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其中，这一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政治纲领中所贯穿的中心逻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之所愿和必然要求。本文以人类文明史进程为宏观参照，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出场和100多年的发展轨迹进行辩证客观的审视和总结，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原始基因和历史使命，测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性交汇，解读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历史方位和存在价值，以期寻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答案。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因和政治品质与近现代历史进程形成有机的时代交汇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历史时代，是近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基本前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于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资产阶级摧毁一切万里长城，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于是，“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5]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给中国提出了文明史以来的最大难题和革命运动的时代性契机，即是否革命？如何革命？由谁领导革命？革命后如何走？等等。正是在这一历史“合力”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因和政治品质与近现代历史发展形成了时代交汇。

（一）革命性和现代性是旧中国必然发生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气象

正如马克思所言，1840年鸦片战争是英国对中国进行的 “海盗式的战争”，它对中国的影响在于，“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鸦片战争的“惊醒作用”彻底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与革命精神。关于这一点，正如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所言：“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7]对此，毛泽东强调，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伟大的近代和现代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决定了中国人民面临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双重任务，积极地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8]基于内忧外患重压之下，中国被迫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处于被掠夺和被压迫的悲惨境地，旧的社会系统不断解体，新的文明社会尚未建立，旧制度的腐败和堕落以及由此长成的社会大革命必然成为中国的政治主题，这使得中国社会历史的革命性和现代性特征（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二）实现改朝换代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诉求和价值理想

在社会母体发生危难或者可能走向覆灭的危机时刻，会产生两种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危机中面临历史拐点。这个历史拐点表现为，历史发展已经不再允许社会沿着原有的轨迹正常运行，旧有的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已经造成整个社会的解体和崩溃态势，而外来的冲击力量又以极大的势能将固有的解体和崩溃趋势进一步挤压和激化，形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之下的整个社会危机的叠加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产阶级主导的霸权体系和殖民制度安排下，旧中国到处悲惨地吟唱着“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上述情况导致整个社会秩序进一步紊乱，面临瓦解的旧王朝中的仁人志士们只能被迫寻找新的方向和通道。另一方面，社会危机中必然出现冲突地带。这个冲突地带会呈现出新事物与旧事物矛盾对立的剧烈运动。旧的社会力量会裹挟着原有的体制、组织、惯性、国家机器以及社会舆论、道德等进行顽强的抵抗和阻击，以随时保护既得利益者或者利益集团的一切利益，而新的社会力量必然以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的态势崛起，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并寻求社会改变和民族重生。

（三）20世纪社会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转换呼唤全新政治主体力量的崛起和喷发

毫无疑问，20世纪的时代走向和发展逻辑深刻地影响中国内部政治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这个时代走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互为表里。其中，垄断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全新的存在方式，体现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帝国主义制造了新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即资本输出、争夺原料产地和争夺势力范围，少数帝国主义宗主国和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被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正如列宁所言：“‘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10]帝国主义运动导致20世纪世界最大的历史事实，就是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爆发。它的本质特征是垄断主义和霸权势力与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矛盾和对立。

在新的历史时态中，中国社会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力量集团的时代性出场，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在新的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以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改变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恰恰给予中国革命新的革命希望和方向指引，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兴起恰恰给予中国革命新的信心鼓励和奋斗勇气，从而成就了中国革命的总体爆发。这就是历史时代赋予的革命辩证法。

（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与时代主题实现了有机汇通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1]在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和20世纪帝国主义运动中，旧中国却“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2]这种社会灾难和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为该时代的革命性力量集团营造和厘定了特殊的文化基因和政治传统。这种力量集团必须的使命，是对现代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和有效把握，是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高度警觉和坚定捍卫，是对人民幸福和自由解放的无限向往和责任担当，是对民族复兴的高度渴望和自觉追求。因阶级的属性和品质，这种力量集团历史地排除了其他政党，而必须由最具革命性、最具现代性、最具使命型和最具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来担纲重任。这一历史逻辑下，在新中国时期必然追寻两个发展路径：在外交意义上，这一力量集团必然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必然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在本国社会发展中，这一力量集团会努力地实现人民专政国体和人民共和体制、努力地快速实现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努力地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现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方程恰恰与上述历史主题和时代逻辑实现了有机汇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的一个基本运动方向是，国际秩序和格局正在经历改变和重构，国际分工和民族命运正在被重新分配和安排，基于历史逻辑和现实发展分析，中国在全新的国际秩序重建的背景下，必须由中国共产党这一力量集团领导中华民族积极应对国际变局，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共产党的运行轨迹和价值向度应和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基本走向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元年，1840年成为整个中国文明史自发轫到巨变的最为重要年份，是中国真正进入世界体系或者世界历史运动的标志时间，也是中国人开始关注和反思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元年。因此，在世界现代化史进化的历史坐标中，审视中国文明的历史走向和中国共产党事业的逻辑关系，成为本文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近现代以来人类现代化历史的基本走向和“双向效应”

19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呈现出结构性运动态势，其主要表现，一方面是工业化意义的现代化。近现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意义的现代化，实质是以科技发展、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国际贸易、殖民主义和战争政策等为动力，建立遍及全球的规则和标准，重构国民财富分配体系和秩序。在这一历史运动中，由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在全世界建立了具有剥削和压迫意义的支配和从属关系。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历史之中，并成为被殖民被压迫的民族国家。而广大民族落后国家追寻的工业化意义的现代化，正是通过器物文明的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努力改变旧的国际分工、变革西方势力在世界范围内主导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另一方面是全球化意义的现代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发展意义的全球化，是人类在改革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建构由全人类共同主导和治理的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并以国际民主和共同普惠为准则，以文明可持续发展为永恒动力机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危机意义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制造和主导垄断秩序和垂直分工体系，对全球进行征服和掠夺，又以内部贫困化和社会危机全球性大转移，引起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危机、国际分配正义危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危机。作为危机意义的全球化，在近现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是使其被迫成为世界垂直分工体系的最低端国家和贫困化大转移的对象国。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种基本走向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碰撞和冲突后，对于中国来说，其“魔鬼效应”更多地带来的是征服、殖民、战争和杀戮，必然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爆发。

近现代以来，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主要特质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历史洪流中最震撼的社会现象之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以民主、平等、独立、自由和解放为特征，成为人类追求文明理想和光荣梦想的一面旗帜。总体而言，近现代以来，中国文明史的进化逻辑和方向与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辩证统一。在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野蛮和文明双向矛盾运动中，中国历史首先面对的就是，要么在野蛮运动的奴役和压迫下屈从独裁和专制、殖民和垄断、侵略和战争，要么在抗争和革命中追求和实现独立和解放、革命和发展、民主和自由。就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中国近代耻辱历史证明一个基本道理，现代化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是否真正屹立世界的重要物质前提。它必然地引发中国两大主题应运而生，即革命独立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长记录应当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寻找真正的答案。

（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的反应和选择

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负面结果之一，是在全世界进一步推行的殖民主义运动和帝国主义运动，而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成为点燃中国革命时代的篝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不断觉醒，奋起反抗，仁人志士们奔走呐喊，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中国经历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方案，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适的“杜威式社会改良”、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等等不同现代化发展模式或者社会运动的选择，但是，上述方案和选择均告失败。关于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有过深刻分析，即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上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中，“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13]当然，在中国出现中国共产党之前，各种社会力量的革命或者改良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旧的反动势力力量强大的原因，也有各种革命或者改良力量自身局限性和狭隘性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道理是没有“唤醒民众”。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唤醒民众”。“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14]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5]这种革命力量集团肩负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以伟大和光荣的民族理想和奋斗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必胜信念，形成集体革命自觉，以改朝换代的方式，寻求民族和国家的强大，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朝着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前进。

单株收获后参照《大豆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23]进行单株考种。考察单株粒重(单株产量)、株高、底荚高度、茎粗、主茎节数、有效分支数、有效荚总数、单株粒数、百粒重、生育期等主要农艺性状。

（三）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基本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毫无疑问，在人类现代化历史征程中，西方国家率先进行了探索。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后，以18世纪60年代开启的英国工业革命（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和技术之上的经济革命）、1789年发生的法国革命（追求基于自由和平等之上的政治革命）和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奉行基于主义和制度之上的社会革命）等为标志的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或者社会运动，以及战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一同构成了近现代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基本图景。面对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业绩在于要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和现代化运动的双重使命和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担当了四种政治角色：首先，觉醒者。作为文化觉醒者，中国共产党人以新文化运动为号角，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启中国人寻求自我解放的思想反思，引导中国朝着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方向迈进。作为主义觉醒者，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6]作为政治觉醒者，中国共产党在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建立了具有严密组织纪律性和远大理想的政治力量集团，成为100年来中国大地上最具时代意义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其次，殉道者。即在生命和牺牲面前，以信仰的意志和贡献的精神，实现主义殉道、生命殉道、光荣殉道，从而成为中国革命光明的指引。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最光芒的文化图腾。中国共产党以牺牲与贡献，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光荣形象，成为中国社会涅槃重生中最有前途和最具光明的力量集团。

再次，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系列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7]就自我革命而言，“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8]中国共产党长于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善于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勇于继往开来、拨乱反正，敢于坚持真理、自我扬弃，领导了世界历史上一国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进步运动。

最后，领导者。即打碎旧世界的革命型领导者，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领导者。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型落后国家进行政治革命，对内实现对传统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的阶级革命，对外完成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国际体系的主权诉求，实现人民解放和阶级专政，捍卫民族国家独立，建立和培育了无产阶级主导的新型现代化的政治生态。二是，进行经济革命和建设，顺应战后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潮流，追求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三是，进行社会革命，在新时代实现广泛领域的社会变革和创新进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说明的是，在与世界文明的正向大道形成有机汇通时，中国共产党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和社会革命为参照，及时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选择了合理的革命次序，率先进行政治革命，再进行经济革命，其次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准确地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洞察国际经济政治脉动，成功地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有效地解决了社会正义、公平分配和发展效率问题，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社会改革的有机整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长方程的基本逻辑之一。毋庸置疑，在中国的所有政治集团中，中国共产党是最积极、最坚决、最彻底地进行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并推动国家和民族走向独立和解放、追求现代化和国家强大的政治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政治理想和开展的现代化事业具有远大前途

评价一种社会运动或者某种事物是否具有伟大前途，关键看三个标尺，即是否从事符合人类信仰和理想的正义事业而具有伟大前途，是否践行和实现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而获得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是否有能力并自觉担当、牺牲和贡献而赢得认同、尊重和追随？追求集体向善、社会正义和自由解放，最终实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信仰和理想的正义事业，这当是一个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政治契约、道德承诺和公信责任。如果这个政党为此愿意担纲和贡献，便能因此赢得文化认同、政治尊严、发展权利而前程远大。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现代化文明发展为主轴而展开事业轨迹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种思想动向：在评价近代以来某种运动是否属于文明性质时，有人往往要么以是否符合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准则，要么以是否符合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为准则，要么以是否符合西方话语体系的所谓现代性为准则，等等。我们不能否认上述认知逻辑和评价逻辑的某些合理价值。但是，各种试图简单地用西方话语体系或者价值标准，来谋求解释和证明中国社会发生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犹如用西方的圣经来考量和测度中国的历史，都存在着制造一种伪证历史的理论范式。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是，除了辩证认知上述逻辑之外，还需要同时考虑到两种情况，即上述运动的实现方式和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主轴——正义和善。人类文明的主轴是正义和善，这正是人类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理由。所谓正义和善，就是追求生命和尊严、公正和平等以及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理想和运动的集合。100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正义和善，是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是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主线和核心逻辑。

就国际政治的历史脉动与中国民族主权的捍卫而言，在面对近现代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的背景下，在20世纪以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潮流的趋势下，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地完成了由西方主导的近代历史的“跪倒式外交”，到以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正式进入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性转换，并以和平方式开启大国外交的历史罗盘，实现了新中国最大的国际正义。在21世纪新的时代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卓越的国际理解力和战略思维能力，建构了中国外交务实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为世界新秩序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照和路径选择，并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给予了当代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以最大的政治贡献。就世界政治历史潮流与中国制度变迁而言，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总体趋势和现代化方向，是由封建制度、殖民制度和官僚买办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换，是由专制和独裁体制向民主和共和体制的转换，这一转化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在于，在应和了世界发展的总体潮流和方向中，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共和体制展示出文明世界的人道主义特质和人民民主方向。这一封建性皇权向人民主权的时代性变革，成为人民幸福和自由的政治前提，也同时成为赢得人民文化认同的政治基石。在民族复兴的意义上，在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下，实现战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突破和飞跃，这一国际分工的突破和飞跃，正在历史地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力量对比态势，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命运，也必然地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最大的事变。

需要说明的是，100多年来，在追求正义和善，并以理性和高效的方式予以实现的历史记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以站起来（即实现民族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富起来（即建立创造财富和力量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并致力于相对公平的分配正义）、强起来（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化逻辑创造出来。

（二）100年的中国共产党事业以人民性特质赢得合法性

毫无疑问，任何最有前途的事业，一定是以实现和满足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的合法性实践运动。合法性的前提是合理性。而所谓合理的价值指向在于，是否以理性和高效的方式，追求和实现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生命和爱、公正和平等以及自由和解放。上述逻辑的核心或者关键是，一种力量集团的事业是否具有伟大前途，要看它是否谋求、捍卫和实现合法性，即人民性。而人民性的体现方式在于，它能否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自主和平等地获得社会主权地位，并以正义的方式赢得财富、机会、希望和尊严。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用三大密码编程和主导了中国社会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社会分工、社会命运和社会理想，并使其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主导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人以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民族文化、以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科学文化、以服务工农劳苦民众走向民主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建立了全新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观。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9]这是使中国人真正成为人的一次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

其次，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中国农业社会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本质上是通过对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的阶级革命，彻底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重构国民财富分配制度、秩序和体系，在全新的利益共同体中，改变几千年来的社会分工和人民命运，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经济主权，奠定人民政治主权、文化主权和社会主权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可以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为深刻的经济关系变革和自由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最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改革运动。一是实行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制度变迁。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土地改革和农业革命运动，通过户籍改革、土地产权关系变革、税制改革和脱贫行动等，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的农业形态和生产方式，尽快适应战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时代变迁，本质上是一场改变人民自由和解放命运的现代化革命。二是选择合理有效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在极有特色地成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基础上，在实现和维护国民财富、机会和尊严等公正分配上，在确保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危机化解能力，成为世界各政党稳健式和安全式建设现代化的杰出典范。三是设计和策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技术层面上，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方向变革，以创新驱动发展，借助技术、交通、网络等现代化发展手段，积极迎接和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凸显中国制造强大影响力。在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持久稳固地进行顶层和远程设计，勾画出科学合理的“强国梦”路线图和日程表，绘制了中华复兴未来走向的理想图景，并以和平发展的方式，确立中华复兴的国际角色基调，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显示出强大的世界性思维能力、战略意志能力和远程设计能力。

（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并自觉担当、牺牲和贡献而赢得人们的政治认同

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20]这是因为，相对于中国社会其他力量集团，中国共产党人更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并且愿意为人民利益和美好生活贡献和担当。在“一大”纲领上，中国共产党强调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始终以“不负人民”为建党精神的价值关照。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1]作为整个事业运动的基本法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法则中，人民是唯一的历史之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22]“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23]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自觉担当、牺牲和贡献的力量集团。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特别强调“不忘初心”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发展逻辑。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能力成功地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现代化模式和分配正义上，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成功地避免了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等问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4]

总之，作为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最具有政治觉醒和社会变革的力量集团和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最具有前途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风雨兼程，筚路蓝缕，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缔造了中国文明史以来最波澜壮阔的历史纪录，开辟和发展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伟大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由诞生到复兴最值得尊重和纪念的光辉岁月。中国共产党的原始基因、光荣传统和时代贡献充分展示了强大的集团能力、历史定力和发展生命力，成为中华复兴伟大事业永续前行的力量基石。中国共产党展示的理想运动和不朽贡献，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真实写照。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