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

1899年前后，康有为的一个弟子提出了问题，小孩子以《三字经》开蒙以四书开蒙，七八岁小孩明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他不明白，不就是变得更蒙昧了吗？当时的儒生不会反对旧学，但知识界有共识，四书五经的文字太深奥了，应该用更浅白的文字来教孩子，用切音字来教孩子认字发音。外交家黄遵宪多次出访日本，著有《日本国志》一书，他从中文日语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和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把语言、文字的分合与识字率、启蒙教育结合起来。

戊戌变法前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变革文字，一方面又不可能舍弃中文传统中所蕴含的教养，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中国文字的优点，在此前提下，引进西方语言、切音文字或者白话，以此来学西方的知识。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非常理解，所以他有一段话：“中国文词之富丽，字画之精工，远胜他国。惟其富丽精工，故习之也难。”李提摩太说，中文学起来太难，读书人十年寒窗，才有点儿成就，要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仔细学中文，这样就没时间学别的。至于洋文，就有中国学者提出“华人宜通西文说”，孩子要学外语，西方孩子学几年就能读书写文章了，并不是他们聪明，而是他们的文章简单。

我在《国文的创生》这本书中看到好多教学改革是从上海发起的，举两个例子。钟天纬在上海办“沪南三等公学”，八岁孩子入蒙馆，专学认字；11岁才进入经馆，学四书五经，兼学英语。……