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大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清晰指明了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之间紧密相依、同频共振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层面取得的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2]其本质体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铸牢粤港澳三地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事关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以及能否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同心共圆中国梦的战略全局。

因此，本文尝试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阐释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思维进路与当前的重点工作，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为增强粤港澳青少年对祖国的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绵薄之力。

一、基于历史与文化视域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古今中外，无论国家民族，无论群体个人，都惧于历史虚无，因为没有历史，则不知来处、没有根源，可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也恐于文化荒芜，因为没有文化，则缺乏积淀、失去灵魂，可谓“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兴则国兴”。没有历史与文化，奢谈未来与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旨在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关系国家发展与百姓福祉，因此，应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追溯起来，粤港澳大湾区从提出到进入全面实质性建设，经历了小地方性概念到国家战略、从自发形成到对标国际的历程，并在启动建设后呈加速探索的态势。“湾区”概念早在20多年前就进入了学者和地方政府的视域，2009年10月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发布《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提出共建世界级城镇群。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湾区经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概念正式提出是在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强调“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是在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指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同时还明确要求深圳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经济概念、政治概念。它是对一定地理地域的区分，也有着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的考量，而在经济与政治的目标追寻中，内蕴着深切的人文关怀。粤港澳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地处中国南大门，包括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已达7000多万人，经济总量超过了12万亿人民币。然而，从地缘关系看，这一区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它自始至终都在与外界进行着人员、物质、能源、信息等的交流，从粤港澳到整个珠三角地区再到整个中国、整个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地缘经济看，这一区域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战略位置，它与“一带一路”倡议是相辅相成的，是“一带一路”的细化内容之一，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重要一环。从地缘政治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战略性顶层设计，旨在带动包括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并形成新格局，探讨“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联动发展、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从地缘文化看，这一区域承载着国家深切的文化意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五大战略定位”，如果说，前四个目标侧重阐释的是经济目标、政治目标，那么，第五个目标“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则凸显为人文目标，指向的是人们的美好生活。这一人文目标其实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终极追求。

显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目标在内的整体建设。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看，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不仅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动力，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起明显的导向和引领作用，还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凝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进而产生同化作用，以致化作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生生不息的磅礴伟力。如果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议题，那么，文化议题是更为深沉、更为根本的。

从文化议题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文认为，成功的前提是人们对于建设的目标有共识，而关于目标的共识又有个前提，就是人们能够明白“我是谁”，即有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一种明晰的自我身份。而自我意识、自我身份的确认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的记忆以及文化的认同。也就是说，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言，有一个更具根本意义的建设议题在于厘清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人们“我（我们）从哪里来”“我（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我们）想成为什么样子”，而这些问题必须回到更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所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切实的行动，需要社会动员和可以描摹的经济蓝图，也需要更为持久、更为沉静的文化省思：我们是否有了共识？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清晰的身份意识？

因此，本文认为，历史与文化视角之于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依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梳理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的历史与文化，挖掘整理从古至今、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历史与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的共识，进行阐释与讨论，使之以清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血脉来重构集体记忆，并不断与现实对话，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觉他们属于同一共同体，拥有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治理、共同分担命运的愿望，并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这种“身份共识”以及“人心归一”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各方面建设。

二、基于历史与文化视域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维进路

一般而言，共识可以通过政府层面的各种沟通、协商达成，但普遍的共识则来自民间的自觉、自愿、自为。当下共识的核心问题是共同的身份认同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世界上其他湾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国两制”，即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粤港澳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这既是建设的优势，也是挑战所在。粤港澳三地同处一个湾区，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经济方面各有优势，各具特色，彼此紧密合作，必将产生协同效应和放大效应。但是，产生最大效应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和”与“合”的问题。所谓“和”即“和而不同”，三地求同存异、和谐共处；所谓“合”即相互合作，三地同心协力，合作共赢。而“和”与“合”的背后是“人心”的支撑，是对同一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对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来说，共同的身份意识还需要在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再次确认。

那么，该如何增强共同的身份认同呢？人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文化性，因此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也需要从历史——文化的维度看。所谓认同，就是“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归属于哪个群体”，身份认同，需要群体成员之间拥有关于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连续性的认同，而历史——文化连续感的形成有赖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历史”是保留“历史记忆”的基本方式，通过历史的认知可使人们了解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过去，从而搭建起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可使人们感受到历史中的事件、历史中的人物曾经和自己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质，从而建立起心理上的强烈关联。而文化连续感的形成有赖于共同的符号系统，人具有独特的使用符号的能力，“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组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3]借助一系列复杂的、等级化的符号意义系统，诸如语言、文本、仪式、节日等等，可建立群体身份的链接结构，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为群体成员提供一种“我们感”；可建立起群体成员对文化传统的眷恋和延续、对现实的焦虑和抉择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从而塑造群体成员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的牢固想象。

可见，历史——文化延续性可调动人们共属一体的想象，使人们消除“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隔离感而拥有共同体感，认识到拥有共同的血缘纽带、共同的历史命运、共享的理想和信念，即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当然，这里的历史——文化延续性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复制与再现，而是不断变化、更新中的传递与赓续。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几千年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作为一种“连续性”形态的文明，浩若烟海、绵延不断的典章文献是代表其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物质留存，强调和合、重视大一统的思想传统则是维系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应该说，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有通过历史和文化的力量把亿万人统合在一起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但这些经验与智慧并不会一代接一代在人脑中“自动转存”和“自动再造”，因为作为人的历史——文化是由人在实践中创造，而实践是变动不居的，这就必然要由人在实践中不断地激活、不断地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此，这样的历史——文化才不会是一堆存放在仓库的故纸、文物，而是能与现实视域相融合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价值观。这也是历史与文化之于人、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文认为，我们可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底蕴，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与文化为切入，以当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同体意识”问题为思维起点，由点及面，由近及远，追溯与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与文化有着直接关联的岭南历史与文化的生成特质，进而追溯与岭南历史与文化有着深沉关联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生成特质，通过这种由中国而岭南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叙事与文化阐释，在时空交替、古今对话中，联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以串联起一条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以至综合为一种“共识性的整体”或“共同体意识”，最终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一种人文方案。

三、基于历史与文化视域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点工作

从历史与文化视角对于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激活历史资源与文化动力、重新建构起一条基于中华文化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链条对于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迫切的，当前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展开对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与文化的考察与探讨、整理与研究。

一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历史与文化本身是个复杂概念，众说纷纭、歧义丛生，可能需要运用整体性的方法提供一种界说，才能真正揭示其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中华历史文化、岭南历史文化、湾区历史文化之间具有一以贯之的逻辑关系与互动品格，可能需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湾区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相结合。既以大历史观的视角宏观把握湾区作为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的发展脉络，从而理清湾区的历史起源和文化渊源；又从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性视角分析粤港澳三地不同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范式，从而展望粤港澳三地跨域协作发展、“和合”共处的未来图景。

二是搭建新的研究架构。中国历史文化、岭南历史文化、湾区历史文化所涉及的典籍浩如烟海、内容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以“问题”为导向，以粤港澳三地民众是否拥有“共同体意识”而提问；以铸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旨归，将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放置于中国历史文化整体演进的过程中，沿着湾区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溯古通今，构建一以贯之、层层递进的理论体系。不仅叙述中国历史文化、岭南历史文化、湾区历史文化的源流关系，也阐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链接关系。不仅注重历史阐释与当代发展的视界融合，也注重文化解读与当代启迪的时空对话，以述说粤港澳三地的历史，从而架构全新的内容体系。

三是进行一些新的分析。新的分析不是就湾区而谈湾区，就建设而论建设，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从经济、政治、科技、生态等建设的热议话题中抽出湾区人的历史文化认同和“人心归一”问题，进而寻找历史和文化资源，由古至今，由远及近，使湾区的历史与文化重新勾连起来、使湾区人作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更加清晰起来，从而实现建设目标；新的分析也不是就历史而说历史，就文化而言文化，而是将历史与现实相连、将过去与未来融通，在返本中开新，在开新中返本，从而有了新的视角、新的体例、新的内容。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有别于同类研究，开阔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视野，深化拓展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以引导湾区发展的人文向度。

“历史与文化”独具联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品格，作为一个过去话语，它深藏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现在话语，它立足于当下与过去进行对话，并推进我们的历史延续与文化发展；作为一个未来话语，它将拓展我们的历史纵深并将给我们带来直面不确定未来的勇气和智慧。基于历史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拥有共识、共感、共鸣以及共同行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级人文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