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称北宋名臣王安石为 “不世出之杰”，历代很多史家也认其为“盖世之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的才干和见识与其早期仕途的经验积累密切相关。

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改任明州（今宁波）鄞县知县，主政一方，在任近三年，这对王安石的一生影响很大。那么，王安石在鄞县做了些什么呢？

王安石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请教本地长者，对鄞县的农业和水利情况了解得相当细致。他调查后发现，鄞县百姓最担心的事情是缺水。经过历史比较和实地踏勘后，他得出结论：旱情是因为水利工程没有抓好而导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

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后，王安石做出了决定：“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王安石立即劝督乡民疏浚川渠，一直遭受旱情之苦的百姓积极响应。鄞县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成效，也为青年王安石赢得了口碑，这也是后来由他主导的熙宁变法中“农田水利法”之嚆矢。

古代百姓最怕的是青黄不接的春季，而这也成为一些豪强富户重利盘剥百姓的“好”时机。对此，王安石把鄞县官仓里的存粮借贷给穷苦百姓，并约定秋收后增加少量利息偿还，这样既帮助穷苦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避免遭到高利贷的盘剥，同时也使县衙粮仓里的粮食可以新陈相易，不致霉坏，一举双得，得到鄞县百姓的称颂和上官的赞许。这也直接引出了后来的“青苗法”。

王安石在鄞县做的第三件有影响的事是，据理力争请求免除鄞县百姓缴纳“悬赏钱”。庆历九年（1049年），为打击制造、贩卖私盐，浙东路转运司提高对检举揭发和缉捕私盐的奖赏，赏钱要求所辖各县分担，鄞县也收到了公文。知县王安石立即写了封长信给浙东路转运使孙司谏。他认为，浙东路沿海诸县滨海滩涂上的民户，以小船为家、以煎煮私盐为生计，官府制定以当地百姓集资来诱使人揭发和缉拿的方法，必会导致其他次生祸患；同时，鄞县百姓不富裕，强令缴纳“悬赏钱”，会让百姓更加捉襟见肘，这样以逼迫良民而达到打击私盐的措施，不是好办法；此外，必定还有不肯按时出钱的人家，州县衙门得派人上门强制收缴，这也不是“为政之道”。

王安石从吏治、先王之道和理财角度，条分缕析地说了很多道理，最后建议撤回征缴“悬赏钱”的公文。从《临川先生文集》所收文章来看，他的建议是得到考虑的。

北宋的各路转运使不只代表朝廷征收赋税，同时还有监督察举官员的职责，可直接向朝廷奏事，权力相当大，各地官吏对其遵奉唯恐不及，而年轻的王知县却能从百姓民生的角度出发，冒着忤逆上官的风险，实事求是地向上官建言，体现出他不同寻常的格局和魄力，他还处处从“为政之道”来考虑问题，更彰显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才干。

王安石在鄞县既施展了所学，又历练了才干，更增加了报国为民的自信，并且有些施政措施堪称后来熙宁变法的部分雏形。

鄞县任满后，王安石没有像当时多数官员那样，去按惯例申请考试“馆职”来内调京城为官，而是又请求委派地方官。皇祐二年（1050年），王安石离开鄞县回老家，路过杭州，登上飞来峰写下了一首诗篇：“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从中，可以体味到诗人的气度、格局和满满的自信。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蔡东藩对王安石任鄞县知县的经历有过评价：“当（王）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蔡氏借此批评王安石：“不知四海非一邑（鄞县）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然而，此是另一话题了。

從王安石的一生来看，他不是不想当高官做大事，而是一个志向高远、勇毅坚笃之人。他深知要做大事不仅要有学识，还必须有扎实的历练，并“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积累经验，所以，他将任地方官作为经世致用的“试验田”，为的是实现其更大的理想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