)杜谔撰，孔继涵、孔广栻校：《春秋会义》，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清抄本，第2页。，孔氏虽知有李尧俞之书，但并未深考杜谔《春秋会义》征引之所出。杜谔初撰《春秋会义》至迟在嘉祐七年(1062)，后来重修亦在元祐丁卯(1087)，不当下引及南宋嘉定年间太学生李明复(1174—1234)之书，孔本校改大误，方本则又沿误不返。庄18—3条，“盖秋苗将成”，丁本“盖”作“书”。庄19—3条，“所以哀君道之微弱”，丁本“弱”作“衰”。“何则及鄄而与齐宋为盟”，方本、孙本、丁本“则”作“以”。“公羊又以为专之则可者”，孙本、丁本“者”作“焉”。“然岂有臣废君命而专遂其所为哉”，丁本“然”作“夫”。“亦无益耳”，孙本、丁本作“亦何益矣”。“故盟书以示讥”，孙本“盟”作“明”。庄19—5条，“翼戴天子可也”，孙本、丁本“也”作“矣”。庄20—4条，“止欲贪广土地”，方本“地”作“也”。昭11—10条，“以夷狄之众”，丁本、孙本“夷狄”作“蛮夷”。“不与之灭也”，丁本、孙本“之”作“其”。“蔡般弒君父”，丁本、孙本“弒”作“杀”。“亦以志其为世子”，丁本、孙本“志”作“责”。昭12—1条，“三年书北燕伯欵出奔齐”，丁本“三”作“二”。“即欵可知也”，孔本“即欵”作“即疑”，方本则作“即欵”不误，当又校正孔本。丁本、孙本“即欵”作“无疑”，盖“欵”讹作“疑”后，因“即疑”句不通，故又校改如是。“是以方枘而不通经之义例也”，方本“以”作“亦”。

(五)关于诸本之脱

诸本皆有脱字，庄18—3条，“皆由缣简相传”，丁本脱“由”。“岂不明辨者乎”，孙本、丁本脱“者”。庄19—5条，“翼戴天子可也”，诸本皆脱“可”。庄20—2条，“则列国从可知”，孔本、方本脱“从”。“穀梁所谓志已甚也”，孙本脱“梁”。昭11—8条，“楚夷狄也”，诸本皆脱“也”。“而反为之受制也”，丁本、孙本脱“为之”。“降杞国之于微国之列”，诸本“杞国”下皆脱“之”。“盖伤王道之不兴而托文尔”，诸本皆脱“之”。昭11—10条，“当曰执蔡子友而已”，诸本皆脱“子”。“犹经书郑世子忽归于郑”，孔本脱“世”字。昭12—1条，“末世以诸侯而纳诸侯者弗一”，方本脱后之“诸侯”。昭12—4条，“乃者，难辞之称也”，诸本皆脱“之称”。“公屡自返”，丁本、孙本脱“自”。“公之心实所以为难也”，诸本脱“所”。诸本又皆有脱简。昭11—10条，“集议曰：《春秋》不正楚之杀般者，以其专利于已，而志不在于讨罪也。般虽死而讨之不正，则友尚宜为君矣。君而在丧，以常文书之，当曰执蔡子友而已。”“而志不在于讨罪也”至“君而在丧”一节二十七字，诸本尽皆阙脱。细审《永乐大典》原文及行款，当系杨昌霖初辑时即已看脱一行，遂串行迳接“以其专利于已”与“以常文书之”，故后来诸本并皆阙脱。

(六)关于诸本之衍倒及多重错误

庄19—3条，“亦有起文而见其义也”，孙本、丁本“义”下衍“者”字。“然岂有臣废君命而专遂其所为哉”，孙本“臣”下衍“可”字。庄20—4条，“复横中国”，孙本、丁本“横”下衍“于”字。庄19—3条，“故盟书以示讥”，丁本“盟书”倒作“书盟”。庄18—2条，“故《春秋》书戎夷”，孔本原抄作“故书秋书戎夷”，后于“秋”字右上校增曰“春”。方本作“故书狄书戎夷”，孙本、丁本作“故书狄书戎”，“书狄”乃“春秋”形近而讹，孙本、丁本又脱“夷”字。昭11—8条，“以志夏后之后不足成之”，孔本同，方本“成”作“征”，孙本、丁本则作“以志夏后之后文献不足征”，显然是想当然的错误。因孔子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40)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6页。孙氏、丁本(皆出四库写定本)盖牵合于此，遂校改如是，不知原文之义并不在杞之“文献不足征”，而是说杞之微弱不足以绍夏后之德业矣。

(七)关于诸本之整理校订

就上述今传诸本与《永乐大典》所引原文的汇校可见，诸本与《永乐大典》原文互有异同，其中有原文讹误而校正者，亦有原文不误而传抄、校刻时反误者。今传诸本各有讹脱衍倒，各有整理校订，各本之间互有异同。首先，从杨昌霖初辑本开始就有讹脱衍倒，不仅“僖公、襄公《大典》有缺(共缺凡卅五年)”，而且其他辑抄如昭11—10条“而志不在于讨罪也”至“君而在丧”一节二十七字，诸本尽皆阙脱，一可证杨昌霖初辑本原即阙脱，二可证诸本确系同出一源，故脱并脱，误皆误。其次，就今传诸本可靠性而言，同系统的版本基本一致，孔本最接近《永乐大典》原貌，保存的信息也最全面。具体来说，十二卷系统的孔本、方本，文字具有一致性。孔本十二卷系杨昌霖初辑本的录副本，基本与《永乐大典》原文保持一致，虽有校订，但出校语，原文一般不改动。方本则据孔本，吸收了孔本校语，并偶有新的校订。孙本是二十六卷系统，但系孙葆田据四十卷的四库写定本重新厘定，与四十卷的丁本实系同一来源，故孙本、丁本文字亦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